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英华沉浮录》致敬沉浮人生

花咪鼠

《英华沉浮录》是董桥先生于1995年至1997年在香港《明报》撰写的521篇专栏文章的结集，丛书共分六册，文章秉承董桥先生一贯雍容、妙趣横生的古文风格，涉及阅读、文物、文化、语文和人物。这些文章曾在香港文化界引起广泛关注。香港著名小说家、翻译家刘绍铭评价董桥的《英华沉浮录》是行家写给行家看的小品……珠玉纷陈，文字华夷混杂，仍旧书香扑鼻

贝聿铭乡愁变奏曲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名教授陈从周先生是中国园林专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又多又好。十几年前我常跟他通信请益，他来香港的时候还跟他吃饭聊天。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是陈老的好朋友。贝先生是苏州人，老大回乡期间，陈老陪他畅游江南水乡。烟火小桥，长巷深院，临水人家隔河呼唤，陈老说贝先生的表情太微妙了：“我有客怀忘不得，落梅影里别江南”。

贝聿铭的老同学王大闳最近在台湾报上也写贝先生。他说，他是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期间从英国剑桥转学到麻州剑桥才认识贝先生的。他们后来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同在葛罗培斯门下读书。贝先生喜欢任何美的事物，又是个美食家，到老还念念不忘苏州的鸡头米。王大闳说，贝先生毕业之后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弹道学，其实是研究强力燃烧弹，美国军方准备拿去轰炸日本都市的木造房子，说是比炸弹的破坏力更大。贝先生后来说：“所以我对抗日战争也算有一点小贡献。”贝先生接着在美国一家犹太人开的房地产公司做建筑师，收入不多，跟家里要两万块美金周转家里不给。

有人说：医生错手医死人大不了把他埋了，建筑师则只能劝顾客多种爬藤遮丑（The doctor can bury his mistakes, but an architect can only advise his clients to plant vines.）。贝聿铭一九五一年在美国造了一幢木头小房子，据说是最单纯最优雅的杰作。欧美人大大欣赏，报刊杂志到处宣扬。可是，贝先生的父亲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用苏州话说：“那栋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江南水乡人家与水为邻，贝聿铭那栋木房子却与树林融为一体，是他的乡愁的变奏曲，就像羼了太多洋水的中国语文，长衫小襟人物难免不以为然。他们舍不得垂杨夹道，粉墙篱落;也舍不得修竹摇影摇出来的文章。这是中国情怀的反射。今日文字工作者面临的正是中西文化借鉴融汇的尺度分寸：粉墙既会剥落，木头也有虫蛀，偶然缀以疏密有致的藤蔓，未必不成情趣。

听那桨声，看那灯影

一天，楼道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帮人拥进来了：“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有人喝令：“谁是俞平伯？”苍老苍老的俞先生转身回应。“《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俞先生耳背，说话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断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俞先生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完全出于虚心，他们却看成是顽固，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权威。

他们真的是这样对待一位一辈子朴素用功的老学者。朱寨写俞平老的“书生气”，写到这里忍不住说：“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服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俞先生“即使个人处于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刚被揪出来的那一天，俞平老也跟别人一样去打扫院子。可是他拿着扫帚不知道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那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飘飞的树叶和纸片。

知识是罪恶。文字是罪状。所有的书籍都被查封了。语言文字成了那帮人的专利品。逻辑史专家沈有鼎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大词家张伯驹向一个女红卫兵报到，她递一张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幺？”张伯驹说：“识一点儿。”在什么都不能阅读的时候，俞平伯只能默诵思考。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时候，俞先生一边团捏着煤，一边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背诵什么。

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

画完最后一笔文人画

溥心畬谢世，周弃子写《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说文人画通常指画功平平而贵其书卷气的画，其实不然；文人画的作者必须书读得多又读得通，画又确能显示高度的功力水平。他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我不很同意周弃子的观点。溥先生死了，还有他的学生江兆申先生。江先生是我很投契的朋友，更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他的画，他的诗，他的字，都显露出他渊博的学问，也散发出他真诚的为人。早就知道晚春初夏之间他会到沈阳去，却不知道这最后一笔文人画竟在沈阳画完。

十几年前金耀基兄任新亚书院院长，请了江先生来港讲学；是耀基兄介绍我和江先生认识的。当时他似乎已经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我们通了很多信；我很喜欢他的诗，他的联语，他的画，他给我写了好多幅。有一天，江先生寄了一张新作给我，信上说：“窗间得雨景一小幅，着墨亦不多，悬之高斋，或兴旧雨之思耳”。江先生写的信像诗话，像小品，像明清笔记，我几乎全背得出来，背多了就学会写书卷气的信了。去年他的学生李义弘和侯吉谅过港，我请他们到一家杭州馆子吃清蒸甲鱼；甲鱼是杭州空运来的。过了不久，江先生来信云：“飞来鳖之佳，李义弘已手比口喻，唾沫横飞久矣，昧昧吾思之”，旁边再加一行小字说：“前人应试文误作妹妹吾思之，考官因批：哥哥你错了”。“昧昧”是想念深切貌，语出《书·秦誓》：“昧昧我思之”。到了年底，江先生夫妇果然从上海路过香港回台湾，尝了飞来鳖，在陆羽品茗，还要我带他逛古玩铺买古印。十几年前我带他去过，只选到三五枚；这回运气好，铺子里刚收得一大盒古铜印，有百多枚。江先生满心欢喜，买了七十几枚，说是回去还要逐枚洗刷挑剔，足够玩上几个月了。岂料回到台北，他又“昧昧我思之”，电话嘱我把检剩的那半盒古印全买下来。我赶紧给他办了这件大事。

江先生给我的信，经常穿插收藏古玩字画的片段，像《春游琐谈》那么好看。有一封信上说：“旧得翁叔平大书虎字，上有生辰印为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款书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写，是此老六十岁所作，款印与书合成九虎。因兄谈及挂字画可以转运，寒斋亦有此吉祥物，当奇货可居矣，一笑。”昨夜泪眼翻读手迹，竟对着他的信脱口说：“江公，你怎么忘了带着这件吉祥物到沈阳去？”……

“各苦生民数十年”

黄苗子先生和郁风大姐留京半年，这几天路过香港准备回澳洲去。我和黄俊东到酒店里去看他们，天南地北谈得很高兴。后来大家还到我家看几块端砚和竹刻木雕的文房杂项，谈兴更浓。黄先生当年在北京写过一部论伊秉绶书法的专著，图文并茂，原交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都排好了，已故的总编辑邵宇半途下禁令，整套心血就此不见天日。事隔多年，黄先生此行竟带来了清样和照片，大概准备在港台出版了。伊秉绶书法布局严谨如几何，分毫不苟，但每一幅字营造出来的气象竟变幻无穷，永远在他自创的方程式中勾勒出千遍千律的答案，令观者惊喜。苗子先生是大书法家，篆书隶书都得伊书的神髓；他又是美术史专家，收藏历代与美术相关的线装书上万种，自己读书做学问所记的笔记和索引都数十万字。黄先生写伊秉绶书艺，自然大大可观，不出版就糟塌了。

十年浩劫糟塌了太多太多的生灵，也糟塌了太多太多的国粹，更糟塌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心志，这是数十寒暑都未必弥补得了的损伤。每次看到历经磨难的前辈文人学者劫后新生，人健笔健，我都会感动欣慰，加倍相信文化中国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细看几件雕工甚细的砚石竹器，苗子先生联想到是康干盛世的作品，我则无端联想到清史中所载乾隆总结前朝统治经验的故事。他认为治国之道，康熙宽纵，雍正严刻，都是弊端；他要的施政方针是宽严相济，标榜“中”字：“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乾隆于是继续严禁朋党，加强思想文化钳制，屡兴文字大狱，同时又运用怀柔手段笼络汉族官僚之士，安抚百姓，缓和矛盾。中国老百姓大都很善良，一朝一朝的雄才各苦生民数十年，遥无了期，思之泫然。

（本文摘自《英华沉浮录1》，董桥著，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海豚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