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着国徽的生命

诗空间

作者简介

温宏声，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作家协会第七届全省代表大会代表；连续三届获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错案》获二等奖、《世界记忆七三一》和《哈尔滨大侦探》获三等奖，报告文学《终极对决》在新晚报连载并获哈尔滨警察故事一等奖；2015年创作拍摄纪录片《血证》获中组部全国电教片展播一等奖；2019年入选哈尔滨“悦读一本书恋上一座城”读书活动第21期特邀主讲嘉宾；报告文学《你就是魔法师你就是传奇》入选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建国七十周年献礼作品《哈尔滨故事》。多年来创作报告文学《托着国徽的生命》《警事随想》《卧龙冲天》《终极对决》《我不是英雄只是飞行员》《深度较量》《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说不尽山边悠喜子》《时间深处大侦探》；创作短篇小说《用什么阻止厄运》《女医生之死》《招聘玄机》《大字烧》《死亡路线图》；散文《美丽的绞杀》《在时代列车上的沉思》《黄山大拥挤》《元旦随笔》《雪祭》《走过荒芜》《怕错案我才写错案》《我不过是热爱生活而已》《好大一棵树》等作品150多万字。近两年关注平房地域文化的写作，陆续在网络发表了《早先的平房》《我心中的福到坡》《七三一研究中国第一人》《我和黄楼》《徜徉在方寸天地》《一个人的冰球基地》《望断八十三中》《片警刘印平》等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1952年4月平房公安分局成立

前言

这篇报告文学是我36年前写成的，当年由主编崔成贵和责任编辑秦占国两位老师力排异议，全文在哈尔滨公安报上发表并引起强烈反响。时至今日，老同志们凑到一起还会偶尔谈及这篇旧作，令我感慨万千。现在看这些文字显得幼稚和粗糙，但它是对人民警察高尚灵魂和奉献精神的一种诠释。他们一代一代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捍卫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宁与人民的幸福，他们用汗水和鲜血谱写着厚重和光辉的警察文化。时值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谨以此文，向平安的守护者—人民警察致敬，祝愿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托着国徽的生命（报告文学）

文/温宏声

要象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周恩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1987年4月16日作者用笔名黄楼发表在哈尔滨公安报上的作品。

（一）

1986年11月7日的凌晨，天虽然亮了,但见不到太阳，天空灰蒙蒙的。在242医院太平间周围凝固着一团夹杂着尘土的干冷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科级调研员雒(luò，同“洛”)洪汇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刚刚结束。两个小时后，雒洪汇同志的躯体化作了白色的烟，和天上的云一起在无垠的宇宙中散去了。我举目长空，那白色的烟转瞬就没有一丝踪影了。然而，这烟和云却在公安干警的心中缭烧，久久地不肯散去。这些面对凶犯的尖刀连眼皮都不眨的人们的感情竟如此脆弱吗？只要看看下面的统计，人们就不难理解了：

1985年5月21日，内保科长张作同志患病逝世，终年53岁；

1985年8月10日，治安科民警杜生发同志患病逝世，终年44岁；

1986年9月5日，刑警队侦察员卢希富同志患病逝世，终年53岁；

短短的18个月内，一个仅有223名干警的公安分局，竟相继死去了4名并非高龄的壮年人，这件事引起了震动，它给这支队伍的每一名成员的心灵上都投下了一层阴影。英勇的战士有时也会闪过一丝懦弱，正象那威武的盘石也会滋生青苔一样。在连继不断的悲哀细雨中，治丧活动一个接一个。一时间，“警察命短”的论调广为流行起来。我是搞文秘写作的，从来都是按上级的文件精神一丝不苟地工作。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空前好形势下，发“警察命短”这样的牢骚未免过于偏激了。对“警察命短”我是持对立观点的。于是我做了一番非官方的调查统计。自1954年建局以来，平房公安分局共有17人逝世，他们中间最大的53岁，最小的年仅26岁，平均死亡年龄是41岁。这个冰冷的数字使我茫然了，这干巴巴的阿拉伯符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这人很自信，因此有人以为是骄傲。我固执地想去推翻我认为是谬误的观点。我从户政科找来了1985年平房区死亡人口年龄统计表，请来了电子计算器作我的助手。这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分明显示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1985年平房地区14岁以上的成年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是64.4岁。这固然不是十分科学的、精确的依据，但41和64.4之比，不是为那“谬论”提供了可靠的论据吗？我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个严酷的现实。

　　李凤成老师发表的评论文章

（二）

死去的在永恒里得到安息。他们象流星一样逝去，留给人们值得追忆的闪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雒洪汇同志最后岁月里我同他的接触。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短，他就由于积劳成疾不能支撑而住进了医院。听老同志讲，他年轻时几次重病都是累的，后来就缓不过来了，俗话叫伤了元气。逝世前一个月，他还步履踉跄地踱到分局，向我倾述了他渴望能重新工作的满腔热忱，还找到一位同志耐心地交待工作。没过几天他的病情恶化了。我去医院看望时，他说话已很艰难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今年冬天我把病养好了，春暖花开了我就去上班……同志们受累了。年轻人可要注意身体，咱们这行容易把身体累垮了……组织上派车拉我去看病，真过意不去。汽油困难……我过几天就出院，给国家省点钱……钱花多了不好报销，让领导为难……我还能干几年……我还不老……”这就是在坟墓边缘上挣扎的老一辈的人民警察！我走出病房，那流出的泪似乎要被凛冽的寒风冻住，我打起了寒战。老刑警卢希福是刑事犯罪分子的克星，他的一生侦破了无数的案件，降服了无数的罪犯。两个前他已患了肝病，他没有休息。“严打”斗争进入高潮，可刑事侦察战线正处在青黄不接的状况，有经验的老同志所剩无几。他一声不吭，咬着牙默默地坚持着，风里雨里，他和年轻战友一起摸爬滚打。他忍着肝痛在飞驰的摩托车上颠簸，车身每震动一下，他的嘴角痛苦地抽搐一下的形象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1985年6月，平房乡一户农民家被盗走了7头大肥猪，价值1500多元。发案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现场完全被破坏。被盗家主妇痛不欲生，卧床不起，哭得几次昏死过去。大卢面对这“雨夜奇案”紧锁起眉头。他只想到了被害人的痛苦，而忘记了自己日趋恶化的肝病。10天后，案件侦破了。当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7头猪赶进了这家农民的院子时，主妇从炕上一跃而起，破涕为笑，不医自愈了。可是大卢却病倒了……难怪刑警队的同志知道我在写这篇稿子时，有好几个人恳求我多给大卢写上几笔，以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我也常常梦见他那随着摩托车的颠簸痛苦抽搐的嘴角。公安工作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有多少生命过早地耗尽在这拼命的跑道上。他们当中有曾是身强体壮、洋溢着饱满热情、精力充沛的前任局长刘启；有曾是大比武中“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杜生发；有曾是篮球运动员的“体育棒子”鲁玉臣……还有，还有……九泉下的亡灵安息吧。

（三）

我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在月光下把我揽在怀里讲刘胡兰的故事，我为英雄惊天动地的伟大事迹流下眼泪。后来在幼儿园里，阿姨把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名字镶在我的心里，成了我记忆的组成部分。英雄这个字眼象太阳一样在我心灵的天空中闪耀，从孩提时到今天没有一刻黯淡过。我无限地敬慕英雄。然而，我却被我身边那些称不上英雄的人们感动了，而且并不亚于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带给我的感动。他们太平凡了，但在我心中又确确实实和英雄一样可歌可泣，可敬可爱。“警察命短”的牢骚过于刺激了，它曾一度使平房公安分局的气氛很压抑。我置身其中也感到沉闷，但我却慢慢地从中嗅出了一股蓬勃的岩浆般炽热得能让人摆脱消沉的向上气息。法律顾问韩明声已年过半百，为了使“严打”斗争能稳、准、狠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不出偏差，严格执法，他不辞劳苦地骑着自行车到基层去审阅案卷，搞调查研究，为局领导正确地决策提供依据。他的老战友雒洪汇逝世后的那些日子里，他曾陷入了极度的悲伤，常常唠叨起过去的岁月。有人说：“何苦出那么大力？该享几天福了。”他做了一个滑稽的样子说：“下一个开追悼会的怕要轮到我了，能干就抓紧干点，我的余热储量还没有释放完呢！”闻听此言，犹如天外呼啸着落下的一块陨石投入到我的思想深潭，感情的潮水掀起波涛，汹涌泡哮，强烈的冲击波使我整个灵魂的宇宙都震荡起来。“我知道，总有一日我要化烟，烟气腾空，郭小川铿锵的诗句久久地在我耳畔回荡，回荡……渐渐地成了一种折磨。我循着那发光的陨石指引，去探寻人民警察大海一样富饶的精神世界……65年前平房公安分局年轻的人民警察们深夜，万簌俱寂。联盟派出所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所长林志抓起电话，耳机里传出急促而充满希望的声音在呼唤着人民警察。有情况！林所长立刻带领民警骑自行车奔向发案现场。“扑通！”林所长一头栽倒在路上。没有呻吟，他咬紧牙关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冲向茫茫的夜色，此时此刻那里是最需要人民警察的地方。林志的右小腿患有严重的肌肉麻痹症，是一个半残废的人。他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郭小川铿锵的诗句久久地在我耳畔回荡，回荡……渐渐地成了一种折磨。我循着那发光的陨石指引，去探寻人民警察大海一样富饶的精神世界……

深夜，万簌俱寂。联盟派出所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所长林志抓起电话，耳机里传出急促而充满希望的声音在呼唤着人民警察。有情况！林所长立刻带领民警骑自行车奔向发案现场。“扑通！”林所长一头栽倒在路上。没有呻吟，他咬紧牙关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冲向茫茫的夜色，此时此刻那里是最需要人民警察的地方。林志的右小腿患有严重的肌肉麻痹症，是一个半残废的人。他栽跟头已习以为常，前面那样的情景，联盟派出所的同志们已经从开始的惊慌失措到不再感到意外了。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了他的疾病，他没有流露出一丝连我都在极力抑制的忧伤。他说：“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就有责任把这支队伍带好，把管内的人民群众保护好。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干怎么办？我虽40多岁了，有点毛病，可还没有到不能动弹那一天。我这一条半腿的战斗力还能抵挡一阵子。”我的眼前蓦地闪现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保尔的光辉形象……1977年的冬天，平房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田某某重大盗窃案。案犯在春节期间连续作案30多起，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严惩罪犯。人们群众用信任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人民警察。友协派出所的全体干警义愤填膺，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忘我地投入了艰苦的战斗。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他们整整守候了15个夜晚，案犯终于落网了。从他家搜出的赃物装了两汽车。群众把鲜红的感谢信送到派出所。可是，有谁知道许多参战的干警身上的冻伤？10年过去了，当年侦破田某某案件立了头功的现刑警队教导员许召岩却终于病倒了。当年的冻伤加上长年夜间巡逻执勤、蹲坑守候，已导致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伸腰展臂就听见咯咯的响声。他被迫住进了医院，可每天下午还要到局里工作，夜间坚持值班。许召岩曾被同志们私下评为平房公安分局的美男子，然而，现在却显得憔悴了许多，那昔日的美也大为逊色了。一天深夜，他一边按摩着自己剧痛的关节一边说：“活着干，死了算！谁叫咱们是警察呢？”我想起前任老局长刘启就是半天工作半天住院，直至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我失眠了。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雒洪汇在艰难地说：“我还能干几年！”和卢希富那充满痛苦的抽搐着的嘴角……办公室主任唐元松忍受着心律不齐的折磨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他一走进办公楼，就会象新疆的叨羊比赛那样，被许多人往许多方向撕扯。治安科副科长李云龙患眼疾刚住进医院，就被带红灯的小车请出了病房，他在迷迷蒙蒙的世界里摸索着完成着上级交给的任务。……对死去的，我深深地缅怀；对那些拖着长长的阴影活着的，我嘶哑地号叫着去讴歌。无论死去的或活着的，我笔下的他们都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更算不上是我童年向往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没有获得过勋章，没有气贯长空的光辉事迹叫记者和作家们树碑立传，但我却还是为他们而光荣，为他们而自豪，为他们而骄傲，由衷地为他们祝福。我们不能不担心繁重的工作会过早地把他们拖垮，再导演出更多的值得歌颂的感人的悲剧。

　　65年前平房公安分局年轻的人民警察们

（四）

翻开娓娓动听的《燕山夜话》，开篇就讲了一个生命三分之一的问题：“一个月本来就只有30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算做半日，就多了15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夜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的生命里，人民警察或许又是最长寿的了。公安机关常年强调“加强夜间工作”，事实上刑警队、派出所等战斗单位的干警，每月都有近一半日子参加夜间工作，如果是节日或发生了案件、有外宾来访或首长视察，夜间工作的时间就会更长。这8小时以外的加班是毫无报酬的义务工作，这样无条件地延长工作时间完全是赖于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来维持的。这在今日之中国的其它行业或部门可能是不易做到的。长期的夜间工作使许多警察变成了难以想象的怪人。刑警队的侦察员个个都是“夜猫子”，晚间“不愿睡觉”几乎成了他们的性格特征。长年连续的无休止的“战役”、“会战”、“冲锋”，把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刑警队长张英林塑成了根雕般枯瘦的形像，和电视剧中那些白胖英俊的刑警队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疆派出所所长李保安从事过多年的预审工作，有无数个夜晚，无数的犯罪分子向他缴械投降，还送给他一个“万事瞒不过李保安”的雅号。他是个工作起来就不知道吃不知道睡的“机器人”，他是个一天晚上一盒烟的“夜游神”。我有一次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了三个字：“还能挺”。在公安机关，这样的“夜猫子”和“夜游神”举不胜举，他们也为这或褒或贬的绰号在健康上付出巨大的代价。

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就开始了对生物体和外界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日本的伊藤真次在《人体的昼夜节律》一书中指出：人体“在24小时节律被破坏时，可能会造成各种生理机能的障碍；或者可以根据其节律的紊乱情况，来推测引起疾病的异常状态”。科学家把人体的自然节律叫做生物钟。最近美国的时间生物学家科尔曼的研究表明：长期上夜班的工人，由于人体生物钟发生了混乱，许多工人身心受到危害。重视生物钟的规律和作用，合理地安排夜班工作和生活，可以增进工人的健康。中国的警察是不讲究什么生物钟的。他们常年坚持夜间工作，而且从来就没有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说道。他们在三分之二的生命里勤奋地工作，在三分之一的生命中也超负荷地工作。工作，工作，只有工作，把伊藤真次的“人体昼夜节律”和科尔曼的什么生物钟统统都扔到太平洋里去了。现在平房公安分局局长刘亚民，为了侦破一起重大案件曾4天4夜没有合眼，最后昏倒在楼梯上。医院的专家诊断是疲劳过度。苏醒以后他喝了一杯开水又爬进了红灯闪闪的警车。人民警察正在和大自然的规律抗衡，在和科学作对。人民警察用自己光辉的生命托起了庄严的国徽，捍卫着人民共和国的安定祥和。

（五）

生生死死，新陈代谢，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可是在和平条件下，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思索。

局长刘亚民是个37岁的年轻人，爽朗的一笑中偶尔还透出几分稚气。面对自己带领的这支队伍在健康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他的心在隐隐地作痛，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为这个问题失眠了。谈及此事时，他咧嘴现出一副苦笑。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每个参加公安工作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身体检查的，好些都是膀大腰圆的壮汉子，为什么生了病？为什么那么早就死去了？就是工作太紧张，生活没有规律，弦绷得太紧就要断，按科学讲就是不重视自然规律的作用。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喘口气的空都没有，我们的同志太累了，都给累坏了。1985年全局干警休假的还不到10%，1986年也仅休了30%。难怪有的同志说，他现在把退休前的工作日都完成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给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予广大干警极大的关怀，人民警察的待遇不断提高。各级地方政府也尽最大努力给人民警察以更多的实惠，警察的生活状况有了空前的改善。我们还回到“警察命短”这个问题上来，虽然平房公安分局从建局以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1岁，但现在的平均死亡年龄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5.5岁提高到了47.5岁，这是党对我们公安干警关怀的最有说服力的数学解释。近几年分局党组也越来越重视干警的健康问题，把各项福利工作摆上了日程。1985年为干警建了两栋宿舍，尽管分到房子的人要掏出1500元钱，但这在平房公安史上已是空前辉煌的壮举了。刘局长有他诗一般的设想：在大连风光秀丽的樟子岛上建起疗养基地，每年让干警利用休假时间去海岛疗养。他在向我描述这宏伟蓝图时，俨然象一位工程师在介绍已经施工的设计，可一谈起困难，他又象孩子一样挠起了脑袋。是啊，地方政府体谅公安机关的难处，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许多问题一时还是无法解决。广大的公安战士正是在这重重的因难中为神圣的国徽增添着光彩。

（六）

我对我做的警察平均死亡年龄统计是否有代表性不得而知。我实在不想也不愿以平房公安分局的情况向全市乃至更大范围类推。但愿我的统计是片面的而不带有普遍性。我的这篇稿子写完后，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因为写“警察命短”太尖刻了，我也有些拿不准基调可不可以。老公安崔黄浩对我的作品发表了如下意见：“这篇东西很真实，但我看不要拿去发表吧！老山前线有多少英雄流血牺牲，人家把自己比做小草，我们算什么？要多想给予人民多少，不要去算得到多少的帐。”他的话没有打消我发表这篇稿子的念头，相反使我火一样的感情熊熊燃烧起来，我几乎变得不顾一切地疯狂。我终于把厚厚的稿纸投进了墨绿色的信箱，我终于平静了，满足了。那是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安慰和享受。

（注）该文是温宏声于1986年11月创作完成的，曾以笔名黄楼发表于1987年4月16日哈尔滨公安报。

编辑／制作：张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