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往事（6）新针治疗聋哑女

冬青树

1968年岁尾，我们部队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四川内地调防到大西南边陲云南。

经过几天几夜的乘坐闷罐火车后，又转乘汽车，部队到达了云南西部边陲，紧邻缅甸边境的一处营区。我们光荣地转身为守卫边疆的边防军人。

部队营区位于山丘之间，地势高低不平，营连驻地分散、相距较远，没有围墙。部队营地与老百姓驻地相互混杂，地方的公路就从营区通过。当地的老百姓对军队很友好，军民关系处的很真诚，没有纷争，平安和睦。我们部队与驻地附近生产队都建立了固定的联系。

1969年4月，特务连老卫生员退伍，我接替了卫生员的工作。从班里到队部，由警卫员变成卫生员。这对于我来说，工作是一个大的转换，人生也是一个大的改变。开启了我从事卫生工作的生涯。我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从这里开始。

连队卫生员，其职能就是负责全连的卫生防病工作，“官衔”相当于副班长。每个班都有一名兼职卫生战士，在卫生员的指导下负责班里的卫生工作。我上任伊始，赶紧拾起大半年前学过的卫生员知识。坚持边学边干，学中干，干中学。第一次我给全连指战员上卫生课，备课就用了一个白天加半个晚上的时间。讲的是“如何预防流鼻血”。别看这题目不大，很普通，但很适用。因为，我们部队都是内地兵，从海拔低的四川腹地，来到云南高原，海拔高、气候干、条件差，身体不适应，容易流鼻血，有的一天流好几次。我开始到这里时，也不适应，不时流鼻血。我给大家讲这一课，教点小方法，在于预防，尽快适应，减少和不流鼻血，避免非战斗减员。

1969年，全国大兴新针疗法和中医中药，给广大患者特别是缺医少药的农村病人带来福音。这也是贯彻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中国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号召的成果。在这方面，部队比地方开展的更红火、更有成效。此时，也激发了我对新针疗法和中医中药的兴趣和创新精神。

我在卫生员岗位上，很注意学习和应用新针疗法和中医中药为连队指战员和当地老百姓服务。为了做好连队指战员的防病工作，我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就地取材，用中草药预防疾病。

云南是一个天然的药用植物大宝库，大约有二千多种。我们部队驻地也到处都是中草药植物，随手可采集。当地人形容说，你走到那里，脚底板下就有一颗中草药。一屁股坐到地上，屁股底下就有三棵中草药。这个说法 并不夸张，是事实。

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中草药天然宝库，让我兴奋、喜悦和心动。我便带领各班卫生战士，马上行动，到连队驻地周围采集常用的中草药。我们出去一个半天，战果不小，采集了大量的黄芪、田七、柴胡、金银花、白芷等中草药，回到连队，我把这些中草药熬成大锅汤药，让全连指战员当“茶”喝，预防呼吸道和肠道等疾病。我们坚持每个星期上山采集几次中草药，也让大家多喝几次汤药。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应用针灸为指战员治病。这些不花钱、无成本的办法很管用，增强了指战员的体质，患感冒、拉肚子、流鼻血的人少了。

对于我们连采集中草药预防疾病的做法，还受到了团卫生队的表扬。我当卫生员时，不只是为部队服务，同时，还抽时间为驻地老百姓看病治病。实践了毛主席“为全体军民服务”的号召。在当卫生员不长时间里，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用针灸治疗聋哑女。

那是1969年9月，我了解到我们连队的联系户炼洞公社红卫八队，有一个15岁的聋哑女孩，家庭出身贫农。在7岁多的时候，患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家里的人就请了当地一位乡土医生给她看病，吃了这位医生开的一付“中药”。可是，病情不但没好转，而且一天一天加重，开始出现了耳聋，家里人讲话听不见。长时间听不见声音，也不说话了，渐渐成了哑巴。女儿变成聋哑人，家人非常着急，带她去过不少的大医院，看过许多医生，用过很多的方法治疗，都不管用，以后家里人再也没带她就医了。转眼间11年过去了。

这个聋哑女的遭遇和现状，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在脑里，自己突发出大胆的想法，用针灸治疗聋哑女。我马上把聋哑女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连队首长和卫生队领导做了汇报，开初，我还担心领导们不会同意。没想到他们都很赞同我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为老百姓解除疾苦，密切军民关系，也为我们连队争了光，我和指导员都坚决支持你！”连长满脸笑容地说。连长话音刚落，指导员接着说：“这段时间，部队都在进行整党建党教育，你是新党员要参加教育啊，你能安排出时间吗？”

我立即回应道：“只要有连队首长的支持，我会安排好时间，做到教育、治病两不误。”此时，“时间表”已在我心中诞生了。卫生队领导听后我的汇报，态度也很鲜明。老队长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个卫生员，干的时间不长，想法和办法真不少啊。好样的，我支持你攻克这个‘堡垒’！”副队长在一旁插话：“我们都看你的啦！”“有领导大力支持，我会成功的，不会为卫生同行摸黑。”我向卫生队的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领导们的支持下，我充满了信心。于是开始制定治疗方案。

针对这位聋哑女是后天形成的，是高烧所致，损伤了听神经，先聋后哑的状况，考虑治疗先治聋，在治聋的过程中治哑，治疗与训练相结合。在治疗聋的基础上训练听力，在治疗哑和听力有进步的基础上训练发音、发语。治疗方法采取针灸，以哑门穴位为主，配以其它穴位。疗程为半个月，两个治疗阶段。我将这个治疗方案向卫生队汇报后得到认可。

我治疗聋哑女的事情，还没开始，一些好心人就跑过来提醒我：“用针灸治聋哑，风险大，万一失败怎么办？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也还有一些人在一旁吹冷风：“他又要出名了。”此时此刻，我也顾不了这些了，只一心想到怎样为聋哑女解除痛苦，让她尽早从无声世界回归到有声世界，享受到人间的快乐。

在部队整党建党教育中，我打响了治疗聋哑女的特殊战斗。为了不影响参加教育，我牺牲中午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到聋哑女的家里进行治疗。

1969年9月17日中午。我吃过午饭，顶着高原的强紫外线阳光，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向聋哑女的家走去。经过近40分钟的路程，我到了聋哑女的家。这是我第二次登家门了。到了聋哑女的家，受到了聋哑女家人的热情相迎。我说：“别客气了，我是来为你们的女儿治病的。”我把治疗的想法给聋哑女的家人陈述了一遍。他们听后，连声说：“好！好！你中午都不休息，辛苦了，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好子弟兵呀。”

第一次用针灸给聋哑女治疗，我心中没有一点儿的紧张，针法和手法我先前在自己的身上也练过多次。为了减轻聋哑女的疼痛，我从哑门穴位进针比较快，同时边进边捻，第一次进针不很深。第一次治疗，聋哑女没有感觉出针麻酸感，这也是她聋哑11年和以前多次针灸治疗过，不敏感的表现。

第二次不敏感、第三次还是不敏感。到第四次治疗，聋哑女开始感觉到了针灸捻转过程中的热感、酸麻感，我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意。这次治疗结束后，我和她家人开始了对聋哑女的听力训练，我们在聋哑女耳旁大声呼叫她的小名“红红！”，又打开收音机大声放音乐。当时放出来的音乐歌曲只有“东方红”和“八个样板戏”。

第五次、六次治疗，聋哑女对针感越来越明显，似乎可听见一点声音了，有时嘴不停地发“啊！啊！”。此时。我的治疗信心在倍增，聋哑女家人在一旁也叫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对聋哑女的听力和发音发语双重训练。治疗和训练，这样继续着、重复着。我坚持中午上门治疗训练，进入第二个治疗阶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10天治疗后，我们对聋哑女进行听力和发音发语结合训练，我们感到了惊喜，她能听到我们呼叫她的小名了，能听见并能重复我们说的“毛—主－席－万－岁”，她吐字还不很清楚，发音还不很准确，但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治疗训练持续到10月初，“聋哑女”这个名字可以不再用叫了。听力基本上恢复了，慢慢的、不很连贯的可以发音发语了。以后的巩固和发展训练由家人协助就可以了，我不用每天都去了。

10月上旬，团后勤处召开全团后勤工作现场会。卫生队是一个现场观摩点。原来的“聋哑女”在现场出现了，她正在为各位代表显示身手了。我在她面前，慢慢的轻轻的说话，她确高声的也是慢慢的重复着我的话语，在场的代表给予了热烈的久久的掌声，并伴随着一阵阵欢笑声，在位于高高山丘上的卫生队上空飘荡回响。

在现场会总结时，团后勤处处长宣读了对我的通令嘉奖。此时，我并不很兴奋。因为这仅仅只是开始。

情况突变，部队有任务。我们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指示，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0月20日从祖国的大西南边陲调防到中原大地。

以后，“聋哑女”的继续训练，我不能指导了。因当时通讯不便、信息不灵，“聋哑女”的后续治疗及效果也不清楚了。失去了联系，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部队调防到新的驻地不久。1970年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春天还没来到，我又隧行保障工兵排执行国防施工任务，走进了大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