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外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小旋风

在岳麓书院北侧的半山腰里，一片苍翠的树木中，长眠着我亲爱的外公萧敏颂和外婆曹国智，还有我的爸爸。从我记事起就曾随外婆妈妈他们多次来到外公墓地祭扫，从2011年初爸爸去世也来到这里陪伴二老后，更是每年必来。 大理石的墓碑，花岗石的圆形墓拱，砖石垒砌的墓墙，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完好无损。但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墓碑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墓墙内也堆满了足有几寸厚的落叶。我们用带来的扫帚把落叶清理干净，用湿抹布将墓碑擦拭干净，再献上一束黄白相间的菊花，面对墓碑肃立鞠躬，凝视着墓碑上鲜红的字体，不禁思绪万千…… “为了祖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你曾热情工作，有很多贡献。正当壮年有为之时，你却长逝，使我们深感沉痛的损失！” “你是我们忠实的同志，你是我们有才能的领导者。我们将永远铭记你的劳绩，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用加倍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你。安息吧，亲爱的同志！” 以上分别是中共湖南省委和民盟湖南省委对我外公的挽词。 我的外公萧敏颂是湖南民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从1949年1月湖南民盟组织成立到病逝，他一直担任民盟湖南省委的主任委员。 我无缘见到外公，因为在65年前的1957年他去世时，妈妈还是一名高中生，我更不知道在哪里。我对外公最初的印象来源于一些仅存的老照片和长辈们断续的讲述，老照片中外公就是一副温文尔雅书卷气息浓厚的知识分子形象，后来通过外公的纪念集和外婆的回忆录以及一些老同志对外公的回忆文章，总算对外公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青年时期的外公肖敏颂 外公1914年出生在湘潭一个虽已开始衰败却仍然殷实的地主之家，4岁丧母，5岁开始读私塾念古书，1933年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

1935年上半年，在北大经黄敬（俞启威）和刘导生介绍加入中共。同年10月前，北大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仅外公和另一名幸免于难的党员一直坚守在北大。其间，外公担任北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并以北大学生会代表的资格出席北平市学联。

1935年底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爱国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总队部宣传部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和民先队党团成员。

1936年7月，参加过一二•九爱国救亡学生运动的北平师生谭丕模（教师）、外公外婆、曹国枢（外婆的哥哥，全国学联代表）、宋绍尧等人，借暑假从京、沪、汉等大城市回湘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他们与在长沙的进步青年李仲融、李锐、苏镜、唐荣前、廖申之等人在长沙岳麓山黄兴墓庐侧的草坪集会，组建了湖南最早的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南分队。湖南分队队员30多人，为全国民先总队的组成单位。

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外公与外婆毕业返湘，1938年1月两人结婚。5月外公出任中共长沙市委委员。他与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担任干事等职。创办《前进》杂志，担任主编。编辑《中苏》半月刊，并为《新湖南》、《观察日报》等报刊撰稿。在《前进》上发表的《抗战后国际形势》、《关于九国公约》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1939年1月，外公外婆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邀请去桂林，在有华南抗大之称的建设干校任教，外公讲授《抗战形势讲话》课程，努力宣传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势，宣传团结抗战、最后必胜的道理，对学生影响很大。同时，外公还从事译著工作，翻译了《哲学对话》和一些科学家的传记等。外婆则担任女生中队小组指导员。

其间，外公还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3月，因形势恶化赴香港，参加香港救国会的抗日宣传活动。

同年6月，根据香港地下党意见，经上海前往苏北盐城新四军根据地。因日寇扫荡交通中断，只得返回上海，其间参加救国会上海组织的活动。 同年11月返港不久，又遭遇日军进攻香港，外公外婆和茅盾、邹韬奋等众多文化名人一起经中共东江游击队护送至广东惠阳，几经辗转回到湖南。随即应广西大学教务处主任陈此生之邀去桂林女中任教务主任。 1943年，日寇南进。翌年长沙失守，桂林动摇，外公又应广西贺县中学陈贞娴之邀，到该校任教。与贺县邻近的八步镇为平乐专区所在地，是桂东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进步文化界人士活动的基地，何香凝、李济深、陈绍先、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千家驹、欧阳予倩等知名人士先后来到这里活动，外公在此结交了许多文化名人。 1942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1944年6月，应梁漱溟、陈此生邀请，外公外婆在广西贺县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们是目前已知的、仅有的两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期的湖南盟员。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5年秋，梁漱溟以广西民盟黄姚支部、八步支部为基础，在贺县八步镇成立了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外公出任筹备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筹备结束后，外公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仍负责宣传工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民盟东南总支部迁往香港，改称南方总支部。外公也在年底到了香港，继续从事盟务活动和文化工作。

他在香港期间，针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要中共先交出军队才允许它合法存在的反动舆论，写了题为《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长篇政论，加以驳斥，文章在几个报刊上发表，后来还出了单行本，在当时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去年我表哥的朋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竟然查到了外公当年出版的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原件。

1946年2月，外公外婆回到长沙，与傅白芦等创办《人民世纪》周刊。揭露美蒋勾结挑起内战的阴谋，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暴政和腐败，报道、支持各地群众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 不久又应《新潮日报》社长黄定戎之邀，兼任该报主笔，每周写社论两篇，宣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暑假后，外公应邬干于校长邀请，到新化行素中学任教，1948年随学校迁至长沙北郊丝茅冲，任教务主任。随后外公还应李达邀请到湖大教课，任副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和《政治学》。那本外公写在毛边纸上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讲义，我也见到过。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环境流离颠沛，外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期间多次尝试恢复党组织关系未能如愿。 到行素中学后外公通过老同学宋绍尧与中共地下党上海局长沙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长沙特支是由中共湖北省工委为实现“大江南北计划”而在湖南长沙建立的一支地下党组织，先后属湖北省工委、武汉市委，中共上海局、中共华中局领导。它与湖南省工委地下党组织是平行发展、互不统属的两支独立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1日长沙特支才合并到湖南省工委下属的中共长沙市工委） 经宋介绍，外公与长沙特支书记陈克东见了面，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想法。陈克东觉得事关重大，遂向上海局报告。1948年秋，经上海局常委、组织部长钱瑛批准，外公在长沙特支重新入党，以前党龄暂时搁置，待解放查清后再作处理。 在1946年外公离港回湘时，民盟南方总支部就委托他考察湖南情势，相机发展民盟组织，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开展活动。 此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形势越来越严峻。民盟总部两次迁移，由重庆而南京而香港，并于1948年初在香港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随后又明确提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新的政治路线。在这期间，总部曾先后委派几位早期入盟的同志回湘筹建民盟组织，都没有成功。 1947年底，湖南盟员张梓敬赴香港联系民盟中常委，他回湘后，向外公传达了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二人开始着手贯彻盟的全会决议，共同参与谋划建盟。通过半年的联络发展，建立筹备机构的条件业已成熟。 1948年秋，外公邀集余志宏、刘禄铨（二人都是中共党员）、张梓敬在行素中学家中叙谈，大家分析形势，认为建立民盟组织、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即由外公致函民盟总部，推刘禄铨于11月底前往香港联系。 由此可见，湖南民盟省级组织发源地是湖南私立行素中学萧宅（现长沙市一中广雅中学田径运动场）。刘到香港会见了民盟总部负责人周新民、李相符、萨空了、千家驹等，带回了总部的回信，委托外公负责在湖南建立民盟组织。 图中山上正中的小屋就是外公外婆在行素中学的家 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备，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于1949年1月10日在长沙正式成立，外公任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刘禄铨负责秘书工作，余志宏负责宣传工作，张梓敬负责组织工作。湖南筹委会简称“湘支筹委会”，与总部联络代号“苏湘民”。 1949年2月25日，民盟湖南省支部在长沙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成立，外公任主任委员，李鳌、杨伯峻、张梓敬任支部委员。之后，设置了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亦即执委会委员。 1949年3月至7月，因工作需要，省支部执委会逐步扩大。外公、杨伯峻、李鳌、张梓敬、刘禄铨、杨荣国、谭丕模和杜迈之参加执委会，八人委员领导班子稳定下来直到1952年9月。外公也根据盟务需要配备和完善了办事机构。在执委会之下，增设了文教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两个机构。 湖南民盟组织建立之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在这个形势下。盟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战略部署，发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打击、弧立敌人，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湖南解放。 这期间，在外公领导下，盟省支部执委会动员各级盟的组织和广大盟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宣传、组织群众：主要是翻印传播毛主席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运用座谈会、读书会、民众夜校及歌咏队等形势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组织各种“协会”、“学会”开展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支持与民盟有密切关系的《晚晚报》，开展合法的舆论宣传。 二、开展学生运动。以设在宁乡乡村的民国大学搞得最为轰轰烈烈。该校没有地下党组织，学运主要是由盟组织领导的，从“倒鲁”（校长鲁荡平，是国民党CC分子）运动发展到护校保产运动，使该校财产得以全部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湖南大学。湘谭简易师范的学生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 三、进行统战策反工作，支持地方武装。通过盟员的关系，配合地下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如第一兵团副参谋长陈庚、全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衡阳警备司令欧冠等进行了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得知驻在安化的国民党军某补充团李致中等准备起义而找不到党的领导时，民盟曾受地下党的委托派盟员前往协助。对姜亚勋领导的湘中游击队，民盟也在物资方面给予了支援。 四、开展护厂、护产、反破坏、反迁移的斗争。在临近解放时，遵照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盟组织把这项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在省公路局、第一监狱、衡阳电讯局和电厂等单位，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五、广泛调查，收集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情况资料，以备接管。收集的资料很多，其中不少资料对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筹办《民主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工商界，团结知识分子，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公作为湖南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和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除了主持盟务以外，在长沙特支的领导下还亲自投身到统战工作中。由于外公长期以民盟南总执委和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身份活动，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1948年11月19日，被誉为程潜“军师”的方叔章受中共湖南省工委委托，出面在自家私宅请客，其目的是以会谈的形式听取各方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程潜应采取何种应对时局之策。因方宅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山下桃子湖畔，故名桃子湖会谈或桃子湖便宴。 桃子湖方叔章公馆 受邀参加会谈的除了外公还有湖大教授李达、政治系主任兼教授会主席伍薏农和讲师余志宏、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以及程星龄。外公受邀后请示陈克东，陈指示他不得暴露特支党员身份，以民盟南总执委身份出席。 外公受邀参加国共双方高层人士出席的会谈，标志着民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湖南政坛，标志着长沙特支领导下的统战活动已深入到湖南省国共双方高层。 桃子湖会谈的影响是深远的。与会中共人员和程潜最信任的六人中除陈明仁和程博洪（程潜长子）外，其他四人方叔章、程星龄、邓介松和肖作霖都参加了会谈。会谈不但促使程潜初下起义决心，还使邓介松、肖作霖拥和的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一致和积极。 1949年，邓介松、肖作霖在程潜的支持下撵走反动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和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接收省党部，改选省参议会议长，成立和平促进会等措施，均出自桃子湖会谈的启发。 桃子湖会谈之后，外公奉陈克东指示，多次主动前往湖大集贤村小平房李达家与其商谈，动员李达出面推动程潜起义。外公还多次参加伍薏农为配合地下党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晤，与方叔章、邓介松、李达等人具体商讨促请程潜和平起义的办法，伍薏农据此多次面晤程潜和唐生智襄商义举。陈克东、刘晴波 (1949年1月中下旬接任的长沙特支新任书记）表扬外公“工作成绩卓著。” 长沙特支军事策反组成立后，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将程潜小儿子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程元（字博乾）的统战关系交给特支书记刘晴波，以期通过省工委和长沙特支两条线同时做程潜的统战工作。 程元（1922—2008） 刘将联系程元的工作交给了外公，外公很快就建立了与程的工作关系。鉴于上海局有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不得出面与国民党军政首脑直接会谈的规定，1949年6月初，特支决定由外公负责约程元与军事策反组组长张立武见面，然后再通过程元安排张与程潜直接会谈，力促其下决心起义。 不久，外公安排程元、刘伯谦（湖南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在行素中学家中与张立武见面商谈，随后不久程就先后5次安排张立武到省府办公室与程潜直接密谈。特支将密谈内容，以及程元提供的长沙绥署的动向，均以密信的方式向上海局钱瑛报告。这几次会晤，对程潜下决心和平起义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长沙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省、市工委领导下，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刘晴波、曹国枢负责，为保护人民财产，维持社会秩序，协助接管，支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外公代表民盟也参加了“迎解联”的工作。 建国后，外公更是身兼数职，1951年任长沙市文教局局长，1953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55年任厅长。还要主持民盟湖南省委的工作，又是省人民政府委员，还有政协、中苏友协等好几个职务，一年到头，公务十分繁忙。 当年的任命书 后排穿西装者为外公肖敏颂 作为解放后长沙教育的主要领导，外公领导和主持了长沙公立、私立学校的优化和重组。如1952年，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和湖南省立清华中学合并，旋即改称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长郡联合中学与私立民枫职校合并，组建了长沙市第二中学；广雅中学和行素中学合并，组建成为长沙市第七中学。民国时期较为混乱的局面经过整顿后恢复了秩序。 外公十分重视教师思想素质、文化业务水平的学习与提高。以“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为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分别提出不同要求。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和多内容的各级培训和各种途径的进修措施， 50年代前期，使得长沙市中、小学行政干部和教师的文化业务素质及能力逐步得到提高，从而为长沙市师资队伍的持续稳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另在此期间，一大批学校得以扩建，增加教具和设备，教学条件不断提高。如长沙市五中另辟新址，从北门外麻园岭搬迁雅礼中学新址。可以说，外公主政下的长沙教育，实现了新旧社会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后来长沙教育均衡发展、高位发展的基础。 外公还主张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因材施教，给予学生展示机会，放在今日，这种“正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的发展、注意个性、爱好和特长的培养和发展”的教育理念，仍然振聋发聩，意义深远。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他建议“我们不妨选择少数几所学校实验一下，一般的学校目前可以采取精简某些课程，增设选修课的办法……” 在外公的领导下，湖南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1956年，湖南中学在校学生有20万2832人，中师在校学生有9072人，小学在校学生有383万多人，高师有3662人，相比1955年，中学生增长30.13%，小学生增长21.5%,中师发展了1700人，高师发展了1800人；在各中小学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比增长19300人。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大中小学生的成绩逐年都有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体质也大有增进，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弟更有了显著增长。此外在发展和改进少数民族教育，培养提高师资与学校领导骨干，以及贯彻勤俭办学、挖掘潜力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 总之，在建国初期，外公为湖南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夙夜匪懈，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贡献为新中国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7年3月外公赴京参加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离京返长的途中突发疾病，4月4日回到长沙直接送往湘雅医院，3日后就与世长辞了，年仅43 岁。 外公的英年早逝，令亲人猝不及防，实在让人感到十分的痛惜。亲爱的外公，虽然我们不曾谋面，但您睿智、儒雅的形象已铭刻在我的心间，您的心性，您的智慧也溶入我们孙辈的生命，虽然我们无从感受您的关怀和呵护，无从聆听您的教诲，可我们是你血脉相承的后人，您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的外婆曹国智离开我们也有整整23年了！外公的墓是当年政府出资修建的，外婆去世后，我们没有另择墓地，而是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葬在外公的幕墙内，卧式的墓碑就安放在外公的墓碑下。 在阔别了四十二年后，外公外婆这对“历劫死生”的“同命鸟”，这对“相依形影”的“并头莲”，这对志同道合、恩爱有加却未能白头偕老的伉俪，终于能在九泉之下相聚了。 外婆曹国智 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婆从小就是个“学霸”，在周南女中读书时，她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湖南全省高中会考，她是甲等第二名，后来考大学，也是凡考必中，因为那时不是统一招生，是各校分别招考。南方的，如中央、武汉，北方的，如北大、师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她都金榜题名。1933年外婆选择了北平师范大学。 外婆并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在各项活动中她都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初中就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篮球、排球她都是校队队员，讲演比赛曾多次得过校内校外的比赛冠军，戏剧表演，她曾演出过田汉的《南归》、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夏衍的《自由魂》等多部剧目，特别是在《山河泪》中饰演一位韩国革命志士，演得惟妙惟肖，深得同学们的好评。 《山河泪》剧照 大学期间，“一二•九”运动中外婆也是组织骨干之一，她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大游行，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保定的全团讨论会上，她首先提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称，获得全体团员的一致赞同，后经北平市委批准正式命名。 1935年底，外婆加入中共，任北平妇女救国会党团（即党组）书记。积极组织北平大、中学女生开展救亡活动。她还曾奉命率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赴绥远百灵庙前线，慰劳傅作义部队。 她曾于1936年暑假回长沙时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逮捕，在反动派审讯下，她没有暴露地下党员身份，保持了革命气节(后因家庭营救保释)。 她曾协助创办长沙第二个宣传抗战的期刊《前进》，并积极撰稿；她曾任省文抗会理事，省伤兵管理处宣传慰问组干事及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慰劳组组长,不辞辛劳地组织慰劳工作；她曾于1939年冬参加广西干校战地工作团赴昆仑关前线，宣传军民合作，组织民众支援抗战。 外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教育工作，大学毕业后回到长沙就担任自治女校校长，抗战期间，外婆跟随外公辗转各地执教，解放前夕回到长沙后曾任行素中学（即后来的七中，现在的长沙一中广雅中学）校长，同时积极协助外公参加湖南民盟以及“迎解联”的工作。为长沙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外婆调到教育厅工作，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3年，历任中教科长、师范科长，教研室主任，后教研室改教科所，外婆任首任所长，兼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她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及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经常深入全省各地学校考察，审编全省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主编《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主持教育实验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独到中肯、切实可行的见解和建议，并亲自撰写教育论文多篇，为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实验工作的推进，作了许多贡献。 “早岁负笈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挺立潮头英姿爽，毕生廉洁自守，遇事扬清激浊，留得身后兰桂香”，这幅挽联正是外婆一生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 1983年外婆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副主席，离开了教育界，在省政协任职期间，她兼任学习委员会主任，重点抓教育组、妇女组，亲自组织教育考察及智力支边工作,亲自带队到湘西慰问支边教师，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离休后担任省政协老干支部书记多年，尽心尽力为老同志们做了不少实事。直至1999年10月15日离世。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在外婆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我陪伴在她的身边，那一刻也让我刻骨铭心。 我出生前十年外公就已离开这个世界，我无缘与他相处，然而我与外婆的缘分却是不浅，从小就是在她老人家的关爱中长大的。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外婆，外婆也特别钟爱我。 因我很调皮，爸爸妈妈对我比较严历，我对他们有些敬畏，但在我眼里，外婆总是那么亲切慈祥，不管我犯了什么错，或闯了什么祸，她总是温和耐心地和我讲道理，从不对我发脾气。 小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带我到外婆家去，我总是盼着星期天能早一天到来，盼望见到外婆那充满慈爱的目光，盼望外婆用那柔软的手掌一边抚着我的小脑袋，一边给我讲故事，盼望外婆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给我吃，盼望外婆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去逛街，给我买“小人书”。 几乎每个星期天，外婆都会带我去逛街，牵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笑着，我总是兴高采烈地跟随着外婆走遍整个闹市区，所以我小时候对长沙的街道就非常熟悉，哪里是五一路、黄兴路，哪里是水风井、南门口，还有“沙利文”、“九如斋”、“德园”、新华书店、新华、燎原电影院等在哪里，我都很清楚。当时弟妹们或者在襁褓中，或者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几乎独享外婆的宠爱，那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小人书”，所以外婆带我去得最多的还是新华书店。只要我提出要买哪本书，外婆一般都会满足我，像《三国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大部分都是外婆那时给我买的。 外婆家的藏书也比较多，读中学以后，我不大看小人书了，这时外婆家的书柜就是我阅读课外书的宝库，像《斯巴达克斯》、《悲惨世界》、《一千零一夜》、《古希腊神话故事》等都是在那时读的，对于读课外书，外婆是从不阻拦我的，而且大多数书都是她推荐我读的。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得了伤寒在传染病医院住院，外婆当时在外出差，她回长沙时连家都没有回就赶到医院看我，还给我带了一盒巧克力，一进病房她就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当时我还太小没有什么感觉，只觉得习以为常，现在回想起来着实令人感动。 1978年4月，外婆到北京出差，那是文革后她第一次去北京，外婆不嫌麻烦，将我也带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那难忘的15天中，外婆带我参观了故宫、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天文馆、纪念周总理展览，游览了北海、中山、天坛、景山等公园，还有颐和园、动物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王府井、东风市场等，还第一次坐了地铁，真是大开眼界，这是我儿时生活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页。 1985年，我高中毕业后，外婆搬到了省政协，离我们家也更近了，只有一墙之隔，我去外婆那里就更多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外婆也离休了，赋闲在家，更加希望儿孙们常常去陪伴她，我要是几天没去，她总是念叨着：“鸥鸥何解几天冒来哒啰！”每次去，外婆总是问长问短，关心我的学习、工作以及个人问题，也不时给我讲她在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到百灵庙劳军、以及逃难桂林、香港等事情。 1992年我停薪留职去深圳打工，刚去时很不适应，非常想家，外婆十分挂念，连续给我写信，帮助我树立信心，鼓励我克服困难，锻炼自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在与外婆相聚了32年之后，外婆终于离我而去了。如今一转眼又过去了20多年，每当回首往事，心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与怅惘。外婆，您永远是我的楷模，能做您的孙儿永远是我的骄傲！您牵着我的小手，走在长沙的大街小巷，走进新华书店，走进……这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永远是我最美好、最亲切、最快乐的回忆！要是时光能倒流到那一刻，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我与外婆 2011年初，爸爸也离开了我，根据他的意愿，我们同样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这里，虽然没有立碑，那碑自在我们心中。他就像亲儿子一样依偎在岳母与未曾谋面的岳父怀中，陪伴着他们。亲人们一个个先后来到这里相聚，这里是我们情之所系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与先人们情感相交精神相聚的地方。 外公外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