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父亲

小云

父亲王三纲，1922年12月18日，

出生在浙江分水（桐庐）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少年丧父，家道中落，

依靠毫无劳力的两代寡妇（其母亲和外婆），

艰难地支撑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在族亲的帮助下完成小学，

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

考上国立学校浙西一中，

享受公费生待遇完成初中学业。

为减轻家庭沉重负担，

免除弟妹读书的费用，

他中断学业，回村在弟妹就读的小学任教。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入不敷出，

他变得话语不多，行事谨慎，

过早地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少年生活。

他愤世嫉俗，痛恨社会腐败、世道不公，

这为他日后信仰共产党，向往新中国埋下了伏笔。

1946年，父亲走出浙西大山，

跟随堂兄到武汉、上海等地谋生，

1948年春考入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就读，

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反蒋学生运动，

1949年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

1949年7月参加对伪上海市税务局的接管，

对上海人民税务机构的创建，

税制完善，发展经济，

增加税收作出了一定贡献。

1954年，受极左路线影响，

遭遇开除党籍的厄运。

以后几十年，他仍工作努力，

坚持对党的信仰，

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艰苦奋斗，

精心培育五个孩子健康成长。

文革结束，党中央正本清源、拔乱反正，

1983年6月父亲的错案得到纠正，

恢复党籍，落实离休干部待遇。

1985年元旦，因长期精神压抑，

罹患癌症，仅62周岁过早离世。

祖父王乐群，又名王天享，

1902～1934，五兄弟中排行老五，有一定文化，

成年后就跟随时任陆军医院少将院长的三哥外出谋生，

参加过北伐，英年病逝于外乡。

曾祖父王秉融，又名王萼楼，

出身农家，自幼好学上进，刻苦攻读，

科举中考取秀才、拔贡功名。

民国建立，首任淳安县长，

后任浙江省参议员、清山（土地）局长，专司太平天国后无主山林的清理、招领、定税工作，

为官清廉，两袖清风，

家中仅有薄田数亩，

老家和县城里各置有房屋一幢，

以致五个儿子中老大和老五，

均为入赘女家。

祖母余秋凤，1900年～1983年，

小学文化，能断文识字。

身为独女，家境尚可，

祖上留下薄田数亩，

天目溪旁用作码头栈房的建筑一幢。

祖母家招婿入门，可祖父英年早逝，

没有劳力的两代寡妇，

含辛茹苦地拉扯两子两女，

生活的艰难可想而之。

外曾祖母沈老太，祖母的母亲，

名字、出生不详，1950年离世。

外曾祖母也有点文化，

明事理、善谈吐，家庭事务由她作主，

父亲和他的兄妹们，

打小就从外婆口中的故事里，

懂得了伸张正义、扬善抑恶的做人道理。

祖母身为家中独女，

从小无忧成长，

双脚不缠自由放任，

故也不善料理家务，

但她学得一手女红技能，

不仅绣品得心上手，

还能徒手随画绣品底样。

图为祖母80高龄时，

现画现送给我的画稿。

莲花池里金鱼欢。

水仙伴牡丹，绿叶衬红花。

大姑妈王宝婷，父亲胞姐，

1920年～2006年。

大姑妈从小残疾，小学文化，

一生从事操持家务工作，

吃苦耐劳，尽心尽职。

少年时就开始帮助母亲、外婆料理家事杂活，

成年后帮助妹妹照看孩子和操持家务，她和表兄弟们的感情视如已出，

晚年有了自已的家，仍不知疲倦地

在为后辈操劳，

她有一手裁缝手艺，又有热于助人的善心，颇受邻里乡亲的爱戴和尊敬。

大姑妈的一生，就是默默无声为他人奉献的一生，可亲可敬。

大姑妈和叔叔合影。

大姑妈和小姑妈在北京相聚。

小姑妈王三为，父亲胞妹，

1926年～2018年。

1949年5月在杭州上学时参军入伍，

长期在解放军军事院校任教员，

后调入海军管理的国家海洋局工作，直至离休。

小姑妈参军时的照片，清纯亮丽，

手持一本时尚小说《乱世佳人》，

体现了那时青年向往美好新生活的热情。

小姑妈晚年爱好书法，

图为手书“浩然正气”。

在七十周岁生日之际，

小姑妈用她苍劲的笔力，

写下“苦涩”两字，

坦露了她70年难以言语的心历感悟。

江城子　怀念母亲

忍看慈母乘鹤去，

思悠悠，泪难收。

悲怀四望，空了家春秋。

行前尝说从前事，

千丝缕，万事休。

韶华自许革命志，

百年路，一生忧。

落笔苦涩，难诉许多愁。

惟寄富春清江水，

畅寥廓，竞自由。

表弟曹越为悼念母亲而作。

叔叔王三中，父亲胞弟，

1930年～1985年。

1949年5月，在杭州上学时参军入伍，

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后分配至华东军区某军校任文化教员，

1957年错划右派，蒙冤劳改22年，

1979年12月平反，分配至江苏武进县农村中学任语文老师，

1985年12月遭遇车祸身亡。

1950年初夏摄于南京孝陵卫的军人照，

八一帽徽顶上带，

南京军政大学的领章挂两边，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中国，

雄心满怀的叔叔立下豪言壮志：

既不虚度年华，

更非碌碌无为。

1954年，叔叔在军校负责学习版报等宣传方面工作，

取得了突出成绩，

荣获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三等功。

图为叔叔佩带三等功奖章摄影留念。

立功喜报寄至我们家中。

三等功荣誉，更激发起叔叔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革命干劲。

1957年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

涉世未深、一腔热血的叔叔，

真心诚意地响应号召、付之实践，

谁也不知这是一场“引蛇出洞〞的计谋，

天真无瑕的有志青年，

瞬间成了人民的敌人。

那时叔叔已有了在山东医学院行将毕业的娇美女友，

在苦苦等待五年，杳无音讯之后只得另寻出路。

当年的处分决定是：保留公职，劳教一年，

在领导的劝导下，这些政治上单纯又幼稚的右派青年，

把劳教当作下农村劳动锻炼，

自扛行李去洪泽湖农场接受思想改造，

然而进去之后竟然是跌入了万丈深渊。

这是一件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挂号信封，

文化不高，不善用文字表达情感的祖母，

从上海寄往江苏洪泽湖劳改农场的一点粮票，

那是一个母亲对身陷囹圄中爱子的一份牵挂，

是一种悠悠寸草心的历史见证，

我在整理叔叔遗物时发现，

珍爱文物般把它收藏。

　　《重逢》

一阵敲门一阵风，

一声姓名想旧容，

一番迟疑一翻疯，

失散的同志今夜喜相逢。

清泪涌，眼朦胧，

我的黑发悄悄白，

你的直脊渐渐弓，

手中新福在，

人穷志不穷。

一炉炭火一炉红，

一杯苦茶话萍踪，

一回摧残一回痛，

一回希望一回空，

若不是中央果断瘟神送，

早做了九泉冤鬼哭青枫。

人不老，志正雄，

半身忧患都忘却，

要为四化振笔锋，

窗外雪花好，

明年春更浓。

这首诗，叔叔写于接右派平反通知，

从劳改农场赶赴南京军区报到的时刻。

1979年12月

大伯父钱璂，又名王三达，

1918年～2010年，

父亲的堂兄，带领父亲走出大山的领路人，

一个富有传奇故事的人。

钱璂是我爷爷大哥的儿子，

从小含着金匙子长大。

外祖父是左宗棠部下将军，

西征新疆载誉归来，

娶了个喜欢舞枪耍棒的维吾尔姑娘，

所以大伯的尖鼻形，

明显带有维吾尔基因。

大伯的外祖父官拜军分区司令，

解甲归田后在分水茅山置得大片山地和田产，

家有独女，招婿入门守家业。

开始领养一子，取名“三多”，

期望山多财多子孙多，

后喜得亲子，取名“三达〞。

因入赘，儿子的姓氏得姓钱，

名字则取意王家的基础，“璂”字。

大伯中学体育成绩优良，

学校推荐去考黄埔军校，

1936年进入黄埔13期工兵科学习。

黄埔生也评选“三好学生”，

大伯生性善良，乐于助人，

慷慨大方，毫不吝啬，

尊敬师长，友爱同学，

获得老师亲睐，同学推崇，

他以德育优秀，

术育（骑马、打枪、运动等）优良，

智育良好的成绩，评为当届“三好学生”，

获得毕业典礼时作为蒋介石随身护卫的殊荣，

由此成为黄埔中的嫡系。

当年黄埔毕业生授受中正剑，

蒋校长读到钱璂名字时，

璂字不识，不敢出错，

钱字后作了停顿，打了个嗝楞，

身后随从连忙补正，

蒋这才响亮叫出正确名字，

此事成了一段有趣的轶闻趣事。

1948年被选上赴美留学预备班，

拟进西点军校深造，

后因内战需要未能成行。

1949年初任国军航空工兵团第五营中校营长（负责华东地区机场基建），

奉命赴金门建设战时机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向往民主自由的大伯，

在黄埔同学、地下党员许祖义的策动下，（许解放后任厦门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

10月11日毅然从金门返回厦门投奔共产党。

开始大伯享受起义军人团级待遇，任职解放军南京军区航空工兵营营长，

不久政治形势突变，

1952年因国军的历史问题被清除出军队。

但他仍以其掌握的工兵测绘技术，

经社会招聘考入浙江建筑六公司任技术员，

赴陕西宝鸡支援内地建设。

可过不了几年，

又因档案上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

流落至大伯母农村家乡，

苏州吴县东山陆巷村，

开始了他20多年被管制劳动的屈辱生活。

大伯出的是最苦最累的工，

得到的是打了折扣最低的工分，

毫无尊严地挣扎在贫瘠农村的最底层，

直到1980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到来。

为寻找平反的依据，

有关部门在其档案中查不到公安局关于实行管制的文件，

究其原因，源于当年妇女主任信口开河“进行管制”的一句话，

这真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1980年大伯的冤案平反昭雪，

人事关系由浙建六公司接收，

政治上得到了彻底解放。

大伯待人热情真诚，

性格豁达开朗，

颇受邻里乡亲的尊重，

多次数届被选为苏州吴县人民代表、政协常委，对台工作组副组长。

当台湾同学回大陆探望他时，

谈及过去往事，

他无悔当年的起义抉择。

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

他念情重谊、轻财薄钱，

他荣辱不惊，笑面人生，

他受尽磨难20多年不屑一顾，

一个真正的黄埔军人。

一对九死一生、历经劫难20多年的难兄难弟，

终于熬到云开日出的这一天。

父亲、大伯和叔叔珍贵的合影。

父亲和大伯年龄相差四岁，

但象对待长辈似非常尊重大伯，

当年把父亲带出大山的恩情，

父亲一直铭记在心，

即使自已境遇不佳，

也一直牵挂着大伯，保持着联系，

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哥在新疆曾得到过父亲的嘱托，

多换点全国粮票，帮助大伯伯他们口粮困难。

叔叔王三一，父亲的堂弟，

1929年～2003年。

三一叔是我爷爷三哥的儿子，

自幼睿智聪慧，过目不忘，

学习成绩优异。

大伯、父亲和三一叔，

是被上一代最为疼爱、最寄希望、最予器重的好苗苗，

每当逢年过年、家族聚餐，

只有他们三人能上最高等级的主桌，

与最有名望的长辈同桌共饮，

因而三人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2002年6月，

三一叔和婶婶趁出差机会，

在上海与大伯团聚。

1948年，三一叔考入唐山工学院（现为西南交大），

内战时期，学校借用同一交通系统的上海交大校舍上课。

已参与地下工作的父亲，

凭借堂弟的关系，

能自由出入交大并常在校园借宿，

成了中华工商与交大学联的联络员。

父亲经常去交大索取新华社新闻稿，

回校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及时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鼓舞国统区人民推翻反动政府的信心。

1949年4月26日晚，

父亲和三一叔共同经历了载入上海历史的4.26大逮捕的生死考验。

解放后，在校读书的三一叔，

1952年4月投入抗美援朝战场，

荣立二等功载誉归来。

1953年回国后，恰遇国家高教院系调整，

三一叔随恩师、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

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继续深造，直至毕业。

三一叔生前担任水利部中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劳模，

长期战斗在崇山峻岭的水电工地，

为我国的水电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设计的高程拱型薄坝，具有新型、经济、安全、高效的特点，他的复杂地基处理、坝基一体化设计，特别是在溶岩地区的水库防渗漏技术，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由此1994年国家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荣誉称号，

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三一叔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身患癌症，

不幸于2003年8月5日与世长辞。

抗战胜利后父母成家，

在堂兄钱璂的带领下，

父亲先到武汉后辗转上海谋生。

1948年春，一心向往读书的父亲，

考上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在校期间，父亲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

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配合解放大军，开辟第二条战线斗争，

于1949年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

他们调查敌伪信息，编写入城指南，

发至解放军营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受到华野高层的高度赞赏。

他们组织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

他们投寄国府国军人员劝降信，

瓦解敌方阵营的斗志，

他们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散发传单，

为便于脱身，用硫酸腐蚀一半挂在窗上捆绑传单的草绳，

以延长草绳断开的时间……，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为上海的解放做足了准备，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26日夜晚，

上海伪政府对交大等“民主堡垒”，

实行围桶式疯狂大逮捕。

装甲车撞开交大铁门，

大批军警蜂涌而入，

那晚父亲正好留宿在交大，

半夜被一片禁哨和吵杂声惊醒，

楼道里传来“工学院学生全部操场集合点名〞的叫喊声，

束手无策的父亲突然灵机一动，

奔向不远处的交大礼堂，

慌忙躲进舞台下的空档处。

不一会两名军警搜捕到礼堂，

一名发现了舞台下有空档，

面对黑洞洞的里面大声喊到，

“我己看到你了，赶快出来，否则开枪了！”

并不时地拉动枪栓以示警告，

父亲此时憋住呼吸一声不哼，

军警吆喝了一阵，见无反应，

另一个说：这里可能没人，算了走吧。

父亲由此逃过一劫。

那次上海的4.26大逮捕，

共逮去进步学生300多人，

惨遭杀害的交大学生穆汉祥、史霄雯烈士，

就是在4.26事件中被捕的。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移葬至校大校园，

父亲也参加了落葬仪式。

共同经历了4.26大逮捕，

一边是陷入魔爪、惨遭杀害的烈士遗骸，

一边是侥幸逃脱，前来送行烈士的战友，

父亲的心情百感交集。

解放后父亲参加了对伪上海市税务局的接管工作，

任人事室组长，检察室秘书。

当时华东财经委主任顾准兼任市税务局长，

父亲是副局长王纪华的秘书。

两位局长后因与中央高层税务政策意见相左，遭遇整肃，均开除党籍，

顾准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成了吴敬琏的老师，

王纪华调北京全国工商联任一般干部。

“三反五反”时期，父亲曾任上海市五反委员会主任方毅副市长的联络员，

第五专案处理组的组长。

为落实中央民主评议新税制政策，

父亲更是重任在肩，

协税就是由政府、资方、劳方三方面协商定出各企业的合适税收。

父亲当时身兼三职，兼顾各方利益，

工作对象是上海市303户工商纳税大户。

1，公方：上海市税务局稽管处协税科副科长。

2，私方：上海市工商联民主评议委员会辅导处副处长。

3，劳方：上海市总工会私企部协税科科长。

在解放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中，

父亲对本市人民税务机构的创建，

为稳定上海工商秩序，恢复生产，健全各种税制，

为完成各项税收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直为五十年代税务老同志们所赞赏，

这段时间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1954年在审干政治运动中，

父亲因家庭出身、一般政历、与堂兄钱璂关系紧密等问题，

上纲上线被错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

以后又被行政降二级，16级变成18级，

从此父亲的政治生命跌入深渊，

同在税务系统工作的母亲，

因此也受到牵连，

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

市政府颁发的任命通知书。

陈毅市长签发的委任状。

这是一张尘封了多年，

父亲参加系统内业务学习的成绩报告单，

工作单位：秘书室，

课程名称：

会计核算原理 99分 甲等，

工业会计核算 91分 甲等，

教研组意见：能领导小组共同提高，并能自始至终认真学习，积极钻研，成绩优良，在同志之间树立典范。

单位意见：希继续保持认真学习积极钻研的优良传统，巩固提高学习成果，更好地为财经工作服务。

父亲对待学习和工作都非常认真，

追求完美，养成了习惯，

并不时地督促我们也应如此，

他说毛主席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1954年拍的全家福，

那时还没有我，

坐在外婆身上的是我小哥，

坐在大姑妈身上的是我表哥。

1956年拍的全家福。

共同经历过半饥不饱、借债度日生活的父亲四兄妹，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少年丧父，父亲早早地承担起长者为父的责任，

为弟妹读书，他中断学业回村教书，

在父亲影响下，弟妹于杭州刚解放时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他们崭新的人生。

解放初一段时间，尽管工作再忙，

住宿条件并不宽敞，

父亲还是乐意接受小姑妈因工作不便，将表哥寄养我们家。

建国后政治风云动荡不安，

他们兄妹之间的亲情联系始终不断，

特别在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期，

父亲、叔叔、大伯等许多同乡、亲戚朋友的平反申诉书，

都是在我们上海，父亲的主导下形成，

文件频繁传递于父亲和兄妹、同乡朋友之间，

咬文嚼字，反复斟酌，

字字句句体现了兄弟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同乡朋友间重义轻利的情谊。

我们家的哆、唻、咪。

家里多了个音符，

哆、唻、咪、法。

照片中多了一个前左1的小朋友，

那是我的表哥。

父亲曾经说过：

我们家最大的财富，

就是五个孩子。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要把我们招在一起拍张照，

图为1956年时的合影。

1960年我在幼儿园时的合影。

我们家孩子多，

还要赡养双方两位老人，

经济并不宽裕，

但在孩子的教育上，

父母从不吝啬，

五个孩子在学龄前都受到过良好教育，

三年困难时期，

父母还是坚持将我送入收费不菲的寄宿制机关幼儿园。

这样一入小学，便赢在了起跑线上，

我们都担任过学生小干部。

在我们的学生少年时代，

家里的课外辅导期刊从未断档，

父母视精神食粮重于物质食粮，

他们十分关注五个孩子成长的每个点滴进步，为此欣慰。

少年时代我们兄姐前三位是少先队三条杠，后两位是少先队两条杠，

我们彼此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学校家长会一般都由父亲出席，他也喜欢，

每当拿回兄姐们优秀成绩单和三好学生奖状时，

父亲总说：只有自已的父母才最了解子女的缺点，

反复告诫我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不断进步。

还要我们懂得：业精于勤荒于嬉，

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浪费时间，糟蹋生命。

经常勉励我们，报国有志，需要真才实学，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学习，

将来对自已对社会都大有益处。

这些真知灼见，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1961年的合影。

父亲从小对我们严格要求，

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他常对我们说：政治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

他不喝酒，很少抽烟，

没有西装，生活俭朴，

在他身上看不到“享受〞两字，

也让我们从小养成了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

父亲虽然离开了党组织，

但他关心时政，追求进步的信仰没变，

他长期自费订阅党报党刊，

每周日放弃休息，

前往文化广场聆听《支部生活》举办的国内外形势报告，

几乎每场必到。

三年困难时期，他要求家里节衣缩食，向国家上交布票粮票。

1975年7月，浙江、安徽洪水泛滥，

我们一家9口人分为7处，其中三处受灾，

父母没有向组织申请补助。

问及此事，父亲说国家也困难，

我们自已还能克服。

父亲克已奉公，公私分明己成习惯，

在我印象中，从没见过父亲单位的信封、信纸、便笺等公物，在家里出现过。

在那个年代，我们嘴里唱的，口里喊的崇高思想，

父亲总是虔诚地记在心里，

默默地落实在行动上。

1964年秋，大哥高中毕业于松江二中，

当时国家高招政策，已出现贯彻阶级路线的倾向，

恰时中苏边境形势严峻，

新疆兵团急需在上海应届高中生里招录干部，

仅有1964年9月15日出发的这一批。

于是在一些重点中学里号召：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在高考前就组织了新疆报名。

得知情况，父亲积极支持大哥接受祖国的挑选。

高考发榜，国家政策水落石出，

批准去新疆的，不乏那些出身非无，或父母有问题且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高昂的歌声激励着那些自己不知、却已被划作另类标签的热血青年，

无怨无悔地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此照是大哥赴新疆临行前的合影，

那年我读小学三年级。

1969年1月17日，

姐姐被批准上海首批赴淮北插队，

姐是67届初中生，

这届分配有上海工矿名额，

而我家大哥已在新疆务农，

但在学校的动员下，

事先没和家里商量，

姐就拿回了插队通知。

父母没有任何责怪，

相反给予热情鼓励，

“听毛主席话，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

父亲在我们送姐赴皖的照片背后，

深情地记下了这一时刻。

1969年1月17日，

这天恰好又是我大哥赴疆五年后，

第一次探亲抵达上海的日子，

仅5个小时的团聚时间，

除了合影，其他都毫无意义。

在马路边即兴合照背面，

父亲留下了说明笔迹：

临别留影，摄于南市区工人俱乐部西侧，1969年1月17日。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都已为人父或为人祖，

才慢慢体会到当年父亲提笔时的复杂心情。

毛主席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

象洪水般冲击到城镇里的千家万户，

68届、69届毕业生实现一片红，

我二哥68届敬业中学高中毕业赴吉林插队，

我小哥69届上海中学初中毕业赴云南兵团。

当我们家第四个孩子下乡时，

父母真有点不舍了，

尽管无奈，态度还是积极的，

毫无怨言、心甘情愿，

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上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另方面尽自已的所能，给他们以精神和物资的有力支持。

图为1970年秋，小哥赴云南兵团临行前，

父母郑重其事地陪他上外滩摄影留念。

1972年3月一天，

是我们五兄妹自1964年以来第二次团聚，

1969年1月17日以后的第一次。

那天吉林插队的二哥刚到上海，

我从正在学农的金山县钱圩公社一早赶来，中午到达，

下午16：30，小哥要坐南下的火车返回云南，

也就几小时的团聚，我们在家里用三角架自拍，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是一封父亲用毛笔写给吉林二哥的家书，

介绍我和小哥在上海参加高考的情况。

邓小平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制度，

家有“祟尚读书”传统的父母亲，

得此消息备受鼓舞，

决心要将住在身边的两个孩子创造佳绩。

其实小哥的真实水平是高小毕业，

而我的水平是小学四年级，

要让我们高考，真有点赶鸭子上架。

小哥选择文科方向，

我自不量力地选择工科方向，因高考工科名额多，

父亲在外间辅导语、史、政，

母亲在里间辅导数、理、化，

母亲到处寻觅、收集、借阅历届高考试题，

亲自抄录和解析试题，给我们讲解，

他们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就象是运动场上的陪训教练，

练出成绩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必竟父母离开教育系统多年，

他们的辅导并非踏准高考的路子，

但知识的浇灌，滋润着我们身上的文化荒田。

当年小哥考取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本科，

两年后我也考上冶金系统的职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全脱产三年。

在父母的督促鼓励下，

各地的三位兄姐，

也都以各种方式赶上了高等教育未班车，

完成了学业，改变了自已的人生轨迹。

五个孩子四个上山下乡，

那些年头，父母为他们操透了心。

新疆大哥那里，他几年回家一次，

但凡新疆来人，父母都会请上家门吃顿饭，捎带物品给大哥；

若新疆朋友上海中转，来回都借宿于我们家，我奉命上下火车接送。

吉林二哥那里，有什么需求尽力满足，

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来上海治病，

家里腾房让铺，饭菜伺候20多天毫无怨言；

公社五七干部来上海家访，

我赶早到旅馆，排队抢干部到家吃饭，

其实这些干部酒足饭饱之后，

吃了谁家都不清楚，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希望自已的孩子在当地受到些许照顾。

安徽的姐姐那里，有求必应，

我亲手为当地的贫下中农采办邮寄过药品、日用品等。

云南的小哥那里，母亲亲手为他炒制鱼松，返程中途停车金华，那里阿姨还要送上一大包火腿之类的肉制品。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四方的需求让父母应接不暇。

父亲经常不断地写信鼓励他们，

在逆境中要有坚定的生活信念，

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要靠自已的艰苦奋斗走出一条精彩的人生路。

我中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

成了兄姐们忠实的后勤部长联络员，

我熟悉他们每一个知青朋友及家庭住址，

负责所有车站、码头人来客往的迎送任务，

我能准确背出四面八方的火车时刻表，

能熟练指挥10多人、多梯次，“强盗车”（特指新疆、云南、东北方向拥挤列车）的行李运送行动。

我那时没啥私房钱，

工资上交父母统筹，

一切为了“上山下乡”我们家的最前线。

当我们兄姐陆续成家以后，

父母还继续操心着第三代的学习成长。

大哥的大儿子到了入学年龄，

新疆地区教育资源相对落后，

父亲主动邀请大孙子来上海就读。

平时会亲自检查作业，

节假日带去外滩观灯，

当得知小孩被选上少先队中队长，

脸上绽放出欣慰的喜悦。

父亲患上重病后，

大孙子不得不回新疆读书，

父亲从电视里看到新疆天气零下20～30度，

不停地唠叨，这么冷的天，

大孙子他们怎么过。

一个生命在以天数倒计时的人，

心里还一直惦记得他的子辈孙辈，

舔犊之情，难以忘怀。

1981年的全家福，

照片中少了吉林的二哥，

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一张全家照。

1983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

中国大地改开潮涌、生机蓬勃。

分别了25年之久，

又经历了中国政治动荡的艰难岁月，

父亲和他的弟妹三人，

终于在北京欢聚，

劫后余生，倍感幸运，

可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团圆。

1984年11月，父亲重病在家，

小姑妈特地从北京前来探视。

那时只听得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房门突然被撞开，

小姑妈手提兰色风衣往床上一扔，

立刻扑向病榻上的父亲，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没来及说上一句话，

眼泪夺眶而出……。

此情此景无法用文字表述，

父亲和他的兄妹情，

只有共同经历了他们成长的年代，才能深刻体会，

只有了解了这些历史，

才能有所理解。

父亲和叔叔，

两兄弟很少合影。

他们年龄相差8岁，

却俨同父子，

父亲教育叔叔，

话语不多，字字有声，

叔叔也立改无畏神态，

恭敬聆听谆谆教诲。

父亲在天安门广场。

父亲在毛主席纪念堂前。

父亲在颐和园。

1958年中国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

在南市区财政（税务）局工作的父亲，

受命担任副领队，带领几十名工作队成员赴宝山罗店乡帮助建设人民公社，

下放劳动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年多，

还担任公社民兵团参谋长。

1963年父亲离开财税系统，

调到上海水产学校、上海商业学校、闸北区商业联校，

从事财会教学工作，

为培养财贸人材，贯注了全部精力。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诲人不倦，

学生称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

这时期，我们记得有位父亲同校的陶老师，

家有十个孩子，生活条件困难，

一段时间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我们家来打牙祭，

尽管我们家孩子也多，吃饭都在下桌，

但父亲从来都热情招待，奉为上宾，

体现了父亲严于律已、宽厚待人的精神风貌。

文革中父母在各自单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父亲用他的智慧和积报向上的人生态度，对待所面临的一切，

他总结了一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应付检查的秘诀，

也就是在宠统的概念上可以适当拔高，上纲上线，

但在具体问题上要作否定，要做合理解释，

做到有论点没论据，点据脱节，那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文革中尽管自顾不睱，自身难保，

但他还是热心关心帮助更困准的人。

有位亲戚在运动中被批斗得苦不堪言，

产生了自杀的倾向，

父亲得知后，那段时间每周六下班后即往探视，

帮助纾解痛苦，重树生活信心

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家。

父亲的善举，不仅帮助了一个人，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1978年8月响应党的“老税务归队”号召，

调回上海市财政（税务）局政策研究室，后改名财政科学研究所，

1984年6月，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光荣离休。

1996年，我们五兄妹及王家第三代，

在小南门高巷头街的老宅前摄影留念。

早在解放前，父亲和几位同学为资助一同学的亲友困难，

合伙租下老宅，以后我家接手。

解放初政府接收大量敌伪房产，

应有机会改善住房，

但那时父亲一心工作，无暇顾及。

上世纪60年代初，又有一次改善住房的机会，

家里人都前往现场看过房子，

父亲考虑到周围比他困难的同事还有很多，决定谦让了。

我们一家九口人，

在这没有煤卫设施的26平米老宅里，

一住就是60年，直至2009年动迁。

这幢老宅记载着王家第一代的奋斗故事，

勾唤起第二代的成长回忆，

遗留着第三代的生活痕迹。

1983年七一前夕，

父亲的错案得到纠正，恢复了党籍，

笼罩在父亲头上，达29年之久的阴霾终于散去。

感恩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事〞，

感恩于胡耀邦力挽狂澜，敢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让人民在政治上彻底解放。

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因长期政治上压抑，

父亲积郁成疾，身患癌症，

不幸于1985年元旦病逝，

政府部门按有关规定，

向家属颁发革命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

组织上对办理父亲的丧事非常重视，

场所安排在龙华殡仪馆的大厅，

前来送行的朋友约200～300人，

大多为50年代熟识的老税务，

尤其是那些在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受过磨难的老同志，

为父亲的过早离世更为悲痛。

送花圈的除了组织和个人，

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只花圈上挽联署名：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会，

参会者见此无不产生一份凝重和敬意。

追悼会场两边的巨幅挽联写道：

廉洁奉公 勤恳忘我为人民 对党忠诚不渝；

宽厚待人 严于律己处世事 一生艰苦奋斗。

这两句话，是对父亲一生的最高评价。

追悼会由时任上海市财政（税务）局局长熊瑞祥同志致悼词，

熊局长讲话时几度哽咽、多次停顿，

原来他是父亲的老同学老战友，

而父亲亦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

在新中国即将黎明破晓时，

反动派垂死挣扎疯狂镇压，

他们冒着遭逮捕被杀头的风险，

一起到处撒发传单，宣传党的主张，

一起奋勇挺进在反内战的游行队伍中……，

想起这些峥嵘岁月，

眼见一同战斗过的战友过早离世，

怎不令人悲痛。

父亲大殓后，全家拍了合影照，

新疆大哥和吉林二哥因工作未能前来送行。

父亲的灵盒经商议，

安放在大伯生活所在地，

苏州太湖风景区东山陆巷的自留山上，

那里背靠东山面临太湖风水极佳，

是明代宰相王鳌陵墓所在地。

一年后叔叔车祸身亡，

灵盒也安放在此，

兄弟俩生前互相呵护，共熬苦难，身后永远相伴于太湖之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

我们五兄姐没有机会同时团圆，

直到1996年的8月，

我们再一次相聚在上海，

并且还都有了长大成人的第三代。

今天可以告慰父亲的是，

我们这一代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在十年动乱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都通过自学努力完成了高等学业，

两个本科、三个专科，

政治上两个中共党员、两个民主党派。

我们第三代的五个孩子，

也都完成了本科学业，其中三个硕士学位，

政治上三个是中共党员。

敬崇祖辈，感恩怀德，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

王家的祖先，向有崇尚读书的家传，

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王家的前辈，向往革命、向往民主自由，

在新中国的初创时期，

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并作出了贡献，

然而中国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

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象污浊的洪水冲击吞噬着善良的人们，

我们的前辈也难以独善其身。

为了生存，为了后代，

他们忍辱负重，用努力和智慧，

尽力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破伞，

精心培育我们健康成长，

于是才有了王家门枝繁叶茂的今天。

不知道前辈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不知道他们所付出的艰辛代价，

我们面对所拥有的一切，

感觉是麻木茫然的。

由此应该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2015年春节时候，

五兄妹再次相聚，

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兄妹团圆，

一年后姐姐患病离世，

2019年元月母亲以97岁高龄离开了我们，

一个存世于70多年的家庭，就这样永远的分散了。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当时已确诊癌症，

手术前去拍的备用证件照。

仔细端祥父亲的面容，

仅60出头的年纪，

脸上已布满沟壑般的皱纹，

可能是病魔对机体的损害，

也许更多的是岁月风雨留下的沧桑。

2022年12月18日，

是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

在这个世界上，他仅是一粒普通的尘埃，

而对我们，是根是源，感怀恩泽。

纪念前辈，要继承他们崇尚知识、尊敬长辈、严育后代的传统，

学习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尽心尽责地做好工作，

百折不挠地对待人生，

勤奋刻苦地对待事业，

热忱宽厚地对待他人，

清清白白地过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