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的背后

雅乐郑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內，陈列着一件世界上罕見的青铜器，它是迄今为止出土最大最重的鼎器，不仅如此，它也是学术界最有争议的鼎器，因为在它腹内所铸造的三个铭文，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将腹内的三个铭文释为“司母戊”，称其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但这一命名却一直争议不断，因为纵观商晚期的青铜器铭文，它们在这一时期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准，即铭文中常铭有家族之名号，用来表明作器者之属，同时它还会署名其家族所从属和更高级别的名号。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对商“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2011年3月底，商司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了改名。把“司”改为“后”，实际上也是否定了之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然而，虽然为了纠错而改名为后母戊鼎，但在学术界内依然对此命名存在争议。那么“司母戊鼎”腹内的三个铭文到底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它的铭文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掘出一件与司母戊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极其一致的“司母辛鼎”的鼎器。在1980年的考古学专刊《殷墟妇好墓》的文中这样提到，据甲骨文卜辞记载，妇好是武丁“诸妇”之一，因此妇好墓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可以确定“司母辛鼎”是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婦好”所属。婦好，姓子(古音【zⅰ】，同子姓)，她的庙号称辛，即乙辛。在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婦好的名字频频出现，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提及她的就有200多次。所以，要探寻这两件鼎器铭文的真实内容，我们要从这件青铜器所属者“子”姓名号上去寻找。

　　在宜黄县瑜源席氏族谱中记载了席氏祖先来自于殷纣庶兄微子启，以子为姓。再后到籍谈为籍姓……后他的第十三代后人是秦未项羽手下大将叫籍镶，項羽名籍，籍镶为避項羽的讳，于是将籍改席，所以就有了席姓。

　　但是，在《万姓统谱》上所载的席氏起源却比籍姓早的多:“唐尧时作击壤而歌之老翁，姓席氏，尧尊为师”。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宜黄方言中“席”、“籍”、“習”、“喫”都通读“洽”(qⅰá)音，如“三水相合”读作“三水相洽”，“席子”读作“洽子”，“習姓”读“洽姓”，“籍贯”读“洽贯”。他们通常把男女是否契合或般配，也都读作“相喫(吃)”。依据以上诸字在甲骨文中存在相同的借音符号，按文字训诂学“同部必同声”的理论，“司母戊鼎”上的“司”字，应当就是读作“洽”字音的“合”字写法，卜辞中加女字旁的“司辛”、“司戊”之“㚸”字，当为“姶”字，其本义就是指出身显耀的好女子，后又引申为王族女子的尊称。

在《诗经》中洽字习見，《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诗.周颂.丰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大雅.大明》“在洽之阳，在渭之涘。”《诗.周颂.载芟》“为酒为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礼。”《诗.小雅.正月》“洽比其邻，婚姻孔云。”《诗.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可以看出，洽字在商周时期运用非常广泛，它可以用来表达和谐融洽的含义，也可以用做商祖先的名号，又用做商祖籍地的名称。另外在《诗.常棣》:“女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的句中，其第一句“合”字应读“洽”音，与后一句“翕”(翕与習通)字与“喫”(吃)相谐声。如《周礼.考工记.弓人》:“春液角则合。”动词合通“洽”。另外，在甲骨文字的“合”(洽)与“羽”(翕)构件中都有同一个声形符号，都表示相喫(吃)的含义。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原来释做“司母戊鼎”，后又释做“后母戊鼎”的腹内三个铭文，应当释为“合(洽或姶)女戊”，戊是家族之名号，用来表示作器者所属。洽是其家族从所的更高等级名号，用来表示子姓祖先“契”(喫、翕)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