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见闻（之二）

孙成义

（接台湾见闻之一）

在台北市给我总的印象是，台湾的建筑风格和大陆差不多，但多倾向日本的建筑风格，有人说台北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东京，高楼大厦不是很多，但都集中在市区中心，因为台湾的政政，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在这里，主要的一些干道十分宽敞，但是市区内窄小拥挤的街巷却是很多，〈特别是基隆市更是这样，汽车摩托车，行人同时在窄小的街道中窜行，港口还仍保持在日本统治时期的状况）但在郊区别墅较多，台北的白领人和政界人物，高校教师的住房大都在郊区美丽的山麓之中，因为他们大都有私人骄车，交通不成问题。在台湾一部不错的骄车价很便宜，我所接触到的大学教师都有自己的私人骄车，做为他们的交通工具。

再一个印象是，在台湾，特别是台北市见到最多的交通工具是踏板式摩托车。几乎成了泛乱的程度，尤其是年轻人，尤为大中专旳学生们，不论男女每人都有一辆踏板摩托车，你看吧，在所有学校的四周，在街道的两旁总是停放着一眼看不到头的踏板摩托车。但自行车却很少见，几乎看不到有人骑自行车的。

大街小巷除了骄车就是满街跑的摩托车，所以城市的汽车，摩托车们尾气污染十分严重，见到骑摩托车的人都戴着一个大口罩……。

但是，台湾的高速公路是一流的，因为它是台湾整个省内连接各市县的主要交通枢纽。从台北到桃源，到新竹，到苗栗，再到台中，到南投，到云村，到嘉义，到台南，一直到高雄市。另一条从台中到大鲁阁，到花莲，到台东，再一直到高雄市。这东西两条大通道把全省有机地连接起来。公路两边风光秀丽，道路平坦，过往的斿人心情也十分舒畅。

还有，在台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所见到的公园及公共厕所都不向游人收费，特别是所有的公厕设施齐全（冲水坐便，洗手冲干器等）舒适干净並有专人管理，使人感到进入厕所也很舒服。听陪伴我的老师说，老百姓看一个市长的好坏，不管他是哪党哪派的政治人物与否，主要看他把这个城市管理得怎么样？税收都干了些什么？公共事业搞得怎么样？……

再就是，关于新闻自由问题。在台湾的许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还有大学都是私人办的。所以，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件事，各亮各的观点，互不相让，很是热闹。每天打开电视，只要有不同的台，就有不同观点的新闻报道，报纸更是这样。有骂李登辉的，有担护李登辉的，有揭露上层人物的贪污腐败，明斗暗斗事件的，有骂市长县长的，也有暗杀市县长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只让百姓去评说。我在台湾那些日子，正赶上李登辉，连战，宋楚瑜三巨头闹矛盾，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报导的飞飞扬扬，因为李登辉和连战二人企图去消台湾的建制，事先没有和宋楚瑜打招呼（宋楚瑜是当时的台湾省省长），结果宋楚瑜为此事大为不满，几天下落不明，躲藏起来不见任何人……。

元旦过后，台湾著名摄影家郑桑溪先生，得知我是从大陆来台湾参加中华摄影教育学会的理论年会，特意给我送来一张精美的请柬，邀我参加他私人办的宴会。宴会是在台北市的一家名酒店的三楼宴会大厅举行，当我和吴嘉宝先生驱车来到酒店后，却见到了以＂中國摄影家＂杂志总编朱宪民为团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秘书长胡颖为副团长，中国日报记者王文澜，人民摄影报总编司苏实，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等为团员的北京摄影记者赴台湾访问团全体成员也在应邀之列。我们能在台湾见面，真是喜出望外。因在教学上我和他们都有些往来。特别是胡颖又是我的学生胡若谷的父亲，所以见到他们我感到十分的高兴。在歺桌上说好，以后的几天里我和他们一起活动。（只可惜的是只呆了三天时间，他们就先期返回了大陆）

这些在大陆颇有影响和实力的少壮派摄影家们，在台湾的几天里，他们哪里都敢去，哪像我一个人在这里这么受拘束呢！他们直接走进国民党党部，直接采访国民党官员，他们直接去蒋介石的纪念堂，他们去过许多政治敏感的地方，也去过许多风景名胜地…只要没有人拒绝和阻挡的地方，他们绝对不放过。

在基隆国民党宪兵总部，贺延光和王文澜就揣起相机去拍摄那森严的大门和站岗的哨兵，结果是让人婉言拒绝，这才收起了相机。

那天中午，我们刚从郑桑溪先生家里出来，驱车准备前往双溪，在大街上看到了基隆市国民党宪兵总部，大门的两旁站立两名非常严肃的哨兵，他们头戴钢盔遮住了眼睛，帽带卡在下巴上，两人腿叉开，双手背在后面，腰间佩带上了子弹的小手槍，那幅样子太有意思了，特别是大门两旁的兰地白字，眏衬在哨兵的背后，显得更加庄严肃穆。王文澜和贺延光突然叫道：停车，停车！还没等车停稳，他俩就急忙跳下车，揣起相机，从远处聚焦，就听到卡察，卡察地连发快门响个不停，而且是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进哨兵。最后，干脆走向前去，对准哨兵拍摄特写镜头了。那两个哨兵却一动不动。这时一个军官从门里走了出来，问贺延光：你们是哪里的？贺延光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开始那个军官楞了一下，但马上就很镇静而又和蔼的说：对不起，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示允许阁下拍照，请阁下留步停止拍照。我被当时的情景吓了一身冷汗，真怕那个当官的把他们捉进去！结果是这样处理的，王文澜和贺延光也很客气地退了回来。

朱宪民他们在临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晚上，有两家单位要宴请他们。结果是一个晚上去了两家，一家是中华摄影教育学会下午5点设宴欢送北京摄影记者赴台湾访问团全体成员，我应邀作陪。另一家是在晚上10点由台湾时代报设宴欢送他们，我也应邀作陪。我不会喝酒，只能喝点茶，吃点菜和他们一起消磨时间。两岸的摄影家们能聚在一起也很不容易，这个晚上从下午5点开始，两个地方，一直喝到下半夜3点多钟才结束。等我回到住处，天己快亮了。

他们坐在一起，边喝边唠，无拘无束，就像久別重蓬的老朋友，真是无话不谈。他们谈古论今，从蒋介石谈到毛泽东，从邓小平淡到六四亊件……。他们畅谈末来，他们都在期昐祖国的和平统一。

在北京摄影记者赴台湾访问团离开台湾的几天里，我突然感到沒招没落的，感觉自己一个人留在台湾实在没有意思，我就和吴嘉宝先生商量，准备提前几天离开台湾返回大陆（按原来签定的协议，我在台湾由他们负担的食宿至少要停留20天的），他同意了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