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五大

浩荡出江湖

　　那一年，阴云密布，妖风肆虐。

那一年，在北伐战争中篡夺到军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首先在江西的南昌、九江等地向革命人民开刀，开始了大屠杀。

接着，他勾结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上海大惨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那一天，他组织一帮流氓匪徒，故意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寻衅。

随后，他借口工人“内讧”，派出大批军队，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并残忍杀害了上海总工会领导人，封闭了总工会。

当上海工人群众示威请愿时，蒋介石竟下令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猛烈扫射。工人们的尸首倒满街道，顿时血流成河。

紧接着，各地军阀均实行“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自此，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大地。

时局险恶，危机四伏，中共生存极端困难。

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讨论通过三项重大决策。

　　1927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

在此前后，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部委也陆续迁至武汉。

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刘少奇等先后到达武汉。

　　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最早提出中共需要召开五大的，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

一年前，即1926年4月23日，维尔德从上海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拍电报，提出了中共召开五大的工作计划。

他基于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希望通过中共党的代表大会，使中共中央有“明确的立场”，对疯狂的反共反苏运动“给予有力而巧妙的反击”。

应该说，这是一份带有相当预见性、精准判断力的电报。

后来的事实证明，维尔德的眼光敏锐而犀利，让人不由不对他产生一种敬意。

　　我最近到中共五大会址参观了两次，此前也专门研究了中共五大的有关史料，翻阅了160多万字的权威资料。

查阅史料得知，在中共方面，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1931年牺牲），也在维尔德发出那封电报四天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建议“应在最近而不是8月召开中共五大。”

但事情并不那么顺利。

关于召开中共五大的时间，中共方面和共产国际方面都曾有过种种设想，但计划召开的具体时间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

限于篇幅，中共五大如何筹备就不细说了。涉及到开会的代表、时间、地点，涉及到各种议案，涉及到党内分歧和共产国际，甚至涉及到国民党各派，那过程十分曲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中共五大会址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10月更名为国立武昌第一小学。

中共五大开幕式在此处进行，为安全计，其他日程都是在汉口黄陂同乡会馆（今已不存）完成。

有资料记载，中共党员韩浚奉叶挺命令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司令部教导营、赴苏联学习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回国不久的陈赓率北伐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参加了中共五大的警卫工作。

会议期间，有不幸消息传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北京惨遭军阀绞杀。

全国各地反动派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仍不断传来，中共五大的各项议程完全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

　　陈独秀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五大作长达6个多小时的报告。

　　毛泽东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

　　来自全国11个地区的党组织97名代表出席中共五大，代表当时全国的57967名党员。

陈独秀向大会作了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并宣布要筹建中央党校。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受排挤的，仅为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同志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在《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共五大轶事》（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等书中，都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共五大的谈话。

现将1936年毛泽东同志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讲述的部分内容，照录如下：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又提到中共五大的事。

他说：“五次大会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又讲到中共五大。

他是这样说的：“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

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共五大时，他的印象并不太好，而且更多的是带着不满、愤慨和遗憾。

中国革命实践早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对的！他的政治远见高瞻远瞩，他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他的领导才能杰出高超，他的具体主张极有道理，他的斗争艺术炉火纯青，他的伟大功勋永不磨灭。试想，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动员全国农民，不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不进行武装斗争，不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坚决反击那些一直制造白色恐怖的反动派，那中国革命就绝不会成功！

　　客观地说，中共五大仍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提出了一些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影响，中共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土地革命和人民军队两个根本问题，在危急关头未能提出挽救革命的具体办法和有效措施，难以承担挽救革命的重任。

直到后来毛泽东同志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军民英勇奋斗，中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向胜利、步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