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李济在西阴村考古始末

David

李济在西阴村考古始末 苏华 清代夏县禹王城图 1926年3月，李济和袁复礼在夏县西阴村所拍摄的灰土岭情形 李济和袁复礼于4月15日返回北京。不过，正当毕士博准备与李济面谈时，李济却因伤寒与肺炎，卧床不起。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李济逐渐康复。5月26日，随即在医院中给毕士博写了封信，表示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到夏县，开挖深具学术价值的西阴村考古遗址。毕士博在看到李济的信和《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后，他坚信，如果在中国，要找到一个能全心认同、且愿意实践史密森研究院之“为了知识的增进”座右铭的学者，这个人非李济莫属！ 李济和袁复礼沿汾河流域所进行的考古调查，直接催生的果实便是史密森研究院对西阴村发掘项目资金的落实。当李济觉得自己可以再出门的时候，即与毕士博商量与清华学校合作进行这件事。最终，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校长曹云祥达成了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合作条约。尽管与清华的条件并没有史密森研究院所期待的平分发掘所得，但毕士博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所在意的是西阴村的发掘可以显示北京学术社团，足以接受这样一个纯科学、与经济无涉的研究活动。 9月26日，李济和袁复礼再出发。10月10日到达夏县，拜会县长后，县长通知镇长和村长。到达西阴村后，他们即“相当舒适地驻扎在西阴村长的办公室中”。李济在给毕士博的一封信中写道：“到目前它是个平顺的航行……我也感觉不到未来会有什么风暴……我希望，如果每件事都没出差错的话，几天后我们应该可以动手发掘。”原本计划到宜昌开挖大型古墓的毕士博，由于“新的独裁者蒋介石领军”的“广东势力”拿下汉阳与汉口，往南的火车随即停驶，宜昌的挖掘计划只得暂且搁置。于是，毕士博决定前往西阴村，以便“紧跟上李博士的脚步”。 10月15日，李济挖下了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的第一锹。这一锹落在了山西，落在了离“禹都安邑”的禹王城仅仅十六里的西阴村。毕士博没赶上李济挖下的这第一锹。当他抵达西阴村的时候，李济已经发掘出似乎是“旧石器起源”的彩陶，毕士博十分激动。他在给弗利尔艺术馆馆长罗纪的信中写道：“至目前为止，彩陶出土的时代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说‘铜石并用时代’，如果西阴村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这意味着彩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且在最复杂的地形、气候与无疑的异族影响下，未经历多少变化。” 1926年10月西阴村考古发掘现场 11月初，因瑞典王储、东亚考古和艺术鉴赏家古斯塔夫·阿道夫（1882—1973）及王妃刘易斯将到太原访问，毕士博离开了西阴村，返回太原参加迎接及陪同参观活动。离开西阴村后，他仍密切关注着李济的发掘情况。11月13日，李济致信毕士博：“自你离开后，我们日复一日地发掘——仅有几天的干扰。我们掘出的陶片目前已累积到超过20箱，但还没找到任何完整的陶罐。石器也相当丰富。我已经做了一张清单，列明精确的水平、位置与发现时间，数目已经超过600件……” 11月19日，毕士博从北京回信再次勉励李济：“……我的倾向是持续在你的‘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发掘，且把我们的经费与努力集中在那里。” 西阴村是“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这是多么富有刺激性的一个类比！毕士博的这种比附，给了李济团队极大的鼓励。12月6日，西阴村的考古工作结束，一周后李济和袁复礼乘坐太原英国浸礼教会博爱医院达特的汽车返回到太原。第二天，李济致信毕士博，说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我们在发掘期间度过了许多让人发颤的时刻，简直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惊喜，我相信我已经有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我跟你保证，你会是第一个知道这发现到底是什么的人。但我希望把这个惊喜留到圣诞节——也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时点——再跟你说……十天后见！” 192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李济与袁复礼回到北京。毕士博如愿收到了李济给他的“圣诞礼物”——“一枚被切成两半的蚕茧”。李济说：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要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找着第二个……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在西阴村出土的蚕茧（1.36cm x 1.04cm，上部被锐器割去） 1927年1月10日晚，清华国学院专门为从夏县西阴村考古归来的李济、袁复礼举行了一个茶话会，以庆祝由中国学者独立进行、清华国学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出资方毕士博，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全院师生都参加了这场庆功活动，唯吴宓因回西安探亲，恰巧是1月10日起程，没有参加。 欢迎茶话会先由李济和袁复礼作了报告演说，后由助教王庸（1900-1956，江苏无锡人，后以《中国地理学史》闻名）端了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一个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王国维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这时，李济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可以刻的。”王国维又说：“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陈寅恪见无人回应好还是不好，于是提议，请李济弹一阙古琴作为余兴。还开玩笑说：“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李济是带着古琴去的。”陈寅恪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李济当年赴美真是带了古琴去的。这时，王庸拿了一张琴来，李济也不知弹的什么曲子，同学们听他弹完之后，只看见李济的额头直冒汗。” 1925年冬，李济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与“四大导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这次茶话会，最高兴的该是梁启超。晚上11点回到寓所，就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写信说李济考古回来的事。刚写了一页，清华园的电灯就停止了供电，他又秉烛接着写，一直写完四页，2000多字才搁笔。 1月11日，为展示西阴村考古成就，扩大弗利尔艺术馆在北京学术社团的影响力，毕士博在大羊宜宾胡同总部举办了晚宴。晚宴后，毕士博请在场宾客移驾到图书室，由李济和袁复礼进行演讲。在讨论告一段落后，毕士博宣读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给他的一封贺电：“政策禁止购买铜器。恭喜山西。”“政策禁止购买铜器”，是说1926年12月初，北京城内口耳相传，吴佩孚有意出售新郑铜器，以补军费。毕士博给罗纪发去电报，请示买不买，出乎毕士博意外的是，凯洛格竟然亲自回电给他，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恭喜山西”，就是指李济成功进行的夏县西阴村考古。历史上山西被外国国家元首、政人“恭喜”的事不多，西阴村考古发掘被“恭喜”是为数不多中的之一。 日本学者布郎顺目以李济从西阴村发掘出的茧壳照片，按图样用丝线进行的仿制复原的“半个茧壳” 无论夏县是不是禹都，但通过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所发现的半个蚕茧已成为驳斥中国文化或文明全部来自西方说的一件不容置辩的实证。西阴村的考古，不但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而且奠定了李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西阴村也因此被载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史册。（本文节选自《大夏禹都》） 　　《大夏禹都》 苏华著 作家出版社2022年9月版 苏华著《大夏禹都》书影 大禹是中国远古史真实的存在，还是汉儒编造出来的界于人神之间的偶像？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还是前夏真实的水利工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井田沟池之制创立的时代？大禹的都城在哪里？大夏之墟在何地？这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必须要给出的答案。 本书以历史大视野对夏朝第一都进行全新诠释。作者没有纠缠于人人均可立论的某几条历史文献，也没有陷入何地是夏都的争论漩涡，而是以考古学家李济选择古河东地区进行探索华夏文明的调查首选之地为开端，利用大量的图典和相关通志、府志、县志，通过历史逻辑学的比勘、对照、分析，为河东大地上诞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作了学术和文学相结合的完美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