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母校” 情深似海， ——浙江嘉善天凝小学述忆

老陆

　　文/王家俊

编辑/江南老陆（公众号）

1949年秋，我进入县立天凝小学（后更名为天凝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

天凝小学创办于清光绪31年(1905年)，创办人江谨初、王耀门。江谨初是天凝镇上一位有威望的乡绅，清末时主动把辫子剪掉，也不许女孩子裹脚，很看重乡里孩子的教育。当时，这所小学叫凝溪两等小学堂(即初等、高等合校)，至今己有一百多年历史(抗战时被日寇焚毁，后又重建)。

入学时我才6岁半，少不更事，懵懵懂懂，如何上的学，一年级老师是谁，一点也记不起来。

学校就在庵浜(现天凝文化中心)东边，这是当时天凝镇上唯一的一所小学。从我家(市河凝溪南边的北廊下)到学校得越过圆通桥，往西穿过北大街中段，再往北经过一条长长的、窄窄的石板铺地的弄堂。学校不大，就6个班级，10来名教师，校长先是计鸣皋，后是徐昌枢。

学校外面是一人多高的围墙，两米多宽的校门，位于南边围墙偏东处。校门两边是两根30多公分见方的砖柱，校门高近3米，门楣呈弧形。在我读书的时候，这半圆形的门楣上，应该有个大大的红五角星，白底黑字的长校牌就挂在门边的柱子上。

走进校门，是一块空白场，从围墙边到北边的一排教室，也就20来米。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均是破旧阴暗的平房。每间教室的门在南边，南北墙各有二扇推关式的窗户。教室里，砖块铺地，黑板是木头做的，油漆斑驳的黑板上端，左右各有两个铁圆环，粗粗的麻绳系在铁环上，又固定在墙上的大铁钉上。每次老师写字或擦黑板，这黑板就因为晃动而"哐哐"作响。课桌椅不消说，也是很旧的，还有高有矮。教室里光线不足，到了下雨天，只能勉强看得出书本上的字，电灯当然是没有的。也没有工友，上下课由值日老师用手摇铜铃。

学校唯一有特色的是操场后边有一座7米高的小山，名曰“文山"，四周种了一些绿树，上面建有一个小亭子，据说是明代建造天宁寺时堆土而成，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也有说这叫“坟山"，里面埋有原天宁寺庙和尚的尸骨，所以开始我们觉得很害怕)。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土丘，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课余，女孩子们在亭子里做游戏，男孩子则冲上冲下，玩“官兵捉強盗"。这文山后来何时平掉，我不清楚，只是在原先文山的位置上，现已建起了居民的住宅楼。

校门外东侧，有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一一枫杨树(又叫元宝树)，树身上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树瘤"，大的如足球，小的如拳头，已有3层楼房那么高，树冠如伞，树身略向南倾斜。下课时我们常喜欢在树下玩，捡掉在地上的形同元宝的果实互掷，大家逃啊，追啊，玩得不亦乐乎。夏天，大片树荫又给了我们一个荫凉的玩耍地方。这树至今仍枝繁叶茂，屹立在历经百年风雨的旧校门外。

学校西隔壁是乡政府，乡政府门口终日有士兵站岗，许多人从门里进进出出。出于好奇，我也进去过几次。因为是小孩子，站岗的也不阻止。那时因天凝刚解放，社会尚未安定，常见一队队背枪的士兵从南边县城方向过来，经圆通桥，往乡政府走来。

当时不像现在，上学都背新书包。母亲给了我一块半米见方的旧布，角上缝一根布带，把书本、文具叠好放在上面，用布包裹后再用带子系住。以后还用过牛皮纸包扎，就这样将书包夹在腋下上下学。

读小学时我成绩并不怎样，但对时事尚关心（可能是受父亲影响），五年级时一次时事测验，我得了全校第一名，破天荒拿到了一张奖状。奖状极简陋，是学校自制的，时间写着1954年5月17日，这是我小学时的唯一一张奖状，故至今保存着，一起保存的，还有我的两张成绩报告单。

小学同学除了邻居中的几个玩伴，能记起来的有住在镇西的沈根林，和我同桌。他曾在西塘小桐圩小学教书，后来在教育局做教研员，担任过县委秘书、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最后调嘉兴市政府工作。焦延龄，师范毕业后在油车港教书，后来做中学校长。

印象最深的两个同学，一个叫计耐成，住关阳庙。一个叫尤俊才，住港南东面我家附近。小学快毕业时，一次我们商量到计耐成家聚餐，到他家后我们把吃的拿出来，计耐成取出家酿的米酒，但吃时发现酒菜中有煤油味，很扫兴。这是我们第一次学大人吃酒，故记得很牢，至今不忘。

小学老师，能记起来的有这样几个：一个是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名字忘记了，她上课纪律掌握不好，后来，被调走了。还有一个是二年级班主任顾国英，她当时40来岁，剪头发，家住在学校附近。另外一个是焦秀琴，后来嫁给了酒厂厂长蒋泳清。梅奕中、董善英两位老师是一对夫妻，后来一起调往干窑。毕业班班主任包雪龙，刚从师范毕业，教我们语文。教导主任是黄士昆老师，我后来去西塘工作，和黄老师在一个学校共事，还合教过一个班级，我教语文，他教数学，很合得来。

那时学校的工作配合当时的形势， 抗美援朝时期，学校组织大家捐献飞机大炮，除交出零用钱外，还让我们拣废铜烂铁，把家中的牙膏壳带来交掉，同学们都很踴跃。最有趣的是让我们人人报名去朝鲜参加宣传队，我在大红纸上签名时还真犹豫了一阵子：朝鲜这么远、这么冷，我去得了吗？50年代中期，又学习苏联老大哥，跳集体舞，穿花衬衫。再后来斯大林逝世，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低头默哀，有的同学哭了，但有的同学偷偷笑出声来，被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

六年小学生活懵懵懂懂过去了，转眼到了毕业的日子。那时六年级既有毕业考，又有升学考。毕业考由各校自主命题，组织考试，故印象不深，但升学考却记得很清楚。考前我们自带行李，统一坐船去现在的嘉善第二高级中学。听说那里早先是文庙，旧时考秀才也在这里举行，更增加了我的神秘感。我们在学校住了一夜，睡的是高低铺。第二天凭准考证对号入座，参加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三门，考试内容记不起了。考完即回家等通知，老师要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十分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学校向工农开门。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商，因为父亲开的腌腊店没有雇佣店员，如果雇佣那就是工商，也就是资本家，属剥削阶级；而小商既非剥削阶级也非工人、贫下中农等领导阶级。我自知成绩一般，出身也不算好，录取无望（其时录取率为20%左右），但真的要揭晓了，还是希望能考取的。

大约半个月后，我去学校领通知，拆开一看，是一封油印的短信，大意是你没有被录取，望正确对待，争取早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读完信，我忽然想到：此生再也不能读书了！我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一个人默默地离开学校。为了晚些让父亲知道，我特意绕道去庵浜、牛场兜了个大圈。那次考试我班只录取7、8个人，大部分是工、农子女，只有一个例外，是焦延龄，他家庭出身也是小商，当然成绩比我好得多。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的残酷，竞争的激烈！ 这年是1955年，我足龄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