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政府（第8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8章

徐世昌段祺瑞斗法

直皖战争皖系战败

冯国璋、段祺瑞第二次府院之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早年认识袁世凯，1895年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因为“护法战争”，以孙中山所在的护法军政府部队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仍在对峙之中，国内动荡不安，政局极不稳定。

为了自身的权位着想，徐永昌提出了南北双方议和计划，于是南北军阀从“南北战争”转为了“南北议和”。这也正好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徐世昌被推举为民国大总统时，副总统却一直没有合适人选。因为当时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此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作为热门人选的曹锟在失败以后，便选择站在了段祺瑞一方，并在巩固北洋团体后，联合张作霖等人一起向徐世昌提出，要重新组阁段氏，甚至安福国会还用“钱能训国务总理案”来抵制，一时间北洋武人的势力又壮大起来。而这也让列强开始感到不安了。

在南北下令停战后，日本出于嫉妒心理，曾怂恿美、英、法、意这四个国家和他们一起用五国政府的名义，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所以，五国公使便一起向徐世昌提出了劝告，希望中国可以停止内战，共同加入到和平事业中来，同时又表示他们提出劝告并不是想干涉中国内政。但事实上，所谓的劝告其实和警告无异。

很明显，这是列强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使用威胁的手段，而他们这么做，也是因为中国内讧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因为当时欧洲战役已经结束，他们必须提防有些国家利用中国南北分裂的政局来谋取私利，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日本独占中国。

而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许多无理要求和英、美国家在华利益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便找到和他们关系较好的徐世昌，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劝告，所以，这也是南北议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徐世昌来说，他虽然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当选大总统，但手里却仍然没有实权。因为当时北方政府中皖系的实力很强，他们一贯奉行武力统一，推举徐世昌就任是另有所图。而徐世昌就任后，为了巩固他的权位，不让皖系继续做大，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和平统一上，这样他才能利用南方实力派和直系势力牵掣住皖系实力派，从而稳住他的地位，不让自己成为皖系傀儡。这也是徐世昌尽力推动南北议和的原因之一。

当然，要想稳固地位，可不止是利用国内军阀互相牵制，还要寻求强而有力的外援。恰好此时英、美两国为了不让日本独占中国而找上了他，他自然会更加亲近他们。为此，徐世昌还特意拜托驻法公使胡惟德探听外国的立场，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但是要想实行国内和平统一，还必须拥有足够的经济后盾才行。可当时的政府经济拮据，外国列强又不肯贷款给中国，所以，徐世昌曾特意会晤美国公使，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经济支持。但美国坚持中国必须和平统一后才能获得贷款。所以，这也促使徐世昌不得不谋求和平统一来获得外国的贷款，只是后来议和一次次受挫，导致最终也没能获得外国列强的贷款。

为了配合国内外形势，徐世昌授意组织了“和平促进会”，罗织了大批社会名流参与其中。不过该会后来融入了由蔡元培、熊希龄等人发起的“和平期成会”中，一起为和平而奔走相告。当时国内到处都是关于和平统一的宣言，各处商会、和平会和其他团体纷纷发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主战派再不敢声明武力统一了，这令徐世昌更加坚定要推动南北议和运动。

和平宣言发起后，南北将领也纷纷提出了停战议和，先是吴佩孚发起停战议和主张，后来其他将领也都相继附和。当吴佩孚和南军签订了停战协议时，段祺瑞曾派人前来游说和利诱吴佩孚，但他都不为所动，反而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并表示段祺瑞和日本勾结是卖国行为。至此，吴佩孚和段祺瑞正式决裂。后来，吴佩孚又致电冯国璋主和，并多次大骂段祺瑞破坏和平的行为。这种种主和政策都为后来徐世昌推动南北议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段祺瑞等主战派反对“南北议和”，极力破坏。段祺瑞始终坚持武力统一，徐树铮更是认为北洋势力遍及24个省，只要稍加整顿，消灭西南5省（两广云贵四川）易如反掌。段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南北议和困难重重。在徐世昌等人的努力之下，南北政府终于达成了“尊重和平”、“停止战争”的共识，并决定召开南北议和会议，由南北双方各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公众舆论也寄以厚望，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在1919年的2月20日这一天，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租界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分别是陕西战争停战问题和取消参战军与停止参战借款问题。但会议开始后，南北双方对此却各有意见，难以调和。

到了3月3日，南方代表致电要求停止会议，北方代表也相继请辞，这时，会议不得不被迫终止。直到30日，陕西战争停止，会议才又继续召开。但这一次，南北代表又各自提出了条件，却都遭到对方反对，讨论了数日都无法得出结果。后来，南方代表提出了八项条款，却全都被北方代表拒绝，至此会议正式宣告破裂。过了几个月后，北方政府派遣王辑唐作为议和代表，企图说服南方政府继续议和，但却遭到了拒绝，南北议和最终以失败告终。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

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

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没有了参战借口就应该解散，段祺瑞无论如何也不干。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段祺瑞这个督办能指挥中央各部，实际权力和总理并驾齐驱。段祺瑞只是挂个名，具体事务都是徐树铮在操办。

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至库伦后，积极经营，收复了外蒙古，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清末民初，外蒙就在沙俄的运作下脱离了中国的控制——中国有宗主权，外蒙有自治权，但实际上它被俄国掌控。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陷入惨烈内战，无暇顾及外蒙。此时，日本瞅准机会，支持白俄在外蒙搞事情，企图控制外蒙，外蒙王公不想当高丽第二，压力很大。

失去了俄国的接济后，外蒙王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对比内蒙，虽然北洋政府很穷，靠借债度日，但内蒙王公每年仍能收到各种礼物，还有年金拿，过得比较滋润。外蒙王公内心落差很大，他们认为自治虽然好，但如果没有年金俸禄，生活都维持不了——想回来了。

当徐树铮从外蒙议员口中得知最新情况后，他向徐世昌和段祺瑞提出了收蒙之策。

徐树铮的出发点，既有公心，也有私心。公心，是为民族利益考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私心，为自己和手下军队搞一块根据地——当时各省都被军阀占了，只有外蒙是空白，这里地盘广大，资源丰富，开发一下，大有可为。还有一点，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后，仍然饱受来自各方的指责，说它挂羊头卖狗肉，只有把它用在边防上，才能堵住悠悠之口。

徐树铮的建议，段祺瑞当然同意，更何况边防问题归老段管，职责所在。徐世昌也非常支持徐树铮。徐树铮在北京作威作福，徐世昌如芒在背，借此机会把徐树铮这只猛虎调出北京，徐世昌也愿意。

1919年6月24日，徐世昌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筹边使是为徐树铮特设的一个官职，职责是“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各地军队，统归节制指挥”。

理论上，徐树铮可以全权管辖热河、察哈尔、归绥、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以及外蒙一切事务，权力极大。

在徐树铮接手外蒙事务之前，负责处理对蒙问题的是库伦都护使陈毅。

1919年6月，白俄分子谢米诺夫威逼外蒙召开库伦大会，表决外蒙独立，否则就要出兵。外蒙当局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向库伦都护使陈毅求援。陈毅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出兵入蒙，一面与外蒙当局进行谈判，计划趁机撤销蒙古自治。

清朝时期，外蒙政治掌握在王公手中，喇嘛主管宗教。自治之后，喇嘛把政治权力也抓在了手中，王公处于失势被打压的地位。

虽然两派都主张向中央求援，但喇嘛主张保持自治，王公不愿被喇嘛压制，为了重新夺回权力，他们主张恢复前清旧制，撤销自治。陈毅在立场上倾向于他们，双方在一起搞了一个《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草案六十三条。这六十三条偏向王公，引起喇嘛们的不满，活佛派人进京给总统徐世昌带了一封信，要求保留外蒙自治，撤回陈毅。

陈毅主导的撤治，陷入了僵局。此时，徐树铮已经做好了率军入蒙的准备。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从北京启程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他率领随从和先头部队，携带着大批贵重礼物，分乘115辆汽车，浩浩荡荡从张家口出塞，沿张库大道进发。后续部队乘驼马跟进。这一路多为戈壁沙漠，为了便于运输军队，徐树铮事先新买了80辆大型卡车，只需四五天就可以抵达库伦。

10月28日，徐率大部队抵达离库伦一百四十里的叨林。驻守此地的是日军支持的蒙匪富升阿和俄匪谢米诺夫两支队伍。因为素来不和，给徐树铮只用一招“离间之计”，就使得双方火并起来，待到两败俱伤，徐树铮又意外杀到，不费吹灰之力便给全部歼灭了。此为收复外蒙的第一战，出师告捷，北洋军士气大涨。遂又攻占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外蒙要地。11月6日，即结束了外围战斗，徐军主力直指库伦。

11月9日，外蒙高层召开会议，因为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白俄的庇护是指望不了了，便寄希望于日军驻库伦办事处的松井中佐。岂料这早已在徐树铮的预料之中，在击破日军支持的蒙匪富升阿和俄匪谢米诺夫时，先已经以武力震慑，不费一枪一弹，只一通电话，就迫使日军缴了械了。外蒙当局只请来一支白俄军队，约有千余人，又被徐树铮抓住其国内正处多事之秋，军心不稳的软肋，故布疑兵，很快就给击退回蒙俄边境，说什么都不敢再回库伦城了。

眼见着白俄军的溃败，外蒙当局的活佛与王公们也放下彼此成见，企图一致发兵叛乱。徐树铮为人高调，锋芒毕露，这次入蒙他特意做了很多安排，就是要耀武扬威，震慑外蒙人。

军队进入库伦时，他让每辆卡车搭载20名士兵，车内的士兵熙熙攘攘却并不见人，只把清一色的德式枪支显露在外，专门挑人多的街道走，越显眼越好，越招摇越好，汽车驶过城区之后，绕到离市区较远的地方，让士兵趴在车厢里，盖上帆布，然后重新和新入城的汽车走在一起，以此形成军力强大的视觉效果。别人只看到汽车不停地开进来，根本不知道他这次带了多少兵。库伦西郊有一座大型营房，可以驻5个师，徐树铮只带了8000人，为了把军营填满，他命令每个连住足够一个团住的营房，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不知虚实的人，以为他带了5个师入蒙。

外蒙当局听闻，立马就打消了武装叛乱的念头，寄希望于和谈。徐树铮对陈毅的交涉很不满意，推翻了之前的六十三条。他认为：外蒙自治与否，取决于中俄在外蒙的实力对比，现在俄国内乱，中国军队已入蒙，不必和他们废话，直接用实力解决问题就行。他还察觉到，王公们只是想借撤治夺权，并不可靠，而外蒙实权掌握在喇嘛手中，搞定喇嘛才是重点。措施就是：擒贼先擒王，先不管王公，主攻喇嘛，恩威并济。

为了便于谈判，准确理解蒙古人的意思，徐树铮两个星期内学会了蒙语，日常交流毫无障碍。

当时，外蒙权力掌握在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巴特玛多尔济手中，但名义最高领袖是活佛。徐树铮先威逼利诱，搞定了巴特玛多尔济，然后让巴特玛多尔济转告一直拒绝撤治的活佛：不撤销自治，就把活佛拿解进京，听候政府发落。

11月13日上午，徐树铮突然出动三个混成旅，包围外蒙的军队驻地，在宣读了大总统徐世昌的电文后，命其交出所有军械。 外蒙军官尚未来得及将消息传递出去，万余士兵就被当场缴械。 还顺便软禁了“总理先生”巴德玛多尔济。11月15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和王公见大势已去，只得同意撤销自治。

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全境重归祖国。

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符合徐树铮的个性，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外蒙撤销自治之后，徐树铮就回京复命了，此后他又两次入蒙，册封活佛，以及经营外蒙，如开办银行，发行钞票，设立医院，引进蔬菜，修筑公路，勘探矿场等等，还规划要修铁路。

以徐树铮的能力和魄力，如果专心经营外蒙，假以时日，外蒙必将是另一番气象。不过，徐树铮的志向不在这里，其他的军阀也不会容许徐树铮安心开发大西北。

皖系一家独大，行情一路上涨，徐树铮收复外蒙，载誉而归，将皖系的影响力推向了顶峰。皖系势力膨胀，逐渐打破了北洋内部的权力平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

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但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冯国璋19年12月病死后，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

曹锟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搏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于2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作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年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合冯。

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梦寐以求想当个副总统，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了曹锟加入主战派的行列，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年2月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

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张作霖对徐树铮十分不爽，因为小徐这个“西北王”太耀眼了，管的范围太宽了，把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压得死死的，还阻碍了张作霖向内蒙扩张。曹锟也对皖系也不满，因为他的直系势力也受皖系压制，没有出头之日。于是，曹锟决定与张作霖合作，奉系东三省和直系四省，结成了反皖七省同盟。此外，驻军湖南的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签订了军事密约，相约一起对付皖系。西南、直系、奉系，成了反皖三角同盟。这样，全国四大势力中，反皖势力占其三。

中央政府内部，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都非常讨厌徐树铮，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的得力干将，但他和徐树铮关系很差，两人争风吃醋，争权夺利，段祺瑞又偏袒徐树铮，所以靳云鹏愤而倒向了反皖势力。

1920年1月，吴佩孚率先发难，向中央提出撤防北归（南北大战后，吴佩孚一直驻军湖南），皖系控制的中央否决了吴佩孚的请求，但吴佩孚坚决要撤军北返。吴佩孚率军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皖系决定派吴光新取代河南督军赵倜，挡住吴秀才。赵倜本来是中间派，皖系要撤掉他，他狗急跳墙，倒向了反皖势力。反皖七省同盟就此变成了八省同盟。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20日，吴佩孚率领大军北上，湘军（西南方面）根据军事密约跟进填防，轻易击败了湖南督军张敬尧，皖系在湖南的势力土崩瓦解。6月初，吴佩孚大军达到河南，将军队沿京汉线部署，张作霖以“拱卫京师”为名，调了4个营到廊坊，对皖系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7日，段祺瑞把徐树铮从库伦招了回来，商议对策。徐树铮认为，西南方面，鞭长莫及，可以忽略，只要稳住张作霖，皖系就有把握打败直系，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拉拢张作霖，让他保持中立。张作霖表面上以直皖调停人自居，实际上和直系串通一气，根本不受徐树铮的拉拢。徐树铮先摆鸿门宴，后又派人截杀，打算除掉张作霖，不过张作霖一代枭雄，躲过了徐树铮的暗杀。

反皖势力打出的口号是“清君侧”，即清除段祺瑞身边的小人，小人就是徐树铮。徐树铮年少得志，为人飞扬跋扈，做事又阴又狠，不留余地，不仅得罪了各大派系，甚至也得罪了皖系其他人，引起了公愤。这也导致皖系在政治上异常孤立。

6月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

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争斗中，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7月14日晚，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7月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

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坊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

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

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皖系势力瞬间土崩瓦解，皖系的时代结束了。段祺瑞被免去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安福俱乐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大祸首”，徐树铮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达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徐树铮藏在一个箱子里，被运离日本公使馆，然后自天津东渡日本。

1921年1月末，徐树铮自日本返回上海。此后，徐树铮多次寻找机会想卷土重来，先是策划在福建建立根据地（建国军政制置府），后又联合张作霖、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但由于皖系的基本盘已不在，可供徐树铮施展的舞台很小，其挣扎均以失败告终。

1922年11月2日，徐树铮离开福建，经上海前往天津，会见段祺瑞，后又返回上海，隐居近两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撮合与维持段祺瑞和孙中山的联盟关系，另外他还在1924年夏秘密来到奉天，会见张作霖，捐弃前嫌，重修旧好，使皖奉一致针对直系。

1924年10月21日，徐树铮乘英国船出国游历。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1925年12月10日，完成环球考察的徐树铮回到了上海，准备进京向段祺瑞述职。这次考察历时近一年，去了欧美日12个国家，小徐与墨索里尼、斯大林、裕仁等领袖谈笑风生，目的是帮段祺瑞拉赞助。

徐树铮回国时，国内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互抢地盘，浙江的孙传芳崛起，对抗奉军南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复出后沦为冯玉祥的傀儡，由“段厉公”变成“段哀公”。徐树铮一心想将段祺瑞推上总统宝座，重掌大权，打算劝说张、孙两家息兵，共同对付有“赤化”之嫌的冯玉祥。冯玉祥得到这些情报，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树铮杀死他姻亲陆建章的仇恨，遂对徐树铮萌生了杀心。

段祺瑞是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但他是光杆司令，大权掌握在冯玉祥和张作霖手中。徐树铮杀陆建章时，冯玉祥一句不满的话也没有说，但现在不同了，冯玉祥手握几十万军队。

段祺瑞知道冯玉祥的为人，力劝徐树铮不要进京，但徐树铮认为于公于私，都必须见一见主公。1925年12月19日，徐树铮自上海乘轮船进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当天乘汽车抵达北京，12月27日身着挂满勋章的大礼服觐见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在众人送别下乘火车离京赴津。冯玉祥的心腹——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将这一情况通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并请示该如何处置。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新仇旧恨一时涌上心头，指示鹿钟麟将徐树铮逮捕枪毙。鹿钟麟转达冯玉祥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执行，于12月30日凌晨2时在廊坊截住徐树铮所乘列车，穿着睡衣的徐树铮被“请”出列车并挟入张营，随即遭枪杀。与此同时，冯玉祥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接到廊坊，让他出现在徐树铮的随从面前，声言该事件是他为父报仇所为，但事后的各大报纸都披露了冯玉祥杀死徐树铮的真相。段祺瑞虽然对徐树铮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却因处于冯玉祥的控制而无能为力，徐树铮之死也就没人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