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纪念日：母亲的故事

羊儿

今天2022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2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母亲都曾参加过这场伟大的立国立军之战。

父亲已逝，母亲健在，但已是高龄耄耋老人。母亲刘郁文早年上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革命，在地下党组织遭遇严重破坏的至暗时刻，她毅然抛弃学业，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为祖国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解放后，她又参军，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行列，成为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今天这个抗美援朝纪念日，我记录下母亲的回忆，为她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志愿军女兵的经历，留下一个纪念。

2020年10月25日，刘郁文荣获“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我1930年1月出生于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庭中，我家兄妹四人，我排行第三，兄妹皆自幼上学读书。抗战胜利后我们举家迁往成都。

1948年秋季，我从成都“省立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被学校保送昆明“国立师范学院”读大学。那时去昆明只能先坐汽车走一周去重庆，到重庆搭乘一周一次的航班飞去昆明。家里因为昆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同意我去外地读书，一同报名的同学也都不去了。可我坚持要去，不但据理力争，还搬出已经大学毕业的哥哥支持我。哥哥也力主我脱离旧家庭去外地赴学见世面，在我们的坚持下，家里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1948年刘郁文四兄妹合影，右三为刘郁文。

昆明师范学院，是西南联大北归后留在昆明的大学，校园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老校园。抗战期间，昆明的西南联大，聚集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全国一流的大学和师资，那里的学术氛围、民主思想、进步思潮，对全国的青年学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垂死挣扎的时期，局势动荡不安，社会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昆明学生，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使昆明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民主堡垒”。这也是我坚持要去昆明上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昆明读书使我的思想和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娇生惯养，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知道看电影、读闲书的乖乖女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罢课、游行，演街头活报剧。还勇敢地参加了昆明工人、学生和教职工联合会（十二联）组织的学潮、募捐、救济、走访工人、街头义演等革命活动。在学校里，也积极加入歌咏队、秧歌队，成为学生运动中活跃的骨干。我加入了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进步团体——读书会，并被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

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的大哥刘生文成了我崇拜和追随的偶像。辗转上海、南京、沈阳、广州等地读书的经历，使本来就英俊潇洒的大哥变得更加成熟稳重、谈吐不凡。他思想活跃、追求真理，经常来信教育我寻找光明、参加革命。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

1949年3月，由于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龟缩西南一隅垂死挣扎，他们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人，疯狂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白色恐怖笼罩四川。小说《红岩》中有对这一时期四川局势的精准描述。

这时，被地下党组织派往川北农村开展工作的大哥也被组织调回了成都。成都的形势同样严峻，国民党已经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力量，也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大哥又被党组织派往川南，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因为人手不足，哥哥写信邀约我立即回川，和他一起去川南工作。

我接到信后，几乎没有一丝犹豫，立刻决定抛弃学业，回四川跟随大哥参加革命。当时，国民党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因为贬值太快，拿着它已经无法买到机票了。为了尽快离滇，我找同学的亲戚借了黄金才买到机票，顺利地赶回了成都。

家里相册中这张泛黄的老照片下面，是刘郁文当年写下的字句。

回川后，我很快通过了地下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和哥哥等五位同志（全是大学生）组成地下工作小组，一起去了川南的仁寿县。我们在县里的汪洋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哥哥是英语老师，我是音乐老师。1949年夏天，经共产党员肖光宇和刘生文介绍，19岁的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这个五人小组为汪洋区的顺利解放和人心安定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汪洋不仅没有发生动乱，暗控人员没有一个逃掉，而且还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为解放后汪洋地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50年中共仁寿县地下党工作小组合影。前左为刘郁文，后右为刘生文。

1950年初，解放大军入川，四川解放了。我和哥哥一同参加了地方工作队，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建立了仁寿县人民政府。我和哥哥一同进入新政府，担任了重要的工作。

这是在仁寿县政府工作期间的刘郁文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县政府工作期间，我还被抽调参加了仁寿第四区征粮队，下乡参与征粮、剿匪等工作。在工作中我与军队干部、县委书记左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知识丰富、工作能力很强，接触交往多了之后，我们逐渐互相倾慕，由同志关系发展成了恋人、爱人。

仁寿县县委干部会议后合影。前排右三为县委书记左耀中，二排左一为刘郁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2月耀中奉召归队，任内江军分区29师军政干校政委，我也和仁寿一批自愿参军的青年学子随同参军。参军后，我和耀中在军政干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正式结为夫妻。

刘郁文、左耀中结婚照。两人都是“解放大西南”战役的参与者，胸前佩戴的是当时颁发的“解放大西南”徽章。

1951年3月，15军入朝参战，耀中不愿在机关，坚持去前线部队，被任命为86团政委随军入朝。我却被留了下来，在河北邢台15军随营干部学校学习待命。

起初担任随校文工队副指导员，后来为了配合部队开展扫文盲运动，干校培养了一批文化教员，成立了文教大队，我被调到女教员连队任指导员，组织安排“速成识字法”的培训。

两个月后，我带领文教大队的全体教员也随军入朝了。

在昌图随校工作期间与战友们合影。前排左六为刘郁文。

我们跨过鸭绿江后，开始徒步行军，每天要走40到50里路，还要躲避敌人飞机和大炮的袭击。我分工负责收容，除了自己行军，还要收容、照料掉队和负伤的战友。有一次，天已经黑了，友邻部队看我们多是女同志，又是伤病员，就匀出了一辆卡车载上我们去追赶部队，我喜出望外很快清点了人数，连我一共13位女同志，还有一位因病同行的男同志。

我们搭乘的这辆车没有灯，夜行中只能跟在有灯的车后面跑。也不知何时，前面的车拐弯不见了，我们这辆车只能在起伏不平的路上“瞎开”。就这么跑了一会儿，突然车一个跳腾后侧翻了，车上的人全被抛甩到了公路边的掩体壕沟中。那一刻，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这就要牺牲了？太遗憾了，还没到前线呢！

身体着地后，懵了一会儿，感觉被什么东西压住动弹不得，但求生的本能和队长的责任，激励我奋力挣扎，终于慢慢坐起来了。黑暗中清点现场，发现我们真幸运，只有那位男同志头碰破了在流血，其他人都没有大的伤情。查看车况后才发现，卡车的两个轮子陷进了防空掩体中，车被卡住了，这才没有翻过来砸在我们身上。

收容队本就行军困难，现在又多少都受了些伤，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发现过来了一队志愿军战士，赶紧叫住他们，说明情况后，他们一齐动手，把我们的车推上了公路，同时派人回兵站报告。不久来了一名卫生员还带了担架，战友们把我们接到了兵站。兵站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腾出了一个大防空洞让我们住宿，还安慰我们说：就在这里安心住下，什么时候联系上部队，什么时候送你们走。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在军队这个大家庭中，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同志胜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收容任务，把全体战友都带回了部队。待文教大队的教员在全军分配完之后，我回到了29师政治部，先后担任师文工队副指导员、宣传教育科干事。

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女兵

1952年10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29师是参战部队，我当时在师文工队任副指导员。

战斗打响后，部队伤亡很大，战地医院人手不够。为了支援前线作战，部队决定把文工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组成小分队，到前沿阵地慰问部队，鼓舞士气。一部分则分到师卫生队，帮助救护、转运撤下来的伤病员。我带领一部分队员很快离开师部，来到了隐蔽在山沟里的卫生队。在坑道里，我和其他的女兵战友一样，帮助医务人员救助、护理伤员，清洗、晾晒纱布绷带等，什么都干。看到那些年轻、稚嫩、小兄弟般的战友是那么英勇无畏、视死如归，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些年轻的生命，为了保卫和平，为了祖国的利益，不怕爬冰卧雪，不怕流血牺牲，这就是军队，这就是战争前线最可爱的人！

上甘岭战役中，在坑道里办公的情景。

上甘岭战役期间，我和司令部的小钟有一次奉命回师部执行任务，从卫生队到师部，走公路要半天时间，而且白天公路上常有敌机轰炸，很不安全。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翻山越岭，抄近路回师部。去时很顺利，下午出发，晚饭时就到了师部。 两天后，任务完成了，我们又下午出发，原路返回卫生队。轻车熟路，本应该没有问题，谁知却偏偏遇到了麻烦。

小钟是个16岁的女孩子，参军时间不长，是直接从学校走进军营的学生兵。我俩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经很晚了。也不知在哪里错过了正确的岔道，只感觉越走越陌生，越走越荒凉，等猛然意识到走错了路时，天已经黑了。

迷路了！想到这一点，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朝鲜的冬夜，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没有防护是很容易冻伤、冻死的。更严重的是，当时我方阵地常有朝奸和李承晚军的特务活动，他们伺机破坏军事设施、袭击、抓捕我方人员，部队一直严禁夜晚单独外出。现在两个女同志，又手无寸铁，碰到危险，不说牺牲，就是被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天更黑了，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留，马上顺着来路往回走。从小钟逐渐急促的呼吸声中，我感觉到了她心中的恐惧和紧张，我也一样。但想到自己年长小钟几岁，又大小是个领导，责任不容我软弱、害怕。我决心一定要把小钟带回部队。

感觉走了很久了，我们还是转不出那条山沟，也找不到熟悉的路。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又冷又累又饿。白天并不太在意的枪炮声，这会儿听起来是那么刺耳，呼啸而来的炮弹，好像就在身边炸响；不时划过夜空的照明弹、信号弹也好像就从身边升起，总让人疑惑敌人就在近处。小钟终于忍不住哭出来：“我们找不到路了，回不去了，怎么办哪？指导员，我们会死在这里吗？我实在走不动了。”小钟的情绪和话语强烈地刺激着我，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和绝望，感到实在难以坚持，真想一头倒在地上，一切都随它去吧！

小钟还在哭着，我却渐渐冷静下来。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放弃努力，可能就真的是死路一条。我告诉小钟：我们是军人，不论是面对敌人还是面对困境，都应该是战士。我以军人的光荣和责任激励小钟，用平常看到的那些伤员的英雄事迹鼓励小钟，与那些英勇的战友相比，我们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小钟终于平静下来，我们慢慢理清了思路，商量着攀上山梁，借助照明弹的光亮去找路，坚信只要自己不倒下，就一定能够走回去。

终于，我们在山梁上确定了方向和路线，然后互相搀扶着，顽强、坚定地继续走在山路上。天亮时，终于找到了部队的驻地。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战场旧照

在“上甘岭战役”中经历的这一件小事，与整个战役的惊心动魄和艰苦卓绝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从这件事中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身——胜利往往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小钟叫钟孝谦，经历过这件事后，我们成了好姐妹。可惜不久，小钟就在另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她还是没能和我一起回到祖国，一想到她才十几岁，就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我就心痛不已。我想念她！

亲身经历过战场上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我感觉自己才真正认识和热爱上了军队这个光荣的集体，也最终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嬗变。

战友们与身边的战斗英雄马新年合影。后排右三是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马新年，前排右二是刘郁文。

1954年5月，我们从朝鲜平安回国。1955年，部队实行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要求女同志大部分转业地方，我就在这时脱下了心爱的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人是转业了，但在军队里、战场上得到的锻炼和成长，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近年来，刘郁文陆续荣获建国70周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光荣在党50年荣誉奖章。

即将步入93岁的刘郁文，于1985年离休后，住进了部队干休所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