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国币四珍’邮票

无敌

一、“国币四珍”邮票的来历

孙中山像烈士像加盖“国币”改值邮票全套共76枚（不含12枚组外品，目录10枚＋重庆中央加盖大东版橄绿5分原票无水印改20元＋重庆加盖大东版深绿2元改1000元），其88枚全家福图片：

　　“国币四珍”又称“国币四大罕品”，也有人称“国币四宝”，是1948年南京集邮家沈南来先生提出来的。在这之前，郭润康先生曾在1947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外邮学杂志》刊出“华邮第三宝”文章，邮学界当时对国邮珍品的归类争议非常激烈，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我国邮王周今觉先生曾在《邮乘》第一期上总结了“华邮四宝”，即红印花原票、红印花小字壹圆、红印花当伍圆倒盖和民国北京版贰圆倒印。之后中华邮票会成立，于1926年出版的《邮乘》第六期卷首影印民国以来出现的错体邮票四种，而创“民国四珍”之名，即北京老版贰圆宫门倒印、北京老版壹圆加盖限省新贴用、北京老板三分暂作二分以及北京新版四分暂作三分倒盖。这种划分，则将“华邮四宝”中的宫门倒印移为“民国四珍”，则“华邮四宝”变为三缺一，而四宝中红印花已占其三，所以第二年《邮乘》第七期出版，该会就发表重要议案，另选红印花小二分复盖兼倒盖归入原来的“华邮四宝”中而改称“红印花四宝”，又称“前四宝”，而以“民国四珍”为“后四宝”。当时这种改称，经过了大会审查通过，可以说十分慎重。

虽然中华邮票会十分慎重的通过了国邮珍品的称呼，但“前四宝”“后四宝”的形容，以及“民国四珍”的冠词，又引起了邮学界的争议。1936年《甲戍邮刊》第三卷第五期，王聘彦先生又在邮学专栏加以论列，除保留“红印花四宝”之名，而改“民国四珍”为“宫门帆船四宝”。因为这四种变体图案属于宫门有二种，属于帆船有二种，藉以与红印花先后辉映，文末并主张可称呼为“华邮第一宝”和“华邮第二宝”。邮学界于是就都认可了王聘彦先生这种称呼方法。

“华邮第一四宝”和“华邮第二四宝”，均发行在北伐以前，随着中华民国建都南京，中经东北之变，继而七七烽火，九三胜利，前后二十年，又发行了诸如“改作五角”和“改作贰角”等等大套票，民国票又出现了很多奇珍异品，为数众多，于是郭润康先生在1947年又归纳提出了“华邮第三四宝”，简称“华邮第三宝”，即纽约版贰圆人像中心倒印、中信十六分粗齿票、湖南改作贰角北平版13分和湖北涂改五角手工加盖票。

郭润康先生这一“华邮第三宝”称呼一提出来，就在当时战后沉寂的邮坛，引起一些骚动，犹如静静的潭水，突然受到一颗石头的下坠，引发一阵阵的涟漪，对于邮坛的各种珍品竞相争论，热闹非凡。在这种背景下，沈南来先生也提出了“国币四珍”的概念。国币也有宝吗？有的，提起国币变体之宝来，就令人有头疼之感，什么倒盖呀，漏盖呀，复盖呀，移位呀等等洋洋呼大观！可是就因为国币变体之宝太多了，结果倒使人茫无所适，无从取舍了。沈南来先生认为：“国币四宝必须舍弃变体，尽量从正票中选择，并且其原票必须是在普通全套票内所有的票，而不是由少数所谓集邮家私人分出来的，类似组外品之类的票品。”

沈南来先生1948年7月1日在《北平邮刊》第一卷第二期提出的国币四宝分类法，依次是：

国币第一宝：重庆大东加盖港烈士3分有水印改20元

　　国币第二宝：重庆中央加盖北京版2角5分改73元

　　国币第三宝：上海永宁一次加盖港烈士半分有水印改30元

　　国币第四宝：永宁三次加盖百城凸版二元无齿改1000元

　　对于沈南来先生对“国币四珍”的界定，激起了当时集国币邮票同好者的注意和质疑，集邮家介入先生和均书先生就在其后的的争论中坚决不同意沈南来先生的归纳，均认为国币第四宝“百城凸版2元改1000元无齿票”，其发行数量相当多，存世量很大，其入“珍”资格实有未宜，值得商榷，其他推选的“国币”三宝都无异议。相反众口一词大家均推选重庆中央加盖大东版橄绿5分无水印改20元邮票进入“国币四珍”行列。

　　于是就总结一下钧书先生的“国币四珍”排列顺序为：

1，重庆中央加盖大东版孙中山像橄绿5分无水印误盖“国币”20元；

2，重庆大东加盖商务版烈士像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20元；

3，重庆中央加盖北京版航空2角5分改值“国币”73元；

4，上海永宁一次加盖商务版烈士像半分有水印改值“国币”30元。

新中国集邮宗师杨耀增先生一生著述丰厚，对清代、民国和解放区邮票的研究在国内邮学界都是首屈一指，为了鉴定“国币四宝”中的“北平三版航空25分改73元”票，他一直保存着整版的“港版航空25分改73元”票，作为鉴定其字体的标准参照物。曾著录了《“国币”改值邮票的分类》一书，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篇自传式的绝笔之作“愿将此身伴邮眠”，可见这位近代邮学大师对邮学的执着。他根据建国后多年来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以及显示出来的成交记录和年鉴、目录的标价，提出“国币四大罕品”排列顺序是：

1，上海永宁一次加盖商务版烈士像半分有水印改值“国币”30元邮票；

2，重庆中央加盖大东版孙中山像橄绿5分无水印误盖“国币”20元；

3，重庆中央加盖北京版航空2角5分改值“国币”73元；

4，重庆大东加盖商务版烈士像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20元。

以上大体是“国币四珍”或者“国币四宝”的由来。

二、“国币”珍品的轶事以及“国币”邮票本身发行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八年抗战最终以日本投降而胜利结束，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即以空运派遣快速部队分别前往各光复区办理受降接收事宜，中华邮政也随即跟进。邮政当局除着令各光复区原味政权管辖的邮局仍继续照常服务外，一面则积极进行各种权宜之策以应付战后这段过渡时期。

　　查当时华中区域所使用的普通邮票，均为伪组织用前港版和纽约版普通邮票在上海加盖的“暂售”邮票其面值系按当时华中沦陷区伪中央银行储备银行纸币计算加盖的。这是国民政府已有明令，规定伪币每二百元折合国币一元，准予暂行流通并陆续按照规定折合率换兑，邮政当局也根据这项法令，于45年9月13日起通告按国币计算收取邮资，并选择适当面值的几种“暂售”邮票，依照200对1的折算率，在上海就地委托永宁公司重新加盖“国币X角”或者“国币X圆”字样，先以当时常用的三种加盖于9月17日在上海各局窗口开始发售，以应急需，其后又陆续加盖了4个品种，组成了一套7枚的伪“暂售”票加盖“国币”改值邮票，这也是加盖“国币”邮票的开始。

　　当初香港沦陷之初，日本人曾经在香港抢劫了很多已经印制完成但尚未起运回内地的中华、大东和商务版版票邮票，均移交给南京伪政权备陆续加盖之用，所以抗战胜利后上海邮局库存的未加盖版票尚多，中华邮政当局认为弃之可惜，而且后方邮票也未能及时运到，而各光复区又急于用票，不容久待，所以决定将库存未加盖票继续用来加盖，但为了区别于伪政权的暂售邮票起见，一时失察邮票命词是否适当，就仍沿用以前“暂售”票折合换算加盖的先例，亦以“国币X圆”的字样加盖大批发售使用，从此开其后源源不断以各种新旧版别邮票随意加盖“国币”的先河。

伪华中区“暂售”邮票94张大全

　　抗战时期，中华邮政曾经以遗留在沦陷区及存香港未及运出的大批邮票悉数被敌伪劫持使用，为了挽回利权并示抵制起见，曾通令全国停止使用所有香港印制及以前的各版别邮票，所以抗战胜利后重庆总局库存的各种旧版别邮票为数巨大，为求废物利用，也参考上海方面加盖“国币X圆”的先例，在重庆就地委托中央印刷厂及大东书局先后仿照上海永宁公司加盖的字样形式大量加盖售用，由此加盖“国币”的票种类日益繁多。

伪“华北”票加盖“国币”改值邮票

　　随后，由于国内战事蔓延，经济情况渐失稳定，币值日趋跌落，CPI不断上涨，邮资自不得不随之数次调整提高，而邮局也来不及随时印制新邮票，加之库存面值已不和时下的旧版邮票尚多，乃仍随时按市场需要分别在上海重庆两地同时加盖行用。截止1946年底，经上海集邮组正式编组发行的加盖“国币”邮票即已达51种。更往后，邮资变动的速率加快，随时印制新邮票已属势所不能，且纵使赶印，其所印票面值刚出来就会失效不能使用，因此加盖仍有增无减。承办加盖的印刷厂先后有上海永宁、重庆中央、重庆大东和上海大业等四家（自1937年起，因邮政总局重心已经东移完成，乃几种在上海一地加盖，重庆则全部停止加盖），而被加盖的原票，除各种已经停用的旧版邮票外，已扩展到抗战后期尚在后方普遍使用的各版别邮票，以及胜利后在上海新印制的低面值邮票多种，统计先后所加盖，依照邮局所分列种类名称，竟已超过80种以上。一直到1948年7月后，加盖“国币”邮票的发行才告结束，前后加盖时间有3年时间。

追溯加盖“国币”邮票原票，包括：“暂售”票，香港商务版烈士像无水印、有水印票，纽约版，港大东版孙像无水印、有水印票，港中华版、伦敦二版、三版，中信版，百城凸版，沪大东一版、二版，渝中华版纪渝大东版等15类，共计83种，其售用区域，除东北及台湾外遍及全国，凡邮件到达之地，物不见及各种加盖“国币”票之纷呈，资料俯首即是，稍加研究，又觉变化万千，奥妙无穷，这也是“国币”邮票爱好者的兴趣所在。

　　按2012年5月集邮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国币”邮票的分类，“国币”邮票分五处加盖，共有六种不同形式：上海永宁二种，重庆中央、重庆大东、上海大业和广西桂林各一种。

1，上海永宁第一次加盖（方框在上）

为5号楷体字铸模加盖，黑色，个字排列形式有点像伪华中区的“暂售”邮票，为别于“暂售”邮票起见，特将阿拉伯数字方框移至原票人像之上方，数字方框作矩形，花边为双层铁道图识。

　　 2，上海永宁第二次加盖（方框在下）

本次时间开始于1946年7月26日，加盖字体与黑色与第一次加盖相同，数字方框形象也相同，惟一的不同是将方框位置移至到了原票人像的下方，其原因大概是第一次加盖的数字方框放在人像上方刚好把中华民国的国徽挡住了，有失妥当，永宁二次加盖票计有36个品种，占全部‘国币’票的40%多，为加盖“国币”票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

　　 3，重庆中央加盖（八角方框数字划横线）

加盖时间为1946年6月，5号楷体字铸成凸版黑色加盖，字体及排列方式与上海永宁二次加盖大致相似，阿拉伯数字花框则由永宁的矩形方框变成了八角形方框，细菱角，元以后无小数点，而于角分两位下加一小横线。

　　 4，重庆大东加盖（八角形方框数字带小数点）

1946年9月加盖发行，5号楷体字铸成凸版加盖，字体与中央版稍有不同，笔划特见瘦削而带锋棱，视原票的刷色情形分别以蓝色或红色加盖，没有一张是黑色加盖。阿拉伯数字花框的轮廓与花边与重庆中央加盖略有相近，但数字元以后加的是小数点，角分两位下无小横线。

　　 5，上海大业加盖

1947年10月25日加盖发行，5号仿宋字铸成凸版加盖，除渝中华3元改3000元1种加盖绿色外，其余均黑色，阿拉伯数字方框为矩形，跟上海永宁加盖方框类似，但花边为单层图案，黑底而露连续的小斜白方块，大业加盖票只有七种。

　　 6，广西桂林加盖

1948年8月广西邮政管理局因当时国内平信邮资所需之5000元邮票告罄，供应不及，奉准将库存之国父像上海大东1版100元邮票，交由桂林崇文印刷厂，以5号宋体铅字及阿拉伯数字拼排活版加盖黑色改值售用。数值分印两旁，阿拉伯数字印于下端，未加花框。行用未久，即予停售，迄9月下旬，5000元票又感缺乏，复于9月29日再次分发各局应售。

　　上面介绍了孙中山像烈士像加盖“国币”改值邮票的发行史略和加盖情况，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国币四珍”四枚珍品邮票上来，分别加以介绍。

1，上海永宁一次加盖商务版烈士像半分有水印改值“国币”30元邮票；

　　上面这枚烈士像永宁加盖“国币”改值邮票30元/半分一枚，Chan166，加盖于香港商务版有水印烈士像邮票上，原胶未贴上品是北京诚轩拍卖公司2006年春季拍卖会的拍品，成加价为18700元。

烈士像永宁加盖有水印“国币”改值邮票30元/半分邮票历年邮票目录的价格变动情况：

（1），1988年马任全编著，上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图鉴 （1897-1949）》标价为1400元；

（2）,1998年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标价10000元；

（3）,2010年陈兆汉编著的《全彩色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邮票chan903，标价5500美金；

（4）,2012集邮杂志社编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标价40000元。

　　华宇拍卖公司2012年6月初在其第一次春季邮品大拍中拍出的：1946年国币永宁一次加盖30元/港烈半分倒反水印新票1枚，为国币四宝当中存世最罕见者，陈目＃903，原胶轻贴，背有签名及保真章，拍卖成交价含佣金40250元。

关于这枚“商务版烈士像上海永宁一次加盖有水印半分改30元票”的发现有一个故事：1948年5月国币票已经使用快3年，准备停售了，这时作为国邮小票经销商南京兄弟邮票社，从浙江邮政管理局购来一批国币百元以下的小票，其中包括：烈士一分改十元，八分改二十元，以及半分改三十元等几种邮票。当时即有一邮商邓平前来洽购小票，而这批小票谈妥由邓来承购，总价为国币1500万元。成交后，邓平曾经将所有票品翻看一遍，没有发现有意外收获，待掏钱付款时才发现所带的现金不够邮款，于是便约定第二天过来缴款取票。但他临走的时候有一个声明，这批小票，如果有其他人需要来购买，他本人可以放弃。事情就那么凑巧，邓刚刚离开邮票社不久，另一个邮商吉仕翘也来该社购买邮票，因此，邓平未带走的这批邮票，就全部被吉买去了。

吉仕翘将这批邮票带回家中后，便慢慢地，一页一页，细心的检查翻看，希望在这平常的一批小票中，获得其他变体，从中翻出的几张透印票让吉先生欣喜若狂，到检查完毕时，他检出了烈士半分改三十元有水印票一张50枚。当时心中还不以为然，过后一想，好像半分改三十元是无水印的，没有有水印的票，便急找家里的邮刊，在《中外邮学》杂志二卷一期上《加盖国币票漫谈》一文中，却未列有此票。但是他还是不甚放心，就又翻看《近代邮刊》，在《胜利后新邮综述》一文中，也没有此票片言只语，于是他断定此票是从未发现过的组外品，心中不禁大喜！然而吉先生本人平时专营的是外国邮票，对所谓的组外品既不珍惜也无兴趣，即将此票带到慕仑邮票社，咨询市场价格。该社当即告知吉先生每枚约值国币20万至30万之间，如有意脱手，本社可以收购，但有一个前提，此批邮票需暂时在慕仑邮社存放，待向上海近代邮票专家钟笑炉先生询问后，再最终定价交割。吉先生自从获得此批票后，到处咨询，打听价格，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想购此票的人也越来越多，竟向出高价欲购之，但是最终还是卖给了慕仑邮票社，以每枚50万元的高价优先受让！

事后，兄弟邮票社以及邓平，均懊悔万分！如此珍品，竟失之交臂，岂不可惜！票之得失，其实皆有定数。这枚票的发现，恰与民国另一珍品纽约版2元孙像中心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假设吉先生将票购回，不加检视而出售，则此票将永无出头之日，实乃邮票之幸，也是集邮人之幸！

　　 2，重庆中央加盖大东版孙中山像橄绿5分无水印误盖“国币”20元；

　　2012年6月30日赵涌在线拍出的一枚重庆中央版孙像5分加盖国币20元组外品新一枚（橄绿、背有保真章、国币四珍），成交价含佣金10890元 。

重庆中央加盖港大东版无水印孙中山像5分加盖“国币念圆”邮票历年邮票目录的价格变动情况：

（1），1988年马任全编著，上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图鉴（1897-1949）》标价为960元；

（2）,1998年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标价8000元；

（3）,2010年陈兆汉编著的《全彩色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邮票chan#953，标价2000美金；

（4）,2012集邮杂志社编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标价12500元.

关于重庆中央加盖港大东版无水印孙中山像5分加盖“国币”20元这枚邮票也有一段发现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前，我们就再仔细观赏一下重庆中央加盖“国币”改值邮票。

　　在这套重庆中央加盖“国币”改值邮票中，原票有港中华版孙中山像（实心）正票和改版票、港大东孙中山像无水印和有水印票、港商务版烈士像无水印和有水印票。根据当时中央印刷厂的安排，香港中华版版孙像无水印橄绿8分面值邮票应该加盖成新面值“国币”20元，而大东版孙像无水印橄绿5分面值票应该加盖成新面值“国币”50元。

　　但在实际加盖过程中，因为5分和8分邮票的颜色相同，少量的5分面值票被误放到8分面值票内一起加盖，造成5分误盖“国币念（20）圆”票，从而成为了著名的“国币四大罕品”之一。

　　这枚“国币四珍”邮票是上海邮商陆建平先生发现的。1948年下半年，法币猛烈贬值，平信邮资已提高到法币15000元。一些加盖“国币”低面值邮票已无寄信用途，上海集邮组只好整包成捆出售这些邮票。陆建平从上海集邮组购买了几十包未拆封的加盖“国币”邮票，拿回家检查时，发现了一全张50枚20元误用5分底票的错盖票，从而引起了集邮界的关注。对于这枚票，有人认为它属于组外品，但也有人主张，应该算是误盖而列为变体票。存世量50枚，目前只发现新票，未见旧票或实寄封出现。民国集邮家沈国钧先生称该“大东无水印5分重庆中央加盖‘国币’20元邮票”为“不平凡的宝票”之外，且肯定其为“近代正票之王”，完全可以坐上“近代票之首座”，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足可见在当初发现这枚票后集邮界的反响。

　　这枚邮票当初在赵涌出来时，我也没有仔细对照真票，后来经古典群约瑟夫先生提醒后，一研究才发现加盖漏洞百出，典型的伪加盖。正面的字明显瘦削，数字雕刻精细没到位，背图上看出是手工加盖，用力很不均匀，完全不像机盖均匀的压痕。

　　既然这里讲到了这枚20元误用5分底票的“国币”错盖票，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研究一下赵涌在线2012年8月10日晚上拍出的那枚“民重庆中央版孙像加盖国币20元组外品新一枚”，描述是“中上品，面平有小点揭薄 ”，图像是：

　　 3，重庆中央加盖北京版航空2角5分改值“国币”73元邮票

　　2009年11月13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邮品秋季拍卖会拍品：1946年重庆加盖“国币”改值航空邮票73元/25分一枚（ChanA47a），加盖于北京三版航空邮票之上，直骑缝加盖，上中品，成交价不含佣金8000元。

重庆中央加盖北京三版航空2角5分改值“国币”73元邮票历年邮票目录的价格变动情况：

（1），1988年马任全编著，上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图鉴（1897-1949）》标价为1400元，旧票1800元；

（2）,1998年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标价8000元，直骑缝加盖新票12000元；

（3）,2010年陈兆汉编著的《全彩色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邮票chan#A47，标价2000美金，直骑缝盖chanA47a,3000美金；

（4）,2012集邮杂志社编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标价16000元，直骑缝加盖20000元。

同前两枚加盖“国币”改值珍品一样，北京三版航空25分重庆中央加盖改73元邮票的发现也有一个小故事，不过讲故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套民国航5重庆加盖“国币”改值航空邮票。

1945 年（民国34年）10月1日起，国内邮资再次调整，库存的各版航空邮票已不适用，故将其加盖改值。信函费每单位改为20元，挂号费每件50元，挂快费每件70元，只有航空费未予调整每单位仍为3元，同时国际航空平信每单位邮费为100元。因此23元、53元、73元、100元、200元等面值的航空票，颇有需要。当将库存北平三版及香港版航空原票11种，交由重庆中央印制厂重庆厂加盖，加盖的面值均为调整后的航空邮资，以5号楷字及阿拉伯数字浇制凸版，加盖黑色改值“国币×××元”字样。

　　这套邮票全套11枚，其中用香港商务版航空邮票30分改“国币”23元、15分改“国币”53元、25分改“国币”73元以及适用于国际航空邮资的2元改“国币”100元和5元改“国币”200元5种，原票分为有水印和无水印两种纸质，共计为10枚加盖票。此外，还有北京三版航空票15分改“国币”53元一种，因此加盖“国币”改值航空邮票通常是以11枚为一套，这也是大部分集邮爱好者能够收集到的11枚套。

北京三版和香港商务版航空邮票的区别主要是：

　　1946年4月20日航空加盖“国币”改值邮票发行后不久，在重庆邮市上又出现了一种北平三版航空票橘黄色25分改值“国币”73元邮票，后来被集邮家列入“国币四大罕品”之一。

　　1997年10月26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昆仑饭店邮票钱币秋季拍卖会上的未见目录记载的民航5国币航空改值邮票73元/25分四方连，成交价格7260元。

最早发现这枚珍邮的是东川集邮组，为重庆邮局财务股刘某所得，一共一版50枚。该票的出现震动了当时邮坛，但是集邮界对它的身份争议很大，重庆有的集邮家甚至怀疑这枚票是官版私印的黑票，因而购买的人不多。沈南来先生在民国37年7月1日《北平邮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文：“民国36年夏，南京慕伦邮票社经手出售16枚，我亦曾睹见此票，当时因嫌票价太贵，故未购存，遂致大好佳品，当面错过，至今思之，尤有遗憾焉！虽有部分邮人，认作此系黑票，其实黑票不黑票，倒是另一问题：请问：红印花票是不是邮局正式发售，红印花票是不是邮票？红印花票为什么可称华邮之宝？及时退一万步说，此票是黑票，但其本质还是邮票，自有其本身的价值，比之红印花认作邮票要强上万倍了。”这段话可见沈先生当时对此票的厚爱，居然拿红印花票来比拟了。

　　直到1951年3月20日，台湾邮政总局在台北举办邮政日邮展，北平三版25分重庆中央加盖改值“国币”73元和其他11中加盖“国币”航空票一同展出，才证实这枚邮票并非官版私印，因为除了正票外，还有加盖移位变体存在。天津集邮家杨耀增先生就藏有一个移位四方连，“移位”的程度在50%以上，造成阿拉伯数字“73”在上，“国币柒拾叁元”在下。陈兆汉先生编著的2010版《全彩色中国邮票图鉴》第277页上还刊有一枚阿拉伯数字“73”分成上下各半的直骑缝加盖票。

　　下面这张是港商务版25分改73元，上面那张是北京版的。

　　北京三版航空25分重庆中央加盖“国币”改值73元票，据考证存世量大概在150枚左右，最近两年出来各大拍卖公司很少看到有此票的拍品出现，赵涌在线也没有看到出来。

　　 4，重庆大东加盖商务版烈士像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20元

　　 2006年6月5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的春季邮品拍卖会拍品：

1945年烈士像重庆大东加盖“国币”改值邮票20元/3分一枚，Chan172，加盖于香港商务版有水印烈士像邮票上，少见，原胶未贴，上品 。成交价不含佣金8800元。

重庆大东加盖商务版烈士像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20元邮票历年邮票目录的价格变动情况：

（1），1988年马任全编著，上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图鉴（1897-1949）》标价为600元，旧票也是600元；

（2）,1998年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标价9000元，旧票票4500元；

（3）,2010年陈兆汉编著的《全彩色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邮票chan#970，新旧票标价都是950美金；

（4）,2012集邮杂志社编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1912-1949）》新旧票标价都是6500元。

前面已经介绍过重庆大东加盖“国币”改值邮票，不含组外品全组是8枚邮票。这套邮票加盖的原票有香港中华版（实心）孙中山邮票、香港商务版烈士像无水印和有水印邮票、纽约版孙中山像邮票。

　　这组票也出现了一枚珍邮：商务版烈士像有水印3分重庆大东加盖“国币”20元组外品，列为“国币四大罕品”之一。该组的组内品（通常从邮政窗口能够购得到的）应该是商务版烈士像3分无水印加盖票，有水印票是在加盖过程中混入了少量有水印纸原票造成的，无法考证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行为。

　　2010年5月12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邮品拍卖会拍品： ★ 无水印商务版烈士像加盖“国币”改值20元/3分邮票、中华二版孙中山像“国币”改值300元/10分邮票五十方连各一件，均透盖，为著名集邮家林崧先生旧藏，总体上中品，成交价2128元。

重庆景吕邮票公司编印《邮侣》月刊“我的邮运”一文显示，这枚珍邮是南京梅州邮社的老板沈南来先生发现的，1947年4月上旬，他从一家单位收发室购得数千枚由公文信封上剪下来的旧邮票封片，从中发现了商务版烈士像有水印3分重庆大东加盖“国币”20元旧票。共有14枚，除一枚齿孔略有损坏外，其余13枚品相极佳，而且邮戳十分清晰：“贵州荔波三十六年四月二日”。

　　后来，沈南来先生又托朋友从荔波邮局购得90枚新票，目前存世的新票和旧票大都是从沈先生哪里流出来的，最为名贵的应该是要一代集邮大师钟笑炉先生曾经收藏的带上下版铭二十方连。此票系邮局正式发售，且为民众正式使用，在“国币四大罕品”中，只有这枚票是实际寄出使用过的，有集邮家又在贵州石阡县寄出的信封上发现旧票。

　　该枚珍邮存世量大概在100枚左右，虽然杨耀增先生把此票拍在“国币四珍”第四位，但据最近十年各大拍卖公司拍出的“国币四珍”邮票量统计，这枚商务版烈士像3分重庆大东加盖“国币”20元票是出现最少的，藏家好像都不愿意放出来，赵涌上几乎没有见到出来过。

　　至此，这篇“话说国币四珍邮票”文章就全部写完了，希望能对了解民国加盖“国币”改值邮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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