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利除患正肃 袁甫

陶都竹藤

南渡陈郡袁氏

家学传承廿一

兴利除患正肃袁甫

袁甫字广微，号蒙斋，庆元府鄞县人，南渡陈郡袁氏涣公后裔。燮有四子，生卒年均不详（其中有子甫、次子肃)，宋宁宗嘉定(1216)中前后在世。少承家学，又从学于杨简。宋嘉定七年(1214)状元进士，授秘书省正字。十一年任湖州通判，迁秘书郎，改著作佐郎，出知徽州、衢州，有政绩。

绍定三年(1230)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学宫，修葺庐山白鹿洞书院，创建贵溪象山书院。端平元年(1234)兼任福建转运判官，迁秘书少监，疏指史嵩之不可重用，又反对进史嵩之为刑部尚书，被出知江州，再改知婺州。后升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官终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卒谥正肃。

甫所至兴利除害。在朝靡切权贵，抗论不阿。师事杨简，主张“万物与我心契”，为甬上陆学二传弟子之一。

《宋史·袁甫传》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入对，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今之可惧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谄谀者用，杜忠臣敢谏之门，可惧也；兵戈既兴，馈饷不继，根本一虚，则有萧墙之忧，可惧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书，独运密谋之意胜，而虚心咨访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无由上闻，可惧也；外患未弭，内患方深，而熙熙然无异平时，自谓雅量足以镇浮，不知宴安实为鸩毒，可惧也；陛下恭俭有余，刚断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贵，而未闻大明黜陟，军帅交结，州郡贿赂，皆自贵近化之，可惧也。其它祸几乱萌，不可悉数，将何以答天谴、召和气哉？”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转对，言“边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内。偷安之根不去，规摹终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终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将帅终不可择；欺诞之根不去，兵财终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虽委中书，然必择风采著闻者为台谏，敢于论驳者为给、舍，所以戢官邪、肃朝纲也。今日诚体是意以行之，岂复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

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豫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窠名隶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又告于朝曰：“江东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连月，道殣相望，至有举家枕藉而死者。

此去麦熟尚赊，事势益急。”诏给度牒百道助费。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赈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为讳，天意人心，实同一机，灾变之作，端由于此。愿下哀痛之诏，以回天意。”诏求直言，复上疏言：“灾起都邑，天意盖欲陛下因其所可见，察其所不可见，行至公无私之心，全保护大臣之体，率属群工，大明黜陟，与天下更始。”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赈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

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彗星见，诏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众；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贪冒之风炽。愿一变上下交征之习，为大公至正之归。”

帝亲政，以直微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增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入见，帝曰：“卿久劳于外，笃意爱民，每览所陈，备见恳恻。”甫奏《无逸》之义，言知农夫稼穑艰难，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来求贤如不及之初意。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于经筵奏：“刚之一字，最切于陛下。陛下徒有慕汉宜厉精为治之名，而乃堕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断，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贤人，此二君不识刚德之真。所谓真刚者，当为之事必行，不当为者则断在勿行。”又乞“专意经训，养育精神，务令充实，上与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诏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奏：“是消天下谠言之气，其谓陛下何？”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擿苛小，谓：“监司、郡守非其人，则一道一州之蠹也。”

时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甫奏：“避是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尝讲罢，帝问近事，甫奏：“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又尝读《资治通鉴》，至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因奏：“今日无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国以仁，陛下以为此举仁乎，否乎？”帝为恻然。

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未几，擢嵩之刑部尚书，复奏疏云：“臣于嵩之本无仇怨，但国事所系，谊难缄默。”嵩之诰命，终不与书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争，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肃，报行误耳。”令遂勉甫无它志。翼日，乃与肃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复论甫守富沙日赃六十万，汤巾等又争之，清叟亦悔。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入见，陈心源之说，帝问边事，甫奏：“当以上流为急，议和恐误事。”时清叟与甫并召，而清叟未至。甫奏：“台谏风闻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辞避实惟臣故，乞趣其赴阙。”又奏备边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与流民复业。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轻脱难信。去年嵩之在淮西，楫由淮西而来，北军踵之。今又并湖南付之，臣恐其复以误淮西者误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

迁兵部侍郎，入见，奏：“江潮暴涌，旱魃为虐，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径。”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甫少服父驯，谓学者当师圣人，以自得为贵。又从杨简问学，自谓“吾观草木之发生，听禽鸟之和鸣，与我心契，其乐无涯”云。

袁燮(1144年-1224年)，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哲学家。

祖父袁毂。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早年入读太学，淳熙年间进士及第，调任江阴尉。迁太学正，当时党禁兴起，因非议去职。后来历仕司封郎官，迁国子监祭酒。后为礼部侍郎，与权相史弥远争和议，被罢官回乡。

袁燮博学，学者称其为"絜斋先生"。(絜斋jié zhāi，洁净斋戒。《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寤春风兮发鲜荣，絜斋俟兮惠音声。"刘良注:"言见春发万物之荣，乃絜斋戒以待惠和之音。"《汉书·张禹传》:"择日絜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后汉书·明帝纪》:"长吏各絜斋祷请，冀蒙嘉澍。")与沈焕、舒璘、杨简并称为"明州淳熙四先生"，为当时浙东四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主讲于城南书院，袁燮讲学，必启发诸生"反躬切己，忠信笃实"，"其教多以明心为言，盖有见于当时学者陷溺功利，沈锢词章，积重难返之势，必以提醒为要"。晚年起用，出知温州，进直学士，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卒，享年八十一岁。奉祠以卒，谥正献。真德秀为他写行状。

著作有《絜斋集》二十四卷、《絜斋后集》十三卷、《絜斋家塾书钞》、《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后人袁士杰辑有《袁正献公遗文钞》。

宋史记载袁燮，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人。生而端粹专静，乳媪置盘水其前，玩视终日，夜卧常醒然。少长，读东都《党锢传》，慨然以名节自期。入太学，登进士第，调江阴尉。

浙西大饥，常平使罗点属任振恤。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间，凡名数、治业悉书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除沿海制属。连丁家艰，宁宗即位，以太学正召。时朱熹诸儒相次去国，丞相赵汝愚罢，燮亦以论去，自是党禁兴矣。久之，为浙东帅幕、福建常平属、沿海参议。

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举江西常平、权知隆兴。召为都官郎官，迁司封。因对，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贤相，正士鳞集，而窃威权者从旁睨之。彭龟年逆知其必乱天下，显言其奸，龟年以罪去，而权臣遂根据，几危社稷。陛下追思龟年，盖尝临朝太息曰:'斯人犹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龟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愿陛下常存此心，急闻剀切，崇奖朴直，一龟年虽没，众龟年继进，天下何忧不治。""臣昨劝陛下勤于好问，而圣训有曰:'问则明'。臣退与朝士言之，莫不称善。而侧听十旬，陛下之端拱渊默犹昔也，臣窃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则当知反是而暗。明则辉光旁烛，无所不通;暗则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

迁国子司业、秘书少监，进祭酒、秘书监。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闻者悚然有得，士气益振。兼崇政殿说书，除礼部侍郎兼侍读。时史弥远主和，燮争益力，台论劾燮，罢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起知温州，进直学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同里沈焕、舒璘、杨简亦皆在学，以道义相切磨。后见，九龄之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乃师事焉。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学者称之曰絜斋先生。后谥正献。子甫自有传。

【絜斋学案表(黄宗羲 原本 黄百家 纂辑 全祖望 补定)】

东莱、复斋、象山门人:

 (袁燮子)肃、甫 (袁燮孙)徯

(袁燮曾孙)裒。

了说明。 而一向以严谨之笔著称的民国《定海县志》，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综合诸史志考说，既坚持了“袁甫鄞人”的结论，又解说了袁甫结缘舟山岱山的因缘。是志在“人物”之“游寓”中写道：“袁甫，字广微，鄞人。与父燮尝往来昌国，故并祀昌国乡贤。甫居岱山久，学者宗之，或曰甫墓在岱山，今无考。燮官至显谟阁学士，甫兵部尚书，皆以道学名。”民国志的冼练之笔与厅志的委婉之文可谓“异工同曲”：同曲者，袁甫不是昌国人；异工者，一是援引前志而否定后志，一是通过推测燮与甫“尝往来昌国”、“甫居岱山久，学者宗之，或曰甫墓在岱山”。比之康熙志，民国志更进一步，谓“甫居岱山久，学者宗之，或曰甫墓在岱山，无考。”“无考”二字，颇有讲究。 由岱山人汤浚编撰的《岱山镇志》，将袁甫列入“寓贤”，说袁甫是“先儒絜斋先生燮之子”，“甫之先为开封人。燮籍鄞，又尝往来于昌国。甫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甫墓在岱山梁家桥西，或云在鄞，未知孰是。”并注曰：“《宋史》有传。事详光绪厅志。”汤浚的对袁甫的用笔，既同于民国志，又别于民国志。相同者，一曰“游寓”，一曰“寓贤”，含义相同。不同者，因果关系发生变化：一是将“居之久”、“学者宗之”与“或曰墓在岱山”结对；一是将“居之久”、“从之游”与“祠于昌国乡贤”结对，而对袁甫墓分为二地之说，不作肯定语。他在“古迹”条中，对“石马”、“翁仲”进行了考证，认为此物当是宋直微学士蒋猷墓之物。汤浚治学严谨，博学广闻，深谙地方人物历史掌故，曾长期参与定海诸志编纂工作；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亦亟望袁甫是本乡人物，由此可为家乡增光添彩，但经周密调查与考证，不得不反《舟山志》之说。他在自序中说：“《岱山镇志》二十卷，无取浮华，但求翔实。”在对待袁甫问题上，他所遵循的正是“无取浮华，但求翔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笔者之管见 笔者以为，考证与判定地方历史人物事迹的真伪，当以史籍、志书、家乘、文物与口碑的一致性为准。正史与野史，当以正史为主，野史为辅，且正史与野史应相互参证；家乘谱牒中重要史料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当广泛收集并予重视；与历史人物有直接联系的文物是重要的历史证据，口碑与传说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实证。史籍、志书与家乘，又以最久远最原始最接近当时社会生活的史料为准，因为最接近历史人物生活时代的史料，最能反映人事的原来面，相对地说亦更可靠。 鉴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宋史》、宝庆志、延佑志对袁甫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袁燮《絜斋集·先公墓表》所叙人事的真实性是无可争辩的，《宋元学案》、《定海厅志》、民国《定海县志》、《岱山镇志》经考证，延续宋元之说的理由是充分的。 以宋元诸志书的作者而论，宋宝庆《四明志》由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等纂，于宋宝庆三年（1227）修撰，绍定二年（1229）刻板。虽然宋刻本今已不复可得，但宋咸淳以后补刻本（增补至咸淳八年即1272年知庆元府刘黻任满为止。刘黻是岱山书院建设的支持者）仍依宝庆志为祖本，因为时隔四十余年之后的南宋官府与箸书者持有宝庆志原本。袁燮生于宋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卒于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宋史·袁甫传》谓袁甫“嘉定七年进士第一”，于“嘉熙元年（1237）迁中书舍人”，之后又先后“权吏部尚书”，“迁兵部侍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袁甫从“中书舍人”升至“兵部尚书”一职，少说亦有五年。这就是说，宋宝庆志的修撰时间是在袁燮去世后不久，而且是在袁甫官职级级荣升时期。由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官修宝庆《四明志》的可靠性呢？ 再说延佑《四明志》的主要作者袁桷。元人袁桷（1266-1327），字伯长，鄞县人，越国公袁韶之曾孙（见《深宁学案·剡源门人》）。据《絜斋学案》载，“絜斋门人”有“太师袁彦淳韶”之名。袁韶不仅是袁燮的门人，而且是袁燮、袁甫等袁氏家族的宗亲。《絜斋学案·蒙斋续传》在叙述袁甫之孙袁裒时写道：“袁裒先生以安定书院山长授海盐州儒学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按：族子，乃族兄弟之子）清容桷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间，故家犹亡恙，时君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议曰：宦族久当圮，宜蔪为传远计。未几，正献宅火，留城南，遂各昼夜浚远钩思，探索幽隐，以黜陈辞为己任……。’”文后注曰：“参见《清容居士集》。”按：此段引文所述内容是发生于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己卯（1279）的事。袁桷五十七岁时，即于元至治二年壬戌（1322）为其族叔袁裒所写的《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记载了这件事。袁桷在《跋正肃公手泽》说：“两家厄于祝融之灾。”“祝融之灾”与上“正肃宅火，留城南”说的是同回事。袁裒逝世，袁桷为其写墓表；袁裒二十岁时，袁桷年已十五、六岁，两人曾商量袁氏家族事。不久，正献公袁燮宅不慎失火，两人遂留城南，各自昼夜回忆袁氏家族往事，“浚远钩思，探索幽隐，以黜陈辞为己任”。既然袁燮之曾孙、袁甫之孙袁裒称袁桷为族子，则袁韶、袁桷家族与袁燮、袁甫家族是宗亲关系不误也。由此观之，袁桷撰修延佑《四明志》，对袁燮与袁甫父子关系的记载是绝对真实可靠的。 关于袁桷与袁裒的两家关系，北大历史系孙瑜女士根据袁桷的《清容居士集》，结合苏天爵为袁桷作的墓志铭，以及参考《上虞小越袁氏宗谱》，对袁桷的家族谱系曾作过一番考证。

依孙瑜所考，袁燮、袁甫的祖先袁毂是袁桷的祖先袁瑴的弟弟。袁氏祖先兄弟五人：袁满、袁瑴、袁毂、袁方、袁阑。其上为袁元——袁田——袁宠。袁元，字昌年，汝南（今属河南）人，尝徙居青州（今属山东），宋咸平年间进士，任新昌（今属浙江）县令，遂举族迁浙，从此世代蕃衍，被后人尊称为县令公，开创了一门越支袁氏。袁瑴占籍开封试进士，历官至祥符县丞。袁瑴、袁毂俱迁徙四明。

袁桷世系：袁瑴—袁谓—袁皋—袁升—袁韶—袁似道—袁洪—袁桷。

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修辽金宋史更是其毕生的愿望。袁桷的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袁桷称：“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爕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按：引号中袁桷的话语，是孙瑜援引《清容居士集》原文）。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袁桷作《书进修堂往还尺牍》，以怀念袁燮、袁韶两家亲情（见《清容集》卷四十七）。泰定二年三月四日，袁桷于“从侄袁瑛处”见袁甫遗作，乃作《跋正肃公手泽》（见《清容集》卷五十）。其年上巳日，袁桷又作《书正肃公惩忿窒欲题扁》，款曰：“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孙具官桷再拜谨书。”（见《清容集》卷五十）。袁桷与袁燮、袁甫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袁氏外戚的社会关系上得以证明。泰定二年五月十六日，袁桷作《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见《清容集》卷五十）。所言“史越王”，即史浩。孙瑜考证说：“袁氏与南宋后期相门史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袁桷的曾祖袁韶与权相史弥远在朝堂上相互呼应，为他人视为一党；袁桷之母出自史氏；袁桷的两个姊妹都嫁给了史家；袁桷的后人依然与史家联姻。”按：文中所指的“权相史弥远”，是史浩之子。笔者发现，袁氏与史氏的这层亲戚关系，在《宋史·袁甫传》中亦有记载，文曰：“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史弥忠是史浩的从子，袁甫既称与史弥忠“有故”，这就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袁桷作《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