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变，追上新时代！

杨海洋

我的两变文杨保川 岁月更递，生活就是在一个变字中，日新月异。立足京城，我加入咱城建的户头已有26载，工作和生活之余感受到有两变，一吐为快，与你分享—其一变：笔头变鼠标卑人，嗜好舞文弄墨，1985年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第一首小诗“路”后，更是与笔头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仍在咱老祖的汉字里班门弄斧的爬格子。但，笔却仍了，原来是笔头变成鼠标，咱也酷了一回！在这20多年间，卑人文章忽悠的平淡无奇，但积攒下来的各类钢笔、圆珠笔、签字笔却有那么几十杆，至今，那些各式各样的笔成了我怀旧的纪念品了。那时，在我中山装和旧军服的上衣口袋上，总是别着两三杆笔，不光是显摆着有学问的样子，天天在稿纸上，胡写乱画，笔头子下，居然练出了一手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好字，至今让人夸奖，而心中暗喜。那时，对外给报社投寄一篇新闻稿件，先是构思写草稿，然后再一笔一画的抄写清楚，如果稍微一不溜神儿写错了，卑人，为了对编辑老师的尊重，不喜欢在稿纸上勾勾抹抹，整页儿撕掉，再换一张稿重新认认真真的抄一遍，日久形成习惯，往往一篇文章写好后，手指头累的酸酸的，这还不算完事儿，稍后，还要将写好的稿子小心翼翼的哲叠好，装进信封，写清地址，贴上邮票，上街塞进邮箱。一篇稿件见报，少说三五天多则半个月，更多的稿件则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那时侯发出一篇稿件，就象赶着一辆漫腾腾的老牛车，什么新闻的时效性，见鬼！后来，有了传真机，复印机发稿的速度快了，但，手写的稿子，复印、传真的效果不太好，还容易卡纸儿。到了1989年，转工后我所在的九队也变成了一分公司，那时，正在港澳中心工地上班，谁知道电脑是何物？一天，分公司重新装修了一间办公室，还严严实实的在窗护上挂上了大红绒布，在地上铺了红地毯。领导们三三两两的进出那间房还要换上拖鞋，不知内情的职工说：领导在工地养了蜜儿。其实，那“蜜儿”是一台咱现在随处可见、几乎家家有、天天用的普通的电脑。那时的一台电脑，真象个贵族，专人伺服，据说又怕灰尘、又怕日晒、更是少数领导们的专用品。可谁知道没几年的功夫，电脑贵族就变成了草根儿了。咱40来岁的现代“文盲”也天天萧洒的动起了鼠标，学会了打字、排版、扫描、发邮件，现在发一篇新闻稿件轻轻松松的、省时省力、几秒钟对方就收到了，无纸化办公啦。笔，变成了鼠标。其二变：无房变有房远看象逃难的，近看象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城建的！—流传于1983年的北京1983年城建刚刚兵转工时，好象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并属于他们。那时，刚刚脫下军装的咱城建人，白天，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挤公交、挨白眼儿；晩上，则扎在仨五个人一间的简陋的职工宿舍里喝着二锅头，清一色的男人，讲着爷们间才能听懂的笑话。属于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只有一张硬梆梆、可怜巴巴的木板床，勤快一点儿的，从工地上钉一个简陋的床头柜、小板凳子搬回来摆放在宿舍里。皇城根儿下养尊处优几辈子的子民们自然就会送给城建人这样的顺口溜了。我也是这顺口溜中的一员，一个刚刚拿到北京商品粮户口本的城建人。那时，挤在职工宿舍里的我，最怕老婆孩子突然来京探亲，没锅没灶的，有时赶不上集体食堂打饭时间，连吃的也没有，只好饥一顿饱一顿的。更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安稳的住处，老婆孩子一来，就让同屋的工友们一个个串房沿躲出去，心里感动的至今都过意不去。要是等单位上的那几间周转“探亲房”，还要按资排队、走走小“后门”什么的，一年半载的都轮不上一次。那时，老婆子不在身边的城建人，听到北京小妞最多的一句话是：讨厌！盖房子的城建人，也为住房发愁呀。房子就是一个“家”的标志，兵转工交递过来的城建人，对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那时候，他们的职工宿舍也是“流动”的，每个城建人都有过几次搬家的经历。就说我吧，那几年，从钢院搬到清河，从清河搬到长椿街，从永定路搬到五棵松，来来回回的倒腾，甚至一年要搬上两三回“家”。不过，那会儿搬“家”也简单，把那张硬板床往“解放”大卡车上一扔，被卷儿一甩，一抬腿儿齐了。后来，咱城建发展壮大了，二公司为职工，在吴家村盖了职工宿舍，咱也分上了一居，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了，但，还不能称之为“家”。后来，房改几万元将房子买下，房子变成了咱自己的私人财产。有了属于咱自己的房子后，和妻儿老小团圆了，陆陆续续置办的组合柜、彩电、冰箱、饮水机等大件也有地方安放了，从此，有了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小家，真正扎根在了咱祖辈儿梦想的北京城里了。2004年，咱又花钱买了一套两居室，已在过去来回来去搬家的动荡之中长大的两个孩子，近年，一个买了辆上海的菠萝，一个买了辆海南的“马跑”汽车…从无房到有房，从有房到有车，从一辆到两辆，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年功夫，现在，你听听：就属你们城建人有钱这句话不绝于耳，皇城根儿下的老百姓们都这样说咱们。其实，这20多年里，在咱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又何止我这小小的两变呢？你不变，时代拉着你变、逼着你变，一个变字，就是生活日新月异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