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回忆

杨春山

（一)

我有幸于1971年春进入下坪中学读高中。那时区办高中,公社办初中,我们那一届是下坪中学的首届高中。下坪中学当时有四个班，初中高中各两个。高中学生来自于下坪区管辖的八个公社：下坪、留驾、栗子、邬阳、高峰、红旗、红莲、两河（两凤）。初中来自于下坪。全国学习解放军，班级也按部队编制，全校是一个连，一个班就是一个排，我们班是四排。学生干部中有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班长(组长）。我们排的同学来自于邬阳、高峰、红旗、两河，共五十四人。高中两个排一百一十一人。其中有两人是建始县的。

现在下坪中学教学楼的位置上有两栋并列的土坯房，是我们的教室兼寝室，高中初中各一栋,两房之间是个操场。靠河那边有一栋木房是教师的住房，后面紧挨着是几间小木房的食堂，几百人在这里吃饭，打热水,洗澡。右边坎上是则所。上边与下坪小学相邻。两个学校之间有一道土坎，段德昌的坟墓就在这道坎上面的平地里。（后来迁到满山红烈士陵园）

学校前面和左边是深切的峡谷。前有码头河，左有东洲河，两河在东洲口汇合向留驾司方向滚滚而去。两河所夹之地像耕地的犁铧，下坪中学就在那犁铧尖上。码头河对岸是连绵数千米的悬崖，学校正对的悬崖上有一个洞叫张号洞；有一座石山形似高昂的马头人们叫它马脑岩。学校左面有一座隔河相望的山，形似令牌叫令牌山。东洲河和码头河是我们洗澡游泳玩耍的好去处。

下坪中学周围奇山秀水，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个好读书又好玩的好地方。

劳动是那时读书的一项重要内容，入学通知上要求学生要带一件劳动工具。第一次上学时，有人看见我们背着锄头行李，还问我们去哪里修公路？到学校报到后，教室里是空空的，开学第一件事就是在东洲河搬课桌凳。

我读初中时是邬阳的首届初中，挖基脚、平操场、搬石头等建校劳动占去四分之一的时间。到下坪读高中又是首届，建校劳动更繁重。就在现在食堂的位置，我们挖基脚，搬石头，修起了一栋学生食堂，解决了太过拥挤露天吃饭的大问题。除了建校劳动，农忙时还要下乡支农，一去就是就是好几天。那时的学生手上都有老茧，脸上都是黝黑的,拿笔写字，使锄挖地，既是学生，又像农民。

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下坪中学工作过几年，我还在校门边的一栋土坯房里住过一年，那时是教师和学生的寝室。另一栋土坯房的位置上修起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原来食堂小木房的位置是厕所，读书时的建筑仅剩学生食堂和那栋土坯房。2010年我到下坪中学招生，学校面貌已焕然一新，教学楼、科技楼、住宿楼、师生食堂等建筑比肩耸立，老建筑没了踪迹，半个世纪，沧桑巨变，下坪中学已经脱胎换骨，迎来了新时代。

（二）

上高中的两年正是家庭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全家九口人，只有父母两人在生产队上班挣工分，家大口阔，入不敷出，实在拿不出钱来供我读高中。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要几块钱，我因交不起伙食费，没进食堂就餐。从家里背来婆婆（祖母）做的“雀米饭”。饿了就找点开水一泡，勉强充饥。“雀米饭”是用蒸熟的包谷饭在锅里炒干水分而成的干粮，放一两个月不会坏。在下坪中学读两年书，吃了两年的“雀米饭”。平时要买点牙膏、肥皂、纸笔等急需日用品，需要自己想办法挣钱解决。打小因家境贫寒，“穷则思变”，在山上捡棕骨、采野麻、摘金银花等山货卖钱，解决读书用的纸、笔、墨等。到了读高中，这种挣钱的条件没有了，我便四处打听，找能挣钱的路子。听别人讲东洲河机械厂需要大量的木炭，要从距机械厂十几里路远的木林子黑湾人工背运出来，一百斤有一块钱的运费，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

等到星期日，便邀上同学陈永福背着背笼一大早就出发了。先到机械厂联系好，再向黑湾进发。我们边走边问，在田间锄地的老大爷告诉我们，进入树林后，只有一条路通向烧炭的地方。我们沿着老大爷指的方向沿河向里行进。很快就进入了茂密的树林。路两边古树茂密，遮天蔽日。巨石奇形怪状，活像猛兽卧地。林间松鼠跳来跳去，不知名的鸟叫与蝉鸣汇合成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偶尔几缕阳光，从树丛空隙中射进来，像千万根金针，扎在林中昏暗的空间，闪烁着七彩斑斓。羊肠小道像蚯蚓顺湾艰难地向深处延伸。这里到处是险峰峻岭，流泉飞瀑，云雾缭绕，昏暗朦胧，使人感到原始森林的神秘与幽深。黑湾这个地名，还真恰如其分。我们被这奇特的风景深深吸引，兴致勃勃地向纵深急进。翻过两个岭岗后，渐渐感到浑身发软，肚子里咕咕乱叫，我俩才想起来，早上只顾挣钱，一时兴奋，忘记吃早饭了，更没有带吃的东西。这时太阳已快升到天顶了，远远可以看到对面山顶上炭窑冒出的黑烟。心想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一定要克服困难，把一块钱挣到手。我们忍受着强烈饥饿烈火地烧烤，迈着沉重的双腿，向目的地前进。陈毅元帅的诗中“饥肠响如鼓”描写得多贴切呵,肚子里像垮老岩一样,垮得空空的只有气体在腹腔里乱转。遇到有水的地方，趴在沟边拼命地喝水，可是冰冷的凉水也熄灭不了狂烧的饥饿烈火。反而翻肠倒胃，嘴冒清水，搅得眼冒金星，全身像路旁的伸筋草，软绵无力。到了这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只得硬着头皮往炭窑里走。

我们紧了紧裤带，鼓起勇气，咬牙坚持前进着。我们相互鼓励着，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会儿，走走停停，到达炭窑的山脚下时，已精疲力尽。饥饿象病毒一样，入骨入髓，抽心搅肺浑身颤抖不已，一种不是疼，而比疼更难受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燎原全身，好像生命的大厦即将轰然倒塌。我们在岩板上躺了很长时间。待气喘匀了，又开始上坡向山顶攀登。边走边向两边仔细搜寻，如果能找到哪怕难吃的野果子也行。可是除了鱼鳞般的树干和满坡的巨石外，什么也找不着。老天爷像专门考验我们的毅力一样，在我们饥饿得要散架的时候，还以七八十度的陡坡让我们向上爬。其实饿的时间也不太长，只是肚子里长期没有油水，一饿就感觉特别强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像这样的饥饿是家常便饭。比起红军我们这算不了什么。心里这样想着，升起了战胜饥饿的勇气。精神力量不可思议，我们终于到达山顶炭窑。见到烧炭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他们讨吃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向别人乞讨。烧炭的两个人约四十几岁的样子，古铜色的脸上闪动着慈祥的目光。了解到我们是下坪中学的学生，因家庭困难，利用星期天出来挣钱读书的。见我们饿得话都说不起了，生起怜悯之心，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在石头上架起锅，给我们调了半锅苞谷粉子饭。没等到熟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这顿用高山地区柴火熏黑了的苞谷粉子调的饭，无油无盐无菜，却是我一生吃得最香甜可口的美味佳肴。人只有在最需要的东西得到满足时，才是最好的。好与不好完全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可以说是这两个烧炭的伯伯给了我一生忘不了的最好吃的食物。不大一会儿，半锅苞谷粉子饭，被我们狼吞虎咽，消灭得干干净净。伯伯问我们吃好了没有，我们连声说“吃好了，吃好了，您调的粉子饭太好吃了，谢谢伯伯了！”实际上如果还有再吃一碗也是可以的。那时，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量的。我们吃了他们的粮食不知道要多少顿才能节省出这顿饭。他们干的是重体力活，不吃饱是搬不动一两百斤重的树桐子的。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普通农民的淳朴和善良。我们俩身无半文，我把仅有的两斤粮票给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我们除了感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他们。当时我们从心底里呼喊着：“烧炭伯伯万岁，万万岁！”

吃了饭，恢复了元气，告别了伯伯们，在天快黑时，将一百斤木炭背到了机械厂,挣到了珍贵的一块钱。我和陈永福商量好了，再去背炭时，一定要给他们饭钱，我们不能白吃他们的口粮呵！可是后来再也没有去背过炭了，我们一直欠着这两个伯伯的情义。可惜那时，人年轻，不知时事，吃了人家的饭连他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都没问一下,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无从得知。如果时间能倒转，事情能重复的话，我一定要问清他们的姓名，记住他们的恩德，会专程去看望他们，至少拿出一个月工资去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该报恩的没报到，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三）

读书的那个时代，大家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穷。毛主席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我们理解最深透贯彻最彻底的最高指示。

下坪中学对门是岩门大队，那边陡峭的山梁上有很多煤炭洞子。下坪区街上各单位烧的煤就是从这些洞里挖出来的。从岩门背煤到下坪街上100斤可以得到3角钱的力资。我发现这一“生财之道”后，便邀约陈永福、谢友清、谢承文等几个同学利用星期天背煤挣钱。起早贪黑可以背5趟，一天可挣到一块五六角钱的力资。那时一天挣一块多，可谓是高工资了。虽然累得筋疲力尽,心里还是高兴的。

后来，背煤的队伍逐渐壮大。背煤的时间也扩大到每一天。只要天气好，就利用吃晚饭到上晚自习之前的空档时间背一回煤，做到读书挣钱两不误。在下午最后一节之前，做好背煤的准备工作，把背笼打杵放在寝室门边，穿好草鞋。最后一节课等老师一出教室，就迫不及待地从教室里冲出来，背着背笼拿着打杵向岩门的煤洞冲锋，有点像跟敌人抢夺高地一样，争分夺秒，勇猛向前，人人都是飞毛腿。运气好的话，洞外有煤，装一背就走。多数时间洞外没有煤，又不愿空手而归，只得钻进洞子里自己挖煤。煤洞低矮要弓着腰才能进去，几十米深的洞，全用杉木柱子撑着，满洞都是几寸深的黑水，里面黑乎乎的，只有从洞口进来的微弱光线，没有挖锄就用手刨煤，装一撮箕从里面拖出来，整个人成了乌漆麻黑的怪物，若这些怪物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会把老师吓个半死。幸好山脚下有一条河，到了河边，一头扎进水里，反复冲洗，恢复了人的模样才背上街。

背煤又脏又累，有些身强力壮的男生都干不了，却有好些女生也加入了背煤的队伍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听别人说，高峰公社的罗才瑜同学，有一次背煤过秤180斤，成了大名鼎鼎的女汉子大力士，令我们这些男生汗颜不已。

记得下坪客站常常有蒸肉买，3角钱一碗，一团糯米下面有几片白亮亮的肥肉。背100斤煤所得工资刚好买一碗蒸肉。我很想买一碗解解馋，可是背一趟煤要两个多钟头，用两个多钟头的艰辛换一碗只能嘴上快活几分钟的蒸肉觉得不划算，几次掏钱想买，想到有急用钱的事望而却步。读完两年高中终究没尝过那蒸肉是个什么滋味。

除了背煤还搬过石头挖过基脚，拼命干一整天能得到一块多钱就心满意足了。读两年高中，只要天气好，有挣钱的门路，没浪费过一个周日。

通过艰苦劳动“富裕”起来了，回家给奶奶，爹妈、小弟小妹们带点小礼物，让他们高兴高兴。见家里没有煤油没有盐了，买一点救救急。那时一分钱恨不得分成八瓣用，有钱也舍不得花钱自己享受。红旗公社胡菊秀同学用背煤的钱买了一碗蒸肉自己舍不得吃，背回家给父亲吃；栗子公社的李诗梅同学用背煤的钱给小弟弟买布缝衣服;邬阳公社板庄大队的谢友清、谢承文背煤交伙食费。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那一代人，从小自立，有事自己扛着，懂事得像天使，听话得像绵羊。

（四）

在下坪读高中的两年虽然艰苦，但收获了知识，增长了智慧，提高了能力。那两年是对我们人生工程的奠基，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加油站。

我们有缘遇到了一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好老师。那时下坪中学的师资力量很雄厚，老师都是支援边远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他们各具特色，各自独领风骚，朝气勃发，风华正茂。尽管正值文革动乱的飘摇岁月，新开高中班，没有好的教材课本，没有最起码的教学设备，我们还是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我们的校长是从燕子调过来的陶德胜，老成持重，对师生很温和，经常在学生中了解情况，他不言自威，是一个管理经验很丰富的老校长。

我们的班主任是郑国臣老师。他对学生既要求严格又关心备至。他教育学生没有高声大嗓，更没有粗暴体罚。他的轻声细语是妈妈对孩子的爱抚和叮嘱。他找我多次谈话，他的轻声轻到只能使你刚好听清楚。话语里的柔情使你获得阳光般的温暖。他教你如何为人、如何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战胜困难、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有一次，我的脚趾突然红肿，剧烈的疼痛使我彻夜难眠。第二天郑老师见我一走一瘸，问我：“咋啦，腿有毛病啦。”我说脚趾痛，一夜没睡着觉。他看了看，叫我下晚自习后到他寝室里去。

那时老师住的木房十几平米，一套办公桌椅、一张木架子床，一个洗脸架，差不多摆满了整个房间。我去后郑老师叫我坐到一个小木凳上，他拿出酒精棉球和一把小刀，对我说：“你的脚趾里面长东西了，我这里没麻药，你要忍住痛，我要给你划开看看。长痛不如短痛，你看行不行？”

我毫不犹豫地说：“行，您动手吧。”

我用双手紧紧捏着小腿，使劲往下按住，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痛，一丝不要动，痛死也不要哼出声来。关云长刮骨疗毒还和人下棋，刘伯承摘眼珠还数着刀数，这点小手术算不了什么。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迎接郑老师兼医生的无麻手术。

一刀下去，划开一条口子，黑血流出来，脚趾头肉里长了一些像粟米大的白色颗粒，郑老师用刀片轻轻地把“粟米粒”刮干净，那种钻心锉骨的疼痛还从来没尝到过，刀子就像在心尖上割，要不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能要痛得喊了出来。老师把小颗粒刮干净了敷上消炎药，用纱布包缠，手术大功告成，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几天后就痊愈了。

好些同学得了病，都得到郑老师的精心治疗。他学医术，还准备了一些器具和药物，都是为了他的学生。在吃饱饭都成问题的年代，生了病哪有钱上医院啊，郑老师的小药方小手术解决了学生的大问题。

我家离下坪中学有八十多里路，四上四下全是崎岖陡峭的山路，走一趟要一整天，郑老师还到我家里家访。可惜我没在家，是后来听爹说的，我好感动。郑老师要走完家访，那要多长时间，要走多小路啊。还有很多同学比我更远，路更难走，我们的老师多辛苦啊！

老师中体型最魁伟的是偈志祥老师，学校的门楣时常与他的额头亲吻。他教俄语，俄文字母写得很漂亮，他写的中文也有点像俄文滑溜飘逸。俄文中有一个弹舌音的字母，我怎么也读不转，他给我讲了读这个字母的方法，我反复试总读不好。有一天晚上睡觉在梦中按他教的方法：舌头轻抵上颚，让气流从舌尖出来，一试轻松读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按梦中的感觉一试，果然读出来了。

如果他会打篮球，那肯定是无人可挡，可惜他从来不摸篮球。他擅长撑杆跳高，下坪这一方没人能比。令人称绝的是寒冬腊月他天天在河里洗澡。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还冻得瑟瑟发抖。在学校下边起满狗牙凌的坎上看着他下河，到了河边，先做做准备活动，从高大的岩上向下一跳，“扑通”一声扎进水中，使看的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语文老师黄宝成教我们写作文，对学生的作文都做仔细地批改，肯定成功所在，指出缺陷和问题。高峰公社的陈平章，邱德章的作文经常受到表扬。我的作文也得过几次打了一个负号的“优”字。我现在能写出来几句，与黄老师的指导分不开。

戎公立老师也给我们教过一段时间的语文。他风度翩翩，有一种学者的儒雅。讲课就好像在讲故事。他那阴阳顿挫的语调、幽默风趣的语言把课文内容讲得宝雨纷飞、天花烂漫，课上完了还余味无穷。

数学老师彭仰之，说一口汉口话，喜欢把多少说成几多。他讲课简捷明了，条理清楚，思路严谨，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上一二节课我总喜欢打瞌睡，有一次彭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朦胧中听到彭老师说x+y等于几多，他见我一脸茫然就叫我坐下了，我不好意思好一阵。从此我先认真预习要上的内容，上前把相关的习题做一遍。那时我们的高中数学是现在初中的内容，筷子厚两小本书。有功底深厚的老师指导，学起来不难，使我对数学很感兴趣。通过提前预习和练习，自学能力也增强了。三排的张德祥数学成绩特好,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老师的故事一时半会儿讲不完，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人格魅力为我们亮出了前进的旗帜。

（五）

那时下坪中学有两支久经沙场屡战不败的篮球队——教师队和学生队。

下坪区直单位组成的联合球队常到中学与中学球队对阵。球场上龙腾虎跃欢声鼎沸，那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

体育老师杨老师是专职后卫。他个头小而动作敏捷，对方大个投出的球他可以跳起来用手一挡，球的运动轨迹立马改变方向。有他在前沿阵地上快速穿梭防守，对方轻松投篮的机会很少。黄宝成老师的擦板球一投一个准。任志中老师的高抛投篮，篮球运动的抛物线一端在手上，另一端穿过篮框，姿态优美准度高。教师队最大的传球特点是打“位”，抢到球后，不需看人只要将球传到相应的位置上，每个队员都有“位”相对应。有时你还没看清楚，球就从后卫传到前锋砸进了篮框。他们的配合简直是密丝合缝、一气呵成，无懈可击。一个个精彩的进球，博得场外观众阵阵掌声。

学生队虽然年轻体力单薄，也是一支特色鲜明的劲旅。郑斌、陶业寿、向云世、蔡大林、李平三、余西林、黄周元、杜丕林等同学常驰骋于球场上。郑斌个高常打中锋，他把前锋和后卫连接成一个攻不破打不乱的整体；前锋陶业寿的翻身投球使人防不胜防，他背向着篮板仰望把球投进篮框；向云世个小机敏快捷，穿梭自如；杜丕林的后卫防守严谨，常常给对方盖帽击球。学生队的特点是“快”和“准”，他们以“快”和“准”来弥补体力的不足。体型健硕的联合队跟瘦小单薄的学生队打球赛相当于跟一群猴子玩“捉猫猫”，有力使不上，输了球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场外看球的有点人山人海的阵势，除学生外，有各单位的人，赶场的人，还有附近的农民拄着锄头看球赛。看一场球赛使你感到不仅是一场体力的博弈，也是一台艺术的精彩表演。

那时的篮球架是木头的，篮球场是泥巴地面，只有地面干爽时才能打球。有些篮球爱好者，等不得干好，用竹扫帚将积水扫开，让水快快蒸发。等不及的人一场球打下来，个个成了“泥猴”。

欢乐的球场，欢乐的校园，我们曾经的乐园。

（六）

那时政治学习时间较多,经常有运动,积极参加运动,学文件,写体会,批判资本主义。几天一个花样，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来。1971年底传来一个惊人的小道消息：天天祝他身体健康的副统帅出了问题。大家神神秘秘、窃窃私语、半信半疑。那时上午是好人下午就成了反革命的事时常发生，我们这些愣头青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直到后来有正式文件下来学习才知道，副统帅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来又有了批林整风运动。

那时文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学习演唱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是学校常演的节目。杨万兴扮演鸠山，那身段唱腔和气魄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博得观众的好评。特别是那声冷笑的哼声，堪称绝妙。据说县剧团都很欣赏他的演技，还有过招他进剧团的意图。李咏梅演铁梅、李诗梅演阿庆嫂、陈克明演郭建光、罗才瑜演沙奶奶，那气质和唱腔跟电影里的差不了多少。除了跟形式大唱样板戏外还自编自演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话剧。我曾编写了一个《送兵》的小话剧，经过老师的修改，搬上了戏台，我自己担任主演——新兵的老父亲。在送新兵入伍时的晚会上演出，主要内容是对新兵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要他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当兵卫国不忘本。演出很成功，博得观众的好评。我这个平时沉默寡言话都不爱说的人，居然还能演节目，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七）

学校纪律很严，在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犯错受批评是轻的，上纲上线，触及灵魂，检讨悔过受处分折腾得要命。大家行事谨慎，按规矩办事，生怕惹事犯错。我们班上有两个在家抽草烟的同学，每当烟瘾袭来时，哈欠连天，眼睛水直流，咬紧牙关干忍着，看起来特别难受的样子。班上有个同学悄悄抽烟被逮住，写了一大张白纸的检讨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墙壁上，还把剩余的《勇士》牌香烟钉在检讨上，有的同学还嘀咕：那么一大张检讨，还勇士呢！

没听说过有喝酒犯纪律的，那时过年一家才有一斤白酒的计划，想喝酒也没酒可喝。

由于文革的影响，那时上高中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有的二十多了，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读高中有一项硬性规定，订婚的不要。和我同班读初中的一个同学由于订了婚，没能上成高中。高中开学几个月后，有一个女生被人举报是订了婚的，被立马清退离校回了家。

女同学比较少，那时她们能上高中是很不容易的。她们跟男生一样吃苦耐劳，家里困难的女生也背煤炭用苦力换零用钱，没有娇气，没有时髦的打扮，没有任何化妆品。她们简朴而干练，彰显出的是自然美、朴素美、健康美。男女同学之间是纯粹的同学关系，既使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深深藏在心底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读两年高中，没有男女同学谁和谁“好”的传言。

打架斗殴、迟到旷课的现象很少见到。学生勤劳朴实，老师爱岗敬业，学校呈现出团结友爱、尊师爱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学习气氛浓重、校风端正的兴旺气象。

（八）

我大约四个星期要回一趟家取吃的。我一直没在学生食堂吃饭，主要以吃“雀米饭”为主，有时在学校食堂前面的山包上自己开伙煮红苕或者洋芋加餐。从家里来的时候要背足一个月的生活，东一点西一样，满满的一背五六十斤重。打早从家里出发，一走一整天到黑，到学校已是骨酸肉痛人困马倒。特别是大热天，走到杨家垭山脚下时正值烈日当顶，是一天最热的时候。背着一背东西头顶烈日要向上爬十几里壁陡的崎岖山路，这是一段最耗体力的恼火路。躲不脱，绕不过，咬紧牙关也得过。

有一次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四个人到学校去，走到杨家垭半坡时印长林突然头痛呕吐，瘫倒在地，起不来了，可能是天气太热中暑了。我们只好把他扶到路边的一户人家歇息。路途中无医无药，看着他难受，我们一点办法没有。我们一商量，决定留我弟弟杨春阶负责照顾印长林，我和陈永福将他们俩背的东西分担，先把东西送到学校，再返回接他们。因为路途中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还不知道印长林的病会不会好转，我们心急如焚，紧张得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把东西送到学校又立即返回杨家垭接他们俩。幸好，印长林休息了几个钟头，头痛呕吐的症状消失了，只是体虚无力，他们慢慢地走走歇歇，我们会合时他们已经艰难地翻过了杨家垭。这时天早黑了，打着手电筒，在茫茫夜幕下艰难地向学校走，实在走不动了歇一会儿再走，到学校时已经鸡叫头遍了，我们都累得快散架了，第二天还得正常上课。

像我们一样自己开伙煮东西吃的人越来越多。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垉上每到星期天，炊烟四起，像古时的烽火台。三个岩头撑个锅，一满垉的岩头灶，像诸葛亮摆的八卦阵。天是房顶，山包就是大灶台。河里有水，山上有柴，就近取材，各得所需。天然的大厨房里，烟熏火燎，有的同学眼睛水和汗水经手一抹，大花脸像在演小丑。厨师和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在马脑岩与团垉之间回荡着，我们享受着野炊的无限欢乐!

这个大厨房里有时十多个锅灶同时生火，锅里煮的东西五花八门，有米、有面条，有洋芋红苕，有包谷粉子饭，个别锅里有肉.......单独开伙的人很少，几个同学相邀，捡柴的、提水的、掌勺的、当下手协助的，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吃的时候，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东西不同，味道不同，好吃的感觉相同，同学的热情相同，那热闹和谐的场面想起来都畅快淋漓。

背一回虽然有五六十斤，大部分是洋芋和红苕，水货压秤。一周吃多少要盘算好，不然会饿肚子。那时一天只吃两餐饭。我用小銅罐泡“雀米饭”吃。开始一到吃饭的时候，到处找开水，有时找不到开水就嚼几把干“雀面饭”作数。后来，有了重大发现，把小銅罐里装上“雀米饭”加些冷水放在食堂里烧开水的灶门边，一节课的时间刚刚煨好，解决了没有开水的大问题。

天天吃“雀米饭”，没菜没油，吃腻了，就掺着吃洋芋和红苕。有时吃的东西不够，就到周边农户买最便宜的红苕，几分钱一斤，背一次煤可以吃几天，觉得挺划算。

一个大热天里，爹给我送来一背吃的，看到劳累疲惫的父亲，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在生产队上班劳动，一个月才放一天假，干完队里的活又要干家里的活，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喘口气的时间。家大口阔，小孩多劳力少，父母的压力很大。我读书虽然艰苦，父母大人比我更苦。有好多缺劳力的人家，让孩子辍学回家劳动，失去读书的机会。我是幸运的，我有坚强的父母不顾一切地支持我上学读书。家里有好吃的留给我背到学校里吃，有时家里缺粮优先让我吃饱肚子。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永远报答不完。

回望过去，那段苦日子，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要改变它就要不怕吃苦。吃苦改变人生是我在人生征途中勇往直前的动力，是我知足常乐、淡薄名利，心无挂碍的定力。

（九）

我能读成高中，还得感谢我初中的班主任罗少武老师。

我和弟弟杨春阶读初中时学习成绩和表现在老师看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升高中的时候，有人在初升高的会议上提出，说我们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不应该升学读高中。罗老师说出身不由己重点看表现。为我们据理力争，终于决定我俩兄弟先只能上一个，大的先上。因此我弟弟晚一年才读高中。

当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些教师被批斗，学校乱成一锅粥，回家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通知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混到了六年级打了等，读了几个六年级，让小我两岁多的弟弟追上我并在一个班同读六年级，所以同时上初中，也是同时毕业。因家庭成分问题，才让同班的我们兄弟俩分开。

那个时代，家庭成分看得很重。上中农离“地富反坏右”只有一墙之隔。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头上。再穷也不能享受国家的助学金。在高中入团，考验到最后一学期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幸好老师和同学对我没有另眼相待，不然我入团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我上小学初中时，最恼火最伤心的是人家喊我“富农儿子”，比骂祖宗八代的杀伤力还大。

这个“富农”是有来历的。土改时我家有十多亩薄地，是曾祖父哥哥的田产，曾祖父穷困潦倒，带着家人投奔哥哥。是祖父给伯伯养老送终继承了家产。老人们同情一个来自远方的流浪人，收留了他，他帮忙干了几年活，之后，给了他一块地，让他自立门户。那曾想好心成了坏事，在划分成分时有人说我家有地有长工，理应是富农。于是我家划为富农。几个月后，土改工作组通过复查，说是搞错了，纠正为上中农。那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帽子终于去掉了。我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读两年高中，没听到人喊过“富农儿子”，我跟贫下中农的子女一样受到好的教育，没人欺负，没人歧视，时常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爱护和帮助，我感恩老师和同学们！

我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好好珍惜，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是我坚持的信念。我的命运好，每到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我的小学老师、初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以及后来师范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我的贵人，我衷心地谢谢他们！

读高中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回忆起来还是使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学生生活，现在的人看起来近乎天方夜谭，可是那是真实的，是我辈经历的一段历史。我们是幸运的，历经坎坷，与祖国风雨同舟，同步成长，在年老时迎来盛世，我们知足了！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就没有比较，就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好。今天的好日子是几代人艰苦奋斗换来的，是值得万分珍惜的。我们已成古稀之人，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当下，做个遵纪守法的好老人，不给儿女添堵，不给国家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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