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人生

雨花石

（一）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在我牙牙学语、懵懂无知的时候，戏曲应该是我儿时的音乐摇篮。在多少个哭闹的夜晚，我一定是枕在父母温暖的臂弯里听着戏入睡的。从小到大，我对戏曲真谛的理解是“鞭挞生活、剧透生命”。戏曲通过超脱、超然和幻觉般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舞台艺术手段，将沧桑而无奈的现实生活进行总结性演绎，赤裸裸地揭示人间的酸甜苦辣与人情冷暖，从而达到感化和启发人们思想的目的。

在我稍微懂事后，看戏成为我人生入学的第一节课，戏曲成为我的第一启蒙老师。几十年过去了，看戏听戏带给我无穷无尽的联想与感动，戏曲精神及其文化内涵，深刻影响了我的学习生活与成长经历，逐渐使我懂得了“人生如戏”的哲理寓意。

2012年农历正月，我与朋友到广州游玩。第一次乘机出远门非常开心与激动，但在广州街头遇到的一件事，却成为我一生最为心痛的缺憾。直到现在，当我想起这件事来就会伤感，并伴着无以名状的后悔一次次地进行自责，久久不能释怀。

初春的广州夜景霓虹初上，虽有一丝凉意但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虽说是正月，但过节的气氛不浓，街市上很少见到像北方春节一样到处张灯结彩，多数商铺不贴春联，只是摆了一盆挂满金桔的盆景象征新年大吉大利、财源滚滚，显然南北方文化有一定差异。

当我与朋友步行到越秀区北京路步行街时，远远听到有唱戏的声音，但这一句句河南味儿的声音与身处广州的街景格不相入。当我们走近才发现，是三位七旬上下的老人在街头拐角处卖艺。他仨都是男人，穿着破旧的戏装并在脸上描了看似惨淡的脸谱，正在一本正经地以无伴奏的豫西调演出《穆桂英挂帅》的唱段。

因为我从小接触戏曲，尤其爱听河南豫剧，所以对豫东调、豫西调听得分明。我想，这三位老人应该是洛阳、三门峡一带的人，年轻时肯定唱过戏，有一定功底。其中一位老人瘦长脸、大高个儿，扮演穆桂英。他目光笃定，神情严肃，虽然声音嘶哑，动作稍显笨拙，但并不影响他对剧中人物的倾心刻画，男扮女装的一招一式将穆桂英的女将风采演绎得酣畅淋漓；另一位老人扮演部将木瓜，他那“三花脸”好像用化妆用的白粉饼随意在鼻梁及两侧摁了三下，很不圆满精致。他手持讨饭棍比作兵器，勾腰偻背站于一侧，满脸窘迫，一言不发；但扮演佘老太君的这位老人却更加引起我对他的注意。他低头拥袖而立，满眼泪水打转，嘴角不住地抽搐，两道泪痕划过的“俊脸”让人看得心酸不已。或许他入戏至深为孙媳出征的生死离别而悲泣，也许他为自己流落街头的苦难经历暗自伤心。他衣着单薄，双目无神，久立的身形战战巍巍。在城市密集来往、行色匆匆的人流中，三位戏妆老人构成的场景好像另一方世界，老人竭尽气力的唱辞萦绕在微寒的春风里，让人感到十分凄凉。

“不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咱杨家世世代代都是军中人……”在这悲怆激昂的唱腔中，三位老人可怜兮兮的样子引来不少路人。虽然大多数人不屑一顾甚至麻木不仁，但也有几位好心人往摆在路口的要饭盆里施舍几个一元钢蹦和几张五元、十元纸币。当看到三位老人的处境时，我鼻子发酸、心头一热，不由得将手探入衣兜捏了捏带在身上的现金。兜里是一小沓“四伟人”百元大钞，无论我怎么捏揣，也捏不出一张十元那怕是一两元的零钱来。想了想，我自己出门也是省吃俭用，哪有发挥一百元的魄力，要么一会儿去购物有了零钱后返回给吧。心一沉，遂与朋友逐入人潮，逛在繁华的街市里目不暇接，恍若重生。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想起这三位老人，想起要接济他们的事情，便刻意留存了三张十元零钞准备见面就放入那个令人泪目的要饭盆里，了却自己免费观看后的心事。但是，当我与朋友原路返回再找三位老人时，“穆桂英”已经“带兵西征”，四处不见踪影。当下我就呆了，没有了时空概念，满脑子想着三位老人是如何颓丧地收场隐入人烟的凄戚场面。

人生如戏，浮生若梦。或许这三位老人在街头卖艺的收入并不低，足以在广州填饱肚子维持生计。但是我在想，他们的家在豫西哪儿？又是谁家孩子的父亲、谁的丈夫？为什么这般年纪还流浪几千里谋生？难道选择在街头唱戏是老人们对戏曲热爱的一种精神追求？还是他们在家乡的生活没有着落才迫不得已浪迹求存？这三位老人卖艺结束是否安然入住旅馆，还是躲在某个犄角旮旯瑟瑟发抖、和衣而眠？！

光阴似箭，不觉十年时光过去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仍然时常在想，三位老人可否都健康返乡，衣食无忧？现在是否都在家颐养天年，饴弄儿孙？当年的三位老人可曾注意到我、可曾看到我驻足深情观看他们的演出？同时，我也会经常懊恼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及时给上他们一点儿零钱，让老人们的晚餐多买几个馒头……

然而，一切假想已经毫无意义，一切疑问都变成了后悔。我想说，钱财不说多少，只有用在最需帮助的人身上，才能体现出高尚的货币价值！



（二）

戏曲，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起源于民间歌舞和说唱形式。戏曲一词最早使用者是南宋诗人刘埙，他在《词人吴用章传》中记载：“至咸淳，永嘉戏曲出”。至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几经研究将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被广泛认可。

从唐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戏曲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和评剧为核心的五大剧种并唱响华夏大地，绽放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采。其典雅、超凡的艺术特色以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为主要特征，将曲词、音乐、表演以及美工融为一体，形成节奏鲜明的文化表演艺术，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

在山西、在沁源，由蒲州梆子结合北路梆子、祁太秧歌等地方小戏种在清代演变成形的晋剧流传至今，独领风骚。作为地方优势剧种，晋剧事业在我县一代代戏曲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口耳传唱一部部经典剧目，将高亢悠扬的声腔和激昂欢快的鼓乐，响彻在2500多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间，唤起了已经走向富裕的全县人民对精神文明追求的再度觉醒。

在赤石桥村，祖祖辈辈读书少的农民往往通过看戏领悟人生哲理，学习和领会一些课本上和在家庭教育里学不到、悟不透的东西。当一出出经典剧目、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戏曲舞台展现和反映人世间的忠奸善恶、是非曲直、悲欢离合和家国情怀的时候，台下的人们学会了明辨是非，厘清了人情世故，逐渐晓得了做人做事的大道理。所以说，看戏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武装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使人们在欣赏戏曲的同时受到了更高教育和深刻启发。

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来源于人民群众还需回报和服务人民群众。我县的戏曲事业在一大批具备特质天赋和文化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业英才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健康发展，成为渗透在全县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文化精神支柱。各位戏曲老师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舞台演出，很好地演绎了尘世间的仁义礼智信，推崇了自古来的忠孝勇恭廉，弘扬和传播了中华文明的真善美，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审美需求。

我县晋剧团成立于1949年7月，它的前身是郭道文艺学校（也有资料记载是郭道村自乐班），是我省唯一与共和国同龄的县级人民艺术团体。它一度与县绿茵剧团合并为文艺战团，以演出样板戏为主，并在艰难困苦的蹉跎岁月中饱经风霜，生生不息。到目前，县晋剧团与县秧歌剧团一体化运营，是长治市仅存的晋剧专业剧团。七十三年来，剧团演职人员创作编排了大量优秀剧目服务于全县人民群众，将晋剧和沁源秧歌深情浇灌在太岳山麓、沁河之畔，结出了丰硕成果，让喜爱晋剧和沁源秧歌的观众心心念念、痴迷不已。

今天，我们必须向1940年创办绿茵剧团的时任沁源县城关镇镇长胡奋之同志致敬。没有胡奋之，就没有绿茵剧团。在烽火连天对敌斗争的“二年半”里，时任县委书记刘开基同志又重抓绿茵剧团建设，并在党的领导下创作演出了《山沟生活》《抢粮》和《围困城关》等剧目。全团演职人员在团长宋宝富率领下深入林区、走向地头，勇敢地站在阵地前沿，用戏曲这个强大的精神武器激发鼓舞了全县抗日军民的士气，直至抗战走向全面胜利。

回顾历史，不忘血脉。今天的县晋剧团与秧歌剧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人民文艺为人民”的根本宗旨，站在戏曲、秧歌复兴发展的潮头不气馁、不言败，不怕困难，毫不懈怠，一心一意为群众编写好剧目，塑造新形象，并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中翻山越岭，送戏下乡，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全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三）

老百姓俗称的唱戏或者演戏，是戏曲舞台表演中人物对白、武打动作、唱腔技巧等一系列唱念做打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城市、在农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唱戏，唱戏是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所在的山区农村唱戏是按既定民俗日、纪念日，或是本地乡镇如期举行农资交易大会，俗称赶会时才由各村各单位集资唱戏，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有驻地企业开业庆典或者本村权势人家、暴发户在家举办婚丧大事的几天里，也会自费请来剧团或是戏班搭台唱戏，捧场助兴。更有甚者请来两个剧团专门唱“对台戏”，大摆排场，穷奢极欲。

时间回到我小时候的1980年前后。赤石桥村每年赶会之前，大队就会出面集资请来剧团唱戏。可能是地方小、出钱少的缘故，所以请不来知名的省市剧团，一般由县绿茵剧团与后期重新建团的县晋剧团，以及外地一些不起眼的剧团演出。但无论剧团的远近、大小和唱戏水平的好歪，毫不影响广大群众对戏曲的满腔热爱。这种热爱程度与一年的收成无关、与饥饱无关、与家境好坏无关。在农村，人人痴迷赶会看戏，个个对外来文化充满好奇，因为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一辈子可享的文化大餐和精神食粮太紧缺了。

往往赶会的头天上午，一辆“两吨半”汽车或是一台大型拖拉机就会驮着剧团演员与全部行头、家什来到村里。大一点的剧团三四十人，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来时的大车小辆满满登登。全团演职人员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趾高气扬的团领导和好把式们的行李铺盖卷儿，都得由跟班和打杂人员张罗“集有”。当然唱戏时站在台上“目中无人”、排排常常的每一位老师，对于演出就是小菜一碟。他们在台上的表情动作炉火纯青，道白唱腔字正腔圆，整场戏在台上表演角色惟妙惟肖，应对现场观众的热潮游刃有余。台下的观众则议论纷纷，一致评价这次赶会的戏演的绝、唱的好，不亏是村干部花了大价钱请来的。所以，村里赶会时唱一台好戏的文化效应和经济效应非常大，极大程度地刺激了戏迷的大脑，繁荣了物资交易。在唱戏的这些天，到处摆摊的街道上和剧场院子里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混着各种嘈嘈杂杂的声音笼罩在村子上空，偌小的赤石桥村俨然变成了比郭道还繁华的闹市。

再说说小剧团。小剧团比起游走于江湖的戏班、杂技团来稍微正规，要来的话也就二十人左右，并且人人灰头土脸，全部家当也就那么几个箱箱。唱戏时，全团人员在台上手忙脚乱、满头大汗，有时团长也得敲个锣、拍个镲或者跑跑龙套。但他们在村里对人们十分礼貌，每场演出认认真真，演出结束还要真诚谢幕，所以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让人们念念不忘。即便村民们认为他们的戏唱得不咋地，但自古敦厚朴实的赤石桥人从来不为难人，不去喝倒彩，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过后我想这个问题，他们这些小剧团的人应该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出来唱戏就是为了讨口饭吃，所以将观众视为衣食父母，见面毕恭毕敬，生怕得罪。如果戏再唱不好，那就无法结账，辛辛苦苦来一趟白唱了。直到今天我仍在想，当年出门受罪、令人唏嘘的他们如今过得好吗？我相信肯定比我想象得好！

每当剧团来到村里的时候，也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赤石桥乃至十里八村的人们奔走相告，能来现场的人都来报到并帮助剧团卸车、搬东西和在戏台上搭幕巾。早先剧团来人是村干部派饭，将每位演职人员分散到有条件的人家吃饭住宿。家家友好热情，生怕慢待，不然吃不好、住不好，戏就唱不好。当然剧团团长和几位台柱子更是大队支书家的座上宾，再叫上几位公社干部作陪，小酒小菜和梨罐头摆上先诚挚表示一番。

（四）

赤石桥村原先唱戏的戏台是在村东小学校院内，据说很早以前是座庙。学校的门楼坐南朝北，用白灰与青砖勾砌，两扇绿漆木大门除了唱戏或是举行重大庆典时一般不敞开，其中一扇门上留有一孔小偏门方便师生们出入。学校的院子分“上头院”和“圪洞院”，落差两米有余，上下两个院子中间用石条垒砌十余层台阶上下贯通。一进校门是“上头院”，在东西两侧各修七间砖混平房。走下石阶，在“圪洞院”的东西两侧修建七间二层带走廊的木混阁楼，所以整串院子的屋顶一样平。两侧的各个房间有一间的、有两间和三间的，分别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和幼儿班与一至五年级的教室。进得院来稍微俯视，南面正对即是戏台。戏台踞南肃穆威严，门楼拱北毓秀钟灵，并与东西房屋呈四合院闭合，规整有礼，排列有序，文熏武陶，别有洞天。

戏台下方就是“圪洞院”，有一个篮球场大，可以算作剧场容纳二三百人看戏。院内二层阁楼的两条走廊是用厚木板铺设，有一米多宽、十几米长，并有六七十公分高的彩雕镂花木板扶手。走廊比戏台台面大概高出两三米，如果在走廊里摆上些“梭梭”倒也可以算作包厢，可容三四十人尽享楼台看戏的优越感。但这些位置一般都被小学生们占据，当然也包括了我，会在演戏的时候都趴在走廊扶手上“日迷楞症”地看戏。

东西两条走廊的下方用粗木柱顶着，非常结实安全。在校的时候，几个胆大的男同学会从二楼跨出扶手并抱着柱子溜下一楼的“圪洞院”玩耍。当我升到四五年级的时候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也经常在尿急时直接从二楼抱着柱子溜下一楼院子上厕所。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有点儿后怕，心想如果当年我一旦失手，那我的人生早就没戏了！

1981年，赤石桥村舍弃了学校院的旧戏台，在背靠南河滩的村西头新建了一座大戏台，与大队办公室在同一院子。戏台仍然坐南朝北，剧场也由一点儿大变成占地两三亩。在第一场“祭台戏”隆重演出之日，大队请来了临汾市永和县晋剧团上演《封神演义》，几名演员上台身穿武将袍带，头缠红布，在台上杀鸡祭血、上香磕头并大唱七天，在全县引起一时轰动，成为本村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件里程碑事件载入了村史。

每逢赶会唱戏，学校就会放几天长假，其实这才是我喜欢看戏的主要原因，不用早起、不用读书。唱戏的这几天，剧场院子里男女老少蜂拥而至，人满为患，戏台上面锣鼓喧天，好戏连台，能够拯救全村乃至全公社人民的精神食粮正在加紧生产，大力满足供应。

当紧锣密鼓在耳畔突然响起，沉重的朱红大幕缓缓拉开的一刻，台下观众都聚精会神地梗起脖子、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盯着登先出场的演员，仿佛现场所有人都穿越时空，置身在剧目的历史场景。大家定睛一看，就会马上通过角色的脸谱、袍带、兵刃等道具辩明演员扮演的人物是谁。那些唐朝宋代的皇帝、英雄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人物，好似昨天的朋友一样站在自己的面前，熟悉而敬畏。虽然人们年年看戏有重复的剧目，每部戏演的故事内容和剧情脉络人人熟知，但从来没有那个人说过他看得厌烦了、不想看了。

虽说演员真戏假演、观众假戏真看，但是台上台下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真诚的、认真的。演员靠唱戏为生，群众靠看戏提神。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句优美的“鸡汤”台词，哪怕是演员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会在某个人的心灵深处像电一样划过，留下刻骨记忆和犹如醍醐灌顶的启迪。最终整台戏会在观众们至善至美的期盼中圆满收场，余味无穷。可以说，看一场好戏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命运，打消极个别人游戏人生的杂念，起码我感觉自己通过看戏受到的教育和影响非常大。

（五）

年年看戏，年年有喜。看戏是赤石桥村一年一度的文化大餐，剧场就是公众的食堂，并且这个食堂做的是“大锅饭”、大杂烩，各种情况、什么事儿都会有。拉帮结派的一小伙人自然围拢在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男女青年搞对象专门找光线暗的地方搂搂抱抱；原先爱看班车的老头老太也顾不上到河口店打探新闻，开始扎堆讨论戏曲与文化、文学、文艺的逻辑关系；唯有像我一样的小孩子们可算找到了玩耍的“天堂”，在唱戏的那几天成群结伙在街上、在剧场，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再从一大早跑到月牙儿攀上天，成天无忧无虑，快乐自在。

看戏的这几天，全村乃至全公社的老百姓们都一样，在看戏的过程中得到现实满足与极大安慰，人人在台前、戏后沉浸在喜爱剧目中念念叨叨、浮想联翩，在意犹未尽的相互倾诉中解除了一年辛苦劳作带来的困顿与焦躁。当鼓乐欢快、人物活泼的剧目上演时，台下观众热情洋溢、满脸堆笑，呵呵呵的笑声淹没整个剧场；如果摇旗呐喊、打斗激烈的武戏开始，悬着心的人们在台下紧张地为英雄、为忠良暗暗鼓劲；再当悲剧人物发出声色俱厉的哭喊时，凄切之声就能刺破台下观众特别是女戏迷的泪腺，叽叽呜呜的抽泣立马导致群情义愤。这就是灵魂的力量，无形化有形！

看一场好戏，台下观众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欢呼雀跃、时而哄堂大笑，大家的心情都会跟随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当剧中奸贼逆子作恶多端、横行霸道之时，台下的后生们愤而忘境，都恨不得冲上台将这些“死畜生”搂头就打、撂倒踩扁；当上演一出出忠良被害、善人被杀的悲情戏时，演员和观众同悲共愤、同仇敌忾，全场气氛沉闷在一片阴云之中。当然喜庆的剧目会演的更多，公社与村里的干部也带头看戏，并和观众们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分享喜悦。

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更好地组织群众赶会看戏，是基层领导干部必抓的一项意识形态工作。这种寓教于乐、深入民心的活动方式可以活跃当地的经济社会，并从侧面反映本地一年的粮食丰收在望，展现农民兄弟天天喜气洋洋的精神面貌。通过看戏营造出的全民和谐、干群团结、社会形势一片大好的政治氛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位，体现了上级的各种政策百般利好。

（六）

从唱戏时间上说，我县的赶会唱戏一般是在夏季和秋季，像城关、郭道等大乡镇就是每年在夏季和秋季唱两场戏，唱七到十天。小乡镇唱戏最多三五天，并且是一年一场，以致偏远山村的人们因为看戏的机会少，学不来知识和经验，出门常被城里人说没文化、见识短。赤石桥属于中等乡镇，好像早先也是一年唱两场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一年一场戏，唱五到七天。小时候记得有一年还应村民们的再三要求加演过一两天的戏，可见居住在穷山僻壤的民众对文化食粮的渴求是多么强烈。

赤石桥村唱戏原先是每年农历三月廿五，后来因为县晋剧团“赶台口”就将时间改成农历六月廿三。六月的山区正逢暑期雨季，所以每年看戏的人们不是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就是被倾盆大雨浇成了“落汤鸡”，但任何困难都能被大家看戏的巨大热情打败，一切有碍对精神食粮的追求都能被众志成城克服。至此，赤石桥村六月唱戏的规矩雷打不动，恪守延续。

从演出剧种上说，赤石桥村每年唱的主要是晋剧，隔上三年五年会有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豫剧以及沁源秧歌、祁太秧歌出现在舞台，也能吸引观众并受到好评。当然风土人情与主打演出剧种具有一定联系。首先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晋剧在沁源大地根深蒂固，备受推崇，既在本地唱火，还在外地打响。早些年还出现过别的剧团冒充县晋剧团外出揽戏的情况。可想而知，晋剧在沁源的地位有多么大，县晋剧团在外地的影响有多么响亮。

从演出剧目上说，我从小看的有晋剧《算粮》《交印》《打金枝》《柜中缘》《金水桥》《十五贯》《秦香莲告状》和《狸猫换太子》等折子戏和全本戏，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经典剧目，剧中典型人物形象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有李世民、郭子仪、杨六郎、包拯以及民间故事中代代传颂的各种人物。

八十年代中期，县绿茵剧团、县艺校和其他剧团还在赤石桥村演出了一些新编现代戏和秧歌剧，如《白莲花》《朝阳沟》《小二黑结婚》和《喇叭裤巧遇红背心》等等，精心塑造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事物的动人故事和鲜明人物形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坚持演出和流传下来。在我记忆里，大人们说的革命现代戏如《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剧目在八十年代初就停演了，小时候只有在家户的炕墙上，才能看见一小幅一小幅连续故事的彩色剧照墙围，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感到好奇。

从对戏曲演员的熟悉程度上说，我从小至今崇拜喜爱的前辈和老师有常香玉、张新芳、丁果仙、程玉英、刘忠河、徐玉兰、王文娟、茅威涛、李万林、詹丽华、孔向东等（不一一列数）。在本地，我小时候对戏曲、秧歌界印象最深的前辈有郭正忠、杜锐敏、李世荣、安国杰、史世鹏、李水叶、张粉珍和胡仙英等长辈(排名不分声望，其他老师恕我回忆不起来了)。他们有献身戏曲艺术发展的代表性人物，有创新戏曲改革的领军新秀，有常年活跃在舞台上为民服务的名家把式，皆是受群众爱戴、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杀出了金山寺，怒如雷火……”。特别想说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断桥》选段经常是陪伴我埋头写作或是深夜催眠的幽美旋律，堪称神曲。其神秘的力量无穷无尽地作用在我身上，抚慰我心，解我忧愁，打发寂寞。

从戏曲形式上说，每部戏有全本戏和折子戏之分。相比冗长的全本戏，折子戏其实是一部全本戏中最精彩的那一小段儿，是指一场或几场组成别具特色的、有较为完整故事情节的小戏。说到折子戏多说几句。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中变化，当观众对全本戏看熟看腻的时候，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必然产生变化。折子戏的滋生与形成是传统全本戏革新、进取、升华的结果。折子戏代代相传常演不衰，小巧精炼常演常新，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

从戏曲乐器和音乐伴奏上说，戏曲乐器种类繁多，几经变革更是中西合璧。单说晋剧不分文武场的伴奏乐器，常见的有呼胡、二弦、扬琴、梆子、笛子、唢呐和大小锣、大小鼓和大小镲等等，后来又加入了电子琴、大提琴和其它西洋管弦乐器。可以说这是戏曲音乐在外来文化叠加效应的影响下，为顺应时代发展，自自然然走到这一步的。这种做法或者说是改革，是一种融合，是一种进步，没有对错。

戏曲音乐伴奏的特点是“伴”，是对演员成功表演角色与完美表现演唱水平起烘托作用的强大助手。每一场戏的成功演出，离不开默默无闻辛勤付出的乐队老师。这些幕后英雄时而痴狂时而散漫、时而紧张时而活泼的伴奏，催化了演员唱腔的极致发挥，控制了舞台节奏的起伏，推送了戏曲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从而将整场戏组成一部宏阔的饕餮大餐奉献给戏曲观众，起到与历史共鸣、与现实交织，共同传播、繁荣、发展戏曲文化的巨大作用。



（七）

并非我从小就喜欢看戏，而是喜欢在看戏的剧场找一种“人来疯”的感觉，具体体现是我可以用攒的一两元零花钱在剧场院子的众目睽睽之下“阔绰”地买好吃的东西。毕竟我每天生活在食寡无味、学无兴趣的家-校-家的圈子里憋屈坏了，总想找机会释放一下，正好赶会看戏符合解压条件。

小时候看戏，武打戏里演员们鹞子翻身、鲤鱼打挺的动作让我看得两眼放光、倒吸凉气，经常心想自己要是有这么一身盖世武功多好，可以在学校称王称霸，长大后拳打五洲。在这种无知便是无畏的精神作用下，我每天早起跑步并且“练功”。但是，我也就坚持了半个月就被“爱偷懒”和“爱干净”打败，更喜欢上了不用早起、不费衣服的看“小人书”和写日记上来。

在赤石桥村，我小时候看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年正月“闹十五”时赤石桥几位村民自导自演的小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主角由赵足宝担纲，配角雷起生扮演木瓜，他俩以说唱结合、逗乐为主的诙谐形式登台表演。赵足宝是我同学小强的爷爷，年岁已不小，黑瘦脸蛋涂了两个“红鸭蛋”就算画了脸谱。赵爷爷的舞台动作娴熟，面部表情丰富，虽然捏住嗓子唱出来不像穆桂英，但唱腔韵味十足，颇有男旦风采，深受台下观众喜爱。但我记忆深刻的一幕是雷老先生扮演的木瓜手持小蒜锤，一翻白眼用那阴阳怪气的土话与穆桂英对白时的情形，他装腔作势、“跌凉砍椽”，要么一会儿忘词儿，要么一会儿笑场，专门搞笑的话语和动作不时给观众带来无比开怀的笑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台下的人们，有的笑岔气、有的笑出泪，当然我也笑得肚子又疼又饿，看完戏回家还得加餐，偷吃点儿好吃的东西补回第二天早起上学的气力。

又据同乡好友回忆，赤石桥村的李岗唱过《下河东》里郭子仪的戏，安团珍演过《见皇姑》中的秦香莲。和村里其他前辈一样，他们唱的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受到了观众们的如潮好评。

记不清是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的秋季，我省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英老师在聪子峪村演出。当年我十岁出头，已经有了“勇闯天涯”的泡沫思想，遂在没有向父母报备的情况下，于一天下午放学爬上赤石桥村组织群众去看戏的东方红28拖拉机的拖斗里，跟上大人们去聪子峪村看戏。程玉英老师的戏好像是在晚上开演，因为看戏的人太多，我个子矮、力气小，又没有大人带领，就没有挤进聪子峪村的剧场，当时干着急、没办法。好在我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没挤进剧场就赶紧回头找本村的拖拉机爬上去坐等戏散。现在回忆，我对程老师演什么剧目没一点儿印象，就记得跟上大人们看了看人潮如海的热闹，见识了一下“嗨嗨腔”的巨大能量。然而我为此行付出的代价是深夜回家后被我母亲好一顿“捣打”，并补写了晚自习作业。

只要说起唱戏，当年村里人常说一句“宁肯跑得丢了鞋（hai），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嗨嗨嗨”，所以去看戏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往拖拉机的拖斗上爬，果真有丢了鞋的人，搞得他自己龇牙咧嘴、后悔不跌，又逗得一同看戏的人们评头论足、笑掉大牙。直到现在想起这些事来我都会忍俊不禁发出声来。

你方唱罢我登场。记得小时候，赤石桥村历年来还放映过多部戏曲电影，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豫剧《花木兰》《朝阳沟》和评剧《刘巧儿》《花为媒》等等。到1982年左右林场和供销社有电视机后，戏曲电影又在电视上大放异彩。因为看电视人多拥挤的问题，林场职工与村里来看电视的年轻人隔三差五就打一次架，直至打到村里大部分人家有了电视机后，两股力量才算偃旗息鼓。

在此，我必须提及对我平时写作产生影响并有极大帮助的越剧。越剧是20世纪起源于浙江一带由多种民间音乐形式发展而成的剧种，是排名京剧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剧种，素称中国歌剧。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8年末到1991年上半年，我在太岳林局机关（郭道）呆了两年零八个月。当时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创作演出的《五女拜寿》《楼台会》和《汉宫怨》等剧目正在电视上热播，我每天百看不厌，沉醉不已。为了多看越剧节目，我经常厚颜无耻地和机关卫星差转台的管理员曹文耍赖，央求他让我在电视差转设备嗡嗡作响的机房里度夜看戏。作为“有心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语句精炼含蓄、声律抑扬顿挫、格式不拘对偶、读来朗朗上口的台词记忆在胸，积累文华；倾听着具有浓郁江南气息的优美抒情、清新细腻的唱腔伴唱浅吟，自我陶醉。作为初中文化的我，现在能用拙笔书写一些东西真的非常感谢越剧带给我的启发和影响。再后来，我在观看各种戏曲的时候，用心理解每一句台词的魅力，深刻领悟遣词造句的技法，并且随时把好的词句记在日记本上，并发挥想象力写一些小诗和短文，借此锻炼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使自己在写作方面确实有了很大进步。



（八）

人生如戏，孰是主角。在赤石桥村，林场家属院的刘奶奶当属看戏的领军人物。她虽然有点耳背，但眼睛不花，并且不用下地干活，天天有空闲时间，所以每逢赶会唱戏她就会捷足先登，用小太师椅当仁不让占领最佳位置，稳忒忒地等着看戏。她精神矍铄的身板、吐着烟圈的神态和交头接耳时晃动的亮蓝头巾，在众多观众人群中独领风骚，就连林场场长夫人和大队支书的老婆都得让她三分。理由是“五区家”实在可恶，别说她与别人打架时心狠手快，就连吵架喷出的唾沫星子也特别“蜇人”，所以没人敢惹。

刘奶奶的记性特别好，她对每一出戏的故事情节说得滴水不漏，对每一位演员的评价头头是道。每场戏散后，她还总要起身呲着烟嗓当众大喝几句“唱得好（安）、就是演得好（安）”，让人感觉她是个懂行懂戏之人。

刘奶奶对戏曲是有“研究”的，尤其对晋剧和黄梅戏，从她嘴里能说出二十多部戏的故事概要，并能说出省内晋剧界和国内唱响黄梅戏的大小名家。即便她做针线活儿或者逛街、看班车时也叼着香烟、哼着曲儿，好不自在。她满脑子都是戏，甚至出门走两步都要抖一抖身架，撩袍带袖迈个方步，藏在她心中的戏神永远指挥着她的大脑，永远庇佑着她的老年生活。

在我小时候，刘奶奶经常在林场家属院给我们几个顽童讲述戏曲人物故事，尤其是把杨家将、穆桂英和樊梨花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生动无比，使我们从小受到了戏曲文化以及“英雄主义”的熏陶，为我长大后喜爱戏曲埋下了火热的种子。并且我时常在老年人晒太阳的供销社门口、村民们看班车的河口店和其它人多热闹的地方，听到她给在座的人们讲精彩的戏曲故事，分享她看了各种戏的心理感受，很好地把戏曲文化知识传达贯彻到了赤石桥村的每个角落，教育和帮助了好大一片群众。

懂戏爱戏的人看戏，就像喝了女婿汉过节送上门、不用自个儿买的“二锅头”酒，心花怒放、乐在其中。从晌午到深夜，他们几个男人连看两场戏都不“草鸡”，神魂颠倒地忘了肚饿、忘了营生，“腾眉竖眼”地守在戏台跟前盯着逢场作戏、勾人心魄的女演员。当好戏上演之时，他们几人的“魂魂”也登堂上殿，自封皇帝，打马江山。戏都散了，魂不守舍的他们还不忘将漂亮丫鬟拽回后宫封为娘娘。结果，这几个色迷心窍的庄稼汉深夜回家不是进不了门，就是没饭吃。但是，第二天的戏还得早早去看，因为一年也就这么痛痛快快地自我迷失几天！



（九）

我父亲也非常喜欢看戏，但他在林场工作每天很忙，赶会唱戏的日子总是采伐木材、植树造林最是需要技术指导的时候。家里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被他视作珍宝，爱不释手，常把戏听。乃到他从县林业局退休在家，经常让我在电视或是笔记本上搜索各种熟悉的剧目观看。但是我母亲不喜欢看戏，嫌“麻烦人”，常说自家的事还顾不上，还得去操别人的心。也的确是，看戏容易被戏剧人物以及故事情节感染自己的情绪，尤其不能看《清风亭》和《韩琪杀庙》等悲情戏。看完戏的几天甚至十天半月，自己的心思还沉湎在痛苦之中，为他忧、为她愁、为苦难的孩子们操碎心。

我父亲最喜欢的是河南豫剧、河北梆子和家乡戏二人台，他经常津津有味地看得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有时，当我看到老人家看戏时开怀大笑、手舞足蹈，活脱脱一个老小孩的样子时，我很欣慰，也很感动，因为戏曲带给他的疗养作用比吃药打针强一万倍。但是，唯有《芦花》这出戏我不敢给老人家播放，因为我父亲从小经历过后娘的生活。有一次当父亲在山西卫视看《走进大戏台》播放闵子骞被父鞭打、芦花飞散的一幕时，竟然泣不成声、哽咽失语。在吃饭之时父亲难掩悲痛，碗都端不起，筷子也夹不牢，没吃几口便离开餐桌回了里屋。从此我长了记性，不敢在父亲面前提及《芦花》。现在分析，并非父亲在我后奶奶手遭过罪，只是善良的父亲和所有遭遇后妈的人一样在心里有痛点，一戳就破。

我的父亲刘争胜，1940年6月出生在察哈尔省浑源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幼时母亲因病去世，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我父亲懂事听话，我太奶奶对喊作“六则”的我父亲特殊疼爱。

我父亲从小品学兼优，意志坚强，立志走出大山，报效社会。在家里，他羸弱的身体从来不怕吃苦受累，主动为继母承担家务，并且对两个弟弟爱护有加。我父亲在上高中期间因为家里一贫如洗交不起学费，便独自套上驴车在露天煤矿捡些块炭拉到县城叫卖换钱。在他高中毕业那年，空军在浑源一中的优秀学生中招录飞行员，我父亲政审、笔试都合格，就是没有过了“原地转圈”的身体素质关，转圈吐了饭不说，还被无情地涮下来，错过了一次人生转折机会。后来，我父亲考入太原赛马场的“太原林专”，1962年毕业分配到远离家乡一千余里的太岳林局工作。在他参加工作不久，恒山脚下老家的噩耗不断，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我父亲的父亲相继去世，但由于书信不畅、路途遥远的原因，我父亲都未能回家料理亲人后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无尽遗憾。所以，每当我父亲看到戏曲里有父子、母子回家团圆和相亲相爱的场面就不由得伤心淌泪。

虽然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了，但我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们。父亲，我想对您说：“您从小经历了抗战烽火、走过了饥荒岁月、错过了飞天梦想、熬过了动乱年代、获得了国家级（科技部）表彰、担任了领导职务、安享了幸福晚年。您富有戏曲性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是对工作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对家庭辛勤付出的一生。您胸怀宽广、仁厚大义、朴素笃实的品行与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精神，永远是我们一家人教育后代、接续发扬的宝贵财富！”

（十）

小时候看戏，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成长阶段的思想，在做人做事方面使我受到深刻地教育与鞭策。记得《三娘教子》一折戏中，三娘王氏与老家丁薛保含辛茹苦抚养嫡子倚哥，倚哥却在学堂无心学习并回家言语顶撞，不认三娘为母。三娘怒不可遏，唱道：“自古道，人无有千日好，花开哪有百日娇？织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随即用刀立断机布以示决绝。本戏后经薛保苦心劝解，倚哥认错，母子才言归于好。

当剧中三娘恨子不才、怒断机布时悲愤交加的唱腔与动作伴着悲壮激昂的伴奏将剧情推到高潮时，我为之震惊，呆若木鸡，内心受到极大撼动。那种感受时至今日刻骨铭心、记忆犹新，使我深刻体会到天下母爱的博大无私，再次领会到血浓于水的感人情怀。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我的母亲赵树峰。我母亲1947年9月出生在我县柏子好村，和我父亲一样，也是童年丧母、遭遇继母，从小与两个弟弟在姥姥、舅舅家相依为命。她13岁就在郭道火柴厂当了童工，负责装火柴盒。后来我姥爷赵守义从晋东南检察院调回太岳林局工作，才将我母亲调到龙泉林场上班脱离了苦海。后来我母亲又调到赤石桥供销社担任出纳、会计。她的一生执著上进、爱面子，总怕家里的生活过得比别人差。她刀子心豆腐嘴，几乎天天“数划”我父亲和我哥仨儿，搞得我父亲经常去林场“加班”。印象里我母亲一般不去剧场看戏，她急躁的性格不等演员在台上哼哼唧唧几句便扭头就走，要么去供销社点货、记账，要么回家给我弟兄们缝补衣服、蒸干粮。

我小时候因为不听话和不认真学习的原因，母亲也狠狠地打过我几次。我有过反抗、有过逃跑，但母亲每次大发雷霆、不依不饶的教育手段，我从来不“屈服”。直到我母亲因病早逝，我才体会到母亲与戏中的三娘一样，是怒火攻心，急切盼儿懂事成才。如今，我再怎么后悔曾经的言语顶撞、曾经的顽固不化，但我已经与母亲没有了面对面的机会，没有了和她老人家说一声“我错了”的机会！

我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完完全全地牺牲自我的一生。她一生不会“演戏”，不去耍小聪明，从来不在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就像戏曲中塑造的三娘等妇女形象一样，倔强地固守刚直，永不言输，直到她的人生舞台落下帷幕，戏散人走。

在《墙头记》戏中，勤劳善良的张木匠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大乖和二乖。大乖贪婪自私，很会算计；他妻李氏刁泼狠毒，对公公冷酷无情。二乖虚伪狡猾，斤斤计较；其妻赵氏好吃懒做，对张木匠无情无义。两个儿子都不愿奉养父亲，立据以半月为期轮流伺候。由于月份有大小，月底还差一天，大乖送张木匠到二乖家遭拒，于是让老爹爬在二乖的院墙上相互扯皮。最终自种苦瓜自己尝，大乖和二乖被压在墙下，受到了惩罚。剧中凝结了张木匠一辈子的酸甜苦辣，同时鞭挞了不孝儿女的扭曲心灵。这出戏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尊老敬老风气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

我母亲常对我弟兄们说：“你们在社会上一定要做平常人、办良心事。”这句“家训”深深地烙在我哥仨儿心头，成为指导我们长大后做人做事的最高准则。多少年来，我父母生前的做人思想以及言传身教的处世经验，就像一盏“红绿灯”一样，点亮了我们的前行道路，指明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并且用无限光芒赐予我们光明与温暖，让我们树立起了一心向上的信念和奋斗必赢的信心！

还有《乞丐与状元》一出戏，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且最受教育。剧中丁氏兄弟花春和花实在同年同月同日各家生下一子取名文龙、文凤。其精通卦术的舅舅算卦说文龙是乞丐命，文凤是状元命。斗转星移，世事难料，十八年光阴过去。结果文龙通过勤奋学习考上状元，文凤却游手好闲沦为乞丐。

在当时，这出戏广为农村父母视作科教片来把控家教，时时分分教育自家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要学了文凤。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就像得了与其他家长一样的“传染病”，一天到晚在家喋喋不休地“开会”，引东家儿子的长、道西家老子的短，“数划”和开导我哥仨儿，常常讲：“你看酿谁家孩儿咋咋咋……”，反正别人家的孩子这也好、那也好。直到我和大哥二哥均以初中学历“光荣”地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我母亲才闭口不谈学 习的事了，见面改口成了“要好好地上班、要好好地这、要好好地那……”。

现如今，我母亲与父亲长眠在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赤石桥的一处低岗，每年再当唱戏的声音飘荡在村子上空时，我想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听到！



（十一）

因为小时候有看戏的经历，随着年龄增长，在多媒体上听戏看戏成为我的偏好。全国戏种很多，但我尤其喜爱豫剧、曲剧、越剧、评剧、河北梆子、晋剧须生戏和东北传统二人转，还对我省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左权小花戏、上党鼓书、襄垣秧歌等曲目热情关注。并且因为籍贯是浑源县，所以我对内蒙、雁北地区的二人台、耍孩儿等小戏种也情有独钟，时不时在手机上收听收看，增长戏曲知识，陶冶生活情趣。可以一概而论地说，戏曲和其它知识一样，对我的思想启蒙、成长经历和工作学习生活有很大影响，并且我感觉戏曲文化真的折射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深奥哲理，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方寸舞台一晃千年，台上台下万里江山；舞台帷幕起起落落，唐宗宋祖走马换将。戏曲演绎历史，历史推动戏曲，两者将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史、发展史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目前，戏曲只有在农村和城郊演出存在一点儿文化传播优势，看戏仍然是多数中老年人至心至爱的事业。然而伴随时代节奏加快和文化变异的影响，看戏逐渐被年轻人嫌弃和遗忘。在艺术形式多元化的发展中，各种自媒体粉墨登场，抢占眼球，排挤了戏曲，使流传千年的戏曲走下了神坛。而且不少体制内演出团体以及戏曲演员的队伍不稳、士气不振，一些人甚至卸妆改行，另谋出路，以致戏曲文化传播力量逐渐薄弱。再加上民众对戏曲的认同不像旧时那样深厚，多数人逐渐失去信心，不再对戏曲文化赋予更高的灵魂所向和精神寄托。在我看来，这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是一种悲哀！

近几年，欣闻以郭云丽、张拴瑞、闫美琴、杨东彪等老师和高变峰、李卫仙等新秀为代表的县晋剧团、秧歌剧团的演职人员，以及龙青山老师等戏剧工作者，勇于突破自我、狠于咬破陋规、敢于打破壁垒，着力推新剧、树新人，打造新时期文化精品工程，并奔赴首都和外省市为我县争得了多项表彰和荣誉，这些成绩既是沁源戏曲界的骄傲，更是沁源人民的骄傲。我想说：“沁河源头育新苗，太岳绿茵葆青春”，沁源的生态发展与文化振兴事业任重道远，本土戏曲秧歌的高光发展还得靠肩负“绿茵精神”的文化战士们践行使命，砥砺前行，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由于我对戏曲知识了解不足，对剧团体制无从探究，仅凭参考一点资料结合小时候看戏的回忆与各种感受去写作。我想，本文肯定有不实的人物表述和不符的时间地点，有我没接触或是根本不知道的戏曲文化常识，所以请各位前辈和老师们予以批评指正，在此不胜感激！作者李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