离开大连《童年碎片》14

杨言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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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离开大连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严冬，来得特别早。过了元旦，没几天就进入了腊月，二月五日就是大年三十了！

我不记得，邻里邻居、街头巷尾准备过年的景象。我只记得，爸爸没有给哥哥买鞭炮，妈妈没有给我做新衣服，大连街头的枪声也听不见了。

窗外灰苍苍的，邮局院里的煤堆高得像一座小山，大烟筒冒出的黑烟歪歪扭扭。寒风胡乱拍打着窗玻璃，急着要闯进屋来。

邮电局来了一群人，喜气洋洋地给下乡的五七战士赠送礼物。

一张大幅的毛主席正面画像，一套四本鲜红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一根木扁担，两只老大的洋铁皮水桶。

礼物的后面，尾随着革委会的命令。就这几天，我们家必须离开大连，搬家下乡，赶紧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思想，一刻也不能停留。

我妈愁苦地说，这冰天雪地的，到了农村，挑水、做饭、弄柴火取暖，可怎么办。等春节过后天气暖和了再搬家，不行吗？咱再跟领导说一说。

爸爸说，你能说得算吗？找那个麻烦，惹一肚子气受！老某家就是去年腊月到庄河的。到了日子抗着不走，他老婆还往锅里下饺子呢！卡车一来，下来一帮人，连锅带饺子都端到了车上，饺子上车还冒着热气呢！

我钻进洋铁皮水桶中，把身体猫起来，让妈妈找我，妈不应。我喵喵叫了几声，也没人理我。我只好喊了：“妈，妈！你看我在哪儿？”妈不耐烦了：“自己玩儿，自己玩儿去！”

爸爸过来拎了拎水桶说：“这两桶水啊，你哥哥可挑不动，得给他买两只小桶。”

【网图，图似当年送给我家的一根扁担和两只大水桶。我家的水桶比图中的更大一些。】

爸妈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用草绳子捆扎打包。就连秋天为过冬取暖劈的木头、托的煤坯，也装进了麻袋和草包里。

家里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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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在收拾一些纸质的东西，撕的撕，扔的扔，剩下的就放进了大纸盒箱里。

她把家人和亲友的来信整理成摞。她的亲人，她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家的亲戚，就像又团聚在一起似的，紧紧地挨着。

爸妈和主要亲属的履历材料，一份都不能缺。年年要填写各种名目的材料表格，还说要放入档案，跟着人走一辈子，丢了可就麻烦了！

几本卷了边的俄语教材，我妈翻看着，踌躇了半天。

那时，大连街头到处都在喊“中苏友谊万岁”，到处都在唱苏联歌曲，邮电局也来了好几位苏联专家。爸妈和一群年轻人报名学习俄语，一连学了好几年。我爸学得真不错，居然还能在局里临时当个翻译。

【1954年，我母亲在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夜校学习俄语初级课程的毕业证书。】

一对好兄弟说翻脸就翻脸，老大哥成了老苏修，牢不可破的友谊也破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舌颤音，姑娘们的布拉吉（俄语，连衣裙），亲密无间的达瓦力士（俄语，同志）......大幕一拉，就谢幕了！

我妈扔掉了俄文教材，只留下那时的集体合影和学业证书。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原位于大连市斯大林广场（现称人民广场），1951年为纪念苏联红军解放旅大而建。1999年纪念碑迁移至旅顺苏联红军烈士墓。】

“你爸爸那时啊，可活跃了！单位每次联欢，他不是唱歌，就是说相声。”我妈后来说。

我惊异地问，爸爸唱什么歌呢？

“苏联歌曲啊！《山楂树》《共青团员之歌》......，那些歌啊，真好听！”

那是爸妈的青春，他们的恋爱季节，我的爸爸就在好听的歌声里。

妈却不说了，除了“敬爱”，其它与“爱”有关的字眼都可耻，见不得人。

我不认识那个活跃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出风头的爸爸，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爸爸唱歌。

我记得的爸爸，经常紧锁眉头，因为头疼不停地揉着太阳穴，高兴的时候，露出一脸苦笑。

【1956年，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所属业余俄文学校第五届毕业师生合影。黄色箭头所指的是我的父母。】

我妈没舍得扔的，还有几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海涅诗选》还是新的呢！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爸妈在我哥哥出生以后，竟然还报名参加了业大学习，学的都是中文专业。

【我父亲从1959年10月起，在旅大市职工业余高等学校学习中文专业，1965年毕业。毕业考试科目有：政治、劳动、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汉语。】

在繁忙和琐碎的日子里，爸爸坚持学了五年，学到毕业。

1963年我的出生，中断了妈妈的学业。她从来没有提起这份遗憾，只是留着这些书，留到纸页发黄，黄得像古董一样。

【我母亲也在旅大市职工业余高等学校修读过“现代文学”科，证书发放日期是1963年9月。因为我的出生，母亲中断了学习。否则，我相信她会和我父亲一起修完全部中文课程。】

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大纸卷，那是卷成圆筒的一张张奖状。

我妈的奖状太多了，几乎每一年每一季度都没落下。

与当时很多人家不同，我爸妈没有在墙上挂镜框挂奖状的习惯。照片都夹在影集中，奖状就卷起来放在箱子里。

我妈展开奖状。奖状们心不甘情不愿，缩紧身体，极力遮掩着获奖者的名字和红色的印戳。

从1953年我妈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开始，邮局先进生产者的光荣榜中，一直都有她的名字。

【大连市邮电局五三年劳模及第四季度先进工作者先进小组合影留念。前排右二是我的母亲。】

我外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我妈知道，只有在工作上更加出力拔萃，才能抬起头来，才能证明自己的人生不是“黑”的。

组织上反复说过，家庭不能选择，重在个人表现。我妈坚信，这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连续几年，她不仅是邮局劳模，还是大连市劳模。

【摘自我母亲的履历记录。】

直到1957年我哥出生后，我妈休了产假，才稍事休息。

两年之后，我妈又全力以赴像陀螺一样飞转起来。只有在心脏隐隐不适时，她才暗暗提醒自己，抻着点，别太要强。

【摘自我母亲的履历记录。】

1960年，我妈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她参加了省邮电系统的技术表演赛，荣获全能项目第二名。

【摘自我母亲的履历记录。】

“有哪些比赛项目呢？”后来，我问哥哥。

我哥说：“数钱，数邮票，一沓一沓地数，看谁数得快数得准。还有，模拟收寄包裹，大包裹用大秤，小包裹用小秤，比的是称量准确，心算邮资。全国省市县区地名，都得滚瓜烂熟。再就是，模拟办理汇款，信封字迹工整、盖戳有力清晰。还有打算盘......反正都是一要快，二要准，不能出错。”

那是邮政繁荣的时代，业务能手全靠手工操作，拚的是脑力，比的是手头，还得有体力。

邮局为了表彰我妈工作出色，年年为单位争光，每一年评工资，就为我妈涨一级。几年下来，到文革之前，她的月工资已达六十五元，是当时企业职工级别的最高点。

但她始终没能入党，家庭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再努力也是徒劳。

从17岁到35岁，我妈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邮政事业。她所选择的，就是党指出的那条路，一颗红心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想，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荒，越走越冷，走到尽头，只剩下一条下放农村的路。非但付出半生心血的邮政工作被强行停职，一家人连在城市生活的权力也没有了。

我妈心里的憋屈，瘀堵得透不过气来。

既然十八年的兢兢业业都证明不了什么，还留着这些纸做的荣誉，有什么用！

我妈拿起剪刀，把大大小小的奖状，拦腰一剪两段，一剪四段，一剪八段，剪成稀碎的纸屑，一股脑儿扔进了炉火中。

腊月的寒风破门而入，在我妈的心里呼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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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那天，传生大哥带着造船厂的几个工友哥们，老早来到我家。

传生大哥从部队复原以后，户口就落在我家，这里是他在大连的投靠地。 见11集《咱家是贫农》 我家这一走，把他闪得不轻。

有工友说：“这大冷天的！怎么不等着过了年再搬，还差这么几天吗？”

还有工友悄悄地问：“是不是你三叔犯错误了？”

传生大哥说：“问那么多干什么，赶紧干活。装车，装车！”

全部家当上了车。

三个铁床架，折叠起来，和几个草垫子靠在车厢边。

两个大柜子，一个是我家的衣柜，木制的；一个是我家的碗柜，三合板的。这两个柜子都是邮局以前的文件柜。邮局在淘汰公物时，把这些东西议价处理给职工，便宜，我爸妈买回来当了家具。

【网图。图似我奶奶留下的樟木箱子。】

三个箱子。最大的是奶奶留给我爸的樟木箱子，算是祖传的大件。第二个胖鼓鼓的，是爸爸的柳条箱子。最小的蓝色帆布箱子，是妈妈从上海带来大连的。

爸妈结婚时，家里没有一件新家具，两个人把自己的铺盖和手提箱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新家。

【网图。图似我父亲的柳条包，很实用，能装很多东西。】

他们结婚以后，添置的新物件只有三个，一张两边可折叠的圆饭桌，一台收音机，一台缝纫机。

缝纫机是妈妈的最爱，我们一家人过年的新衣服，都是她用这台缝纫机做成的。

【网图。图似六十年代生产的、我母亲使用过的前进牌缝纫机。】

这些家什，我妈用了一辈子。她始终没有扔，舍不得扔。

【我家六十年代的盘子。最上面的盘子印有“老三篇”的图案。】

还有两个很有味道的玩意儿，放在车厢的一角。一只是全家夜里要用的尿坛子，一只是爸爸和哥哥专用的夜壶，我们家人称这只夜壶为“老鳖”。

【网图。图似我家当年的夜壶。北方地区民居没有厕所，冬季外面寒冷，男人夜里在室内用此器皿小解。】

邻居们聚在楼门口，为我家送行。他们拉着爸妈的手，一遍遍说，保重，老杨！小薛，要保重啊！

一位老太太抹着眼泪说，不割舍，不割舍（舍不得）啊！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看看俺们老邻居。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下一批没准就是我们家了。

我没看见小娟。从她家的收音机被打坏以后，这位童年的小玩伴儿就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 参见第五集《小叮当死了》

【网图。图似当年下乡搬家时，邮局派出的解放牌大卡车。】

轰隆一声，大卡车启动了。

传生大哥摇着手大声喊了一声：“三叔，三婶，过年我就回村看你们！”

高音喇叭唱起雄壮的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前方......”

【1970年初，我们一家下乡前在大连的合影，也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那年，父亲40岁，母亲35岁，哥哥12岁，我6岁。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

1970年春节前，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一家离开了长江路132号——爸爸妈妈结婚后住了十五年的家，我和哥哥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家。

从此，我的父母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的大连市邮电局。

【长江路132号，2017年时的样貌。】

我们离开大连几年后，我家住过的邮局职工宿舍楼被拆除，原址上又建起了一座五层楼，仍是邮电职工住宅。

四十多年以后，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邮政业务逐渐衰落。曾经热闹繁忙的胜利桥邮局大厅，人去楼空。父母们为之奋斗为之痛苦的一切痕迹，化作了尘埃，随风而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