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印记（三）中学岁月：火烧沟记忆

大杜

　　1963年9月，经过小升初考试，我被录取到位于县城西郊火烧沟的三台一中就读。火烧沟与我家有缘，先严曾就读过的国立十八中、先慈曾就读过的三台县女子中学都曾在火烧沟办学。

　　据学弟庆哥儿（张庆）采集整理，火烧沟地名源于一个民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三台县西山腰一个山洞里有一对金牛，能为勤奋的穷苦人将牛粪化为金子。一老巫闯入洞中想抓走金牛，金牛长啸而起，双双一纵冲出石洞，洞门咔嚓一声猛然关闭，老巫被关在洞中。雄牛性烈，冲出洞时一身烈火，见山南凯江水清，便向南奔去，不想引燃沟中树丛，沟火冲天，故称为“火烧沟”。雄牛跃入凯江，熄灭身上烈火，起身再回西山，却找不着伴侣了，便凄鸣一声，蜷伏在山东面空地上，化成了“牛头山”。雌牛受惊冲出洞后，见南边大火冲天，又不见伴侣身影，情急之下，便向西飞奔，在大石岗（今金石镇）停足，卧地嘶鸣，想等待伴侣前来寻找，不想，天鸡突然叫了，雌牛无法回到西山，便化成了石牛，称为“卧牛石”。

　　这张老照片就是当年的一中！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四通八达，开放办学；四周翠绿的桑海环抱，三台山和校园遥遥相望；400米跑道环围着标准足球场的运动场和校区之间是一道笔直的沟渠，几座大小石板桥相互连接；左边是当年的教学楼、行政楼（图书室）和几幢男生宿舍楼，右边是几排平房教室和女生院；小山坡上是雄伟的学校大礼堂，读书的三年时常拎着板凳到那里去聆听校长书记的大报告，文革时期学校宣传队在那里排练和演出……

　　2004年1月27日，我们四班十余同学重返母校，旧时的学校大礼堂正在维修，故拍照留念。

　　三台县的近代中等教育史上，较长时间都是男中女中分别办学，有着浓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残存。 直到1936年夏，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合并于县立男子初级中学，实行男女分班合校授课。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施行男女混合编班授课的中等教育模式。

一中1966级共有8个教学班，一些县上教育界人士是在试图探索论证在县里恢复分办男中女中，或是复辟男女学生分班合校的中等教育模式？反正在我们年级设置了“尼姑班”（一班，全女生）、“和尚班”（四班，全男生），我们百余男女学生成为了教育实验品，成为新中国三台县教育史上昙花一现的怪异“奇葩”。

我也恰逢其时进入了这个我们自称为“和尚班”的空前绝后的班集体，并担任过生活委员，打牙祭时负责将两个大半脸盆的回锅肉均匀地分给五十二个同学。没到我们毕业文化就被革了命，论证结果自然无从稽考，反正家乡至今仍未分办女中男中，连我们那样的男女学生分班学习也没再进行过。

当年的中学同学早已各奔东西，掐指算来已有十余人作古。但“六六四”这个班集体在母校仍使当年的老师们不能忘怀：清一色的“纯爷们儿”，各学科学习成绩都居于年级前茅，体育运动和生产劳动方面更是无人匹敌，在“文革”中的冷静和理智也使他们记忆犹新。

　　清一色女生的一班毕业照里左边站立着几何教师丁世振和英语教师霍联科两个男士。我们四班毕业照里不但是师生男性清一色，而且人手一册“红宝书”，与身后冯安远老师画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相互呼应着那个火红的时代。

　　《毛主席去安源》是刘春华创作的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为表现题材的油画，1967年10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这幅油画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每天清晨，悬挂在水塔上方的筒形大钟由敲钟人陈世溶准点敲响，大喇叭里随即播出节奏鲜明的《骑兵进行曲》，同学们陆续从宿舍走出，在大操场的标准跑道上晨跑几圈；随即洗漱、早餐、上课……那三年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度过。

　　 一中的体育课程和运动都抓得不错，特别是教工篮球队全县无敌，“二李一张”三剑客在三台篮坛称雄。

我们班的体育课是和一班合上，一周里有这样两次男女混搭在广阔的大操场上课。一起做完广播体操后，我们多数时间是踢足球，一班的女生则开展其他体育活动。偶尔足球被踢到她们那边，一些女同学抱在怀里不还给我们，最后还是得由彭庆云老师出面解决问题。

运动场边时常出现一些小摊。我班刘光明同学的父亲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三角杠上挂着一个大帆布包，装着各种修鞋工具和材料，在操场边为同学们修补胶鞋布鞋，那时可没有同学穿皮鞋。还常有一个卖卤肉的徐胖子，挑着两个上面放着摆有香喷喷的卤肉的小簸箕的箩筐，操着一口北方话边走边叫卖：“来一点儿吧！猪头肉一毛六（一两），肥肉一毛八！”

　　大操场南边是滨临凯江的小山坡，江对面历史上曾有一座云鼎寺。凯江在此处河面宽而平缓，而且是由浅及深，当年学校的游泳课就是在这里进行，插上几面彩色小旗就算是圈好的游泳池。也许是当年身体太瘦弱， 下河就象个秤砣，进中学两年，不管怎样总学不会游泳，教体育的彭老师都不耐烦地说我是旱鸭子的命。

我们班刘光明同学是游泳高手，还参加过绵阳地区运动会得并获得名次，他主动提出要教会我游泳。有一天，他用一只手托着我游到水深处突然放开手，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一下子沉向水底，咕噜噜地连喝了几大口河水，鼻孔也呛得火辣辣的，求生的本能使我手忙脚乱地乱划乱蹬。说也奇怪，身体自然地浮出了水面，他在旁边向我招手说：“快！快！快向我这边游！”上岸后，他才说：“不喝点河水哪里学得会游泳，我这一招怎样？”

只要身体不下沉，要掌握游泳姿势就容易了。不到一周时间，我就学会了蛙泳、侧泳、仰泳等几种姿势；不到一个月，就和其他的老师同学一起横渡过了我们称为“东河没有底”、抗战期间曾经淹死迁校三台的“东北大学”游泳冠军的涪江近300米的江面……这段难忘的经历也给我后几十年人生道路以莫大的理性启迪。

　　这是一中教师早期的一张照片，后排右起第一人是我初一的班主任钟邦杰老师。当年的生活较为艰苦，营养一般，少时我矮小瘦弱，进入一中入学体检时仅身高1.33米、体重47市斤（23.5kg），因而我坐在第一排课桌第二张靠中座位，学号4号。不过后几年我个子长得比较快，二年级坐到第三排，三年级坐到了倒数第二排，

　　也许因为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的遗传基因，我对数学也具有一定爱好和“天赋”，在小学高年级时就曾几次纠正算术老师教学中的错误。初一教我们代数同时担任班主任的钟邦杰老师是父亲的好友，总想培养我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和发展，随时随地来问我有无疑难。但我觉得初一的数学太简单，不到半期时就将全本书的练习题自学完成，并且没有差错。

教语文的陈德厚老师见我自习时间大多在演算数学题，多次找我谈心，引导和激发我对语文的兴趣，还让我兼任语文科代表，并且在讲《卖油翁》、《荔枝图序》等古文时，抽我长时间回答问题和翻译课文，激发和彰显我在古文方面的能力。本来我自幼就喜欢阅读古文，读诵《注解千家诗》还在开始读小学之前，古文的基础还不错。第一学期语文基础知识考试（没考作文），我差点儿得了满分，答案全部正确，只有一个错别字被扣了半分。试卷在平房教室山墙的宣传栏张榜公布时被四舍五入为100分，但我的数学基因告诉我，100分应是全对无差错，我只能算99分。陈老师同意我的想法，亲笔去更改了墙上的分数。1978年参加高考，我的语文考了78分（满分100分），也还得益于当年的语文基础。

　　1964年，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浪潮也冲进了中学。工作组进校后，召集全校各班班干部开了一个神秘的动员会，个子高高、身材瘦削的王组长压低嗓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令全场人不禁肃然起敬，然后大讲起学校领导、老师和总务部门都可能有大量“四不清”的问题，譬如宣扬封资修思想，发社会主义的牢骚，克扣贪污学生六元一月的伙食费等等等等，让大家发动同学们积极向工作组检举揭发。

每天上晚自习时，我们总能听到对面小二楼图书室里慷慨激昂的批判会的声音，听说是让教职工“洗手洗澡，轻装下楼”。“你肆无忌惮地宣扬美国的流浪汉穿的都是皮鞋，这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这是对教英语的段生林老师的严厉指控；“你在课堂上多次无耻地吹捧封建帝王的开明，这是发泄你对社会主义的不满……革命队伍里少了你杨真，历史的洪流仍然会滚滚向前！”那次通宵对教历史的杨真老师的激烈批判，致使他次日给我班上课宣读讲稿时几次出错。

　　“四清”中，学校的教学工作倒是基本正常进行，同学们也还基本平心静气地生活。最实惠的是抽调教我们数学的精于珠算的钟邦杰老师担任总务主任，清理旧账，整顿食堂，很快大见成效。同样每月交六元伙食费，原来每周打一次牙祭变成了两次，虽然次次都是回锅肉，同学们仍然百吃不厌，早饭的泡菜也都用红油辣椒拌过，总算“清”出了伙食方面的重大成果。

　　火红时代英雄辈出！1963年我们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进入一中，1965年又涌现出新的英雄——王杰。王杰同志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73081部队工兵营1连5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上午，在组织民兵进行实爆训练时，当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为了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他临危不惧，毅然扑向炸药包，英勇牺牲，献出年仅23岁的生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全国军民学习和发扬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1965年1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学**杰活动。

我们学校当然不甘落后，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学习活动。我参加的美术兴趣小组在任洁老师组织和指导下，在行政楼外的宣传栏上，展出了二十多个同学摹画的王杰英雄事迹的连环画，依稀记得我画的第十二张，王杰班长指导战士们埋地雷。

　　在我们的中学时代，生产劳动是必修课，抗旱、栽树这些不算，挖堰塘的重体力劳动起码就有几次。印象最深的是修建长坪乡“五里梁”大水库。当地过去曾有民谣说：“有女莫嫁五里梁，咪儿红苕救命王，要想吃碗白米饭，除非下海见龙王。”县上组织了万人大会战，在五里梁上修建一个大水库，另建三级提灌站把涪江水蓄在这高高的山梁上。我们班全是男生，当然是主劳力，安排在山上住了整整半个月，每天披星戴月，掘土筑坝，抡大锄，挑撮箕，搬石头，打石夯。每天汗流浃背回到驻地，吃着学校食堂派来的杨师傅给我们煮出热气腾腾的白米干饭，喝着白豌豆炖的猪肉汤，还真正领会到了“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崇高思想境界。

　　当年筑坝全是用石夯，一块40厘米见方、60厘米长的条石，两面各凿一道石槽，用麻绳栓两根木棒，四人一组，随着高亢的劳动号子声，高高抬起，重重砸下。长长的大坝上有几十组人同时打夯，领喊号子的人是当地一个民间艺人，他手里拿一本《聊斋》，解析成四五个字一句，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唱出来。没唱到半小时，经过“四清”运动洗礼的革命青年便对其中的鬼啊、狐啊、妖啊的“封建”糟粕发难，将他赶下大坝，一个高中生主动请缨，用“战天斗地”、“革命到底”的新词指挥着浩荡的打夯大军。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以《一个大县的革命变化》为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当时“五里梁”水库建设的壮观场面和“四清”运动给全县带来的新气象，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还专门谱写了一首《三台是个好地方》的歌曲，那个时代的人都能讴上几句。

　　1966年10月，每班从“红卫兵”挑出了三个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赴京代表回川后，向其他同学传达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介绍外地的“革命形势”，并且给我们跳了一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蒙古族“忠字舞”。

我班一些非官方红卫兵同学也自发组织起来，认准当时已经进入普遍“大串联”阶段，到学校开了一张“串联证”，凭证领取免费车票，先到成都看了看，然后上火车直接到北京。我们从窗户爬进火车，座椅下面和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根本无法下脚，别说找个座位了，在座椅靠背上站了大半天，直到过了广元，才在车厢交错处找地方蹲了下来。当时的火车绝对不可能正点，大约行走了将近四天才到达丰台车站，又足足等候了近24小时才车发北京。

下火车后，在先农坛体育场等候了两天，被安排在南菜园中学住宿。一间教室里住三十多个人，地上铺着苇席，每俩人发一条军毯，暖气整天都供应。尽管室外滴水成冰，室内却温暖如春。当年对革命的虔诚真是无以复加，除了到天安门去留个影外，整天到北大、清华去抄大字报，连故宫、长城都没去逛逛。

　　到京四五天后，接待站来了一批解放军，原来是要对串联学生进行一个星期的军事训练，准备接受毛主席接见。这个消息使大家欣喜若狂，每天起早睡晚，接受严格的军事队列训练。我们被编为“红卫四师”，每十二人为一个班，三个班为一个排，住一间教室。排长由解放军战士担任，班长则大家共同民主推选，我们班选出湖北黄冈师范的万烈英当班长，因为他是林副统帅的正宗老乡。

　　北京的天亮得早，每天五点半就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三分钟后就在操场列队早点名、跑步。早饭后开始正规队列训练，立正、稍息，齐步、便步、跑步、出列、归队。练得最多的是十二人横排手挽手、齐步走，每人右手举起一本《毛主席语录》，并且齐呼“*****！万岁万岁万岁！”，这是接受检阅通过天安门的基本步代。晚饭后还要学习和开班会，一间教室里住的几个班还相互拉节目。万班长特地为我们编写了一个四川方言小节目——三句半，我们的四川方言加上秧歌锣鼓助兴，大受红卫兵们的欢迎。

接待站的伙食比较一般，顿顿都是一瓢红烧大白菜加两个馒头，运气好时菜里能找到两片肉。生活安排也象部队一样管理，吃饭时要排队前往，边走边唱《打靶归来》，每晚八点半晚点名后才自由安排，不过还是允许我们抽空到校门外的小酒馆去打个尖，喝点小酒抵御风寒。

我们是在24日深夜11点，每人发给一袋食品，有两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个苹果、一个脆柿子、一根粉肠，从驻地整队出发，步行走到东长安街口等候接见。11月25日天气寒冷，大约接近中午我们队伍才开始向天安门方向缓缓移动。当我们进入天安门广场时，队伍分别进入指定的行列。从金水桥边划分，每十二人一行，中间是解放军战士作间隔标兵。红卫兵们整齐地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齐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我们红卫四师是第四行，总共大概有八行，基本上能够看清楚城楼上领袖们的光辉形象。这次接见活动持续了两天，26日接受接见的红卫兵是乘汽车通过天安门广场，两天共有250万革命小将受到伟大统帅及其战友们接见，这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离家外出之前，家里给了二十元钱，那时红卫兵大串联是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乘公共汽车同样不掏钱，一切都免费。身上的钱偶尔吃点零食，或者买点像章、语录牌等纪念品。南菜园中学大门外有个小酒馆，军训太累，天气又冷，我们时常出去小酌一杯。当时北京的物价比四川还便宜，白酒七分钱一两，青岛啤酒一角二分钱一杯，香肠香肚一角八分钱一两，粉肠五分钱一两，卤兔头五分钱一个。大家实行AA制，排出几枚五分硬币，打一杯小酒，切一盘小菜，各买各吃，只是碰碰杯，道一声“干杯”，日子还算不错。

　　25日下午，大家回到驻地，不约而同又走进这家小酒馆，每人摸出一元钱，来了个集体会餐。各种卤菜切了一大盘，外加一人两个五分钱一个的整兔头（现在老板都砍成两半出售），闻到该店的散装青岛啤酒香气四溢，和四川的醪糟的气味差不多，四个人各打了一大杯（半斤），一喝却大失所望，入口是一股浓浓的臭潲水味的感觉，谁也无法吞咽下肚。旁边一位中年人见状大笑，告诉我们中学生不宜喝白酒，并看出来我们是第一次喝啤酒。我们告知今天受到了毛主席接见，他说：“那是该庆祝一下。”将我们的四杯啤酒拿了过去，给我们打了半斤白酒，大家一边饮酒，一边闲聊，直到快开晚饭的时候才收场。接待站这天的晚饭也有所改善，破天荒地提供大米饭，红烧大白菜里有了较多的肉块儿，另外还增添了一道炒肉片洋葱。

　　北京的冬天实在是太冷，并且一出门就有迎面而来的“刀子风”，吹得我们人人嘴唇皲裂，加之带的衣服不多，根本不能长时间呆在室外，28日，我们就匆忙乘火车回家了。

　　三台县原来有六个县级初中：火烧沟一中、秋林二中、芦溪三中、观桥四中、万安五中、三合六中。后避有排序之嫌，我们一中改称“三台初级中学校”，简称“三台初中”，随着文革步伐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原汁原味的经典老歌《毛主席著作像太阳》配上现代广场舞。

　　我们六六级算是学完了三年初中课程，六七级只上了两年课程，六八级仅仅上了一年课，共同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运动，最后统一在1968年年底毕业。1969年1月，城市同学开始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们班也有一些同学提前参军入伍，他们是：龚运录、罗德赋、王成海、肖联高、叶德堂。

当年我们的毕业证，俨然一本微型《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是一贯主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他在1939年5月4日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就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文章加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有资料统计，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辛苦的地方去……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这首歌曲当年响彻祖国的四面八方！ 1969年1月，三台县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欢送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分别之前，同学们纷纷合影留念。 延续了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几乎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虽然也闪现出过金训华等“知青英雄”，但并未给历史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 2016年5月，我们1966级百余同学五十年后重聚首，母校一中沧海桑田朝夕间，早已旧貌换新颜，看不到半点当年的痕迹。学校所在地称为“三台县梓锦新城开发区”，但我们心里仍然是那个金牛奔腾的“火烧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