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第一村-杜家山

摄影老丁

杜家山位于山西榆次市庄子乡，是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除非是一些年长者，否则即使是当地人，也多数不知道这个地方，方圆不足一万平米，在地图几乎找不到它的存在。

然而如此不起眼的杜家山却曾经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知青第一村“。它的故事源起于1966年北京高二女生蔡立坚插队来到这里后，成为全国主动要求留下来建设农村的知青第一人。后经《人民日报》宣传后，广为人知。不久后，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76年后，知青陆续返城，杜家山回归了平静。然而十年间它却真实地见证了那段热火朝天的青春岁月。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印记。这是当初的食堂，宿舍。

这里目前还有一对夫妻在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然而由于地势高，缺水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没有新鲜的蔬菜，吃自己种的粮食。保持着一份清贫却淡泊的心境。遗憾的是，我们这次没有见到他们。

杜家山村距离庄子乡30公里，现在都修好了柏油路，沿着332县道可以开车到知青点，但从332县道拐到山口，距离知青点还有10公里，这段山路极窄，有的地方一辆轿车勉强通过。

当年是没有这样平整的公路的，如果去乡里，10公里山路需要走2个多小时，到县道上才能搭上车。一个来回需要一天时间。

山西省榆次杜家山村，在20世纪60年代是“知青运动”的典型，是无数知青向往的圣地。杜家山被誉为“知青第一村”，55年前，1966年12月，北京长辛店铁中高二女生蔡立坚在“红卫兵串联长征”时经过这里，看到山区人民生活艰难，毅然决定留在此处当农民，17岁的蔡立坚只身一人来到山西省榆次偏远的杜家山，决定留在村里当农民。她是我国知青运动史上主动要求插队的第一人。蔡立坚的行动在报纸广播报道。蔡利坚的行动传遍全国，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先声。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

杜家山村成了“知青运动”的典型，先期插队杜家山的知青们成了先驱者。第一个到杜家山的蔡立坚，在北京的各中学轮流做报告。杜家山成为了“知青村”典范，杜家山村只有5户16口人，面积只有1万平方米的小村子最多时落户了126名知青。

走进杜家山村，有知青们自己动手盖的食堂、宿舍，1971年建的知青宿舍10间，1972年建的知青食堂11间，以及1976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窑8孔。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经岁月的冲刷一些窑洞已经坍塌。当年杜家山是榆次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温差大，能种的农作物只有玉米，谷子和高粱，而且产量低。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当时的知青早上6点上地，晚上6点下工。生活非常艰苦。十多年中，他们同全村5户社员开山治坡，打坝造田，引水上山，把原来的百十亩耕地扩展到400余亩，由年产粮食1万斤增加到11万斤。种植苹果树500余株，核桃树2000余株，还有梨树和各种用材树 1976年“文革”结束，知青开始返城，杜家山村的知青也纷纷返城。

蔡立坚于1980年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1982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山西省委党校学习。毕业后调山西省委党校任副处级班主任，1992年任省委党校正处级班主任。多次荣获省委党校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7年5月24日，蔡立坚带着一个班的学员到忻州市搞社会调查，包租的客车在山路上刹车突然失灵，司机跳车逃命，班主任蔡利坚堵着忽闪着的车门，安抚大家，相应急对策。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不久车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她却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间！时年49岁。

她是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当过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并和毛主席握手。粉碎“四人帮”后又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被认为是山西“小四人帮”之一，直到落实政策平反，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色彩，集中体现在蔡立坚身上。

1966年年底的一天，年轻的蔡立坚和两名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途经一个只有5户16人的小村子杜家山。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村落，记账都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晚，第二天爬过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动，一种苍凉和凄苦顿时涌上心头。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怦然一动，涌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常会浮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定串联后回杜家山插队落户。

离开杜家山，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墓前。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埋骨之地，一股英雄之气油然升起，蔡立坚禁不住伏在长满蒿草的坟头，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那里离杜家山已有280多里。走着走着，蔡立坚突然停下来。

“我要回杜家山去!”

那天，她独自一人又回到了杜家山。她说，一路上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

蔡立坚有两个子女。老大是女儿，1972年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34天，蔡立坚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杜家山，下了汽车要走一大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只抱着孩子往家赶。回杜家山后下田干活，就把孩子锁在屋里，房梁上吊着手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寂寞。

老二是儿子，1976年生在北京，孩子出生42天，县里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桌板上。回到县里，接受审查，专案组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

当时的县团委书记以前采访过她，写过她的先进事迹，后来写整她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要她老实交代！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她绣的那块“好女儿志在四方”的红绸子，在她出名后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早让他们弄丢了。

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难免有些跳蚤变成龙种；时代在变迁，价值观也在变化，有些以前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突然价值连城。但有些价值是不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10年过去了。想起蔡立坚，还是为她感动。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两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三十，两个孩子都不错，只是都没有正式工作。女儿早回了北京，在一个小区的物业监控室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在蔡立坚去世后回北京，在通县租了一间门脸房开美容美发店。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和母亲一样的拧脾气，只想凭实干，不想周旋于外部世界。别人劝他：开店要送点礼疏通关系，他不送，结果美容美发店开张不久，就被人借口改作他用赶了出来。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来，开的还是美容美发店。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蔡立坚的后代。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能给他们一点儿额外的照顾吗？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不要说迅速成长的年轻一代，就是知青自身，在蔡立坚去世后的这10年里，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势利而健忘的现实摧毁。

忽然想起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那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是知青这一代人必须直面的。痛苦地直面之后，这一代人老了，后一代人成长起来，但愿他们比我们健康幸福。

2018年“杜家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碑”矗立在村口的高崖上，右边是知青雕像群，左边是刻有120名知青名字的石碑，200多老乡，知青和领导举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碑落成典礼。

岁月更迭，人生跌宕起伏，历史沉浮兴衰，一代知青已垂暮之年，有的走了。蓦然回首，那遥远的青春，已然变成历史的斑驳。但是，杜家山，仍是一代青年心中的圣地。一代知青心中的丰碑!

注：文字及黑白照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