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记者的那点事儿

习文

【前卫报人·第2990期】 今天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致敬仍奔波在新闻岗位上的我们和曾经是记者的你们，节日快乐！🌞🌹🌹🌹 我当记者的那点事儿 🔶卢军 　　我第一次独立见稿后兴奋和喜悦的样子，让时任政治处组织股长的王殿文老兄至今记忆犹存:“第一篇稿子见报后，卢军高兴地在政治处的每个办公室跑来跑去，好似得了大奖，我印象很深。那是他振作精神的起点，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动力。” 的确，那几天我一直都沉浸在首次上稿的兴奋和喜悦之中，这种感觉没有搞过新闻报道的人是无从体会的,也就是靠着这份独特的“快感”,让我在新闻报道这条路上踽踽而行，多年不能自拔,以至于搞新闻报道成了我28年军旅人生的全部。现在看来, 于我而言, 新闻报道就是“鸦片”,一旦吸食便成“瘾”,再也没戒掉。 👆网络配图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我在新闻报道员岗位上更加勤奋，更加刻苦了。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新闻宣传中，几乎没有别的爱好。每天除了采访写稿，就是阅读、研究《解放军报》《前卫报》,遇到好稿反复看，看到好标题抓紧记下来。如果哪一天不看报纸，心里就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没着没落的。很长一个时期里, 我都能清晰地记住军报、前卫报上刊登的一些重要稿件的版面位置和大体内容。这个习惯延续多年，直到有网络后，上《中国军网》浏览军报成为我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看报、采访、写稿、上稿, 是那时的我的全部世界。可能是太投入了吧,当兵快5年了,我还不会打够级, 我的那些同年兵老乡都笑称我为“小报记者”。1993年底，老兵退伍后，我们团30个金寨老乡仅剩下6个人，为了凑够牌局的人，我这才开始学习打够级，但常常也是心不在焉，到现在打牌仍是“臭手”级的。 👆网络配图 在跟着李居清、陈智、房德双等老师学习的同时,我自己也跟着报纸“照着葫芦画葫芦”,当兵第一年(其实搞报道也就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军区《前卫报》、驻地《青岛日报》、山东《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青年报》见稿10多篇(当然这里面有好多都是陈智干事给我挂的名)。尽管大都是“豆腐块”“火柴盒”,但可以说“字字皆汗水、篇篇有故事”。1990年底,我被师里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三等奖,这在新兵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我们228团偏安于胶东即墨马山, 远离报社。那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电话打到报社需要通过总机层层转接，基本没有打通过，偶尔接通了一次，听到的也都是噪音和杂音；到报社送一趟稿子，就更不容易了。 这种环境条件，逼着我们在稿子的思想性、指导性、生命力上下功夫，用“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打动编辑部。这一点也是我们团报道组前辈们留下来的好传统，就像王振满总结的那样:“我们228团报道组的最大优势在于：善于抓问题。既体现在哪有新闻出现在哪，更体现在去哪哪就出新闻”、“228团报道组，进来是块铁，出去是块钢”。 抓问题让我尝到了甜头, 也让我吃到了“苦头”。之所以“两头都占”,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我把握“抓问题”与“揭露问题”之间的平衡技巧不够，一不小心就捅了个天大的“娄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股开发区建设之风刮遍神州大地，各类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个地方。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地方因招不到商形成的土地抛荒现象，大片良田可耕地好几年都荒芜在那里，造成了巨大浪费。 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为扼制这个势头，杜绝浪费，1993年年初，中央专门下发了“禁止开发区占地抛荒”的文件。 我们驻地前面也有这么块开而未发的“开发区”——“马山商业开发区”。牌子树了一年多也没见有人来开发，好好的耕地上荒草长得快有牌子高了。中央通知下发后，当地迅速行动，把“马山商业开发区”几个大字中间的“开发”二字用石灰抹了去，周边的地也象征性耕了耕,如不仔细看，还真以为种上了庄稼。 偶然之间，我看到了这个场景，联想到中央“禁止开发区占地抛荒”的要求,新闻敏感告诉我，这是条好新闻，而且当即判定这是能上《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耳闻目睹”专栏的稿子。为何这么自信？因为此前，师教导队有个叫夏群良的新兵，拍的一组反映军供大米里面有沙子的照片就上了这个栏目。当时在驻地和部队引起了不小反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这个栏目，琢磨着怎么给这个栏目写稿投稿。 遇到好线索，人自然就兴奋，加上那时上稿欲望强烈，我恨不得马上就行动。但摄影报道首先是要有相机和胶卷,可身为战士报道员的我，这两样一样都没有。当时，我们政治处只有保卫股有一台上级配发的“海鸥D-300”相机，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平时根本捞不着用,只有重大活动才能用一下；再者，当时一个“柯达”或“富士”胶卷都在22到23元钱，而我一个4年兵的月津贴只有20元，还不够一个胶卷钱。 眼见着这么一条“大鱼”在那游来游去,却没有装备去“捕捞”,那种心情就像猫抓似的，火急火燎。每次骑自行车去即墨路过那里时，我都要停下来看上几分钟，心里那个着急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机会终于来了。那年6月,师里在我们团组织军事训练大比武, 团里安排我去现场拍照,这下装备都齐了。那天应该是6月19号,我拍完开幕式和个别精彩的比武项目之后, 就盘算着中午去拍开发区占地抛荒的照片。那时一个胶卷一般只能拍36张照片,当拍完33张后,我立马就说底片没有了拍不了了。 熬到中午，我匆匆在伙房吃完午饭,和维修营房的民工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出发了。登着这辆一半有脚踏子一半脚踏子只剩下中轴的破“大金鹿”,飞也似地奔了过去。 正面、侧面、全景……我用剩下那3张底片完成这个让我兴奋了好久的线索的拍摄。 下午,带着兴奋劲,我又骑车赶到即墨城里, 在一家彩扩部把照片冲印了出来。当天晚上,写好图片说明,装进信封封好口, 郑重地写上:“寄：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耳闻目睹’专栏编辑收”,贴上8分邮票，第二天一早送到收发室发了出去。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抓得准吧，当时的我就很自信地认为：一周后《人民日报》肯定会用。 👆1993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见报稿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3周之后的7月10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以《荒地展》为题，把这3张照片全部刊发了出来，位置居中，标题醒目，版面不小！ 👆1993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见报稿 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这么大块头的稿子, 兴奋喜悦自不待言。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稿子当时给的稿费是300元,后来又被《人民日报》评为“耳闻目睹”年度好新闻二等奖,奖金又发了400元,前后共得了700元。这对每月只有20元津贴的我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时任政治处主任赵朴宇打趣地说:“你小子发了笔小财啊！” 就在我还没从《人民日报》上大稿的兴奋中走出来的时候，一场“风暴”悄然来临。 这篇批评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时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领导高度重视，不仅责令相关部门限时整改，据说还将当时的即墨市市长、书记一起换掉了。 领导讲政治讲大局，接受媒体监督立说立行堪称典范。从这一点上看, 他后来能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也绝非偶然。但下面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尤其是当时的即墨市委、市政府的不少领导,觉得这是给他们捅了“大娄子”、“抹了黑”,特别是知道是作者就是马山部队的报道员之后,个别领导对我更是“恨之入骨”(估计现在提起这事,此人还是余怒未消)。 那阵子, 时任团长张建国、政委王自琳、政治处主任赵朴宇等首长因为这, 没少受地方的气。原本“和谐”的军地关系,让我这个“娄子”给弄僵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师长政委也知道了这事。有次师里在团里搞活动，时任师政委吴继贵专门把我叫到主席台前，狠狠教育批评了一通,说我是“不务正业，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看着吴政委动怒的样子，立正姿势站在台下的我，虽把头低得更狠了，但脖子还是硬硬地亘着。 对此事, 时任师长刘龙光却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等吴政委批完骂完,他开了口:“小伙子, 那个白灰是不是你自己抹上去导演的啊？”我连忙回答道:“报告师长，不是我抹的！” “只要是事实, 就没什么事！”听到他这句浓重的四川话，我原本紧张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本来打算把批评报道见报后我的遭遇给《人民日报》再写封读者来信反映一下的,听了师长这话, 我决定放弃了。 祸兮，福之所依。因为这件事, 我这个战士报道员让两位师首长彻底地记住了。其实，两位首长都是惜才爱才之人,批归批骂归骂，后来在我提干问题上他们都是一路“绿灯”。多年后，我和这两位首长都有联系，特别是老师长刘龙光从26军副军长岗位平职交流到山东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后，又成了我的首长，我们联系更加密切了。现在离休多年的他正徜徉在书法艺术的海洋中，享受着狼毫挥洒间的肆意纵横。这里，衷心祝福两位老首长福寿安康，幸福绵长！ 曝光这个事件,尽管自己没错,但毕竟还是给领导们添了麻烦。“得想个办法挽救弥补一下”,我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大约两月之后,我看到那块抛荒的土地上麦子已绿油油的连成了一片,便又去拍了一张照片,并写了个小稿《昔日荒地展今朝麦连片》发给了《人民日报》。作为曝光后的反馈,读者来信版也登了出来，只不过这次是条带标题的简讯，在版面上也不突出，不仔细看都看不大出来，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更没有引起即墨方面的关注。 是结，终究会有解开的时候。 时光飞逝,转眼两年过去了,已经提干的我有天上午骑车去即墨办事,回来的路上发现以前的那块“马山商业开发区” 牌子, 变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区”, 地里的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我不由兴奋了起来：这不又是一条好新闻吗？如果全国各地占地抛荒的开发区都能变成基本农田保护区，那国家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就牢牢守住了。即墨楼子疃的这一做法对全国而言,无疑有着推广和借鉴意义。 兴奋的我连忙回到办公室, 拿着相机又返回来拍了3张照片，并找到上次的底片, 马不停中蹄地跑到即墨城里一并冲洗了出来。当天晚上,我以《“经济开发区” 变成“农田保护区”——好》为题,配上了说明词。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我写完稿选好照片封好信封时,突然发现时间居然又是 “6月19日”！顿时,一阵欣喜涌上心头。我又自信满满地判定：这个稿子3周后《人民日报》肯定会在同一天发出来。 👆199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见报稿 199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耳闻目睹”专栏果真又刊发了这组照片，连标题都没改！三张照片中引用了1993年的一张，位置也和两年前差不多，版面还更大了，编辑还在说明词上加了一句“接受批评，把农业落到实处，楼子疃镇走上了务实的道路”。 👆199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见报稿 这回，即墨市主要领导高兴了。他们专门宴请了团领导，当他们举杯共庆时，我这个“娄子”也终于让自己给圆上了。那会,热闹是他们的,我成了局外人。 现在想来, 这件事尽管引起了这么多 “连锁反应”,自己受了委屈，还“连累”了师团首长,但我始终没有“悔不当初”。因为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一直都这样认为：作为一名记者、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首先就要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不能担当起公众代言人的重任，就不可为民请命为百姓发声,哪怕我只是一个被战友们戏称的“小报记者”,“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死而事实不可改”！这应该是所有记者坚定不移的职业操守和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纵观中外，凡是有成就的受人民欢迎的记者，无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美国记者里德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十月革命的真相，冒着枪林弹雨采访，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斯诺为了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只身深入大西北，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范长江认为，记者在精神上应当念念于职业的神圣，一笔除了服务于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之外，不容曲用。一句话，你既然选择了新闻报道，选择了记者这个行当，你就要扛起社会责任，就要做一个社会良知的忠实守护者。 　　正因如此，在那个血气方刚的年龄,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我写过《合肥站，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来信，发表在《法制日报》头版；写过反映山东莱阳到栖霞小公共超载的稿子，上了《烟台交通安全报》;还写过……“伐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的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现在，真的好怀念那时的我！ 我怎么在不知不觉中也变了呢？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作者简介： 　　卢军 笔名：兵哥铁马，男，安徽省金寨县人，退役陆军上校。曾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获过“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特约记者”、《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十佳记者”、“首届国防动员系统十佳记者”等荣誉称号，宣传过一批全军全国典型；著有个人新闻作品集《齐鲁兵歌》;现漂于京。 🔶来源：天南地北金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