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行走 纪录（十六）——看得见的晋国

临海凭风

山西简称“晋”是缘于西周的时候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强大诸侯国——晋国。晋国始建于周初，称霸于春秋，结束于三家分晋，故而山西又称“三晋”。晋国由一个“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国，持续六百多年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础。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定都镐京，为了巩固其统治，周王室推行宗法分封制。武王在位三年驾崩，他的儿子成王继位，大封诸侯从成王开始。周成王将他的同胞弟弟叔虞封到唐国又称唐叔虞，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并将国号“唐”改为“晋”，这就是晋国的开始，燮父成为晋国的第一代国君。

晋国世系表表明，从西周到三家分晋的六个半世纪里，共历经38位国君，有几个重大事件将晋国历史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这就是叔虞封唐，曲沃代翼，景公迁都，三家分晋。晋国早期，从叔虞封唐到曲沃代翼（公元前678年）的300余年，期间共有17位国君，大宗主政，都城在翼。叔虞封唐、燮父徙晋、穆侯征战、文侯勤王、曲沃代翼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晋国中期，从曲沃代翼到景公迁都（公元前585年），其间有八位国君，小宗战胜大宗，定都故绛。士蒍城绛、武献扩张、骊姬之乱、重耳流亡、文公称霸等发生在这个时期。晋国晚期，从景公迁都到三家分晋（公元前376年），这个阶段共有13位国君，历经200余年，都城新田（新绛），景公迁都、下宫之役、侈卿兼并、三家分晋发生在这一时期。

晋国的始封地在哪儿？早期晋国都城又在哪儿？2000多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考古学家在临汾市翼城和曲沃交界处发现了一个面积约十平方公里的曲村—天马遗址，90年代初，又在遗址中发现了晋候墓地，从九组19座墓葬中出土文物12000件，并出土了一批带有名号的青铜器，经考古学研究排出了九代晋侯序列，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史实依据，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在周天子的墓没有发现之前，完整的同期诸侯墓的发现弥足珍贵。曲村—天马遗址内的晋侯墓地作为完整的王族墓地，保存了从西周早期到春秋的历史信息，其价值不言而喻。

想要最快最准确地了解晋国，那就去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的晋国霸业展厅，山西青铜博物馆，曲沃晋国博物馆，临汾博物馆、运城博物馆、长治博物馆等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晋国留下来的遗存和文物，这些遗存和文物为你再现晋国风云激荡的历史面貌。

青铜尊是一种盛酒器，最早出现于商，常见的式样有圆形、方形。进入周王朝，随着青铜器的发展，动物形的尊也比较普遍，而且由酒器上升为礼器。晋侯墓地出土的以凤鸟、猪、兔子为形象的尊在全国也少见。

鸟尊，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 114第一代晋侯燮父之墓。鸟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山西博物院院徽的原型。整体造型凤鸟回眸、小鸟依偎、巨像缩首成为尾，给人一种挺拔饱满，高贵典雅之势，展示出一个新诸侯国昂扬向上的活力。它的纹饰疏密有致羽纹、云纹、雷纹等等覆盖整体，在青铜的映衬下异常华美。更重要的是他有文化信息，小鸟是一枚捉手，揭开盖子会发现盖内和腹壁都住有同样的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表明这是晋侯宗庙祭祀使用的一件礼器，他见证了晋国六百年的历史，这使他成为中国青铜艺术宝库中罕见的珍品。

2019年后修复好的象鼻子。

猪尊，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一代晋侯燮父夫人M113号墓葬。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猪尊，祭祀礼器。猪体硕壮， 吻部略上翘，嘴角出獠牙，双耳斜耸，背脊有鬃一道，尾上卷。猪背上有圆形口，上有盖，盖有圈形捉手。器腹中空，用来盛放祭祀用酒。晋侯猪尊形象写实，惟妙惟肖、憨态可掬，与传统礼器抽象、狞厉美的风格有很大不同，整个器形皆体现出一种完全忠实于现实的艺术手法。

从猪尊的形象可以看出，已经具有原始家猪的形象。猪是伴随着农业发展而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我国养猪的历史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了。猪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猪用来祭祀反映的的是一种原始宗教的祭祀理念。在古代文明中，猪在精神上还有美好的寓意，是勇敢、财富和幸运的象征。

兔尊，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八代晋侯晋穆侯M64号墓，共4件，馆藏于晋国博物馆。

这四件兔尊造型独特，采用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风格简约朴实，躯体各个部位肌理凹凸分明，殷商时期抽象、狰狞的动物形象逐渐淡化，崇尚鬼神的思想明显衰落，兔身均饰同心圆纹饰三周，由内向外分别为火纹、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和勾连云雷纹，纹饰简化而又富有趣味性。简洁的造型和纹饰，是晋侯青铜器独有的地域性特色，也是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体现

鼎——国之重器，国家权力的象征。鼎是古代最主要的食器，用来烹煮和盛放肉类，后来发展成为祭祀、丧葬等活动中必备的礼器。鼎可分为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圆鼎多用于烹煮食物和宴客，而方鼎地位高于圆鼎，主要用于上层王室和贵族的祭祀，因为铸造不易，存世数量较少，更加珍贵。

叔虞方鼎，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14第一代晋侯燮父之墓，时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现收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因墓葬被盗，出土时已碎为数十块。经修复后，形制为直口、立耳、浅腹、平底、四柱足。腹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内壁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叔虞在成周洛邑接受周王赏赐的故事。叔虞方鼎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晋国始祖叔虞自作铜器，意义十分重大。

叔乍旅鼎，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13号第一代晋侯燮父夫人之墓。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此方鼎在同时期的方鼎中是较大的，其器形和纹饰简朴大方，在青铜方鼎中较少见。器内壁有铭文4字“叔乍旅鼎”。青铜方鼎以直壁居多，从考古资料来看，垂腹方鼎约从西周早期开始出现，到西周中期还偶有发现，113号墓的时代在西周早期偏晚的时候，方鼎的时代与之相符。

晋侯温鼎，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3第二代晋侯晋武侯夫人墓。温鼎是古人用来加热食物的温食器，配合古代分餐制使用。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温鼎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 它是一件可以在托盘中加炭加温的器物，托盘中的镂孔用于通风、去灰。温鼎具有使用方便，易于移动，边煮边食，可涮可食的优点，有人把它比作火锅的始祖。

晋侯对鼎，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92第五代晋侯晋靖侯夫人墓。铭文纪录了晋侯对作此鼎，即第六代晋侯晋釐侯，并将这件鼎陪葬于母亲的墓中。

晋侯酥鼎，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8第七代晋侯晋献侯之墓，列鼎共五件，因8号墓被盗其中两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余三件藏于晋国博物馆。

周代的用鼎制度是整个礼器制度的核心，西周礼制规定，举行祭祀、宴飨和丧葬等活动时，奇数鼎与偶数簋组合并配置其他青铜礼器成套使用。真正体现等级和礼制的是所谓的“列鼎”，也称为升鼎，指的就是在一个墓葬中发现的一套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史书记载，一套正规的升鼎成奇数，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列鼎列簋制度的形成，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的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的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体现。晋献侯稣这套列鼎为五件，根据墓内出土簋及残片推断应为四件簋，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

晋姜簋，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3第二代晋侯晋武侯夫人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器型侈口束颈，直壁鼓腹，圈足。器内底铸有铭文“晋姜乍宝簋”。晋姜是晋武侯宁族的夫人，当时女子出嫁后，便会以夫家的国名冠于自己母国的姓氏前自称，“晋姜”就是姜姓国之女嫁到晋国后的自称，而这件簋就是她所做的器物，反映了诸侯国之间的联姻关系。

晋侯pi簋，共四件，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8第七代晋侯晋献侯之墓。分别藏于山西博物院、晋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晋侯pi簋为方座簋，造型端庄，沉稳大气，颇有王者风范。方座簋出现于商晚周初，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方座簋仅六十多件，数量较少，一般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尤以陕西境内为主，是宗周文化的产物，晋国境内出现方座簋，说明晋国与周王室关系紧密。簋主要用来盛装煮熟的稻、梁等食物，圆口，两边有耳，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碗。

西周时期，在宴饮和祭祀时，簋通常和鼎配合使用，偶数簋配奇数鼎，不同的数量组合由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例如周天子独享九鼎八簋这种最高规格，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晋侯dui盨，这4件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器形、纹饰、铭文相同，其中有一件盖钮有缺失，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2号墓第六代晋侯晋釐侯夫人墓中残存的一钮正好匹配。盨出土范围不如簋广泛，只在关中为中心的宗周地区及其相邻的晋国等诸侯国贵族墓葬中出现。盨是一种用来盛放黍稷的礼器，作用同簋，流行于食器大盛的西周中晚期。

晋侯dui铺，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盘底有铭文铺铭文锈蚀严重，经X光透视，方释读全文。铭文中自名为铺，并且说明了功用，盛放干煎的肥美黏米用于祭典。这种自名并予以阐述功用的器物，是目前传世和考古所见的器物中所罕见的，但也成为铺定名定性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铺流行于西周中期与春秋早期之间，铺的特征就是大圈柄且镂空，浅盘直壁，直壁使盛放的食物不容易洒出。西周中期以后，周初的封建礼制开始出现变化，这在礼器组合上也有所体现，像盨、铺这类新型食器的出现，体现出周人开始对食器的重视。西周中期以后，晋侯墓地中出现盨以及这种高圈足的铺，正是晋侯在礼制礼器大变革中主导地位的体现。

晋叔家父盘，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93第九代晋侯晋文侯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匜，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62第八代晋侯晋穆侯夫人之墓。匜—盥洗器，相当于现在的水舀子，和盘同用于沃盥之礼，《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祭祀或宴飨前要净手，一名侍者用匜浇水，一名侍者在下用盘承接弃水。西周中期以后，水器地位提升，水器的组合开始增加了盘匜组合。匜的形制类似于现在的瓢，前有流，后有鋬。为了防止置放时倾倒，在匜的底部常接铸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缓一些的无足。在西周时期洗手是不是也很有仪式感呢？

晋公盘，出土地不明，2019年追缴，现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晋公盘是晋文公为女儿远嫁楚国特制的青铜礼器，距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盘口径40厘米，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内有鸟、鱼、龟、蛙多种动物，神奇的是这些小动物在水流的作用下可以360度转动，与之配套使用的匜下落不明。在盘的内壁铸有铭文183字，晋文公在文中追溯了晋国始祖唐叔虞、父亲晋献公的丰功伟绩，称颂了由自己开创的霸业，还写下了对于女儿孟姬的祝愿，希望她嫁到楚国后，能够管理好家室，佐助晋国。

绳纹双耳罐，酒器，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13燮父夫人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此罐形制多见于陶器制品，青铜器中首见，它可能是西北地区羌戎的遗物，是晋国早期与戎狄交流与融合的真实反应。

晋侯pi壶，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8第七代晋侯晋献侯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壶为盛酒器，《诗经》记载 ：“清酒百壶”。晋侯pi壶，造型华美，气势雄浑，堪称壶中精品。因8号墓中出土有晋侯稣鼎、钟等，也就是说出现了两位晋侯的名字，专家们意见不一，有专家认为二者为两位晋侯；也有专家认为晋侯稣与晋侯pi为同一人，究竟为一人还是两人，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究。

爵，出土于晋侯墓地M8第七代晋侯晋献侯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此爵通身饰兽面纹，云雷纹地，菌状柱，鋬（pàn）上有兽头。内壁有铭文5字：“敢侯作旅彝”。爵，酒器，祭祀礼器，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爵的样子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的长尾，中间为杯，一侧有鋬，下有尖尖的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里面放的酒称之为“鬯酒”，是一种祭祀用的香酒。《说文》：鬯酒“芬芳条畅以降神”，可见它是敬神用的。古时候有一种祭祀礼——祼（guàn）礼，就是把鬯酒装在爵里，洒在地上，用以祭祀。

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当时贵族使用的酒器也有着十分严格的制度规定，《礼记·礼器》记载：“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zhì），卑者举角。”贵族们祭祀用的酒器，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区别，只有身份最高贵的贵族才能使用爵。

鸟盖人足盉，出土于晋侯墓地M31第七代晋侯晋献侯夫人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器形为扁椭圆体曲流形盉，顶有长方形口，口上为圆雕的振翅鸟形盖，以熊形链与器身相连。器前有昂首曲颈的龙首形流，后为兽首形鋬。器足为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背负器身，造型极其生动，非常逼真传神地表现出这两人负重时的姿态。盉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来调释酒的浓度。在注重周礼的西周时期，盉的造型从单一的注重实用功能转向于审美和情趣。鸟盖人足盉造型生动独特、工艺精湛，更是体现了西周时期社会地位政治文明和青铜文化。这种扁圆盉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流行于河南西北、山西西南以及陕西中部一带。其出现地基本均为姬姓的诸侯国或周王畿地区，使用者均为贵族阶级或国君及国君夫人，功能以水器功能为主，装饰中常见龙与凤的形象。

晋叔家父方壶，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93第九位国君晋文侯之墓，现藏于山西博物院。晋文侯，名仇，公元前780年～前746年在位，是晋国历史上杰出的君主。公元前770年西周亡于犬戎，周幽王被杀骊山。危急关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共同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并迁都洛邑，开创了东周王朝。周平王为表彰其功，写下《文侯之命》，并赏赐象征权利的重器和弓箭马匹。文侯获得了辅佐天子，代王征伐的大权，晋国脱颖而出走向强盛，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晋侯酥钟，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8第七代晋侯晋献侯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声音宏大悠长、庄严、肃穆，有着一般乐器不可比肩的重大政治意义。商周时期，“堂下之乐，以钟为重”，编钟多用于古代征战、祭祀、宴飨、朝聘等雅乐演奏等场合，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更是把编钟推到了礼之重器的至高地位。《周礼》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大夫和士等不同的等级，应该拥有什么规制的乐器组合，演奏的曲目、场所等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晋侯稣钟为双音结构，敲打同一编钟不同的部位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

晋侯酥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名单中的64件（组）之一。晋侯酥钟分两组，每组八件，共16件，大小依次递减。其中，前14件曾流失香港，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目前馆藏上海博物馆，后面最小的两件是考古发掘出土，目前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侯稣钟不仅仅是一套乐器，珍贵之处更在于这是一套纪事之钟。钟上所凿刻355字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军跟随周天子讨伐东夷的战争的历史。由于献侯稣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多次受到周天子的赏赐。为了记录自己的功绩，激励后世，在战争结束后特意根据音律配了这套十六枚的编钟以示纪念。晋侯稣钟铭文全部用利器凿刻而成，是目前全国第一次发现近3000年前西周器物上的凿刻铭文，这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铭文中记载的战争是我们现有的史籍资料中缺载的，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编年课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

编钟，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93第九代晋侯晋文侯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文侯墓出土的这套编钟为两组16件，较大的8件为低音组，较小的8件为高音组。这种合瓦形的钟能发出2个不同的音，一个音在正鼓部，另一个音在侧鼓部，优点是用少量的钟就能构成较完整的音节。

随着时代的变迁，青铜器与礼制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弛。汉代以后，青铜礼器逐渐淡出了历史，但礼乐制度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财富。

缀玉覆面，又叫玉面幕，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92晋靖侯夫人之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缀玉覆面以23块玉琢磨出人的五官形状，按照五官的位置缝缀在布帛上再覆盖在死者脸上。玉覆面从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周人认为玉乃天地精物，可以保护尸身不朽，专为死者制作的殓葬用玉随之逐渐兴起，极大地发展了惟玉为葬的丧葬文化。周代惟玉为葬的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发展到顶峰，出现了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等，由此开启汉代以玉厚殓的先风。 

玉组佩，出土于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晋靖侯夫人92号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

西周用玉制度中最有独创性的无疑是玉组佩了，只有等级高的贵族才能佩戴，大型玉组佩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周人崇尚玉、爱玉，在事死如生、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下，会将生前佩戴、使用、把玩的一些玉器随葬，用以保护尸身不朽灵魂不灭。

玉组佩，出土于晋侯墓地M 63号第八代晋侯穆侯次夫人的墓，馆藏于山西博物院，禁止出国展览。当年考古工作者打开尘封了2000多年的墓葬时惊呆了，这位次夫人的随葬品多达4280余件，仅玉器就达800多件。在众多的随葬品中，这套展开长度近2米的玉组佩令人瞩目，它是整个晋侯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由204件玉石器组成，工艺精湛，组合豪华，纹饰精美，最下边的两只玉雁晶莹剔透，栩栩如生，两只玉蚕似乎象征着墓主人渴望破茧重生轮回转世的美好愿望。这套华丽的贵族装饰品反映了西周晚期晋国玉器制作技术的高超水平，成为国宝级文物。

令人不解的是，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社会里，一个次夫人何以拥有如此多的高级随葬品有待进一步考证。

西周时期山西的邦国和戎狄分布示意图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西周时期晋南地区有20多个国家，晋、霍、赵、杨、魏、芮、韩、耿、虞、虢等等。在山西博物院一个展柜里有从绛县横水倗国西周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西周墓地，绛县雎村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形制大小纹饰基本一致，我们称之为周文化特征，这也说明西周早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政治文化统治管理十分有效，西周是一个有规矩的西周。进入东周王室的威望下降，王室衰微诸侯坐大，诸侯国开始互相兼并。这些国家进入春秋后被晋国兼并。

大河口西周墓地。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占地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从200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墓地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三千年前的这些宝器为研究古代封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绛县雎村墓地。

横水西周墓地位于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横北村以北，2004年—2007年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文物。传世文献缺载的倗国和霸国的发现，促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西周王朝的封建模式和封建体系。

曲沃代翼是晋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前746年，晋文侯去世，昭侯即位。昭侯将其叔成师封到曲沃，称曲沃桓叔。桓叔势力逐漸强大，曲沃成为了晋国的又个权力中心，并与以翼为都城的晋公室展开长期的夺权斗争。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緡，统一晋国。周天子封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自号晋武公。最终被封于曲沃的小宗完全取代盘踞都城翼的晋国大宗成为了晋国的新主人。这就是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以曲沃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取代了旧势力，领导晋国迅速崛起，为晋国称霸春秋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场被称为是“纂位弑君”的军事行动，也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度的瓦解及礼崩乐坏的开始。

虞侯政壶，出土于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村，馆藏于山西博物院。虞侯政壶见证了一个春秋兼并的历史。进入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公元前677年晋献公在位，这时的外部形势是各诸侯大国逐渐吞并周边小国，以壮大国力。献公继位后对外用兵兼并周边小国开疆拓土，先后灭掉了耿国、魏国、虢国、杨国、滑国等十几个小国，并征服戎狄部落，为后来的文公称霸奠定了基础。

虞侯政壶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件战利品。公元前655年晋献公要灭掉晋国南方强国虢国（现在三门峡一带）中间夹着一个虞国（现在的平陆一带）晋献公贿赂了虞国国君向虞国借道，虞国大臣劝说虞君不可借道，他把虢国与虞国的关系比喻为唇齿相依，晋国灭虢国也会灭了虞国。虞君认为虞国与晋国是同宗，晋国不会灭掉虞国，答应借道征伐虢国。三年后，晋国不仅消灭了虢国，而且还在返回的途中顺手灭掉了虞国，于是就有了“假道灭虢”和“唇亡齿寒”的成语流传于世。

这件壶的颈内铸有铭文24字，其中有“虞侯政作宝壶”的字样，为我们了解虞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而虞侯政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知道的虞国国君的名字。

城濮之战场景复原，这是一场对于晋国称霸十分重要的战争。

公元前634年左右，南方的楚国势力强盛，企图北上称霸中原，引起中原诸侯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632年春，晋楚两国对阵于城濮，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晋军由晋文公亲自统帅，并与齐、宋、秦组成四国联军;楚军主帅为子玉，与陈、蔡、郑、许组成五国联军。开战之初，晋军单独与楚、陈、蔡三国军队交手。晋文公当年流亡楚国，受楚王礼遇，曾向其承诺:如果日后两国打仗，晋国将先“退避三舍”。此时面对气盛的楚军，晋军避其锐气，真的“退避三舍”，既实现当年晋文公的诺言，又诱敌深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大败楚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城濮一战，晋国大胜，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退回大別山以南地区。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史称践土之盟，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称霸中原百年，晋文公也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

景公迁都。晋国600多年的历史，其都城并非一成不変，而是多次更改。到了晋景公的时候，晋国再一次迁都到了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境内，并将这里改称“新绛”。

晋景公为什么要迁都呢?实际上景公继位时，晋公室衰微，卿大夫专权，赵氏集团势力日渐强大。为了摆脱困境，公元前585年，景公将国都由绛迁往新田，至公元前376年三家分晋，这里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后，景公又发动“下宮之难”，翦除专权的赵氏家族，取得了晋公室对卿族的第一次胜利。著名的“赵氏孤儿”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事件。

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侯马给我们留下什么遗迹和文物呢？

侯马古称新田，侯马晋国遗址1952年被发现，上世纪50年代对这里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马遗址被确定为晋国晚期的都城遗址，新绛是晋国晚期都城的名字，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到这里到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废，历时209年。期间，晋国霸业由盛转衰，权力由国君手中渐渐下移至卿大夫手中，最后韩、赵、魏三家分晋这些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侯马铸铜遗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在山西侯马发现了晋国晚期的都城遗址，其中就有著名的侯马铸铜遗址。遗址面积近5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铸铜遗址。数以万计的铸铜遗物，几乎囊括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所有青铜器总累。展柜中展出的是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模、范和刻范工具。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三年由文化部组织全国十八省市一百余名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批制范工具、铜锭和数万件陶范

制作铜器时，工匠们先用筛选出来的陶泥制成模，然后利用模做出范，再把内范和外范组合起来，进行青铜的浇铸。等到铜液冷却凝固后，将陶制范具敲碎，就可以取出制作好的青铜器。我们今天所说的“模范”，“一模一样”就是青铜器制作派生出来的词。

侯马盟书。

20世纪60年代，在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共计1000余件，称为“侯马盟书”。这些玉石片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亦称“载书”。玉石片有圭形、圆形及不规则形，一般用朱红色书写，少数为黑色。盟书还开创了我国使用标点符号的先例，其发现对于研究古代盟誓制度、晋国历史及古文字意义都有很大的意义。

侯马盟书究竟记录了什么内容?晋国晚期，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晋国的霸主地位逐渐衰弱，晋国政坛上出现了赵、魏韩、智、范、中行六位手握大权的公卿，他们为了争夺势力纷争不断，侯马盟书记录的就是赵、魏、韩、智四姓联合灭掉范、中行两族的历史。当时的结盟仪式十分隆重，结盟的内容都写在盟书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由主盟人专藏于盟府份埋入地下或沉到水中。举行埋书仪式时，要“歃(sha)血”为盟，即喝下牺牲的血，意为天地神明监督;最后将牲和盟书埋入坑内。我们把记录盟誓活动和盟誓内容的文书称为“盟书”。

一般研究认为，侯马盟书是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的盟誓活动的记录，侯马盟誓遗址共发现祭祀坑400余个，其中40多个坑内埋有盟书。

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六卿专权。赵简子(又称赵鞅)以卿大夫的身份主政晋国，为了赵氏在晋国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开始了北进的行动，公元前497年，在新的采邑地(今太原古城营一带)营建了一个军事城堡—晋阳城，这成为赵氏集团的根据地和军事斗争的堡垒，也肇启了太原的建城史，三家分晋后这里就成为赵国早期的国都。金胜村是晋阳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千百年来汾河水从它前面静静地流过。然而，这里的宁静在1987-1988年被打破了，太原一电厂在扩建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千多座古墓，其中还有首次发现的春秋晚期晋国赵卿墓(编号M251)及其附葬的车马坑(编号M252)。赵卿墓出土随葬品有3421件，青铜器就有1402件，还有大量的玉器、兵器和宏大的车马坑，奢华至极，完全超越了“卿”应有的身份等级。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遗物之丰富，在之前所发掘的晋国墓葬中绝无仅有，可谓研究晋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赵卿墓是迄今所见春秋晚期晋国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赵卿墓出土的文物大部分藏于青铜博物馆，包括车马坑。

赵卿墓出土的春秋时期镬鼎，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耳间距129厘米，重达220公斤。出土时镬鼎底部与足部带有烟炱，可以证明确为煮牲器、盛牲器，为目前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鼎。依镬鼎形制大小分为牛镬、羊镬、豕镬，此鼎应为“牛镬”，是足以容纳下一头整牛的春秋镬鼎。

“夔凤纹鉴”和“蟠螭纹双耳壶”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赵氏墓地。“鉴”在古代用来盛水，水面可用做镜子，“壶”是盛酒器，当年出土的时候就是这样摆放的，考古人员认为他们可能是冰酒的器物，可见当时贵族的生活还是极具奢华的。从器形看我们发现春秋晚期的晋式青铜器和早年已经不一样了，体量很大，也就是个头大，制作工艺更加复杂，从纹饰看已经不再是兽面纹，云雷纹等，而是蟠螭纹或蟠虺纹，大量的小龙和小蛇缠绕在一起，很有力量感，反映了新势力向旧势力宣战，预示着旧制度的瓦解和新时代的到来。

蟠螭纹双耳壶，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赵氏墓地。双耳是两只老虎，蟠螭纹饰那种挣扎，扭曲摆脱束缚的感觉预示着新力量的崛起。

附耳牛头螭纹升鼎，也称赵卿升鼎。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M215赵卿墓，馆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升鼎是按大小相次成列，器形和纹饰基本一致，盛放祭品的鼎。奇数组合的升鼎，搭配偶数组合的铜簋，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镬鼎形体巨大，多无盖，用来煮白牲肉，升鼎也称正鼎，是盛放从镬鼎中取出的熟肉的器具，羞鼎则是放加了佐料的肉羹，与升鼎相配使用，所以也叫陪鼎。

编镈。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赵氏墓地M251赵卿墓，馆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编镈的样子是不是很像编钟呢？它是古代一种大型单体打击乐器，内有音脊，平口。春秋时期礼乐器，出土19件，每件可以发出两个音，整套乐器共有38个音，是春秋时期国内的青铜乐器当中音响效果最好，也是音序最完整的一套。如果到实地参观是很震撼的。

编磬。出土于赵卿墓。磬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石质打击乐器，古人认为石质乐器具有天地之灵气，天籁之音悠扬神秘，成为祭祀天地神灵的礼乐器。磬单独使用称特磬，成组使用的称编磬。“金石之声”指的就是编钟和编磬演奏出的声音。赵卿墓出土的这组编磬共13件，淡清色石灰岩制成。

三家分晋。春秋未年，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形同傀儡。赵、韩、魏、智四卿各自发展壮大，其中智氏最强。于是智伯就想废掉晋国的国君哀公，自己来当王，其他三家当然不愿意。其中，赵与智伯的矛盾最大，经过三年的奋战，赵氏大胜，智伯被杀，韩、赵、魏三家就把智氏的地盘分了，甚至许多属于晋国公室的土地也被三家瓜分，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诸侯国地位，公元前376年，最后一个国君晋静公被废，“晋绝不祀”。“三家分晋”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之后，韩、赵、魏三国变法图强，称雄战国，战火烽烟中，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孕育。

晋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但这些文物穿越时空走进我们的视野，还一个看得见的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