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而上》 记我参加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医疗队点滴经历回顾

清风

　　原南京军区第六九五野战医院 孙霞

　　　

岁月依旧，韶华已逝。人生短暂的历史就好像指缝间的沙子缓缓落下，被遗忘、被埋没……偶尔，在不经意间会想起一生中在部队某个节点上的点点滴滴，激起心中微微涟漪。其中，一次特殊任务让我终身难以忘怀。那是入伍4年早已提干的我，首次执行任务的一次特殊经历。

　　

1975年8月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夹着莲娜台风，让干旱少雨中原大地的农民喜出望外。但万万没料到的是，瓢泼的大雨一天比一天下得急、下得猛，雨量已远超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的蓄水量。

8日深夜0:44分，浊浪滔天的激流将水库堤坝彻底冲垮，洪水如猛兽般地奔腾咆哮着一泻千里，将域内大大小小60余座水库摧垮淹没。洪峰所到之处，瞬间墙倒屋塌，数万人在睡梦中被吞噬，一座座村庄荡然无存；千年古树连根拔起；京广铁路拧成了“麻花”；一片汪洋的水面上，人畜尸体随波逐流。

当日上午8点暴雨渐停，放眼望去，树上、房顶上、高土坡上挤满了求救的人群……

8月10日，我院接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命令，要求立即派出一支医疗队赶往灾区救援。当时部队处于大换防特殊时期，医院部分人员被临时分散在各个军地医疗机构帮助工作。

医院立即采取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一支由曹世福副院长挂率、胡茂法所长带领的二所27人抗洪救灾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聚集人员到位，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申领完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筹集好所需的后勤保障物资及军用罐头、压缩饼干、米面等食物，在汽车第33团陶镜镛指导员带队的5位战士驾驶的三辆军用大卡车中午赶到我院后，紧急装车集合。

　　

曹副院长车前作了简短动员，医疗队队员背着背包迅速登车。背包当凳，整齐的排放在车厢两边。我们稳坐在背包上，从广德门口塘营地出发。乡村路况不是很好，以土路为主。一路颠簸，尘土飞扬，以致于能见度不足几十来米，但车队仍谨慎急速地向南京驶去。

　　

几个小时后，大卡车进了南京中山门。装着绿色帆布篷的卡车已变得灰蒙蒙的。听说进城了，大家开始骚动起来，看着一个个头发凌乱、灰头土脸的可爱模样，坐在车里的人发出阵阵笑声。

驾驶员因不熟悉市区道路，也不清楚当地交规，车子顺着中山东路很快驶到新街口。这下子闹出了一个不小的动静。

一位交警伸出手拦下我们这个风尘扑扑的车队，才得知卡车是不允许进入市中心的。曹副院长和陶指导员急忙下车道歉并解释缘由，请求放行。这时，车上也有人从卡车头上探出脑袋，着急地帮衬着，满以为事情很快能得到解决，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位警察反而更加不依不饶起来。在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时，只好请出近在咫尺的南京军区后勤部相关方面的人出面调解，最后得以放行。

我们中间有几位入伍才4-5年的南京兵，平时每年只有一次探假机会。这次一进城后，那一双双激动的眼睛都睁得滚圆的，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车外飞逝的熟悉街景。不用说，从她们的眼神中看得出，心早就飞回家了。

　　仅此说说而已，在这次执行任务中，沿途来回两次路过家门的队员，没有一人请假回家，包括军医夏瑞真，她的丈夫和孩子都生活在南京，她和我们单身女兵一样，也没有找任何借口回家。这就是我们野战医院特定环境下培养出的兵应有的作风和素质。

　　

晚上医疗队在南京部队招待所住下。后勤部卫生部的李副部长接见了所有医疗队员，传达了中央慰问团纪登奎副总理于8月9日乘直升机视察整个灾区后做的重要指示，并介绍了在这场特大水灾中具体的受灾面积、受灾人数、死亡人数和房屋被淹、牲畜死亡数量以及农田庄稼被毁等多方面采集的数据。

　　大家听后鸦雀无声，心情无比沉重。灾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残酷，真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向灾区，去解救那里的灾民于危境之中。

　　

次日清晨，在曹副院长的催促下，我们提前驱车直奔火车站。恰巧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359 医院医疗队相遇，同坐一列车厢，所有的军用卡车装载在平板货车上，挂在我们车厢的后面。

七十年代，铁路没有大提速一说，既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打个比方，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是307公里，那个年代的特快列车要乘4个小时，同样路程的慢车则需6个多小时。

我们乘坐的是前往河南商丘的临时加开军列。不言而喻，所到之处，为了不影响包括特快列车、快车、慢车及货车等正常班列通行，我们的军车被搬道岔不停地移到一边等待着……让道、再让道……基本上每开一会儿就会停上半小时，甚至停滞更久。

　　真没想到，坐上一趟比慢车还要慢的车，何时才能赶到灾区？大家都心急如焚。

到了徐州车站，吴伯秋司务长请示领导后，悄悄地去站台为每位战友买了一只符离集烧鸡。这下子，意外的惊喜化解了闷闷不乐的情绪，兴奋灶被点燃，车厢里顿时沸腾起来，有说有笑，暂时缓解了急躁不安的气氛。

　　

8月酷暑难耐，七十年代的绿皮车厢内没有空调和电扇，我们用足力气将沉重的玻璃车窗提到顶，让行驶中强烈的风为我们解暑降温。一但列车停下，车厢内是异常的闷热。晚上，大家端坐在硬座上，相互头靠头或头靠着肩地凑合着睡。

吴柏秋、陈士祥、陈华明、李一等四个机灵鬼趁着火车停车让道的间隙，悄悄地跑到我们车厢后挂着的运送卡车的平板车上睡觉去了。他们天当被，用卡车地板当床，一个挨着一个和衣躺下，阵阵微风吹来，睡的比车厢座位踏实舒服多了。

这时，车厢里一位小女兵被这来回摇晃的列车震得实在睡不着觉，睁眼一看，发现几个男同胞不见了。聪明的她似乎早已料到了什么，于是借停车让道的间隙，麻利地跳下列车，攀上平板货车上的军用卡车。她抬眼一看，果不然，只见几个“失踪”的男士早已熟睡，于是她蹑手蹑脚的寻找到一个窄窄的空隙地，侧身静静躺下。阵阵飕飕的风吹的舒适惬意，很快便进入梦乡。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天色有点朦朦亮了。一位醒来的男同胞突然惊愕地发现，怎么会多出一个人？这是什么鬼啊？借着朦胧的月光凑近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医疗队大大咧咧出了名的那个小姑娘，就挤在他们中间睡的正香呢。

　　经历漫长的一天一夜多的等待，从南京到郑州再辗转至商丘，这长达900多公里的行程终于让我们在煎熬中拿下了。

我们在商丘站下车。卸下卡车继续赶路。这里离指定灾区周口地区项城县已很近了。项城县是驻马店下游受灾同样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们是作为进入灾区的第二批医疗队。据说，从全国各地抽调支援来的军队与地方的医疗队多达30多个。

越接近灾区，路面越显得拥挤，我们心情也越加沉重。面对大量灾民源源不断地涌出，大卡车已经开不动了。于是医疗队员迅速跳下卡车，背上医疗包下车步行，跟随在清一色绿军装的大部队人流往灾情严重的方向前行。

拥挤的马路左侧是大批挑着担子、背着包袱、抱着娃儿或推着载有全部家当的独轮车的灾民们，顺着人流往灾情轻的地区前行。

　 在这不宽的马路上，形成截然不同的两股急匆匆对流的人群，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暴雨过后，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磨肩擦踵的人群里阵阵浓烈的汗味。

走上大堤，惨景赫然出现在眼前。孤立的大堤两边已成为一望无际如长河般的水面，没有波澜，死一般的寂静，一眼望去，是星星点点冒出三角屋顶和杉树的树梢儿。紧贴大堤两侧斜坡旁竟是被大水淹死并推到此处的大量被洪水泡的又白又胖的牲畜尸体，景象极为惨烈。

　　

大堤上挤满了被解放军橡皮艇解救上来的灾民。还没等我们站稳脚步开展工作，就远远地看见有灾民用担架抬着被飞机投放食品的大包砸伤的伤员直奔我们医疗队来了。几位医生上前查看伤情，幸好伤员没有伤及骨头，进行清创包扎处理，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一位村民动情的形容这里的情景：“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路边橡皮艇上坐着的小战士，他们是第一批进入灾区的舟桥部队，寻找解救泡在水中的老百姓，运送被洪水冲走的尸体……执行非常艰巨的抗洪抢险任务。

借机小战士与我们闲聊了几句：“太好了，终于看到你们大部队来了！”

“你们早就来啦？都忙些什么？”

“我们天天忙着来回搬运接送，好几天没合眼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要回撤了。”

就这么寥寥几句话，让人听后感动的鼻子一阵发酸。他们与时间赛跑，没日没夜的工作相当辛苦。

听说，第一批医疗队跟随舟桥部队橡皮艇进入灾区后，在大坝上展开治病救人工作。没多久，随着随身携带的药品和食品用完后，他们也成了等待救援的“灾民”。救灾工作真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要多的多。

　　

八月盛夏，洪水退起来也很快。按老百姓的话说，一天就能退一砖高的水。我们医疗队被项城县安排在下属的公社一家新建还未启用的医院五楼顶上。我们在楼顶平台上拉起三个军用帐篷，一个住男兵，一个住女兵，还有一个用作伙房兼仓库。帐篷内的温度很高，窗口小，不通风。一进去就像进了蒸笼房似的，汗流浃背，严重影响大家的睡眠，这些小问题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战斗力。

因为我们695野战医院平时的机动性很大，锻炼出来的兵都很习以为常。常年累月的训练，早把我们一个个磨练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每年的夏季水网地区急救训练和冬季野战条件下的医疗救护，白天长途跋涉，摸爬滚打，双脚打满水泡成了家常便饭；夜间借宿老百姓家中，用借来的稻草打地铺，夜里总会冻得格格发抖，不得不起身加盖雨衣，甚至两个人拱进一个被窝保暖御寒，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还有很多战友多次去大西北参核，更是在沙漠中穿着闷热的防护服进行防御监测等作业，每天脱下防护服能倒出一滩汗水；在自卫反击战中，全院被调往边境，展开没日没夜的为伤员进行紧急的手术救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野战医院磨练了我们不惧艰难和挑战的坚强意志。来到灾区，天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很多，但我们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群策群力，再难的事都能被我们一一攻克。尤其女兵个个巾帼不让须眉，越是困难都越抢着上，一点也不输给男兵们。

在接到上级给我们医疗队划分的巡医区域后，因涉医范围大，病人多，医务人员少，经领导研究决定，将所有人员分成由一位医生带一名护士的两人医疗小组，可快速分散到各个村落，去各家各户走访巡诊治病。

针对“灾情过后必有大疫”的突出问题，还请有经验的医生给大家传授传染病的防治，突出重点，细化方案，提出要求，落实到人。

每个小组每天去药房清领和补充药品，领到瓶装的药片，各小组再分装成袋，方便逐一下发给每家每户。

　　每天临行前，还不忘去吴柏秋司务长那儿报到，领取每人两包压缩饼干和灌满一军用水壶的饮用水。这是我们在外巡诊的一天干粮。

　　

巡诊点陈楼大队路程很远，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一路上都是水汪汪的蹚水路。有的地方的水过膝，有的地方的水到脚踝，也有深的淹到大腿，遇上高的坝路就好走多了。当时大队15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在泥河大堤上，住的是既不能遮阳又不能挡雨的简易窝棚。每个灾民每日配发八两地瓜干做口粮。

由于洪灾，正逢气候闷热，大堤上人口拥挤不堪。为了快速防控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医疗队小组上堤后，就挨棚挨户去寻找病人。

灾区的痢疾患者比较多，大都是饮用水不当所致。在巡诊的路上，经常会遇上急急忙忙拦下我们的灾民，向我们讨药吃，有的人在说话间就憋不住解到裤子上。

水灾虽然惨重，但我们医疗队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把疫情控制住。我们逐一登记，及时发药治疗。同时手把手教村民如何使用消毒片，如何处理被污染的井水。由于河南方言听不太懂，我们对病人的症状每次要问上好几遍；每发一次药，需要反复多次交待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直到病人完全弄明白才放心。

　　同时，我们还对他们遭遇自然灾害带来的家庭不幸进行慰问，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向他们宣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优越性。

　　

我们的后勤保障及伙食由吴伯秋司务长全权负责，他不但做事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还是个会动脑筋想办法的人。刚到灾区，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尤其四周都是水，出去一趟就得趟水，洪水深的地方淹到大腿根部，每天要给大家找吃的，还要想办法改善伙食。这个难题让司务长挺伤脑筋的。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他把带去一麻袋200斤的黄豆翻着花样做给我们吃：今天用它发豆芽，磨豆浆；明天用它做豆腐；后天再把黄豆跟猪肉罐头汇在一起红烧吃……很好的解决灾情下采购食材的难题。

后来，镇上能买到一些外省支援的物质了，但蔬菜极少。他发现河南人不喜欢吃猪肝、猪爪、猪蹄，就经常买回来和黄豆烧在一起。那时的猪蹄便宜的不得了，只要1角5分钱一斤。我们改善生活和营养补充就全靠他了。因为在我们医疗队中还有一位特殊女兵，出任务时已怀孕5个多月，她就是我们队里的妇产科年轻军医许亚君。

　　当许亚君得知这次任务的名单中有她，她没有一句怨言，很快整理好行装，跟随医疗队就出发了。当时，我们野战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以怀孕3个月为界，没超过3个月的人留守医院工作；超过3个月者随时可能外出执行任务。她是地道的上海兵，说一口糯糯的上海普通话，性格温和，她的业务能力很强，这也许是领导不得已让她去的理由吧。跟她一起工作后，才发现她骨子里也有一种不服输的泼辣与坚强。我们都佩服她这种精神和勇气，看着她日渐增大的肚子，不免也为她担心：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太累了，动了胎气如何是好？还好，她被队领导安排在我们驻地门诊为灾民看病。受当地政府的邀请，队里曾派她和化验、放射、药房的几位医生一起，挺着肚子去县医院帮助指导工作几次。直到抗洪任务结束，一路归来的途中，被照顾坐在大卡车的副驾驶位子上，这是队里能给她的最好待遇了。返回部队安全“着落”时，她已是8个月的身孕。

　　

灾区饮水是个难题，我们住的医院楼下有一口水井也受到污染，司务长每天烧水做饭都要用到这口井水，挑上来的水需经陈士祥药师用水处理过滤器进行污水过滤净化后，方能使用。

　　这口井对我们太重要了。每天夜晚，我们会端着脸盆毛巾到井边，一边打水，一边和着衣服冲澡。女兵们通常先等男兵们全部洗完后再去洗。一是不会遭遇尴尬，二是天色会更黑一些。

用井水洗头，头发涩的很容易打结，有一次我对宋绍文说：我发现用洗衣粉洗头，头发很顺滑不会打结。她听后试了一下，果然好用，于是就兴起用洗衣粉洗头。无知者无畏，殊不知洗衣粉碱性大，很伤发质。不过，在那个艰苦的日子里，谁也不会去想那么多。

　　

我们在公社医院楼顶小住几天后，李锡寿军医提出建议，他说，我们医疗队此次来的目的是为灾区百姓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合适住在镇上，应该搬到群众中间去。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应，于是搬到了八里庄。

初到八里庄，不少群众在路边欢迎我们，其中有一条平展的横幅上清晰的写着“解放军送来党的温暖”，让我们这些还不是党员的年轻女兵热血沸腾，尤其让在场的杨以成护士看了激动不已。记得她出发前家中负担很重。她虽然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困难和要求，但她实在不放心她不在家的日子里，病中的丈夫和孩子会怎样生活？她回家交待了琐碎的家务事，深情告别患腰椎病卧床的丈夫和正在上学、上幼儿园最需要照顾的三个孩子，毅然决然地跟战友们踏上执行任务的征途。

看到横幅上的标语，让她切身感受到灾区群众对灾情的无助和对党的期盼，他们更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是代表党和军队来慰问救治灾民的，我们肩负的责任太大了。

　　

事后，“解放军送来党的温暖”成了她的座右铭，在她日后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常把这句话和这件事挂在嘴边，教育她带过的每一批部队学员，用这句话树立牢固的服务观，为病人解除病痛。

　　我们被安置在八里庄小学里，正值学校暑期放假，教室里的课桌被我们四张一拼，就变成了一张张简易的床。学校旁边有一条小河，上游成了女兵洗澡的地方，下游自然给了谦让的男兵们。

当地老乡提醒我们：“水退了以后，小树干你们千万别去摸，上面有人家蹭上去的大便。”这让我们留意到，农村当时的卫生环境的确很差，孩子随地大小便，大便不用纸，就地取材，什么树叶、树棍都能用，最方便就是在树上蹭。农村公厕少而简陋，两个粗棒子上面钉一条原木，冲着路边挂着一块遮羞布，下面就是幽深恶臭的化粪缸。遇上这次水灾，就是疫情传播的源头之一。

　　

通过这件事，无意间给我们上了一次疾病防控的重要一课。所以，巡诊的头等大事就是发放消毒片，分撒消毒粉，竭力消除疫情隐患。向村民大力宣传不要随地大小便。

　　

洪水开始逐渐退去，农田和房屋都慢慢地被还原。大坝上的村民急着返回村庄。我们进村巡诊蹚着水，一脚深一脚浅的进村，涉水扎破脚心感染，也成了下乡巡诊无法避免的事。

　　

陈楼大队大队长的女儿小李英四岁了，发洪灾时高热不退，无法及时治疗，造成右下肢麻痹瘫痪，不能站立行走。我和军医宋绍文是一个医疗小组，查看她的病情后，立即向队领导做了汇报。研究认为，孩子右下肢发病时间较短，肌肉尚未萎缩，抓紧时间治疗，极有可能治愈。便决定为她的病搏一搏。我们采取新针疗法、推拿与西药相结合，天天不厌其烦的为小李英治疗。

　　经过一周余不懈的努力，小李英的病情出现惊喜的转机，她不但能站立起来了，而且还能慢慢行走十几米远。这让她的父母喜出望外，逢人便说：“解放军医疗队让我女儿重新站起来了！没有他们的精心治疗，我的小李英只能在床上躺一辈子了。”我们也庆幸成功治疗等于拯救了一个家庭，无形中扭转了一个悲剧。

　　

张庄71岁的贫农社员史月礼患晚期食道癌，汤水不进，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不足了。家人虽心急如焚，却手足无措。这时医疗队员巡诊到他家，已知命在旦夕，为了尊重家里人的想法，多延长一些他的生命，让他能看到重建家园的美好景象，小组决定每天坚持背几瓶大输液，为他补充基本的营养和能量。我们不思辛劳的来回奔波为其治疗，让他的家人和邻里乡亲看了非常感动，每次送行都依依不舍。

　　

走在广阔的平原上，能遮风避阳的树木不多。大伏天，我们身穿长袖军装，汗水顺着脖子、腋下不停地往下淌，帽檐上、腋下和裤腰上都析出斑斑驳驳的白色盐巴。日复一日的暴晒，时常有人累的被晒晕倒地；我们的脸上、脖后皮肤晒的脱皮，起皮、再脱皮，红润润的一碰就痛。于是大家想出个好办法，走在空旷的田野上，只要前不见人后不见庄，我们就立刻把领子竖起来，把无檐帽倒扣成鸭舌帽来戴，能起到很不错的遮阳效果。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一壶水不够喝，免不了口干舌燥。中午啃压缩饼干当饭吃，从一开始觉着新鲜味美又好吃，到最后嘴干的难以下咽，说话时一不小心就能喷出一口干粉末来。所以，每次吃半包也就足够了。多余的干粮我们都会分给巡诊时围在我们身边那些光着身子、赤着小脚丫的孩子们，每每看到这些孩子期待的眼神，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将手伸进挎包，掏出压缩饼干分给他们吃。

　　

无情的灾害面前人人平等，医疗队中虽然没有人拉痢疾，但是“打摆子”患疟疾的人不在少数。疟疾的疟原虫是由安蚊作为媒介传播感染的，灾区的卫生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到处是没有清理掉的破烂生活垃圾和洪水泡过的腐败蔬菜粮食，蚊蝇肆虐。

　　医疗队里的吴司务长，还有军医陈华明、王立邦、宋绍文都没逃过“打摆子”这一劫。不停的寒战高热，使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患上了疟疾，赶紧服用氯喹、伯喹药物治疗。虽然医疗队带去一些输液吊瓶，但战友们认为，这些药品应该留着给灾区更需要救治的人用。他们没有一个提出打吊针的特殊要求。最终他们陆续康复，继续坚守在高强度工作的第一线上。

　　

康庄生产队有一位贫农饲养员陈忠于，因一个月前高血压引发中风，左侧上、下肢体偏瘫，不能翻身，左侧肘部、背部和臀部长了褥疮，溃烂流水。经住院治疗一个月一直未见好转。听说村里来了解放军医疗队，便执意出院回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医疗队身上。

当医疗小组看了他的病情后，感到病人年纪大了，体质较差，治疗难度较大。但队里考虑他的发病仅一个多月，如果不争取一下，怎么知道治不了呢？要想把病人治好，关键在于“早”字。于是医疗小组翻找资料，潜心研究，总结已有的治疗经验，共同制定出了一个新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为了防止治疗的间断，我们还叫上当地的赤脚医生一道与我们去扎针换药。经过不懈的努力，陈忠于的上肢慢慢地能自主运动了，下肢也能做一些曲伸动作。这让病人和家属看到了希望，每天见到我们就不停地说“太谢谢你们了！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样的治疗案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作为军人，能代表党和解放军参与到这场抗洪救灾的医疗救治任务中去，我们感到无上荣光和责任重大。

　　

在执行任务的后期，为了促进灾区早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们医疗队主动参加了几次助民劳动。

　　下农田与农民一起拉犁翻地，帮他们种麦子，其乐融融。拉犁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看老农拉犁不费劲，女兵们也想伸手试试。大个子宋绍文首先尝试操作，只见她一手扶着犁把子，一手拉着绳子，学着农民的样子用力推着犁把手往前走，可是这犁就是不听她使唤，推都推不动。原来，她两只手没学会很好的配合，顾了扶犁，就顾不了拉绳。这时，陈药师大笑起来：“绍文，看你绳子松松垮垮的都没拉紧，你是舍不得用力气啊！”绍文这下子才明白，绳子不拉紧，这犁车当然走不快的奥秘。

　 与此同时，我们还喜气洋洋的迎来了医院白绍青政委参加的由卫生部组织、部领导领队的南京军区后勤部慰问团。他们专程来项城看望慰问了我们医疗队，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给我们带来精神上巨大的鼓舞和动力。同时，也慰问了随队的五位驾驶员同志，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刻都没闲着，天天出车支援县里的抗洪救灾工作。慰问团还前往项城359医院医疗队的驻地，向同在抗洪巡医一线的359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慰问。

　　

10月下旬，医疗队圆满完成上级交赋的抗洪医疗任务，撤出周口地区项城县。县政府把我们接到县里的一个小宾馆住下，热情的招待我们一顿晚饭。

次日临行时，马路两旁已站满了列队欢送的人群，到处是“欢送亲人解放军”、“感谢解放军医疗队”的横幅标语，县里领导也来了，我们登上车后，蹲挤在敞篷卡车的挡板前，不停地挥手向群众告别，激动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下来……

　　再见了，周口地区项城县！

再见了，朴实坚强的河南人民！

　　

在我一生的军旅生涯中，从此多了一段历史，增加了一个地名，它叫做——项城。

　　

愿韶华不负，愿未来可期……

【附】南京军区原第六九五野战医院抗洪救灾医疗队部分队员名单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