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五）：“文革”风雨 漫天来 荒唐人间笑是瞋

沧海清风

1966年3月5日山西临汾地区一场暴雪降临，寒风夹着雪霰铺天盖地而来，凛冽的北风发出凄历的尖叫，门窗像是被暴力拆解一般，摇摇晃晃，发出开合撞击的声音。雪霰打在脸上就像刀割般的痛，随后就是冻僵似的麻木，不仅打脸，而且还蛮横地掀起行人的衣领，钻进身体，使人体仅存的热量消失殆尽。暴风雪发疯般怒吼着，肆无忌惮地向所能触及的一切渲泄它狂暴的力量，行进的道路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仿佛冥冥中预示着什么。 黄土高原的雪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其他院校一样正在热烈讨论着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随着全国的政治风向，各学校的“讨论”也渐渐超出 “学术”范围。3月17日父亲与陶本一叔叔到榆次去校对系里印刷的学术材料，中午出发，夜间八点才到达榆次，借宿在陶本一叔父家里。陶本一叔父时任经纬纺织机械厂总工程师，婶婶任会计，家里比较宽敞，完全住得下，父亲担心叨扰的心才放下来。经纬厂本不是诞生在榆次的企业，它的前身，是由黄朴奇、李升伯、钱新之等一票民国资本家于1941年在广西省柳州市开办的“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成立后几经搬迁，曾迁至四川重庆，后迁至上海。1950年，国家决定将经纬厂迁到榆次，在1954年8月1日，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投产。技术人员基本都是上海调过来支援的，所以经纬厂也有“小上海”的别称。经纬厂的建筑在当时显得洋味十足，房子宽敞自然不在话下。

校对工作繁琐而辛苦，两人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才完成了大部分。陶本一叔叔对编辑校对工作兴趣颇高，十多年后，他相继创办了《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3月23日，父亲始有时间去同样位于榆次的山西轻工业师范学校去探访四邑老乡黄竹三师兄，1965年黄师兄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此，教语文和工厂文件写作，学校是新建的，条件简陋，专业又不对口，黄师兄完全没料到会分配至此，不禁牢骚满腹，父亲也只能好言相劝。未曾想7年之后，二人又成为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

1966年卫星地图中的经纬厂

　　三月末，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小草也星星点点地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桃花红杏花白，春意热热闹闹地漫山遍野而来。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带给人们的心理震撼慢慢平复，然而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又激起了一圈圈涟漪，中文系成立青年教师战斗小组，批吴晗批邓拓。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文化大革命”规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会议还毫无根据地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强行捏合为要“搞政变的反党集团”。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人民日报的权，第二天发表了由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国内政治形势出现动乱局面，“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由此，中国历史进入十年内乱时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为“反动人物”的指代。在“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残酷迫害。关押他们的地方，由此引申称作“牛棚”。是“文革”浩劫中特有的词汇，成为“迫害受难者场所”的代名词。 6月6日，父亲和同学们正在农村参加麦收劳动，接到学校通知声援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于是中文系青年教师赶回学校，赶写大字报，并连夜送至火车站委托列车员转给北大。父亲开始是怀着干革命的满腔热忱参加“文革” 的，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年轻人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个任务，文化革命的深入，已经革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领域来了，这是必然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一条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理自己的思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唯如此，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浪潮。”父亲总是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当时普通人谁能想到这是一场历史悲剧，给国家、民族、个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过后，“伤痕文学”兴起，成了中文系研究教学的领域，世事的无常变化，总是让人无可捉摸，回首往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些伤痕一旦刻下永远都无法抹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犹如火上浇油，大字报从此成了某些人肆意妄为的工具。 1978年作为我国“伤痕文学”发端之作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纲领。“文革”之风越演越烈，8月19日夜，父亲和山西师范学院师生赴太原参加批判王中青大会，21日在迎泽大街参加山西省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师院的一些领导也接连被批斗，挂牌子、戴纸帽，游校园示众。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好得很！》的社论，破“四旧”迅速在全国展开。中文十八班同学敲锣打鼓到教室宿舍进行除“四旧” ，大家叫父亲代表教师讲话，父亲只好说了几句，对同学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最坚决的支持。教师们当即把一些小摆设，“封建主义极浓”的书籍之类交给学生,父亲也取下了自己画的山水画，贴上了主席像。这件事只是文革中渺小的一颗沙粒，然而就全国来说，“破四旧”是借着高尚的革命名义，摧毁了人类的优秀文化。而优秀文化最明显标志就是“封资修”的旧典籍和古建筑及文物，谁家藏有这类物品，完全可能祸从天降。北京市工商局提交了《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商标方面的反映和我们意见的请示》，各地纷纷效仿，山西师范学院师生们也走街串巷，在临汾的大小商店查“四旧”， 督促商店方面收起带有不良影响商标的商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发生无数荒唐的笑话和悲剧，无数的文物、古籍、字画、古墓、古建筑被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连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否定。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有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件艺术珍品。却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成了碎石块。 清华大学牌坊上的“清华园”题字被砸烂 红卫兵们 就把故宫改成“血泪宫”，临汾也兴起了改路名、店名甚至人名的风潮 九月初学校遴选赴北京的人选，父亲也在其中。九月五日夜间十点，全院召开进京誓师大会，六日赴太原，由于太原往石家庄的铁路因下雨发生故障，遂绕道大同经张家口然后到北京，七日凌晨四点多抵达北京，宿于中国科技大学。下午，师生去中国文联，此时的文联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每天都有“黑帮分子” 被批斗示众，当日田汉、阳翰笙、贺敬之、张雷、赵寻、吴晓邦、戴不凡、贾芝都被挂牌批斗。接连几天，父亲一行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一些文化艺术单位参观串联，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赴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这是毛主席自1966年8月18日首次接见红卫兵以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乘车乘船吃饭等一切费用全部由政府开设的红卫兵接待站支付，故而前往北京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参观学习，观看大字报的情景。 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下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照片上人物表情各异。
近百万红卫兵涌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旗帜招展，东西长安街也是挤得水泄不通，各路革命师生载歌载舞，急切等待着幸福时刻的来临。下午五点多，毛主席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父亲和大家一样，欢声雷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喇叭里对广场大声嚷嚷：“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憔悴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再次补锅，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入夜，天安门广场灯如白昼，毛主席和林彪再次登上天安门接见原本聚集在东西长安路的革命师生，父亲依旧激动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决心一辈子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共青团员，父亲的想法单纯而朴素，这也是当时文革初始革命师生的普遍想法。能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对每一个热血青年来说不啻是一种荣耀和自豪，一种干革命的激情笼罩着每一个人，同时百万人聚集的环境更是推波助澜，一步步将氛围推向极致。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小时候家里有许多这样的印刷品，现在仅剩半张 从北京回到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帮助秋收秋种，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由于学校的秋收和基建需要留下一部分力量，经过积极争取，父亲终于争取到赴山西绛县横水公社沟塄大队参加劳动的机会。能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父亲非常高兴。沟塄大队自然条件较差，都是旱地。村民大都是河南、山东逃荒而来的农民，村子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间为荒沟，沟两边是村民住的窑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村民才陆续告别沟两边窑洞搬入新建的砖瓦房。师生们白天收割高粱，夜晚突击送肥。9月29日上午割谷子，谷子长得不好，才三、四寸高，弯腰也几乎割不着，下午拔高粱秆，高强度的劳动一直到夜晚才结束。是夜恰逢中秋，一轮皎洁的明月高高挂在中条山顶，全村唯一的水井便沐浴在银辉之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的感叹就这样千百年来交织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床，指井栏）横水镇的千年龙爪柏不就是嫦娥和玉兔曾住的地方吗？（当地历史传说）往事越千年，时光一刻不停地在流转，山一程，水一程，何路向家乡？风一更，雪一更，故园无此声。冷月风萧，父亲的怀乡之情又油然而生。今宵绝胜无人共，长河渐落晓星沉。此刻，只有在农村劳动时，身处大自然中，父亲的思绪才能从骇人的斗争中抽离出来，回归到本质中来。10月9日劳动结束，村民们都十分感激山西师范学院的师生们，村民杨明智几次将馒头悄悄塞进父亲的网袋，父亲又几次悄悄塞回，农民的感情就是这么单纯质朴。经常参加农村的秋收劳动，父亲的胸膛被晒得赤红，给我小时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及至长大，才明白这是劳动的印痕。父亲曾写下《农村秋收劳动抒怀》一首：
黛色已深秋色匀，
鸡唱枝头歌满村。
垂篱玉荚舒笑泯，
向辉金葵有芳芬。
抛将汗水凝乐土，
且向工农学经纶。
驱辕耕读康庄路，
畴作课堂好细耘。
　　诗中充满了对秋天的赞美，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歌颂，刘禹锡也曾热烈地歌唱秋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但他表达的是一种傲骨，而父亲“抛将汗水凝乐土，且向工农学经纶”则是以虚心的态度，肩负起时代的责任，洋溢着秋天劳动的喜悦之情。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这一社论立刻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热潮。10月27日山西师范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讨论串联问题，会上众说纷纭，有人提出先去北京、有人提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几条路线。父亲认为要到社会大学去，不能总待在温室里，只有在高山巉岩上，在风雨中间，才能锻炼出坚强的革命者，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随后，中文系学生两支长征队背着行李卷徒步向延安进发，邓平、杨秀珍都参加了队伍。教师则按比例推选11人去西南串联，父亲位列其中。
10月30日，父亲一行赶往风陵渡，风陵渡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是通往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原的交通要塞，地势极为险要，号称“鸡鸣一声听三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黄帝与蚩尤在此大战，曹操与韩遂、马超在这里兵戎相见，武则天圣历年间在此置关，称风陵津，津即渡口，所以后称风陵渡。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羁旅行役之人通过这里，走入秦晋。金人赵子贞《题风陵渡》就有：“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之句。等待渡船的人很多，船工忙个不停，船在河面不停地往返穿梭。好不容易候到了渡船，坐在船上，望着黄河远去，父亲不由得想起刘禹锡的诗句“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沙经受了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从天涯一直来到这里 ，它们冲风破浪，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正如同父亲此时的心境。渡过黄河，父亲一行便向潼关新城奔去，在那里坐火车往西安去，在西安停留几日，到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串联，接着经宝鸡往成都、重庆。在成都、重庆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跑遍了大中专院校和革命历史旧址，诸如红岩渣滓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等地。 父亲1966年成都杜甫草堂前留影,著名的《春夜喜雨》就作于此 父亲1966年重庆留影,父亲日记中对此段生活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大串连规模日益扩大，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群众也进行串连。部分学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坏名胜古迹。全国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国家财政消耗巨大，无力支撑。周恩来总理在"苦海"中艰难抗争,努力使国民经济能维持下去。总理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父亲一行遂踏上了返校的路程。一路之上，仍不断有赶在停止串连日期之前，进行串连的学生。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 1966年，父亲第一次去北京和重庆的时候，毛主席像章十分紧俏，只允许外地来的师生购买。后来则大批量生产。小时候家中有许多，后来逐渐散失。图为当时家中同款。 大串连虽然停止了，但山西的派性斗争越演越烈。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在江青“文攻武卫”的鼓动下，酿成残酷的武斗。1966年10月5日　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从此开始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运动。山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波平、副书记水提夫也被“炮轰”、“火烧”，院领导统统被打倒。一次张波平被批斗后回家，居然发现床上被子里裹着一包炸药，这是造反派送的“见面礼”，作为1938年10月奔赴延安的老革命，他立即请解放军拆除了炸药。但有两位学生就没那么幸运，自行拆除遗留的手榴弹时，不幸爆炸身亡。学校内各派组织林立，遵义公社、解放兵团、红教工、井冈山、革命造反大队、造反有理战斗队等等，各派组织争斗激烈，有一次父亲的笔记本都被抢走，对方试图找出些可以抓辫子的地方。中文系教工也分成几派，内乱不断。老三届学生毕业时连毕业合影都没有，而是按派别一个班分成两部分，分别照相。这也是荒唐年代的一个景观。
　　父亲自然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运动之中，父亲是一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原则办事。但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又岂是一个普通青年教师能一眼看透的。由于父亲过硬的文笔，写文章的活都是派给父亲，父亲还被委任为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负责人。1967年3月12日—18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太原举行，(代替省人大)父亲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全校仅此一名）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一个革命者的胸襟要开阔，能容下整个大海，即使反对过自己，也不必计较，只要他愿意与自己一道进行奋斗。调查研究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必须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最重要的是做每一件事，每一行动，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父亲曾赋《寄友》一首表达自己的心迹：
雪裹春山白，
旷川素若笺。
东风寄我意，
鹃花明此心。
不做旦夕客，
但求海石坚。
红旗映天涯，
崎岖共向前。
——作于1967年2月7日，立春后三日
父亲的代表证 父亲日记中的插页

　　夏季到了，一天，黄土高原上空少有的冷暖锋交汇，天空云团翻卷，乱云飞渡，大团的乌云腾起千丈之高，随即在天空平铺下来，天地一片阴沉，狂风乱飚，撼动着树枝大幅度摇摆。倏忽静止下来，不消几秒钟，大雨倾盆而下，地上的浮尘挣扎几下，便淹没在雨水之中。瓦檐垂下千根银线，形成一道水帘。人世间的喧嚷逐渐消失在一片水声之中。人生都只是一瞬，何况喜怒哀乐,只有记忆在某刻跳出来，犹如静夜中,大提琴低沉的回旋，仿佛天人合一一般，或嘴角露出微笑或眼眶溢满泪水。

（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