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洒热血写春秋

山童

——《庐山志（1949～2016）》编撰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庐山志》终于问世了。手捧绿色书皮，烫着金字的巨作心情格外激动，五年的辛劳笔耕与热切祈盼，终于铸就了这部宏篇。回想起几十年来庐山志曲折的编纂历程，品味着5年来庐山新志编撰出版的甜酸苦辣，让人感叹不已。

一、曲折的编撰过程

自民国时期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后，70多年来庐山未编撰过一部新中国成立后的志书。为发挥志书的“资治、存史、治世”的功能与作用，1986年11月，庐山管理局首次成立庐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设立地方志办公室，开始编撰新中国以来的庐山志。1989年调整充实庐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人员。当时管理局党政主要领导亲自点将抽调人员，多次参会指导，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不少部门已完成了资料汇编和初稿，遗憾地是由于某些原因，此轮修志在2000年后暂停。2009年为完成第二轮《九江市志》《庐山篇》任务，管理局恢复地方志办公室，与庐山档案馆合署办公，组织力量修志。在完成第二轮《九江市志》《庐山篇》任务后，却又由于庐山管理局体制变动再次搁置。2016年下半年，庐山管理局成立《庐山志（1949——2016）》编纂委员会并设立编辑部，重新组织修编庐山志。尽管中途由于成立庐山市，管理局机构调整而中断一年，但后期勃发。《庐山志》编辑部在管理局党委、管理局领导的关心指导下，依靠管理局和驻山各部门单位的积极努力，一鼓作气地完成了建国以来近70年的史志编纂。2019年底通过九江市志办审核，2020年5月，管理局党委、管理局召开《庐山志（1949——2016）》编纂委员会议，通过了《庐山志（1949——2016）》志稿，并及时送达中国方志出版社审校。志稿全书100余万字近300幅图片，依照志书体例，共分21篇70章，另设大事记、专记、附录等。

二、重整旗鼓担大任

《庐山志（1949——2016）》（简称《庐山新志》）编纂工作于2016年7月开始启动。为确保这次重整旗鼓的编志工作一举成功，2016年7月，管理局下文，成立庐山新志编纂委员会和编辑部，中途由于庐山管理局体制变动， 2017年7月全面开始编撰工作。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国宏具体负责。从全山抽调3名在职，3名退休人员共6人组成新志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李延国为总纂，熊炜、高峰、陈岌、闵正国、郭宏达为编辑。

管理局党委、管理局十分重视此轮编志。局党委会数次讨论编志工作，主要领导多次过问编志情况，还亲自到编辑部看望和慰问编辑人员，鼓励大家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出书，出精品。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国宏经常到编辑部指导工作，协调处理各类矛盾，解决具体困难，并亲自撰写“概述”等章节。

编辑部成立后，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拜师求教，多次请九江市编志办郭科长到管理局讲课、辅导、检查指导；以会带训，培训基层编志人员，先后举办两次全山性培训班；到武夷山编志办取经。参阅国内风景名山志书，网上搜索各风景名胜区已出志书的篇目，细研分析，借鉴对照，吸起精华。

篇目大纲是完成编撰庐山志的关键和核心。大纲拟定后，编辑部展开多次讨论修改，并呈报九江市志办审阅。在实际编撰过程中，各编辑结合分工的篇章，积极提出新思路、新写法。大家集思广益，即论即改，不断修订完善。确保新志《篇目大纲》突出庐山特色，贴近庐山实际，符合志书编写规则。力求做到大事实写，要事祥写，较好地做到了繁简得当。

由于庐山志的修编工作几上几下，管理局机构和人员多次变更，资料散失严重。此次编撰，大部分部门撰稿人为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对庐山和本部门的工作和历史情况不甚了解，不少同志有畏难情绪。为此，编辑部多次深入各相关大单位进行调度与会商，与编撰人员面对面地讨论该系统志稿的编纂内容与写法。较好地起到指导和督导作用。每周五编辑部定期集中调度编撰进度，各编辑汇报编撰情况，提出疑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家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各基层单位初稿汇编完毕后，各编辑开始统稿和编撰，我们又举行5次会商会。大家按各自分工的篇目汇报，利用投影仪将编撰的志稿展示，大家一一评审，提出意见。这样的好处是：全局观念，统一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加快进度，少走弯路。

2019年10月下旬，编辑部分别在白鹿洞书院、秀峰进行三次封闭式统稿，将近300万字的庐山志初稿精简到100余万字，近1000余幅图照压缩到200余幅。及时将初审志稿呈送九江市史志办审评。2019年12月30日，九江市史志办以九史志字（2019）43文：《关于庐山志（1949--2016）的复审意见》，充分肯定和通过了此轮《庐山志》的编撰稿，并提出了《庐山志（1949--2016）审读建议》即修改意见书，同意庐山志稿在报请庐山管理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即可出版发行。

同时，编志办还将志稿送达参与此轮志书修编的管理局党政办、政治处、纪委、旅游产业发展处、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旅游集团公司、植物园、保护区等21个部门单位进行自我审核，提出修改和确认意见，编辑部根据各部门反馈意见再次修订志稿，确保志书质量。2020年6月下旬，编辑部将志稿送达《中国地方志》出版社审校。

三、释疑解惑新探索

本轮新志，是在前两轮编志的基础上进行的。时限为1949——2016年（大事记延伸到2019年）。时间跨度大、容量大、部门机构变化大、基层编志人员新手多、不少部门和单位历年资料遗失较多。面对这些情况，编辑部感到困惑与矛盾多，压力大。

困惑一：山志与市县地方志的矛盾。

在编制《庐山志（1949——2016）》篇目大纲时，我们基于衔接上轮（1986年）编纂大纲，保持连续性和减轻工作负担的想法，在参考上轮志书篇目大纲（1949——1999年）的基础上，重新拟定新的篇目大纲，并报送九江市地方志办审定。这个篇目大纲内容基本上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章的要求设置。九江市志办修改并同意了我们的《篇目大纲》。但编辑部在讨论撰写任务分配时，总觉得庐山的山志特色不明显，是套用市、县志的模式中的中篇体例来写的。庐山虽是我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第一个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但新中国成立后，庐山曾先后设立江西省庐山管理局、中南行政区庐山管理局、江西省庐山特区人民政府、庐山区人民政府。198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厅发（1984）39号”文批复设立江西省庐山风景区管理局，作为江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庐山范围内的规划、园林、旅游、农林、环保环卫、疗休养等12个方面的工作。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发《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庐山管理局的行政管理权力。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庐山管理体制几经变化，数次更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鼎盛时期，管过山上山下的工业、农林牧副渔和文教卫体、疗休养等，行使市县政府的所有行政职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4年设立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后，庐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旅游业。经过两轮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修订，退出工业和主要农业，其行政管辖权仍以山上牯岭为中心，基本涵盖山下环山公路以内2万多人口的各行各业。管理局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市县人民政府行政机构基本相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认为，近70年来庐山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特别是庐山在大力发展旅游，风景区的管理保护建设中的探索和历史经验，必须在这轮修志中留下浓墨重彩。如果完全套用山志，很难全面反映庐山近70年来的真实历程，但完全套用市县志的模式来编纂，那山志的“名”与“特”很难体现。

困惑二：志书体例的统一规范和彰显庐山特点的冲突。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对各地市县志和名山志的篇目设置都有具体统一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庐山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庐山的革命实践和新时期庐山保护管理、建设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应当留史存志。但，志书统一规范的体例和篇章设置，局限了庐山特色和风景区的特点，我们感到一定的困惑。

面对这些困惑与矛盾，我们创新了思路，统一了认识。突破了传统市、县志书的框框，采取既要按照志书统一规范的体例来设置篇、章、节、目，又根据庐山风景区的特色，突出文化、旅游、遗产保护等，并将某些体现庐山特色的篇章节前置和增容。

困惑三：篇目分类与现行管理体制的难度。

庐山管理局现在的党政管理部门有40余个，职能多，涵盖面广，加上几十年来部门机构改革变动多，山上山下数次分合。中央和省市驻山单位时有增减，他们的工作和贡献与庐山密不可分，有些职能与庐山即平行又交叉。在篇目的篇、章、节准确分类上，我们存在困惑和难度。在把握好篇目的篇、章、节准确分类上，我们按照“横排门类，纵写历史”的要求，把在庐山新时期（1949--2016）有过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部门单位，独立设置章、节，加重篇幅和分量。如白鹿洞书院、植物园、自然保护区、别墅保护等。

从古到今，有关庐山的各类志书就有17种之多（也有人说有20几种），这在国内的风景名山中绝无仅有。这近20部志书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宋陈舜俞《庐山记》、明桑乔《庐山纪事》、清吴炜《庐山续志》、清毛德琦汇订的《庐山志》和民国时期的吴宗慈《庐山志》、《庐山续志稿》。特别是吴宗慈主纂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体例新颖，内容详实，引古鉴今。特别新增了“山政”的篇目，开中国历代山志之新风，是中国历代山志中的一座高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庐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庐山的旅游经济迅猛发展，景区建设、管理、保护工作成绩斐然，取得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等诸多殊荣。

1985年《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名山大川，凡具备必要条件者，可编纂独立的志书”。

前有高峰，后有压力。新庐山志的编纂工作经历了两落三起。如何按时保质的在三年之内完成这轮新志编纂的任务，编辑部的同志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抓进度，保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借鉴，厘清了编撰思路，妥善处理好新与旧、繁与简、重与轻等多种关系：

一是注意新志与旧志的衔接。在篇目和章节上保持历史的延续性，把控“厚今薄古”。某些篇章的写法定论沿用“旧论”，如“山名”、“地质地貌”、“水系”等。某些章节开头衔接1949年以前事件，记明“前世今生”的联系。

二是注意繁简得当。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工作、重要部门的工作祥写实记，不漏项，不漏事，不漏人。把控好“三突出”：突出庐山的文化与遗产保护、突出改革开放重大成果、突出旅游发展与风景区规划保护、建设与管理。专门设立“中共中央三次庐山会议”、“庐山申报世界遗产”“庐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三个专记。

三是注意重与轻的关系。续用“山政”。对庐山管理局各职能部门和驻山单位工作，按影响大小、分量轻重，实行详略取舍。文化、旅游、建设规划、疗休养、基础设施、宗教、景区景点、别墅、白鹿洞书院、植物园、自然保护区、旅游集团公司等部门工作记录较多，加重了篇幅和分量。

由于年代跨度大，体制变动多，早期的工、农、商业活动资料缺失严重，难以按年代详实记载。在编撰手法上采取“碎片式”摘录，尽量保证不漏大事要事。

四、汇集名山新特色

1、展示山政合一、名人名山效应

近现代以来，庐山的管理与保护模式一直是“山政合一”。这既是庐山在国内风景名山中的独创，也是庐山对中国风景名胜事业的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近70年来的庐山发展史上，从1949年以前的“洋人富人的天堂”到“劳动人民的乐园”，从新中国第一座高山“疗养城”到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从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到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庐山“山政合一”的管理保护模式在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庐山的行政管理体制跨区（中南大区）、跨省（湖北），前后变更近20余次。1984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文，设立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全面管理庐山各项事业。强有力的管理体制，有效地保证了庐山风景名胜区建设与管理的依法进行，保证了庐山的青山绿水、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

名人效应极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社会各界名流，以及国外政要等，在不同时期为庐山题字赋诗，作画放歌，给庐山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奠定了庐山作为中华名山中的“政治名山”的历史地位，也确立了庐山在世界品牌坐标系上的显著地位。

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山上有座城，管理有政府。经济发展与景区保护管理密切交织；避暑疗休养与旅游开发此消彼长地交替发展。庐山在风景区规划建设，遗产地保护管理、旅游经济发展诸多方面有过艰苦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保护独特的“山政合一”的庐山模式。

新志书在“建制沿革”、“大事记”、“专记”、“风景名胜规划”、“庐山管理局”、“文化”、“附录”等篇章中详细记载和充分展示了山政合一、名人名山效应的庐山特色。

2、彰显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价值

1996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中国庐山以“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庐山申遗成功，填补了江西省当时没有世界遗产地的空白，也弥补了中国没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遗憾。庐山为江西省的发展，为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事业做出来应有的积极贡献。

庐山文化景观在世界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充分展示了庐山在中国名山中的地位，它的自然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集中体现了庐山是“人与自然相互合作的典范”这一主题价值。并在诸多方面对世界遗产价值评估体系不自觉地提出了挑战，有些方面至今还是世界遗产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焦点。

联合国专家认为，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区域优势、地质地貌、水体与气候、动植物和植被，以及历史建筑、宗教、教育、科技以及特有的政治事件等突出的普遍价值，包含了大量厚重的历史信息。庐山的遗产价值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突出了人类与庐山自然的紧密联系，其历史遗迹、美学价值通过自然载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展示出饱满的立体图景，对刚刚开始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评估体系和价值认知具有重要启示和帮助。

新志书在“自然环境”、“风景名胜”、“ 别墅”、“文化”、“旅游”、“民俗”、“宗教”以及“专记”等篇章中予以成分展示。

3、突出了三大亮点

1）、“大事记”和三个“专记”。

大事记：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省、市人民政府，都十分关心重视庐山这个昔日国民政府的“夏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在庐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先后视察庐山。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贾庆林、栗战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时期视察庐山。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各部委办在庐山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和举办学习班。在各个历史时期，庐山还接待了众多外国政要和专家。

来庐山的中央领导多、部委办和兄弟省市领导多；中央和部委办的会议多、来山的外国政要多、社会各界名人多。这“五多”现象在此轮志书的大事记中占有较大比重。也充分展示庐山作为“政治名山”的历史地位和突出的历史价值。这即在国内风景名山中是独树一帜，也是此轮志书的最显著的亮点。

三个专记：

中共中央三次庐山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伟大探索和经验总结。庐山的名字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史册上，可以说是“永垂青史”。三次会议期间，庐山各级组织和广大员工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全力做好会议的各项服务，体现了庐山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多次接见庐山各界人民群众和会议工作人员，给庐山党委题词，为庐山赋诗，是对庐山人民的巨大鼓舞，也是对庐山各项工作的充分肯定。

2）、最早的“国家公园”和历次总体规划：

⑴ 庐山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公园”。 1935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文件（字第6244号），谓庐山“作为国有公园”。 1930年江西省政府颁布庐山管理局组织规程，并经中央政府行政院核准，明确规定管理局管理范围。“以庐山各山地为范围”，管理一切行政事宜，“管理庐山各地风景名胜事宜”，在近代历史上，庐山最早为中央政府划定为风景名胜，并设管理局管理。

⑵ 7次总体规划。从1896年至2012年，庐山先后进行了7次风景区总体规划或地区规划。1896年至1949年2次规划，1949年至2012年5次规划（1956年庐山疗养城规划、1960年庐山地区规划、1984年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86年黑川纪章庐山旅游开发规划、2012年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规划，严格地指导和规范了庐山的开发建设和保护管理。并以法规的形式约束了无序建设。

3）、收录中央领导和各界名人为庐山题诗题词题字（100人）、设立“登山名人表”（1949—2016年）

中央领导和各界名人为庐山题诗题词题字，既是对庐山的鼓励，也是为庐山增添了新的历史遗产。设立“登山名人表”，记载名人的庐山足迹，赓续庐山的历史文脉。

4)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照

此轮志书收集大量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照，既有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中央领导各个时期在庐山的历史照片，还有庐山各个历史时期建设与发展、变迁变化、四季风光、居民生活的大量珍贵照片。分为“图照”、“历史回眸”、“四季风光”、“保护管理”、“旅游要素”、“世界遗产”、“文教卫体”、“科技科普”、“宗教”、“荣誉榜”10个板块。由于受有关出版规定的限制，众多中央领导人在庐山的历史照片未能完全登录。

历经五个寒暑，由中国方志出版社三审三校的审定后，新中国第一部《庐山志》，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了。这部百余万字的史志，凝聚着几代人对庐山的挚爱与真情。字里行间里铭刻着庐山人七十年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处处履迹；篇章节目中映衬着庐山人七十年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条条心路。

志书由李延国担纲总纂并统编志稿。编辑具体分工为：熊炜负责第一篇行政区、第二篇自然环境、第六篇基础设施的编辑；闵正国负责第五篇文化、第十一篇金融保险邮政通讯、第十三篇中国共产党庐山地方组织、第十四篇庐山风景区管理局、第二十一篇人物的编辑；高峰负责第三篇风景名胜、第四篇别墅、第七编旅游、第八篇疗养休养的编辑；郭宏达负责题词、大事记、第十七篇社会综合治理、附录的编辑；陈岌负责第九编农业农垦、第十篇工业商贸物资、第十二篇经济要览、第十六篇法制司法军事的编辑；李延国负责第十五篇民主党派与工商联人民团体、第十八篇科技技术、第十九篇教育卫生体育的编辑。工作中，大家既有专责篇章，又相互交叉补充编写条目。互助精神，难能可贵！

《庐山志》的问世，浸透着庐山几任史志人、参与者们辛勤的汗水与心血。他们中既有前期默默耕耘却难以见到成书的老一代史志工作者，也有乐于奉献、吃苦耐劳、担当初心的现任编纂者，更有庐山一任任主政领导对“资治、存史、治世”的深刻理解、高度重视、鼎力支持。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3年的编撰过程中，全山有近百位专、兼职人员参与志书的资料收集与初编，为本书的编纂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同时，编纂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体例的限制，不能一一注明，在此深表歉意！虽然全体编辑穷尽了努力，由于受到资料、学养、能力的制约，遗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恭请读者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