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五大道

老坦儿

刚过去的五一节那天，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带孙女儿去了一趟五大道的民园和民园西里。

因为五大道成了旅游热点，民园体育场一带即便在平日，人来人往已然熙熙攘攘。五一假期游人更是蜂拥而至，说摩肩接踵似乎不算过分。为了避免交通堵塞，交警已经把附近路口全部封闭。我的车进不去，只好沿着马场道向东至新华路，接着向北开到成都道，又向西到贵州路，最后只好把车停到了佟楼外文书店后面的一条路上，然后步行到民园体育场，这一趟正好在五大道外围绕了一圈。

老的民园体育场2014年原址经改造后，已经变成了休闲娱乐区，建筑风格和原来大相径庭，不过的确挺好看的，可实在不能再叫做“体育场”，简化称呼民园到是妥帖。民园内部和附近街道的一些门巷，不少地方已经改建成餐厅和商店。

穿过人群来到民园西里，我不禁一愣，原本还算清静的胡同变成了拥挤不堪的摊群市场。卖冷饮的，卖化妆品的，卖工艺品的，卖服装的，五花八门。间或有几家住房改成的餐厅和咖啡厅，好像没人光顾，尴尬地看着门外的嘈杂。

有意思的是在入口处，几个年轻姑娘的音乐组合伴着音响高声唱歌，旁面两三米的地方一个人在卖药糖，那“卖药糖喽……”的吆喝声高亢有力，大有不压下歌声不罢休的劲头儿。（发一些当时拍的照片，就不再赘述那些场景了。）

孩子的任务完成但仍然兴奋，对她来说周围一切都热闹新鲜，可我心里却哭笑不得。离开民园西里，慢慢走回停车的地方。一路上我尽力搜寻记忆中的一座座小楼，可惜当年的五大道已经不复存在，只有个别建筑在围墙和鲜花的掩映下，还能看到那种略带高傲的幽静。还好的是，政府的旅游开发部门没有允许随意在街道上随意摆摊设点，但是把小贩们塞进狭窄的民园西里，空间里高密度的喧腾让人感到窒息，里面的住户真是遭殃了。

回到家整理照片，画面中的喧嚣让我感喟不已。脑子里老是转悠着一个问题，五大道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
上学的时候曾看到过列宁的一句话：理解是过程中的理解。意思是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去获得。对五大道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同样，单纯看建筑和名人，获得的不过是一种表象，即便挖掘历史，如果像“我注六经”那样进行考据，收获的也不过是散碎的细节。见过一篇报道，有一位对五大道情有独钟的先生，他可以说出每条道路上每所房子里每一个住户的历史经历，了解之深令人十分钦佩。但是对历史的回顾不能只见“木”而不去看“林”，不要忘了还有“六经注我”的宏观把握，五大道还有人和建筑之外的东西。

1840年到1860年间和英国两次战争的失败后，1860年9月（清咸丰十年），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了一个《续增条约》。《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 1860年12月英国人以此为依据在天津开辟了英租界。初期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后来不断扩展，形成东临海河，北面沿宝士徒道（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海光寺大道（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

中国政府把土地永久租给英国政府建立了租界，可英国当局又把土地租给英国的“洋行”和其他外商，以便从中牟利，不过租期却变成了99年，既贪婪又狡猾。天津英租界土地开发最集中的项目就是以高级住宅为代表的房地产业，而房地产项目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五大道区域内。
当我们愤慨于英国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人们是否还记得英国人对天津城市的建设和改造。1862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成立后，首先是大力发展电力，租界从1906年开始供电，蒸汽和煤气的使用逐步减少。其次是英租界的市政部门强制安装卫生设施，建造化粪池和污水排放管道系统。在垃圾处理方面，当局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住户不得随意倒垃圾，要先倒入自家设有的木制垃圾箱中，然后由清道夫把垃圾倒入公共土车内转走。另外是修建自来水厂，开始从海河抽水，后因河水污染改为深水井抽水，经过沉淀，漂白，消毒和过滤后通过上水管道系统供租界各方面使用。还有，工部局的警务处（公安局），巡捕（警察），保管团（辅警）和义勇队（民兵）构成了完备的治安体系，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当局禁止在界内开设鸦片烟馆、赌场与妓院，由于取缔了那些“伤风败俗”的场所，英租界内黑社会的活动较少，犯罪率较低，社会治安良好。

随着租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中国的商人、企业家、买办、军阀、官僚、政客等争相在这里购地盖房，置产兴业。这些人迁居到五大道，不仅是为了躲避战乱寻求庇护，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有着良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充分享受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五大道在英租界中的位置。通过地图你会发现，军队在大北道（贵州路）安营扎寨，政治在戈登堂（利顺德对面）处理，金融机构多在维多利亚道（解放北路）上，商贸在渤海大楼脚下的劝业场，日常所需在黄家花园解决，人员接待有利顺德的高档酒店，娱乐餐饮有小白楼的灯红酒绿。教育方面，天津公学（耀华中学）沿墙子河展开，天津工商大学在马场道南侧。

天河医院设在了五大道最西端的睦南道和西康路交口，上流社会社交聚会的英国乡谊俱乐部，安置在了五大道西南角的佟楼背后，而教堂（天津诸圣堂，最早属于犹太教）则建在五大道东北角上的咪哆士道（泰安道）和马场道交口。唯独民园体育场地处五大道之内，但那是人之必须的体育锻炼场所，何况它靠近成都道和黄家花园，不属于中心地带。

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设施和社会活动，都或远或近处在五大道的外围，而五大道本身只留下了整洁的街道，幽静的别墅，排排的法国梧桐树，漫出院墙的簇簇鲜花。夜晚柔曼的街灯和偶尔传出来的钢琴声，更让人感到五大道的宁谧。

相比三岔河口，大胡同，老城厢，南市，你在五大道上看不到店铺的牌匾和广告，看不到引车卖浆者流来往，听不到商贩的叫卖，看不到大杂院里彼此的嘘寒问暖或者是非争端，听不到手工作坊和铁匠铺传出的叮叮当当，看不到杂耍儿和摔跤的地摊儿，听不到三弦儿的弹唱和大鼓的敲打，更看不到“三不管”那种混杂、肮脏和无序。

我们虽然要指责西方列强的入侵，但也必须看到由此带给中国人的另一种文化。和中国情况近似的日本，1867年进行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改革政策。在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是抵制还是接纳，改革派的有志之士和传统的保守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但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都失败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治国方略的主导思想。还好的是，这一思想并没有全面抵制西方文化，科学，教育，甚至宗教都还是进入了中国。

不同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在社会发展上有着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我国近代翻译家最早对civilization一词的翻译是“教化者”“开明者”和“礼文者”，可以说是抓住了文明概念的本质。如果再翻译一下，这三者指的就是有知识的，有思想的和懂规矩的。文明在整体社会上表现为秩序和规范，在个体人格上表现为自由和自尊，在人际交往上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在生活环境上表现为安全安静和对卫生的要求。因此我们把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懂礼貌，不守秩序，窥探隐私，造谣生事，骂街打人等等称为不文明。把五大道和南市比较一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我们可以看到，五大道上别墅之间是分隔独立的，院子被围墙遮挡，因此充分保证了个人空间的私密性。里面住着的人可以投身到政治经济和金融商贸的纷繁复杂之中，人际交往甚至很密切，也不乏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亲密热闹的邻里往来。相邻楼房的邻居或因每天上下班的出入从而面熟，见面也不过是作为礼貌的点头微笑而已。凡是去过欧美国家旅游的人，都可以看到人家住宅区的那种宁静，甚至还有有些冷清。没有店铺，没有歌舞厅，更看不到小贩沿街叫卖。反观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在农村，住宅是同姓家族的环绕和铺展，在城市，住宅和商铺以及前店后厂的混杂拥挤，“亲戚里道的”“远亲不如近邻”“称兄道弟”成为人际交往的潜规则，充满着传统伦理色彩。

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反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缺乏这种理性，所以亲戚，朋友，同事之间往往矛盾百出纷争不断。保持距离互不干扰并不是人情的冷漠和孤傲，而恰恰是对他人的真正尊重和对自由的深刻认识。
孟德斯鸠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五大道作为文明的载体，一直在影响和改造着在这里生活居住的人们。原本霸气的军阀们在这里偃旗息鼓了，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在这里改弦更张了，争权夺势的政客们在这里做起了寓公。这其中尽管有着历史的左右，但不可否认，五大道生活环境的文明或多或少熏染过他们。而在他们后代的身上，甚至在我们这些居住在五大道的“土八路”后代们身上，一般不会看到那些霸气，痞气，流气，土气和俗气，至多还有某些若隐若现的傲气。接受文明就是接受一种人格的高度，你会保持自律，维护自尊，充满自信，做到自强，也许会自傲，但绝不会自卑。

啰嗦了许多，还是回到五大道眼下的旅游。
津津乐道于五大道风格各异的“小洋楼”以及在其中居住过的所谓“社会名流”，暴露出了旅游策划部门主观取向，但这种取向难免流于肤浅，从而掩藏了五大道文明进程的丰富内涵。五大道上房屋建筑不过是一些砖石造型，如果离开了历史和文化，改建和修整的再好，没有文明的附着，也就类似于“废墟”了。同样，如果只关注五大道上的名人，津津乐道地历数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为这就是回溯着历史，其实无异于大杂院子里的老太婆，盯着邻居的家长里短，窥探着人家的隐私，然后去传老婆舌头；或者属于站在阳台上装作高雅，眼睛却盯着对面窗户的小市民。

文明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不同导致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从天津英租界来看，英国人推出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管理模式。法律的制定和监督则由英国驻津领事代表英国政府负责和掌控，管理机构的设置，一个是作为决策机构的天津英租界董事会，一个是作为执行机构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不干预工部局负责的日常行政事务。有意思的是，租界工部局在下属市政部门之外，还成立了八个市政委员会，包括：电气、医务、自来水、工程、会计、学校、警备和义勇队委员会，委员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别兼任。很明显，这些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分析研究并向上提出意见和建议，类似西方国家议会的提案。显然，这种模式已经具有了三权分立的色彩，而三权分立则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内容。

五大道的西方文化背景，导致了五大道的文明吸引力，也就是蕴藏文明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环境蕴藏的文明，而不是今天各种经济利益的追逐，更不是那些文字图片的夸张渲染所能揭示的。

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想过，如果把我们思维的敏感集中在五大道的文化层面和思考层面，五大道才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反之，如果把我们思维的敏感集中在五大道的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甚至允许把原本安静整洁的别墅住宅改造成餐厅，酒吧，茶楼和商铺，那只能是对五大道价值目光短浅的双重浪费，五大道的衰败也就在所难免了。文明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尊重，对自由的推崇，是对真善美的信仰。文明尽管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但却不是对蒙昧和野蛮的完全清除。文明在现实上，表现往往带着某种柔弱，会受到蒙昧和野蛮的包围和攻击，甚至被击碎。但文明的碎片即使无法修补，也会保存着某种光彩。因此，无论是空间上的五大道，还是时间上的五大道，我们都会在其中发现这种文明的光彩，尽管或明或暗，或浓或淡。

领着孙女儿在睦南道上走着的时候，我告诉她，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那时候街道上特别清净，没有那么多人和车，我们可以在马路上踢足球。孙女儿问我说：“为什么后来不在这住了呢？”我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等你长大了再说，现在和你说，你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