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上（14）

长耳

回到随园，继续我们的课业学习生活。往日中大楼的一些教室，沉寂无声，现在又恢复了往常，同学们进进出出。晚上很晚了，教室里还有灯光亮着。

对我们而言，已经参加过了农村的“四清运动”，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但未想到，马不停蹄，又开展了“忆苦思甜”的教育。一场接一场的报告会，占用了我们不少的课外时间，使我们的精力不能完全投入到学业上。

天上布满星

月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千头万绪

涌上了我的心

……

这是当年十分流行的一首歌曲《不忘阶级苦》中的一段歌词，在广大的农村和城镇传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共鸣，成了“忆苦思甜”主题歌，风靡一时。

后来有人认为，这是政治家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不满情绪的转移。在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艰难困苦的大背景下，发动了“忆苦思甜”，举行报告会，吃“忆苦思甜”饭，回忆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联想新社会的幸福，激发人们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并引用列宁的话，教导人们：“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为此，当时全国城乡各地，都在积极的挖掘典型事例，现身说教。我们学校，也不倒外紧跟。

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忆苦思甜，政教系的一位年轻助教老师走上了讲台，操着一口北方口音，大概是徐州一带人士，他声泪俱下，回忆了在旧社会到处讨饭的苦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下面听的我们，也有跟着抽泣。这位助教老师说到新社会，就像进入了天堂。

过了不多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教室，登上讲台的，是我们班上的徐锦洪同学，也是声泪俱下，给大家上了一堂“忆苦思甜”课。他来自苏南江阴农村，他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好像也是旧社会的苦难，吃不饱。

我听着听着，不知怎么搞的，思想上忽然开了小差，想起了三年大饥荒我们村里的情景。不少人家携儿带女，外出逃荒，我母亲也带着我的三个年幼的弟弟，加入了这个凄凉的难民潮，沿路乞讨，一直到了黄河故道以西，历时几个月，躲过了春荒一劫。

我对徐锦洪的“忆苦思甜”，没有一点印象。但对他被列为全校“学毛选积极分子”以及入党，我记忆尤深。

学校要的有关徐锦洪同学的先进材料，还是学校党委宣传部和校团委的领导让我写的。那时我是校学生会分管宣传的一名成员，又担任校黑板报《南师生活》的编辑组长，负责出版，与徐锦洪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这也许是让我执笔写他的一个原因吧。

我与徐锦洪是同班，但不住一个宿舍，除了上课见面，平时交往不是太多，对他算不上什么的了解。写他的材料，完全是根据他平时记的十几本日记本。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对某个女同学的爱慕，都记在了日记本里。他的字迹不是太工整，看起来是有些费劲，我花了几天的时间，阅读，疏理，找出闪光点，最后写成了一篇上万字的材料。曾经打印出来，我原有一份的，几次转移，不知丢在了哪儿，很可惜。

自此，我对徐锦洪同学有了深刻的了解，更有了敬佩之情。

但想不到几十年之后，远在大西北边陲克拉玛依的他，却因关注一场风波，让他跌入了万丈深渊。被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工资连降三级半，离开了讲台，由一名讲师，变成了打字室的一个工人，负责校对、印刷、装订。他的妻子张继红只是一个家属司炉工。

徐锦洪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咱俩大概已有十五六年没通信了。接着他告诉了我上述的处境。他说，我仍然保持了大学时代的基本优点，而且党性比大学时代纯。我这一生将全部交给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党和人民。当我听说发生了这件令人沉痛的事，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出于一贯的坦诚品质，我参与了“声援”和“募捐”。支部会要求表态，我说了心里话。谁知，这铸成了我的大错。

他在信中还告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说公安局曾派人到单位查看他的档案，一看一片红，才打消了逮捕他的念头。

老徐实在想不通，写信给在自治区气象局当领导的一个高中时的老同学咨询申诉。那位老同学转告他，处分是过头了，但考虑大气候，现在要重新做结论恐怕很困难，要他等一等。

徐锦洪又给我来信咨询，我也不能给他一个希望有的信息。除了一声叹息，我没有什么能力与别的什么办法去帮他。

申诉无门，极度苦闷的他，没有悲观消沉，而是开始了治学与科研。在《苏联与东欧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写出了一部十八万字的《自学成才指要》书稿，后改定为二十八万字。上海华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副教授叶忠海为他的书稿写了序。他的一篇“自学学”论文，获得了全国三等奖，因此，他也被推荐为中国自学学研究会学术委员。

与我同庚的徐锦洪给我来信说，他本来的治学与科研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现转到了新学科《人才学》和《自学学》。他还打算写一部《社会主义权力论》的专著。说他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被打入了冬天，但 从明年五十岁开始，他将迈入学术的春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我接到了徐锦洪的来信。不曾想，这是他最后一次写给我的来信。

讲到了一件让他不愉快的事，因为他不愿意全部自销出版《自学成才指要》专著，只好让它安息了。他坚定表示，不管遭遇如何，我都要孜孜追求事业上的成就。政治理论不去研究了，与它相爱三十年，于今年七月分手了。开始写小说，已写了一个中篇，题为《叛逆》，写理论战线反“左”斗争的，塑造一个忠于党忠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战士形象。

老同学还告诉我，他很想调回内地去，对这里已毫无留念之心，现在更想走，只是他背了一个政治大黑锅，人家怎么敢接受我呢？他要洗清它，不停地申诉。一有希望，他就离开了。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之后不到一年，徐锦洪就不幸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大气候的变化，丢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尚在读书的孩子，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没了，茫茫边陲北疆，到了冬天，成了冰雪世界，孤儿寡母，举目无亲，就像戈璧滩上被击伤了的一只孤雁，在旷野中寻求生存之路，一点微薄收入，今后如何度日？

老徐的长子徐彦在给我的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这天下午五点，他父亲离家去班车站，准备乘车到市医院看病。班车站位于一个丁字路口，路面被冰雪覆盖，很滑，他近视眼，通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急速而来的客货两用车撞倒在地。半个小时后，病人才被送到了一个郊区的医院，家属知道赶去医院已经七点多了。由于没有及时的抢救，留院观察，一直昏迷，第二天再让转市医院，此时已不能手术。到了六日上午，他停止了呼吸，含恨而去。

得知这个噩耗，我惊愕无语，不禁流下了泪水。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同学呢？我不由又想起了他带着妻小，远去大西北边陲克拉玛依前的一些工作和生活轨迹。

一九六八年，徐锦洪和张诚等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语言学院任教。我是前一年被选进了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的。到了星期天，我们老同学有机会相聚，很是高兴。

不久，他们就分别去了部队农场劳动锻练。一九七〇年八月，徐锦洪离开了河北宣化某部队。考虑到爱人张继红和小孩在句容农村，他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镇江地委工作，那样离家近一些。他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不喜欢参加吃喝。有人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成了另类。

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提出了干部要下去，生产要上去。徐锦洪热血沸腾，主动打报告请辞，去农村锻练，担任了句容县后白公社党委副书记。

两年后，又调到了溧水县乌山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他看不惯干部的吃喝，不适应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再次打报告请辞，要求去县委党校当个光头教员。一九七九年九月，他如愿以偿。

此时，农村已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徐锦洪对此一时难以接受，给我来信表示了他的担忧：那不是资本主义了吗，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让他从不着边际的云里雾里的历史伟人书本里走出来，到实践中去，体察民情，顺应民意。……他未再提起。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克拉玛依市来此招聘党校教员，可以解决家属的农业户口问题。他应聘了，并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他要在那里更加的磨炼自己，发出光和热！

哪知他这一走，刚到十年就永远消失了，像天上的一颗流星。他的爱人张继红无比悲痛，来信告诉我：“锦洪在世时跟我讲过，打算在新疆工作十年回江苏，不能让孩子长期留在这里，不然死不瞑目！天晓得，他迷迷糊糊地先走了，永远，永远丢下了我们母子不管，也不问了……”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揪心与伤感！

张继红母子曾一度想离开那个伤心地，调回江苏老家。那时，我已不在江苏记者站了，苦于我的能力不够，就去请另一位老同学出面，一直没有下文，也就不了了之。未能把他们母子调离，我一想起这事，就有点内疚。

这就是我知道的老同学徐锦洪，我心目中的徐锦洪。他的生命压缩了长度，是否提升了生命的质量与分量？留给历史了。

我常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不管多么的显赫与富有；不管多么的卑微与渺小，都只是时空中的一粒尘埃，随着时代的气流，飘浮落下，皆化为乌有。

即使它，有幸掉进了小沟小河，也出现不了一个小的涟漪或一朵小的浪花。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或长或短，台上与台下，最终一个个都要谢幕，都要走向末路，谁也逃脱不了这大自然的规律。

一九九七年五月，我们老同学在扬州聚会。大家又想起了徐锦洪，要我讲讲他的情况。尽管他生前叮嘱我，不要把他的苦难遭遇告诉老同学，但我还是说了，引来一片叹息。

两个月后，我接到老同学朱宗樑的来信，说到徐锦洪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矢志不移忠于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但正如霍守礼同学所说，他永远在政治上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朱宗樑认为，这个悲剧人物是有典型意义的。他写道，窃以为，凭着吾兄的才能和对徐君的了解，可否写一篇纪实文学或者写成一本传记则更好。这样做，既可告慰徐君的在天之灵，又可以作为朋友对他的纪念。

朱宗樑说，记得我家里曾保留徐锦洪一本日记。大学最后两年，我与他在一个宿舍，还是一张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他曾美滋滋地将张金妹（后改名张继红）的信读给我听：你，一个大学生，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把你的终身大事落实在我的身上……至今犹历历如昨。离校时，徐锦洪将自己二十余本《日记》，一火焚之，以示“而今迈步从头越”。吾不忍，从其手中抢出一本以之留念。而今斯人已矣。

朱宗樑的建议当然好，但我考虑了再三，还是未动笔。“大气候”依然如故，而他的悲惨遭遇，也正是由此而生，回避不了。

时间如流水，又过去了十多年。二〇一二年二月，朱宗樑兄再次给我来信，同时邮来了当年他从徐锦洪手中抢出的一本日记本给我，以此催之，了其心愿。

想到老同学朱兄，同徐锦洪一样，也是位重情义的性情中人，刚直不阿，学识渊博，其著述《语文教学微论集》，颇有建树，多次对国家级高中语文教材微观指瑕。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顾之川先生亲自回信接受，认为朱老师的这些指瑕，“为我们对这套教材的进一步修改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老同学朱兄不愧是一位学者型的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名耀业内。

哪知时过两年，我突然得知朱宗樑也驾鹤西去了，与徐锦洪相会了。对于老同学一个个的离世，我深感悲哀。

我们都老了，到了风烛残年，想到该做的事，趁头脑清醒抓紧做，不留遗憾。

于是有了上面的，我对老同学的一些回忆。这里不讲细节，只是概而述之，挂一漏万。还是回到随园时光吧！

（《我的历史碎片》中的一小节，2022，10）

中大楼（长耳摄）

徐锦洪（1941～1993）当年送给我的，现在成了遗照（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