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皋心越家世考

鐵甲愚翁

东皋心越家世考

鷄岩老樵

东皋心越是谁？清初一名高僧，东渡日本，是为日本“篆刻之父”、“琴学之祖”。欲知内里，且听老樵慢慢道来。

说到东皋心越，有一帮子人很可能要义愤填膺。本来嘛，杭州大学的L教授东拉西扯的已经把东皋的故里铁定地放在了官岩山下，可是老樵却是硬生生的把他送给了兰溪人。

当年一位可敬的日本人杉村英治先生，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以及对东皋心越的敬仰，自个儿掏钱，跑到中国浦江来寻访东皋的故迹。但是一无所获。这样，这位自称“婺郡浦阳蒋氏子”的高僧，其身世就成了一个谜案。正因为成了一个谜，所以就引来了许多人做文章。L教授就是其中一个。1993年，当时的县委郑书记就特意请他来浦江讲座，专门谈东皋心越。

当时的东皋心越，除了在《辞海》的“东皋”条目中有约200来字的说明之外，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老樵在内）对东皋心越还是一无所知。但是，在外国，却有人深深地研究东皋，而且有了不菲的成绩，这就是高罗佩。

高罗佩，荷兰人。对中国文化有非常深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房内考》、《大唐神探狄仁杰》等书。除此之外，他还有最了不起的著作，就是《东皋心越传》和《心越法师集刊》。那年L教授讲座之后，吴宏定老师拿了两样东西来找老樵，一样是L教授讲座时发放的一份资料，是L教师发在《浙江社会科学》上一篇关于东皋心越的论文；还有就是高罗佩的《东皋心越传》。

吴宏定老师对L教授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说，当年杉村英治先生来浦江时，是他陪杉村先生去官岩山下和墩头的。关于东皋心越，县志办的几位老同志也做过认真的研究，但是最后总是确定不下东皋心越的情况。因为当时资料非常缺少，人们还以为东皋心越的俗名叫“蒋兴俦”，所以无论在哪一部宗谱里，都无法找到父亲叫“蒋兴孝”儿子叫“蒋兴俦”的人家。吴宏定老师说，L教授的论据与高罗佩的叙述半点都对不上号，实在过于荒诞。例如讲东皋心越是在官岩山后面的“安岩寺”出家，而《东皋心越传》则明明说，心越是八岁时在苏州报恩寺出家的。吴宏定老师建议老樵有兴趣的话，不妨做做蒋兴俦这篇文章。就这样，老樵就上了东皋心越这艘贼船，惹上了后来的一大堆麻烦事。

后几天的一个中午，老樵在办公室楼下遇到了郑书记。郑书记对老樵说，能不能研究一下，把东皋心越的情况搞搞清楚？郑书记到浦江工作后，提出“风景也是资源，旅游也是产业”的观点，促进大力开发仙华山旅游资源。老樵推测，郑书记的意图则是运用好东皋心越这张牌，做好官岩山旅游资源开发这篇文章。因为有东皋心越牵线，官岩山的影响甚至可以做到国外去。

老樵非常佩服郑的眼光，于是把东皋心越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事。开始时，老樵也认为东皋心越是官岩山下人。于是首先赴官岩山下。但是在座谈中，老樵发现，官岩山下人的论据基本就是L教授那些，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从仙华村借来的《官岩蒋氏宗谱》翻了个遍，却发现这一族中“兴”字辈的第一号竟然是出生在民国丁丑年，即1937年。“蒋兴孝”抑或“蒋兴俦”是官岩山下人的希望，于是更加飘渺无影起来。

在《东皋心越传》里，老高说到，心越有一个哥哥叫蒋尚卿。于是“兴——尚”父子关系就成了查找的主要线索。在《浦兰蒋氏宗谱》里，老樵在明清交际的族谱记载里，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有这么一户人家，四兄弟，其中有两位没有生卒年月记载。另外两位，一位名尚郎，一位名尚乡（鄉）。当时没有照相机，老樵就手抄宗谱，把这户人家的老蒋、陈姓夫人、尚郎、尚乡的所有文字都抄了下来。两位没有生卒年月的孩子一名尚部，一名尚鄌。

就在老樵将这些文字摘抄下来，觉得再无事可做时，县志办的H主任给了我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不看则可，一看纸条，我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坐在办公椅上，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那张纸条是心越的“《法门及宗亲图》”！在《法门宗亲图》里，心越详细记载了他的父亲蒋兴孝和母亲陈氏夫人的生卒八字。其父蒋兴孝生于明万历廿四年丙申（1596）正月十六日卯时，卒于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十月十五日申时，排行忠83；其母陈氏，生于明万历廿七年己亥（1599）九月十三日辰时，故于清康熙十六年丁巳十二月廿二日。弟尚郈幼殀。

而我在《浦兰蒋氏宗谱里》抄下来的文字是：父兴慥，生于明万历廿四年丙申（1596）正月十六日，卒于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十月十五日申时，排行忠188；母陈氏，生于明万历廿七年己亥（1599）九月十三日，故于清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二月廿二日。长兄尚郎，字明玉，生于明天启二年壬戌（1622），浦江县学庠生；次兄蒋尚鄕，字明阳，生于明崇祯五年壬申（1632）。弟尚鄌。

好几个月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多年的谜，就会让我这么容易的解开了？

忽然想到，前不久方勇教授在浦江讲座《月泉吟社》，说到在浦江这个小地方，由于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所以研究起学问来，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如请外面的人来。无独有偶，我接触到东皋心越之后，一天办公室转来郑书记批示过的一封信，是L教授写给郑书记的。信中也有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太令人恶心，恕不引用）。不幸的是，在东皋心越这件事上，情况恰恰相反。吴宏定老师说，他的观点是，如果“蒋兴俦”确实是浦江人，那么很可能就是洪塘里人。因为当年他陪同杉村先生去洪塘里查找宗谱时，那宗谱里就有人家很像“蒋兴俦”的情况。不过就是名字对不上号。于是老樵在公元1993年的10月25日，与吴宏定老师一同赴洪塘里。在墩头，我们向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妇女问路。她一见我们的车牌是浦江的，马上热情的说，我爸爸过去就在黄宅供销社工作。于是自告奋勇陪我们一起赴洪塘里。在那里，通过村干部找到了收藏宗谱的人家，将厚厚56本《浦兰蒋氏宗谱》借了出来。

然而这是真的。一下子，宗谱里的蒋兴慥与《东皋心越传》里的蛛丝马迹一一对应起来。这确实就是东皋心越一家！但是，马上老樵的兴奋就消失了。因为，这与我们开始时的目的相差甚远。特别是，郑书记以东皋心越为牵线、打官岩山风景旅游的牌，就有可能落空。不过，不管怎样，这个情况还是要向领导汇报。

但是，在向郑书记汇报说东皋心越是梅江洪塘里人后，郑书记的目光不但没有黯淡，反而闪闪发光，他的回答又让老樵吃了一惊，同时又兴奋不已：“好好地把东皋心越的资料整理好，到时候一炮轰出去，把梅江拿回来！”

梅江，这个在当年的浦江占到三分之一面积的土地，它的意义老樵是过了好几年以后才明白的。1998年老樵到统计局任职后才知道，由于浦江县域面积狭小，农田数目更少，所以每年省里下拨的用地指标仅有200亩！这200亩土地指标不要说拿来招商引资，连修马路都不够。因此，老樵非常理解土地局的弟兄们每年花大力气“造地”的用心，主动配合他们统计好每年的“造地”数据，因为只有造出新的地来，省里才会有相应的土地指标给你。而1993年，也正是梅江群众鼓气“复浦”开始高涨的一年。

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一个可以令浦江人遗憾千年的事情发生了。

1994年2月，郑书记调任兰溪。几个月后，老樵到兰溪公干，顺道到老领导处叙旧。郑书记对老樵说，咱们这类人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那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因此，老樵也就将东皋心越身世的稿子放起来，暂时不去提它。

1995年第一届书画节前，当时的《浦江报》总编张琇先生听说我有一篇关于东皋心越是梅江人的稿子，立即上门来索要了去。本来我遵守对老领导的诺言，不打算发表这个稿子。但是张琇老总为了配合当时的梅江群众“复浦”高潮，将我那篇“拿去看看”的稿子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发表在《浦江报》的头版上。那篇稿子没有认真的校对，错别字连篇；这对我这个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但没有办法，张老总就是这样一种脾气的人。

郑书记调任兰溪，而当时县领导班子里最热心“复浦”的黄有情主任又去世了，“复浦”运动高涨了一段时间，最终慢慢地冷下去了。而老樵作为把一个好端端的东皋心越“送给兰溪”的罪魁祸首，自然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有激烈的论点称老樵是“卖国”，据说还有一位领导说，鷄岩老樵是不是不想在浦江吃饭了。

而对于梅江“复浦”，浦江“本土”人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老樵理解黄有情老主任为何那么热心于“复浦”，因为他是里黄人，梅江与他是肉贴肉。而“本土”其他地方人则相对淡薄一些。曾经就有一个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梅江那块穷的要死的地方，拿回来干什么！

相比于浦江“本土”，现在的梅江似乎是“穷”了一点。但是当年梅江可是浦江的大粮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而且，这块土地上，也是浦江文化的重要发生地。

每一次经过梅江地区，我总是如数家珍般的念过去：柳贯的家乡，梅执礼的家乡，钱遹的家乡，蒋可大（蒋镛）的家乡，倪仁吉的家乡——最后，在车子开出老浦江的地界的一刹那，我总是崇敬地遥望东南方，那是曹聚仁——一个我最敬仰的浦江人——的家乡蒋畈。很奇怪，只有经过横木，我才觉得是离开浦江；而回来时，车子一过横木，我就觉得已经回到了浦江。因为，那些人，那些地方，浦江味道太浓了，太浓了！

而浦江的历史，可以少掉一个钱遹，或者少掉一个梅执礼，或者干脆少掉一个柳贯。但是，浦江的历史可以少掉那整整一批人吗？

当然，浦江似乎可以少掉一个东皋心越。

因为东皋心越在他六岁时就离开了浦江。1644年，继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清兵又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入关。北京的明朝政权覆亡了。而南京这时就成了残破的南明弘光朝的政治中心。心越的哥哥尚郎前往南京求学，顺便将弟弟尚部也带到了南京。尚郎在南京师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学《易》，而尚部则从师学《诗》，得《周南》名家之传。第二年，清兵攻破南京。尚郎随老师孙嘉绩逃亡浙江余姚，与熊汝霖举义师，并参与张国维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尚郎受鲁王简拔任监军。大约途经苏州时，就将弟弟尚部托付给了朋友。

1646年，尚部于苏州报恩寺从兰石智灵法师出家，法名兆隐。这年五月，尚郎的老师孙嘉绩任鲁王吏部尚书，熊汝霖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六月，孙嘉绩移师海岛途中舟覆而殁。一同遇险的尚郎脱险后遵父嘱出家。至于赴日本“乞师”复明，那是后话，心越已经在日本多年了之后。

这里还要东拉西扯一下。

我看到咱们国家的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一提到日本，就把它表现成早就有“灭我中华”之心的敌邦。甚至表现明代故事的电视剧里，都有这样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大谬。海盗的骚扰，与国家的国策，毕竟是两码事。日本真正有吞灭中华的野心，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的中国，腐朽积弱，在对列强的战争中连连败北。因此，非常重视收集情报因而十分熟悉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和民族，认为中华民族已不堪一击，它们想要到中国来重享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美梦。而且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比起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似乎更有理由入主中华。可惜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是十九世纪的积弱积贫、愚氓散沙。觉醒的中华民族最终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日本最终尝到了妄想的苦果。

其实除了近代这一百来年之外，中日的历史基本是一部友好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明清时期国家一乱，许多人就往日本跑的原因。而且，甚至到了去日本借兵来抵抗异族入侵的程度。所以老樵对日本历来颇有好感。并且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感触最深。1998年，老樵接待日本大正大学天台宗教研室西村良造先生一行。他们是来浦江考察天台宗对浦江影响情况的。我陪他们去左溪寺、惠香寺、宝掌寺等地考察。考察结束回他们驻地时，在汽车上，老朋友秋田光兆先生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向我询问情况。我一看，竟然是浦江寺庙的情况一览！其中有许多寺庙，连名称我都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脸“腾”的一下红了，心跳也快了。他妈的，小日本鬼子！哪里搞来这么详细的资料！？

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日本人竟然把我们浦江小小地方有几根眼睫毛都搞清楚了，可我们竟然还在争论“多几个少几个东皋西皋又有何益”，还在怀疑“搞清楚东皋心越的出生地真的有那么必要吗”。老樵曾经苦学一年多日语，为的就是日本的“浦江学”。当老樵凭着粗粗掌握的日语，把杉村英治的《望乡诗僧东皋心越传》啃完后，有点子不寒而栗起来。《传》中对东皋心越在日本的活动和经历，几乎已经精确到几月几日，而在中国大陆的经历却是寥寥数语、模模糊糊。日本曾经在军事上打败过中国，现在在文化上又开始在打败中国，首先从打败浦江开始！

这真有点与当年的抗日战争相似。有认贼作父的汉奸，有一溃千里的逃跑将军，有空嚷嚷“把我们的头颅让敌人去砍掉”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也有全副德式装备在南京城下拼死与日寇作战到差不多全军覆没的88师，更有在沦陷区用大刀梭镖默默抵抗的义勇军和老百姓。在现在的浦江，还有“自信力”的浦江人其实不在少数，不要看网上“什么东皋西皋”的那么热闹，真正的浦江脊梁是那些在斗室中默默无闻工作的普通人。

在现在一切以“钱”和“饭”作准则的价值观面前，这些普通人守着自己的底线，实践着自己的追求。例如吴宏定老师，退休后在县志办工作，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给了“不能当饭吃”的浦江历史资料整理上。他坐在窗前用毛笔认认真真一笔一划，以工整的小楷补足《康熙浦江县志》，那个感人的镜头永远留在老樵的心中。还有最近获得中国文联荣誉奖章的张文德老师，几乎是将自己的一生给了“值几个钱？”的浦江文化事业。还有洪以瑞老师，毕其一生为浦江文化培养人才、搜遗继绝，无一“名”“利”上身，而由于他的正直，却招致一些人的毁誉。老樵来一次“小人度君子之腹”，大概这些老先生们永远不会发“什么东皋西皋”之类的高论。因为他们真正了解浦江，知道浦江文化的伟大与深远。面对这个伟大与深远，他们怀有一种敬畏之心。所以，无论是贫穷、困窘，还是谤言、伤害，都无法动摇他们这种敬畏和信念。

而轻轻易易就把浦江的历史、文化贬得一钱不值者，老樵揣测诸位的脑子里除了一些花花绿绿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和一锅浆糊之外，关于浦江大约也就是东山路不通、西山路车祸之类谈资而已。所谓“无知者无畏”就是。联想到在大街上吐痰之类，其实也大抵是没有“文化”因而不知敬畏。如果吐痰者知道，那一口出去以后，祖孙后代包括自己的孩子都要骂自己没教养，要在族谱上记下一笔遗臭万年，他还敢吗？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老樵曾经数次赴洪塘里。

这个小村位于墩头西北的一个山坡上。这儿是浦兰蒋氏的最早居住地。墩头蒋氏始祖、朱元璋所封的浦江翼右副元帅蒋镛（之子蒋珹）就是从洪塘里迁居出去的。洪塘里西北隔着一条大路，就是兰溪县的水阁村。村口有一道石头垒成的寨墙，寨墙有一道洞门，门上一块石匾，书“大明元帅”四字。因为浦江、兰溪交界的几个村都是蒋氏的聚集地，所以称“浦兰蒋氏”。未来的G25号高速公路即将从这附近通过。

本来出家人是无所挂念的。

但是东皋心越似乎不是这样，他老是牵挂着家乡、家人。这大概与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与家人离散，然后出家有关。在某君认为“不怎么样”的诗文中，东皋心越抒发了他浓浓的思乡之情。心越十三、四岁时就在浙江一带游学，但是没有记载是否回过浦江。估计他也不会是一个人荡来荡去，而是随着一批人在琢磨书画篆刻等等。当然在南明余党众多的浙江一带，心越不可能不接触到一些遗老。南明覆灭之时，不仅仅是尚郎，而且浦江有好一批人亦参加了鲁王政权，抵抗清兵。《柳溪傅氏宗谱》中就有南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写的人物传，言傅氏三兄弟参与抗清之事。心越法师赴日本，大约并不是去日本办个人画展，而真的是亡命东瀛，再不走就要掉脑袋了。到日本多年之后，心越的大哥尚郎（蒋尚卿，字明玉）与友人张斐赴日本“乞师”复明，在长崎与心越相见。心越喜极而泣，有“把臂诉衷肠，无分昼与夜”之句。而且在《法门宗亲图》中详细写明父母情况，等等。这一切我们大约只能以文化来解释。

文化是什么？这实在有点一言难尽。

不过，老樵心中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文化局所管的“文化”，倒有点像文明办所管的“文化”。说到底，文化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当然包括文化局的“文化”在内。这种东西非常奇怪，一旦染上它，你就会为它入迷，甚至入魔。就像打上了一个印记，永远无法磨灭。

2009年九月，老樵赴诸暨马剑，搜集浦阳建溪戴氏资料，曾与戴关土老先生长谈。戴关土先生对老樵说了一句让老樵震动而又激动的话，他说：“虽然马剑划到了诸暨，但是这里永远都是属于浦江文化圈的。”确实，翻开《浦阳建溪戴氏宗谱》，里面是浦江乃至婺文化圈那一连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方凤、吴莱、宋濂、柳贯、黄溍、王祎、朱震亨（丹溪）、戴良、戴元礼、戴殿泗……等等等等。

在马剑，戴氏宗祠里还有一间小小的金萧革命根据地历史陈列馆。老樵进去一看，又是一阵激动。因为在金华地区，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详细的革命历史陈列！里面又是一连串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杨思一、马青、陈雨笠、王平夷、江征帆、应飞、彭林、毛英、倪公燮、胡漠、吴文桂……老樵甚至第一次看到了在公开场合展出的老母亲的照片和经历。老人家在1944~1945年担任义乌义北区委书记和路南区委书记。整个陈列馆简直就是一部浦江革命斗争历史！

从马剑沿壶江而上到浦江县城，50公里路老樵只开了56分钟。而当年戴元礼跋涉200里路到义乌赤岸求学于丹溪先生，是要翻大山、越深涧，走上好几天的。而过杨塘岭，下狮象弄，走诸暨，低山平路，顺风顺水到杭州，岂不更便？这里也大概只能是以文化来做解释了。

回过头来再说梅江。

1998年，为编辑《宋濂全集》，老樵与张文德老师到梅江一带寻访旧宗谱，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宋濂的轶文。在西塘下问路，被问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正与邻居用老樵听不太懂的梅江方言说话，见我们问路，说明来意，她就用道地的浦江话回答我们。老樵感到非常惊讶，“你们怎么会说浦江话？”她笑笑说，我们本来就是浦江人嘛。

老樵非常喜欢曹聚仁的作品。每出一本新编文集，老樵总要设法买到。那作者介绍里，永远是这样的文字：“曹聚仁，字挺岫，浙江浦江人。”连最新出版的《书林三话》、《书林新话》（2010年一月出版）都是这样。虽然有一条“（出生地蒋畈现划归兰溪）”，那明显可以看出是编辑为了平衡各方而加上去的尾巴。可是谁能够知道，当年曹聚仁先生的祖父从金华东乡桐井迁到浦江蒋畈以后，聚仁先生的父亲曹梦岐到浦江参加县考，却被浦江童生以他不是浦江土著而被逐出考场。后来曹梦岐先生只能以金华籍回金华县应考，结果拿了第一名秀才。在后来曹梦岐先生参加省里的乡试之后，回到蒋畈就办起了著名的育才小学，一直办到1950年，培养了4000余名学生。

曹梦岐先生为何能够这样？大约也只能用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一句话，文化在这里，就是曹梦岐先生的魂。那些只会夸夸其谈、动不动宋濂算老几东皋不怎样者，大约都是属于没有魂的人。所以，曹梦岐虽然受残酷排挤却能够发奋以益一方，而那些嚷嚷的人不见得干出什么大事来。

文化是魂。

所以梅江这个浦江文化的发生地之一，就有了永远也磨不去的浦江印迹。柳哲之所以自陈是浦江人，就是反映了梅江人对浦江文化的认同。这与曹聚仁自认是浦江人一样。这种认同是不依贫富、丰瘠而转移的。

对于浦江来说，梅江并不是“多几个少几个”那么简单。梅江对浦江来说，是独特的“唯一”，没有可能“多几个”出来。因为钱遹、梅执礼、柳贯、倪仁吉、蒋镛、心越……曹聚仁，对浦江来说都是“唯一”，没有复制第二个的可能。而少掉一个梅江，却给浦江的历史和现实留下了多少尴尬！据说有一位领导得知白马柳溪柳氏的老祖就是柳贯后，恍然大悟的说，这下好了，柳贯再也不是兰溪的了。估计领导的意思是，柳贯从此可以算是柳溪之柳宅人氏了，避免了蹲在蜀山成为“兰溪人”。把东皋心越硬按到官岩山上去，大概其心思也与此差不多吧。

曾经有人担心，老樵把东皋心越“卖”给兰溪以后，会被兰溪拿来大做文章，占尽浦江的便宜。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实在大可不必。因为自从老樵“发现”心越是洪塘里人之后快二十年了，兰溪那边至今似乎丝毫也没有什么占便宜的动静。而且柳贯呀梅执理呀倪仁吉呀曹聚仁呀等等等等，早就是“兰溪的”了，也不见得兰溪占了多大便宜去。虽然在《兰溪市志》里柳贯、梅执礼和曹聚仁还有一席位子，但是似乎毕竟不是兰溪“土著”，那分量也还是不重。而且钱遹、倪仁吉竟然不见名录。前几年搞《柳贯文集》，也基本上是几个横溪人自己在那里用劲，没见官方有什么大的动作。

反过来看千方百计把柳贯、东皋心越“拉到”浦江来的愿望和动作，真是有点杞人忧天的小家子气。拉的来，就是浦江的；拉不来就不是浦江的了？

其实，浦江文化过去并不是这样小家子气的。

义乌“精神”中有一个“包容”，不过要讲起“包容”来，浦江的老前辈们似乎要做得更好。浦江历史文化上的明星，不仅有方凤吴莱等等“本土”人士，而且有谢翱、吴思齐、宋濂、方孝孺、王祎、黄溍等等皆为“外来民工”。查一下宗谱，几乎所有家族若干年前皆为“盲流”，方凤吴莱无非是相对“本土”一点而已。说“万年浦江”，其实还真有点阿Q说咱家当年阔多了的味道，因为根本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证明“上山文化”与当今的浦江文化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要说浦江的真正行政历史，还确实只能从公元754年即唐天宝十三年开始。那一年，朝廷划义乌、兰溪、诸暨、富阳四县地设浦阳县。这样算起来，梅江划到兰溪去，还真的是“物归原主”。但是，这样说的前提是，整个浦江都不复存在。因为当年“构”成浦江县（浦阳县）的元老就有梅江。从那以后，梅江就与其他三县划入之地结成了一个整体，就是“浦江”。而且，“（浦）阳江”、“壶（源）江”、“梅江”三江则成为浦江的母亲河，孕育了浦江的百姓和文化。

大约是因为这样一个身世吧，所以浦江历史上就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吸引外来人士。例如浦江乱弹，其根子就在徽州。让千年以后的浦江人念念不已的“月泉吟社”，几乎全部是非浦江籍人士所作。而自以为浦江人而荣的宋濂，二十多岁才到浦江来。而当年家族的迁徙，看来也是十分的自由和方便，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浦江人不排外。否则深溪王氏呀墅屏吴氏呀，再往前推如吴溪吴氏等等直至义门郑氏，怎么可能在浦江落脚然后“瓜瓞绵延”直至居“江南第一”？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并不排外。

而且更钟情于胸怀广大。老前辈吴莱论做文章，有言道：“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纵能，亦儿女语也！”没有广阔的胸怀和眼界，不一定不会做文章，但是那样做出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些矫揉造作、儿女情长的东西罢了，与国与人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看那以后诸君所作文章，都有一种雄豪之气。

而且中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包括浦江的古代历史文化，都是今天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的精神营养和骨干支撑。张书旂老先生在美国常常现场作画，寥寥数笔，几分钟就成就一只鸽子。一位美国青年非常羡慕老先生的才艺，愿意向老先生拜师。小家伙问老先生，我学到像先生这样，需要多久？张先生答，“五千年”。小家伙诧异万分，先生笑道，非五千年时间，而是五千年中华文化。

这绝非是什么“意淫”。

一无所知然后想入非非，这才是“意淫”。而了解历史，把握历史，才会有更远大的进步。

老樵不太赞成“搞清楚出生地无关紧要”。因为既然是挖掘资料，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给搞清楚。警察调查犯罪，就是复原现场，哪里有犯罪分子是什么地方人都不搞清楚的事？！而老樵们做的考据工作，也是在复原现场——复原历史，当然也应该如此。至于复原了之后，再进行政治的或者军事的或者经济的或者是人文的研究，或者干脆是研究那几根眼睫毛里哪一根先长出来，那就不是老樵们的事了。

但是，即使是普通人，老樵认为，也应该懂得一些自己的历史。因为这是做人的立身之本。搞清历史，固然是学者的事，但是知道历史，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事。特别是关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周围的这一群人。很难想象，把张振铎念成张振“择”的人，能够在张振铎的故乡搞出文化上的成绩来。

文化并不是仅仅拿来赚钱的。现在一提到文化，就马上联系起旅游，联系到经济，而把文化的精神气给丢掉了。现在人们老是抱怨社会风气差，社会公德少，却很少想到自己就是始作俑者。

梅江的历史大约不会比上山文化短。

万年以来，梅江也就这样静静的流淌着。也许还会继续流上一万年，然后再一万年、一万年……

一万年以前，梅江属于哪里管辖？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一万年之后呢？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一部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一部分。

梅江曾经属于过浦江行政区域，梅江现在也还属于浦江文化圈。梅江曾经非常富裕过，而且相比于浦江其他地区有点“富得流油”。现在梅江经济落后一点，但是就像梅江曾经富裕过又贫穷过一样，梅江的将来并不是永远一片黑暗。

相比于浦江“本土”其它区域，梅江的将来其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而且远离现在的行政管辖中心，它可能还更有其经济的独立性和自由度。47省道改造以后，过横溪已经不是难题。而且义乌将从上溪修一条公路到横溪——直线距离15公里，山洞2.5公里，双向四车道。即将开工的G25高速公路又将在梅江的西边打开一道新大门。设想一下吧，将来梅江的东大门直通义乌，西大门则通全国，这里将是一块怎样的宝地！

如果我们还用井底之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们会强烈的咒骂县领导的无能，可能还会搞出千方百计把东皋心越捆到官岩山上的糗事。但是我们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为梅江将要获得一个飞跃发展的机会而高兴。希望再也不要以穷富来确定我们与梅江的关系，因为也许将来还会有公元754年那样的机会。

更因为梅江人也是浦江人，是兄弟姐妹！

【立此存照】东皋是牛屎 作者：无语

看到这个题目，我知道非挨板砖不可，不过我为了吸引眼球，挨几板砖何曾不可。想必那几人大搞什么高速，什么东皋，什么合济桥的倒掉，一样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我呢，吸引到眼球之前，先挨板砖，令网友悲愤填膺一番，那也是值得。

那些人可以意淫浦江文化，我可以舍弃浦江文化。意淫的结果是沾沾自喜一番，舍弃的结果是从头再来。意淫把东皋双手捧上了天，舍弃的结果把东皋当作牛屎。意淫之后，浦江多了几个名人，管他是通化还是官岩，也多了几个研究他的名人，还让人们对着他跪拜，舍弃之后，我们把牛屎把在田地里，种上浦江的花草树木，让它们成长成长。

只有把东皋及研究他的人当牛屎，我们才可以把他们种在田里，虽说不能插上鲜花，我是相信肯定可以长出鲜花。不过说实在的，高罗佩对东皋的研究，真是牛屎，全部道听途说，现在在他的基础上，我不相信能够插出鲜花。还是把直接把东皋直接当作牛屎，说不定还能插上鲜花。

其实东皋对传播中华文化是有功的，我们知之太少，我们的研究并不能站在道听途说的牛屎上，自以为是发现牛屎的宝贝上。真实地研究是板凳坐得十年冷，仔细专研细考据，而不是整天以学者自据，整天在喊：我发现了，我发现了，重大的秘密，石破天惊的秘密。

我知道半桶子的水往往会响彻云霄，一桶子的水会一声不吭。唯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为此，对东皋这个问题上，我不敢说，只好说东皋是牛屎，待我种种花如何。

前些年，我也作过东皋迷，也对东皋产生过兴趣。那时恰逢与日本来联系调查东皋，是一些友邦对东皋感兴趣的时候。所幸我也搞到了一点日本的东皋的资料，不过是研究名人研究完了扔掉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日本漫天飞舞，实在没有文物保存价值。而我却以为是宝贵，仔细对照起来。

我也带着疑问请教过宿老吴宏定老先生，吴老先生对我说，你啊，就凭人家的残羹剩饭研究不出东西来的，要真正的研究必须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人生进行的，不是你一时兴起就可以研究的。特别要提醒你的，决不能在研究的名人中挤名份，大搞一哄而起，不然只是应景之文，实无意义。

我聆近了吴老先生的教悔，把那些研究名人研究完了东西，扔给了收废纸的，我知道决不能做拾人牙慧之人。而我亦无研究东皋的基础，实在不是研究之辈，只好把东皋舍在一旁。

从此，我把东皋当作了牛屎，把在浦江的田地里。让他和这些自以为依据日本资料、外国资料研究他的名人，把在了田地里，作了一回牛屎，给浦江人民肥田，给浦江文化肥田。

来源于《浦江论坛》2010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