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记】三星堆归来①

毛狗2爹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37, 35, 8);">前言</b></p> <h3>2022/10/03拜会三星堆,宛如接受一次文化洗礼,醍醐灌顶,茅塞顿开。<br>过去学的历史课本,过于简单。所得的认知实在肤浅。<br>三星堆从出土文物入手,研究历史,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积淀,再用现代化的,冲击视觉的手段展现历史,让人大开眼界。这样的课堂确实弥足珍贵。四个小时中,我们不停地走走看看,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吸纳的信息满满。<br>回来后,继续学习整理从三星堆获得的新知识,查阅资料,制作美篇,一时间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现将所得分成几段汇报如下。<br></h3>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37, 35, 8);">一、三星堆发掘大事记</b></p> <h3>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是所谓汉州八景之一。具体是指遗址所在地的三个黄土堆,位置是东经104.2度、北纬31度。现在已经知道,这三个土堆,其实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一部分。<br></h3> <h3>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一大坑玉石器,共有400余件。这是三星堆遗址被“发现”的开始。<br></h3> <h3>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h3> <h3>1931年,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br></h3> <h3>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在成都开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保管。</h3> <h3>燕氏父子发现的玉琮</h3> <h3>1934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收获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br></h3> <h3>根据所获,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h3> <h3>葛维汉(David C·Graham)</h3> <h3>然而,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成都的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龚希台在1932年从燕道诚手里得到玉器即开始研究。两年后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被认为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的考古学论文。此文的发表比《汉州发掘简报》早,因而可以说龚希台的《古玉考》是三星堆考古发现史上最早的研究论文。</h3> <h3>此后由于四川境内战乱不息,三星堆的发掘长期停滞。  <br></h3> <h3>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br></h3> <h3>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br></h3> <h3>当时,冯汉骥教授就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h3> <h3>冯汉骥</h3> <h3>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br></h3> <h3>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br></h3> <h3>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br></h3> <h3>闻名遐迩的金杖</h3> <h3>高大的青铜立人像</h3> <h3>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h3> <h3>1987年7月,三星堆遗址被授予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以后,三星堆遗址进入了一个全面保护、科学发掘、系统研究的新阶段。<br></h3> <h3>1988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建立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数量众多、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就陈列于此。<br></h3> <h3>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br></h3> <h3>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该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并在该建筑基址群发现有掩埋玉璧、石壁和象牙的现象。<br></h3> <h3>2013年1月1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三星堆考古再获重大突破,发现并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quot;和&quot;北城墙&quot;两道新城墙,与之前发现的东、西、南三道城墙合围,成为一个完整的城池。同年,又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一座长逾65米、宽近16米、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的红烧土建筑基址。整体建筑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这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地。<br></h3> <h3>三星堆城墙</h3> <h3>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宣布在三星堆又有新发现。根据80年代2个祭祀坑继续往下命名,又发掘6座祭祀坑,分别为3号至8号。<br><br></h3> <h3>2021年9月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宣布,自5月以来又发现了包括大型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最大青铜面具和最大完整金面具等500多件文物。<br><br></h3> <h3>2022年1月31日农历辛卯年的除夕之夜,在央视春晚闪亮登场的“青铜大面具”,再次掀起人们对三星堆文物发掘关注的高潮。<br><br></h3> <h3>这个面具新近从三星堆3号坑出土,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h3> <h3>三星堆带给我们的惊喜,一直在继续。<br></h3> <h3>迄今为止,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从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光怪陆离、无限精彩的古蜀社会。使自古以来真伪难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也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认。三星堆文化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不仅说明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具有五千年以上发达的文化遗存,而且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h3> <h3>尽管三星堆展现了华夏古文化的璀璨,发掘中也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h3> <h3>但是三星堆历经近百年的发掘尚未发现文字,现在就将其称之为“三星堆文明”的说法,还需谨慎。</h3> <h3>毛狗2爹和橡果儿制作 2022/10/15</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