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盛世

海棠

清朝于1644年立国，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疾风骤雨冲击下宣告陨灭，统治中国268年，传十二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此时，英国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尚在酝酿，德国没有统一，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成立，俄国没有进行农奴制改革，日本也没有明治维新。

清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八旗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大清帝国骄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前清的一个半世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最初的4位皇帝因之享负盛名。

顺治皇帝：

作为大清的开国之君，他亲政仅数年，却奠定了 “满汉一体”国策，调和剑拔弩张的民族矛盾。 他积极接受汉文化，继续沿用明朝官员、重用汉人学者，延续科举考试和官制等。

为了稳固政权，清廷先后镇压了各地的起义军势力和南明抗清武装。 “剃发易服”严重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制造许多血腥惨案，犯下滔天罪行。

4任皇帝奋力征伐，清朝逐步统一全国，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鼎盛时领土达1300万平方公里。

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曾母暗沙（现南沙群岛以南）。

康熙皇帝：

前清经历漫长的战争，社会消耗巨大，急需稳定的社会以图生机。康熙帝在位61年，符合传统中国所谓“内圣外王“的尺度，性格既仁慈亦杀伐决断。

他既在朝中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削三藩、亲征漠北、痛击葛尔丹、收复台湾。

中原的安宁迅速带来了繁荣，康熙初年的全国耕地面积约6亿亩，乾隆末年增至10.5亿亩。

土地大量增加，新农作物品种的引进，“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直接导致人口的快速升高。秦朝人口不过两千万，汉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朝已达4.3亿人口。

疆域和人口作为国力的基石，为清朝赓续打下坚实的基础。

雍正皇帝：

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帝在位13年，痛改弊端，铁腕实干。

设立军机处，将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推行改土归流、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存款，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军事上继续执行扩张政策，将青海和喀尔喀蒙古完全归入清朝版图，西北大致和平。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革除土司制度，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乾隆皇帝：执政期间，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大清国力发展到了鼎盛。武力平定葛尔丹、大小金川，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彻底臣服于中央王朝；击退外敌对西藏的进犯，对西藏完全行使主权。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常年保持在6000-7000余万两（明朝最高时2000万两），曾五次大规模蠲免钱粮，计3亿两白银。中国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中国历史中罕有如此数代帝王历精图治，保持如是之久。

“康乾盛世”持续134年，远超汉“文景之治”50年，唐“贞观之治”23年，宋“太祖太宗之治”30年，明“仁宣之治”11年。

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和农业经济模式发展到极端完善情况下的结果：登峰造极的中央专制集权、对内陆边疆的大规模征服、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和经济的空前繁荣。

长治久安的秘密在于政治相对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或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朝野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政治局面安定。

清朝帝国制度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

军队战斗力强悍，且不提胜南明、平三藩、收台湾、攻无不克。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

与盛唐相比，战功赫赫。

唐征高丽，数征数败；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朝鲜。

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入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数次讨伐准葛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彻底臣服大清。

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

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胜，藏永不敢叛。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由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人）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

满清要统治人口数百倍的汉人，内心一直有着深刻的担忧，采取诸多保守措施：

剃发易服，摧挫汉人的民族性；

提倡程朱理学、八股行文，以钳制臣下；

大兴文字狱，扼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性；

借编纂《四库全书》，焚毁大量禁书；

严厉打压工商业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对已经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世界充耳不闻，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国这个古代的帝国。

西方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在欧洲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但是，清政府却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

1793年，英国派遣第一个外交使团马戛尔尼访华，乾隆帝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行三跪九叩之礼。

英国作为当时西方第一强国，不肯迁就让步，还提出通商关税自主要求。清政府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纵穿中国腹地，经广州回国。

马戛尔尼描述“路旁有饿死的尸骨，房屋残破不堪，不少儿童流离失所“。朝廷的繁华与民间的苦不堪言形成强烈对比。

马嘎尔尼使团使欧洲对中国的观点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个政府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清廷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后半期收其果。

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英国就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开始了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

历史是无数合力的结果，无论是荣光还是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