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left;"> <b>我的三叔——黄为群</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 他无名,却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他无悔,用心在实践精忠报国;他无所求,安逸的享受自己的人生。他的精神是我们这些晚辈追求心中梦想的精神源泉。</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 我有幸细读了这篇访谈录,转发美篇分享给家人,一位经历了战争年代打磨的老兵。</b></div>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66“无为”胜有为</b></h1><div><b><br></b></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黄为群,原名黄东林(参军后经上级审批改名),1929年4月生,江苏南通人。1946年进入交通大学先修班,1947年正式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就读。1951年1月提前应届毕业参军,参与保卫首都的华北军区防空雷达部队的初创,先后在天津大沽、青岛太平角、连云港大浦雷达站等地当技术员,维修过美式、日式、苏式雷达,1953年1月升任雷达连技术副连长。1955年1月被调到新建的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先后担任雷达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在空军五七干校劳动,先后在嫩江、贵阳劳动4年。林彪事件后离干校,任武汉军区空军雷达29团副团长。1978年转业, 历任上海科技大学电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科技大学校党委副书记、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1990年9月退休。</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访谈中,黄为群朴素地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重点介绍了在大学参与的几次学生运动,谈到了自己参与我防空军雷达兵创建时期的事迹,并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与回地方工作的故事。</div></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口述:黄为群</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采访:漆姚敏、贾皓宇、滕宇璇、邵思瑜、张竹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时间:2021年4月28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地点:上海黄为群寓所</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记录:贾皓宇</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编辑:漆姚敏、贾皓宇、滕宇璇、邵思瑜、张竹阳</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家境与时代同变迁</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勤学与自立共发展</b></h1><div><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张芝山镇,就是现在南通和海门正中间的一个地方。我初小毕业之前一直在那里。日军进南通是1938年3月,我是1939年随全家搬到上海 ,在上海念完小学。抗战以后,其实并不想全家搬过来 ,原来就是开一个纱布店,从厂里面批发纱布,在门市里零售,到上海来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几年后待不下去了,全家返南通。</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1939年开始在上海上学,一直到离开交大,经历了5个年代,包括国民政府统治的年代、抗战时到上海租界被外国人统治的年代,日汪伪统治年代,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统治年代,以及1949年后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年代。后来我离开交大,就离开上海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读的高小五六年级,初中,都在愚园路上,小学就在一个石库门的弄堂里面。初中将毕业的时候,因为家里混不下去了,家里要回南通,让我到一个工厂里当练习生,我还想继续上学,然而家里也没有钱提供给你。幸运的是,正好有次机会,上海有一些大学的教授,带头的是曹凤山教授,因为一些教授不愿意在汪伪政府办的大学里面任教,所以在一个资本家协助下,他们搞了一个学校,叫中华理科高级中学,很好听的一个名字。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所以我能在这么一个地方学习,很幸运的。当时的数学、化学老师是交大教授,物理老师是中央大学的教授,英文老师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更难得的是,这个学校不是盈利的,所以收费收得很低。后来我考取了申报的助学金,就靠这个维持了整个高中生活。</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是1946年进的交大先修班。先修班相当于一个预科班,一个特殊的班,只办了一期,而且不光是交大,国内好多大学都办了这一期,一期就是一年。抗战1945年胜利后,1946年交大从内地搬回来以后,1946年第一期招生。</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6年黄东林先修班生活记录表</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先修班实际就是预科,科目跟本科差不多,只是内容稍微少一点,轻一点,但也是都有教材。它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就是在1944年那个抗战最严重的时候,国民党的兵员没了,所以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中学生参军,青年军就是这么来的。那么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不打仗了,大批青年就复员了,其中有一批人,要想继续上学,为了给他们提供方便,就办了这么一期先修班。那么我为什么进这个班呢?因为我报考电机系,录取率只有1/30,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分,所以进了先修班,以后到47年还是直升电机系。当时还是有不少同学是这么过来,就这一期。</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那个时候在国立大学读书,家庭困难一点,都可以申请公费,吃、住、学杂费全都免了,全都国家提供。买书等其他费用,那就靠社会上的奖学金。当时上海社会上有两个奖学金,一个叫青树奖学金,一个叫叔苹公奖学金。我是考的青树奖学金,这笔钱主要用于买书,当时英文原版书很贵,上海龙门书店都有盗版的书,所以我们买的时候都是买盗版书。还有一个渠道,就是高年级的学长毕业了,就把书廉价地出售给低年级的学生。</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8年黄东林家境清寒保证书</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那么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的话就是当家庭教师赚取生活费。我当家庭教师,就在淮海路常熟路路口晚上给孩子教中学的课程,还有在八仙桥青年会那边教皮鞋店店员简单的英语对话。除了这两个,时间长 一点的,就是在1948年夏天,到松江乡下那里当家庭教师,教得挺好的,但是生了一场病。松江那个地方的话,离海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都去过海边,平常夏天就在它周围的环城河游泳,结果游泳的时候喝了水,那是脏水,得了副伤寒,中医治的时候把我的头发全都剃光了,回校以后人家传言说我在中训团里面受训,中训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团校,我一直没有入党主要是这个原因。解放以后我加入共青团,我1961年10月才加入中国共产党。</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6年黄东林学生照片</div>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明辨时局知是非</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学生运动展情怀</b></h1><div><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在交大这几年,经历解放前和解放后,当时的学生运动,我基本全都参加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因为是1946年进交大的,1946年就有两场很有名的学生运动。</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一个是1947年3月份的交大护校运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两个派系互相斗,使得交大的经费非常困难,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是朱家骅,是国民党的政学系,而交大校长吴保丰是CC系 ,就是国民党中统,然后朱家骅就利用教育部的权力卡交大的经费。所以地下党发动全校的学生护校,到南京请愿,号称是3000学生。我们先到体育馆前面集合,接着坐汽车到北站,结果北站没有火车头,火车头被国民党藏起来了。但是我们有很多交大校友在铁路系统工作,包括机械系的和运输管理系的校友,在那边工作的校友指引下,最后在一个工厂,找到了火车头,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都经过实习和专业培训,能自己开火车。但是国民党当局不让你到南京去,就把铁轨拆掉,火车就行不了了。但是我们有土木系,交大学生把火车后面的铁轨拆了以后,装到前面再往前走,尽管很慢,但是我们是在往前走。这种情况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我们车开到真如那个地方,天还不亮,一早就有国民党的教育部长xju朱家骅和上海当时的市长吴国桢到我们火车停的地方。当时铁轨跟公路之间有一条沟,就在这个沟对面 ,与学生代表对话,最后他们同意了我们学生的要求,也就是护校胜利了。护校之后,学生会和地下党建立了威信,同学们也组织起来了。</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交大护校运动</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图片来源:高校有趣的历史,上海交通大学-护校运动网站 (baidu.com)</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后来有个更大的学生运动,就是1947年的五二零运动。(五二零运动背景:随着国民党内战政策的失败,其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经济上,为了支付大量的军费开支,蒋介石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恶化,国统区青年学生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那个时候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五二零运动就是要“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是南京先发起的,后来扩大范围到上海、全国。当时搞得很厉害,之后国民党就对我们下手了。那个时候我住在新生宿舍,那天晚上,天快亮了的时候,有1000多个特务进交大校园,要抓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我们还躺在床上在睡觉,特务进到宿舍里面,让大家都不许动,一个一个查你学生证,对照片 ,看学生证和你自己身份对不对。当时没有抓到人,因为事先都有准备。天亮了,他们撤出去以后,学生们都到图书馆前面抗议,之后到市内游行,出校门不远就在华山路上被特务打了,游行队伍被冲散了。这个时候退回来大家开会,宣布无限期罢课。所以读先修班的,当时就碰到这个无限期罢课,但实际上没有无限期罢课,所以到暑假里面还是照常招生,这个罢课就这样结束后,五二零运动这才算是完全结束。</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7年师生签名运动--兹联合保证于锡坤等二十一人绝无暴动作乱之行为</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大概1948年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大的事情。一个是募寒衣运动 (募寒衣运动:抗战时期,为维系难民最低生活水准和帮助国家纾难,捐助寒衣、慰劳战士、救济难民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征募寒衣运动。)我参加那个组是到百乐门舞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入百乐门舞厅。还有一次活动就是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重新武装。</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总的来说,学生运动一直不断。还有一次,大概是1948年一个傍晚,在上院靠近容闳堂那个地方的教室,开系科大会。当时也都有布置防范的,好多学生当纠察,在外面保护,这个时候大批特务从校外冲进来,纠察队同学拼命保护,不让特务冲进教室 ,那个时候同学们得信从shi四不同方向围过来,给那些特务形成:反包围,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特务还是逮捕了一些当纠察的同学才撤出,后来因为校方去交涉,又放回来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最后一次大的学生运动,就是在临解放的时候,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4月份国民党就把上海高校解散了,把学校作为军营来使用。在解散前夕,又来了一次大逮捕,同样是半夜,大概逮捕了十几个人。交大校园那时本来学生就少,才一两千,为了逮捕门口竟然还要停着装甲车。</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解放前的这几次学生运动,交大学生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同时交通大学也就成为上海打不垮的“民主堡垒”。</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学校解散以后,上海有家的回家,上海没家的,可以投靠亲戚朋友,还有一批既在上海没有家又没有亲戚朋友可投靠的同学怎么办呢?校方就协调安排到中华学艺社住。那个地方现在叫科学会堂,在南昌路,解放前叫中华学艺社。咱们在那打地铺,住了大概两个月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返校。</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处在时代的大背景下 学习在当时不是很规范的,不像你们现在这样学习环境这么好。但是因为交大入学的关很严,所以进来的学生素质比较高。加上交大有强大的师资力量 ,另外特别是学理工的,交大有务实的作风,学生是非常严谨务实的,从来不搞虚的这一套。正因为有原来进来严的这个底子,再加上交大有这样一种务实精神,所以当时的学习虽然经常被打乱,但总的来讲,这批学生素质还是不错的。拿我空军雷达兵来说,在初创期大概有五六十个交大同学参军,是整个这个雷达兵中间的主要技术骨干力量,说明这一批交大人的素质都还是不错的。</div>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天波浩渺难摸索</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科技报国赤胆心</b></h1><div><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后来我在1951年参军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1950年2月6号,国民党大批飞机轰炸了上海,叫上海“二六轰炸”。国民党总是轰炸,但是真正的大轰炸是1950年2月6号的这次,把杨树浦发电厂,上海最大的一个美商发电厂炸掉了。美商是最大的一个发电厂,上海当时用电量大概16万多千瓦。这一下工厂用电、家庭用电的都泡汤了。所以陈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占领了上海,我们只占领了一半,就占领了陆地,没有占领空中,空中还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来轰炸的那个时候,上海有一部日本雷达,是由国民党的留守人员在那边管理,但它看不到飞机,那次大轰炸也没看到飞机,所以飞机到头顶上我们才知道。所以陈毅就想把雷达搞起来保卫上海,嘱咐要求交大电机系派学生来帮助工作。所以1950年应届毕业的这一批电机系电信组四年级20多个同学,基本都是青年团员,还有个别地下党员参加群团组织生活的21个人,全部响应,去帮助工作。我们的学长到那边,靠二战留下来的一些雷达,手里资料很缺乏,当时手里只有一本美军训练美国军官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原理,还是打印的,中文资料没有。就靠这个自己摸索,在交大校友钱尚平提供的仪器的帮助下,摸索并维修雷达,在苏州河北面外白渡桥那边的上海大厦顶楼看到了空中目标。后来我与友军配合打下了敌机,並建立了上海雷达部队,有几个雷达站分布在启东、南汇、海盐等地,交大学生全责负责雷达站的这技术工作,目的是保卫上海。</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们还有保卫领空的另外一条线,是保卫首都。这是个大任务,南边有国民党,北边有美军和南朝鲜,所以保卫北京领空的任务确实很重。我们这一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军,参加华北军区防空部队雷达兵的。抗美援朝过程中,中央提出来要建立军事干部学校,我们就是这样参军的,实际进去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的是,可能要到朝鲜去,因为抗美援朝正在进行,号召我们大中学生参军。交大学生那个时候参军很多,我看材料记录好像有300多人,差不多占1/10,可能更多。我们是总政治部招的,当时分配到北京雷达部队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有天津的,这几个城市;上海的话有交大的、同济的、复旦的,还有教会的沪江大学。上海的是三四年级为主,因为上海的领导知道,这一批就是要搞雷达,就是参加北京的雷达部队。当时中央有一个意图,就是要搞大规模工业化,首先从东北开始,所以对北京的高校限制三四年级参军,参军的主要是一二年级,所以我们那一批当时建立北京雷达部队,从北京过来的,清华的、北大的、燕京的都是一二年级,没高年级的,高年级的都是从上海来的。我们被北京雷达部队接收以后,到上海培训了几个月,之后又回北京。我们是1951年5月以前回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前的游行,可见当时确实很重视这批技术兵。当时部队里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也只有初中程度,所以这批大学生进部队,从上到下都很重视。</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在部队里面前几年是在北京雷达部队(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雷达121营)的连队里面当技术员,操作过好几种雷达,日本的,美军的,苏联的,各种不同性能的雷达都操作过。在天津大沽的站,青岛的站,后来到连云港的站都工作过,做的是技术人员的工作。这个时候工作相当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搞的雷达,都是旧仓库里面找出来的东西,经过拼拼凑凑才能勉强组装起来,故障非常多,还没有资料,就很伤脑筋的,所以能够顶下来就要靠在交大打下的基础。因为我们交大当时培训的风格就是欧美的风格,本科是广泛地打基础,跟苏联那个模式不一样。所以有这个基础以后,到实际工作中间,碰到新问题,有自己自学的能力。我们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个情况,没有指导老师,没有资料。另外,它一个拼拼凑凑的,不是原件。比如说,接收机和显示器是日本的,发射机原来的发射管功率很大,用的是水冷,但因为没有这个材料,所以后来改成另外一种风冷的管子,然而它跟别的器件如几万伏的高压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又不匹配,1952年我去接收兵器时,就算是在工厂待了两个月,这一问题也解决不了,也无法匹配。因为这些东西当时都没有这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所以非常困难。拿个例子来说,1949年暑期我跟另外两个同学到南京无线电厂实习,这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南京解放后刚被我方接收,生产军用的收发报机和收音机,收音机怎么生产的,就是把美国的飞歌牌收音机零件引进来装配起来,在机壳上把飞哥牌牌子的那个漆搞掉,再把无线电厂的那个牌子搞上去。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底子。</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这一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还受了一个处分。1953年1月我已经提升为技术副连长了,全面负责连队的技术管理,训练,兵器維修工作,还要参加差不多每天6小时一班的战备总值班。双机站24小时开机 ,故障不断 ,不分昼夜的都得即刻維修。在这样常时间超负荷工作下,我一次战备值夜班的时候打瞌睡睡着了,操作员也睡着了,受了警告处分。因为人员都睡着了,雷达网就出现了一个缺口,如果出问题的话就是会出大问题。两个月以后处分撤销了,因为是身体撑不住倒下了,当时红血球少了一半,还检查出肺结核,累垮了。后来送到华北军区的医院住了几个月,治好了。8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这种工作你没有一点底子,你是顶不下来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后来就好办了,一个是国家为了培训雷达专业人才,专门成立了学校,高中毕业以后收进去,学两年出来,到连队当雷达技师,把我们顶替下来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雷达生产出来了,经过严格的生产程序,这些雷达故障很少,很稳定,就少了很多維修的问题。在这两个背景下,我们原来这一批人换了工作了,有的到团里面抓技术管理,有的到军械站,有的到军校,有的到机关, 等等。我在1955年1月,被抽调去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这是一个专门轮训在职营团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的学校 ,对工农出身、文化速成的干部,进行专业化教育,使之适应兵种的领导岗位。在军校,已经看到我们自己生产的雷达,有仿苏联的,仿美国的,自己生产的雷达,首先配备了军校。为什么那么快?因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力支援我们的工业化,电子管等零件都能自己造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当时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很少,整个部队的文化水平都是很低的,所以解放以后要扫盲,办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没有现代化的武器,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力量,就没法国防现代化。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不但要国防现代化,而且还要革命化,正规化。所以在坚持党的领导,保持革命传统,提高部队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当时办军事干部学校,就是为了解决国防现代化的技术力量问题。大批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进入部队,解决了技术问题。我拿雷达站做个例子,我刚去雷达连队时,里面连长,副连长,指导员等等,都是老同志,包括战士都是战争年代的兵。在连队里面,搞技术工作的是大学生,高中生当雷达操纵员,初中生当标图员、电话员,还有电台报务员,其他岗位由老战士来承担,人员结构就是这样。招进去的这些学生兵,绝大部分都是共青团员,入伍后经过政审,保证了政治质量,这些人经过党的教育和实践,积累经验,慢慢就成为我们党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所以这样既保持了党的领导,又能够保持了我们原来的革命传统,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国防现代化,完成从原来单一的陆军、比较文盲的部队到一个多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部队的转变。其中雷达兵的创建,就是我们参与过的工作。</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雷达兵成立70周年纪念盘</div>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乱世与否,利国之行不止</b></h1><div><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再到后来,就是文革。文革的时候,部队里面很多院校都解散。为什么解散呢?因为毛主席有一次问叶剑英,有多少部队院校,叶剑英说111所,毛主席来三个字,“妖妖妖”,这是个评价。毛主席认为高炮兵,不用经过培训,只要实际操作操作就行了,空军、地勤人员,经过短期的训练一下就够了,不用专门学习。所以很多军校都解散了,但留了一部分技术性的,使得以后也有恢复的基础。我文革的时候,在空军的五七干校待了4年,其中嫩江待了2年,贵阳待了2年。林彪事件以后,后来在1973年就分配到武汉军区空军的雷达29团当副团长。所以在部队的这个几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过来的。</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实际当时交大的同学,在部队有50多个人,绝大多数都是电机系和电信管理系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两个,少量的还有物理系,都是比较相接近的。我们这批人在部队里面,在学术上面我们没什么突出的贡献,但是在部队的建设,从国防现代化建设一个兵种的角度来看,交大这一批人是起了大作用。尽管清华北大也有人在部队,但是因为他们是一二年级进来的,没多少专业的基础。</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是1978年退伍的。这个当时邓小平提出来要大裁军,因为文革中间军队很乱。刚开始的时候让我转业,但后来邓小平一个指示,说要保留三种骨干,战斗骨干、政治骨干、技术骨干,我就又不能转业了。后来最终转业的时候,我听说上海科技大学有个电子物理研究所,我回来后,就是分配到这个电子物理研究所当副所长,总支副书记。因一把手有病未到位,我全面负责,后来工作了几年,有了一点成绩,正好那个时候新老交替,所以1982年的时候提到上海科技大学校党委付书记。1984年10月调到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当副院长、党委书记,一直到退休。回到地方以后,尽管是接触到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主要是转到管理工作这一方面去了。我是1990年9月退休的,已经退下来30年。</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总的来说,我这一生,要讲功绩,我没啥功绩,要讲学术成就,我也没什么大的学术成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大人,交大的传统和精神 ,基本上是实践了。作为一个交大人,不忘初心,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就是回报社会,我是回报了社会了,尽了力,不留遗憾!通过回报社会,也反映了我们没有辜负交大的培养!</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黄为群接受交大师生采访(左起张竹阳、贾皓宇、黄为群、邵思瑜、滕宇璇、漆姚敏)</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摄于2021年4月29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