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逐梦之旅- 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

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甘一飞

2007

引 子

我十八岁就开始了本人的教书生涯，从小学教到大学，从中国教到美国。大学任教二十四年有余，也算是桃李满天下，有了不少很有出息的学生。从艺执教近三十多年中，每次回国，总会应邀去国内不少大学讲学、交流。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大学和西南師大（现为西南大学）等国内艺术高校是我归国时常去的地方, 也因此在艺术圈内小有些名气。

前不久（2006夏）在国内四川老家的一所高校艺术系讲座完毕，与几位教授和朋友在市内一间茶坊小聚，谈兴正浓时，一位十分面善的年轻人加入聚会并与众人寒暄。此人年约三十多岁，一派成功人士的打扮。朋友介绍说，他来自我曾任教三年乡村小学的那个农村小镇，现在是当地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老板。我随即便问及他老家目前的情况。那个阔别近二十多年的乡间小镇自然成了我们之间的谈资。当这位年轻人谈及老家时，不无得意地说：“你知道吗，我们那里可出人材哩，甘一飞教授就是我们那里考出去的”。众人闻言捧腹大笑。这小伙子见状不知所措。我便问他：“你认识甘教授”？他答道：“他当过我的老师，教过我画画”。众人闻之愈加忍俊不禁，这家伙更觉莫名。这才有人向他介绍我说：“你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你连甘老师都不认识啦!? 还不磕头谢罪”。这下小伙子才反应过来，向我双手抱拳: “唉呀呀，失敬、失敬….., 甘老师，你变化也太大了，真认不出你了，还记得我了吗？我还当过你的模特儿呢……”。

刹那间，三十年前我在那所农村小学的日日夜夜顷刻浮现在眼前。这光阴实在弄人，我自我感觉还很青春，却成熟到连自己的学生都认我不出了，我也无法将他同当年作过我学生的小孩子联系在一起。 与这位年轻人喜剧般的重逢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三十年前我命运转折关头的时时刻刻，那些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段段追逐梦想的高考故事仿佛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童年美梦

我自幼酷爱美术，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位艺术家。街头巷尾小人书摊里的连环画，墙头、报刊上夸张造型的宣传画……成了我最早艺术启蒙材料。儿时的课本、作业本空白处和学校放学后的空黑板全是我施展艺术才华的好地方，那里画满了各类古今人物、花草鱼虫、美女战将。有一次手痒，上课时偷偷画了上语文课聂老师的肖像，遭捉了个现行，被聂老师揪着我耳朵去我母亲处告状。告完状后，聂老师又笑着对我母亲说：“张老师，你这娃儿还真有点天赋、画得还满不错，很像我哟”。我因此被要求写了近二百字的检讨书。啼笑皆非的是，多年后，聂老师的儿子要高考美术，赶来西南师大投奔我，让我帮忙辅导，当给他讲了他老爸当年捉我的糗事后，我们大乐了一场。

身为老师的母亲是个资深的文青。我外公是川南富顺县黄葛镇耕读传家的乡绅，因思想开明，让母亲成了镇上首批公学堂学生。也因母亲秉赋聪颖，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就被保送去了富顺一中（当时富顺女子中学）。母亲从小就很叛逆，中学毕业后逃婚，并与刚从富顺二中（男校，现仍是川南名校）毕业的父亲私奔去成都求学，考进四川省职业商业学校（估计是现在西南财大的前身），学财经。作为一个独立女性，母亲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应积极，进校即成校园里的活跃分子，还担任了学校篮球队队长，非常享受成都省城自由的空气。那里浓郁的文化氛围把母亲熏染成了一位资深的文青。

母亲一直对我的培养教育十分上心，宠爱与严苛并举，但哥兄姐弟之中，我小时候虽也有桀骜不驯的时刻，但除了打了两次群架之外，大部分时间比较懂事，是挨母亲责罚最少的一个。母亲在我儿时经常哼唱她喜欢的“渔光曲”，谈论她喜欢的电影名星，如“天涯歌女”的周漩等人。（渔光曲是上世纪中国三、四十年代文青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其乐曲后来被张艺谋用作电影“归来”的主题曲）。母亲还写一手好颜体字，不时还手把手地教我练字，泼几笔墨荷给我示范。潜移默化中，艺术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艺术门类中，我尤其喜欢美术和音乐（多年后我还在华盛顿华人举办的卡拉OK大奖赛中得了个冠军）。但在音美之间，我发现我的视觉敏感度远高于同期的小伙伴。于是，很早的就与美术结缘，笃定自己是一块可造之才。我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折腾，我应该会顺理成章地考入艺术学院，成就一番事业。

然而，我于一九七一年初中毕业，时正值文革的高峰时期。各科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我，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过关，不能升读高中。刚满十六岁，我尤如一叶孤舟，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那疯狂的时代洪流，成了一名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刚毕业就“上山下乡”，被赶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农村六年的磋砣岁月也由此开始，时年十六岁。



知青岁月

记得到达生产队的第一天，已是傍晚时分。生产队长在公社知青办主任，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臭骂中，很不情愿地把我和另外一位知青安排住进了队里的牛棚。 队长对公社的安排十分抗拒，认为我们是来分他们的口粮，平添队里的包袱。但有他的顶头上司督阵，抗不住压力，不得不把我们做了安置。

刚到农村，严酷的现实把我想象中农村的理想图景撕得粉碎。我下乡插队的四川仁寿县禾嘉区禾嘉公社人多地少，所在生产队中主要劳力每天最多能挣不到一毛钱的工分。辛苦一年，不仅要花钱向生产队买粮，而且每年平均有近两个月缺粮的“荒月”。农村的生产方式几乎还是古老的原始农耕，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完全可用“贫困”或“苦难”二词概括。我经常不禁疑问：在这如此落后的“新农村”，我们这代知青能接受那门子“再教育”？真是为积累那“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人生厉练？还是替当政者们承担或缓解文革造成频临崩溃的经济困局，成了－只只迷狂时代的替罪羔羊…….？

我们的住所是在一个搭在牛棚侧边的茅草偏房。此棚屋房顶斜开大口，虽夜可观星，但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夜里吸了隔壁牛血的蚊子们，围着我们嗡嗡打转，叮满我们身体暴露之处，苦不堪言。下乡后的第二年，母亲趁暑假空闲来乡下探望我。同大队一帮知青是她曾经的学生，知道我母亲来我生产队后，都赶来我们的棚屋见他们的张老师。谁知那天一場暴雨倾盆而至，雨水由屋顶斜口猛灌入房内，慌乱中，一大群人只得躲在墙角躲避。雨停之后，大家才手忙脚乱地收拾这一屋的狼迹。那种惨状，一直成了母亲多年的梦魇。我们当年那种无助之感，伤彻心扉。

我的随乡入俗过程非常痛苦漫长，甚至相当失败。下乡时，我刚满十六岁，身心正处发育期，根本无法适应每天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加上家庭的政治包祔，让我的生理心理压力严重透支，不堪重负。平时，除了亲人离别的忧伤，超负荷的体力劳作，还有一种对前途莫名的惶恐和绝望，让我透不过气。在农村艰难生活的日常中，我经常想像，日后是否也像当地农民们一样，娶一个从不刷牙的邋遢丑妇，养一群流着鼻涕、光着屁股腚的娃娃，一家人吃了上顿愁下顿地渡着“荒月”……即是我未来的人生？若真是如此，我禁不住不寒而栗。我那 “小资情调” 与当地农民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实在格格不入，无法去接受那种纯动物性的生命形式。当然，我不是看不起这些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反而对他们艰难困苦处境十分同情，只是实难想象自己能真正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当时常想，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难道就在这样为这一天仅值几分钱的工分、连糊口都成问题的简单体力劳作中耗费掉了吗? 自己虽谈不上有什么高远志向，但我知道，如果像当地大多数农民这样无知无识地活着，对我而言，无疑是在浪费生命。也因此，下乡接受了近六年的“再教育”，非但没把自己“教育”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反而力图尽快摆脱那种环境，憧景着有“诗”的远方。虽然我也不知道“诗”的栖息之地，但我也不能如此随波逐流，坐守待毙。我得要与这时代强加给我的命运抗争，为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努力。或许，我的这种思索正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对“自由意志”的早期觉醒。

我意识到，要使自己摆脱当时的困境，体能孱弱的我，只能靠智力的优势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升自已的能力和发挥自己特长则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自然而然中，趁着赶集得闲时，一定会去镇上“新华书店”找书读，虽然书店內的读物乏善可陈，但还是有时还能找到一些可读之书（如鲁迅的文集等）；在知青朋友处也到处借书读，手抄本、古旧书、无论是否“革命”或“反动”，“红色”还是“黄色”的书籍，拿到手里就读；读书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每一本书，犹如一扇窗，向我展现了不同的世界和人生。可以说，我在当时知青中，我算是喜欢并坚持读书的人中之一。

每逢赶场（赶集），必去茶馆里买一碗五分钱一杯的土茶，请农民为我当模特儿画肖像速写，以提高我的画艺（大约画了近十多本自制的速写本）；并省吃俭用花了一笔七元左右的“巨款”，买了一台江苏南通市产的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广播节目除了“形势一片大好”狂燥的政治宣传外，也还有一些文化知识性的节目供我增长知识，甚至偶而还能收听到“敌台”：“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求知欲也日渐强烈，我对知识、对求学的渴望，同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中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神似。我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中，想上大学的愿望纯属白日做梦，但有梦总比没有梦要好，至少在梦里还有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里还有一只“自由意志的幽灵”可以自由地遊荡。

一九七三年全国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似乎给我的大学梦闪出一线希望的曙光。在我所在的全区知青中，我属于好学之辈，凭硬考，我入选应无问题，论所谓的“表现”，本人也从不偷鸡摸狗（胆小），还是大队文艺宣传队队长兼导演，领一帮年轻人吹拉弹唱，活跃了乡下沉寂的生活，颇受当地农民欢迎，“表现”应该不错。但最终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摊上，主要原因是我黑五类的政治身份。

文革前，我们一家就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打入另册，极尽屈辱。哥兄姐弟成了社会底层的“黑五类、黑崽子”，大哥二姐已被大学录取的资格也因“成份”不好而被取消。文革中后期我们这一类人被冠以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美名”就好比古时的罪犯脸上被刺上的“金印”，有此“金印” 在身，如同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任何上升的渠道几乎全被堵死，招生、招工、当兵全无希望（当兵是当年很火的出路）。七三年的高考后来又因张铁生的“白卷造反”，成了一场闹剧。我所有的大学梦想，也化做一江春水，急逝而去。

如果说，在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经常被提及的社会垢病，那当时的中国凡事讲出身、看“成份”的政治歧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恐怖。更让人胆寒的是，这种政治歧视被当时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日常。或许，至今也有人视之为所谓阶级斗争的必须。

其实，我那曾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 同当年不少的热血青年，抗战之初就投笔从戎，他从成都退学转至当时的国民政府临时首都的重庆，并考入陸军军校（应该是黄埔军校的分校之一），学习财经和部队给养。给他们上课的教授都是当时国内学界精英，如马寅初等西南联大的教授。父亲毕业后即直赴前线抗敌。参加了徐州战役、宜昌保卫战等抵抗日冠的大小战事。后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主管部队给养。他为国效命和在国民政府供职的经历，到后来却因政权的更替而成了他的历史罪责，父亲也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害得我们一家被打入社会底层，难见天日。虽然八十年代父亲得以平反，但全家人遭受的歧视、精神折磨和物质损失又如何仅凭一纸平反文书可以了结 (这当然是后话)。 上大学的梦想破灭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那种绝望的感受实难以言表。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下乡的大队小学缺教师，大队书记黄云松也是回乡知青，喜欢交往读书人，与我十分投缘。见我能歌善舞，还画一手好画，是个教书的好材料，也不计较我出身不好的背景，加上当时农村也的确师资奇缺，就力主我去大队的小学作了民办教师，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开始教书育人。

这所位于禾嘉与绿家镇小公路边的小学叫玉盘山小学，是一所公、民合办的小学。校长张良玉待我如亲人，言传身教。学校同事们也十分关照我这位知青小弟。他们让我很快进入角色，成了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娃娃头”，也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教书生涯，时年十八岁。

这民办教师的工资即是学生上交的学费，如果学生不欠费，每月约有十八元左右的收入。但经常有贫困学生连几元钱一学期的学费都交不出，为了让孩子们能上学，我只能免了他们的学费。如此的举措，我并非有意识地表现自己品格有多么的高尚，或遵“有教无类”的古训，而是我的确喜欢学生娃娃，更喜欢自己有可能因此举而改变孩子们的一生，给他们的将来更多的选择。依自己当时的处境，很能共情这些孩子们求学若渴的感受，特别是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清澈明亮、充满求知欲望的大眼睛之时。因为我小学升读初中时都差点因“出身不好”被取消资格，幸亏母亲为我拼死抗争，最终才进了中学。在这玉盘山小学，我就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报酬的多寡似意义不大。关键是有此教师的职位，我就可以摆脱在生产队近十四小时的重体力劳动，给了我自学的机会、读书的时间。

在玉盘小学执教的几年间，学校的粉墙上被我画上不少巨幅宣传壁画，所在公社大院的粉墙上也成了我施展画艺的用武之地，被我塗上了不少巨幅的壁画。我的画作得了不少赞誉，画名也象滚雪球一般，不断扩大。创作的作品经常被选进县、市、省级美术作品展览；画画的机会和接触专业人土的机会也逐渐增多，又得到不少专业老师的赏识和指点，特别是仁寿县文化舘主管美术的罗映超老师和自贡市群艺馆赖修儒老师，他们都是西师美术系早年毕业生，给了我不少专业性的指导和参加创作活动的机会。我也因此在川西南地区也开始小有名气。

在同批的知青中，自己觉得还算个人物。的确，当年在仁寿县文化舘最受重视的几位知青画家中，罗力、刘春明等都在后来考入川美，我进了西师，毕业后我们也都任教于艺术高校。罗力曾任四川美院副院长，刘春明任教川师大，我在西师八三年毕业即留校任教，直至八九年赴美讲学、攻博。不过，虽然当年有些年少有成的得意，但进大学的美梦不圆，沮丧惆怅之情仍然挥之不去。我知道，要想在艺术上有所大成，有无专业的训练和名师的指点至关重要，而在当时上大学似乎是最佳途径。

下乡一周年（摄于1972年）

“惶恐与希冀”（1973年与四位知青朋友留影于资中县罗泉古镇）

知青朋友们合影于四川省仁寿县禾嘉区（镇）（约摄于1973-1974年）

玉盘小学校长张良玉，背景是我曾任民办教师近三年多的玉盘山小学（摄于1983）

初试牛刀

转眼到了七六年夏，母亲为了让我能回城，她提前退休 (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回城顶替她的位置)。下乡近六年之久的我终能摆脱农村，回到了故乡自贡。本以为按我当时在我市里美术界的名气，完全应该可以去文化馆部门从事专业美术工作。 我所在区的文教局分管文化的局长也对我非常赏识，这位局长爱才，见过我的不少作品，曾主动提出帮忙安排去区文化馆工作，文化馆馆长也非常欢迎我能去他那里。但终因基层教师奇缺，统管安置的文教局硬把我安排去了上面提到的乡村小学，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风声传来时，已经被文革官方宣传愚弄怕了的我，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但事到临考前一个月时，我才发觉这次好像是真得要“变天”。恢复高考正成了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 进大学好像不再凭手上硬茧多少，后台有多硬，出身多好，而是凭真才实学的说法似乎巳成为社会的共识。 据说上层在讨论恢复高考时温元凯献策提出十六个字：“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当即被老邓删去了“领导批准”四字，以防止了下面干部滥权的可能，足见高考改革的力度。上层的这一决策让七七年高考体制的改道成了现实。

当时被繁重教学搞得精疲力竭的我，才发现改变自巳命运的时刻正在来临。仓促之中，我连忙搜集各类高考复习资料，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挑灯夜战，开始了我的高考淮备。七七年考美术须先考专业，为练素描，不少学生成了我的模特儿，也就有了此文上述的喜剧开端。我追梦的高考故事也进入了第一阶段。

1977年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照

写生现场（约1977-8年期间摄于自贡市九洪小学）

号称“邓关方面军”的一帮资深艺青（1978年摄于自贡市邓关镇桥头）

“邓关方面军”的阵容齐整，从前往后数：1）陸明，宁波大企业家，2）唐忠友，富顺县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家，3）郑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4）曾高潮，西南民大教授，5）谢鸣理曾任四川美院教务长，6）本人，7）岳彩云，自贡画院专职画家

与画友们一起写生现场（约在1978-1979年间）

考场沉浮

七七年美术院校考试不同一般学校，首先要参加面试并获得准考证，然后考专业(素描、色彩和创作)，最后专业合格后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败以专业和文化的分数高低而定。四川省分几个考区。川西南考区的考场正好设在我所在自贡市的群众艺术馆。待到考期将近时，各路“战将” 涌集本市各大小旅店，城里满街都是身背画夹到处乱窜的艺术青年。每位考生都在编织着自已的美梦。考生中鱼龙混杂，不少悲喜剧故事也就此开始。他们中我仅举两人的悲剧遭遇以证实命运之神不是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第一位考生是重庆下乡到富顺县的知青陈永革。对我而言，永革既是我们当年那批画友的领䄂人物又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此人自幼师从四川美院知名教授，且才华横溢，艺术天资十分了得，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并不眷顾于他。参加考试第一关拿准考证要先交作品和面试，面试时要测色盲。大多数考生都事先去医院作了检测，我这位老兄也去了医院。但这一查就查出他有红绿色弱。很明显，依当时的规定，他想考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肯定不行。我和几位朋友替他找医生想办法，均无乐观结果。万般无奈之中他只好临时改填雕塑专业，考前几天弄了几块黄泥，从零开始学作雕塑。以前风华正茂的他，到考场时强振精神，已无过去神采。虽然他取得考场状元、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但最终仍以眼晴不合格而被淘汰出局。如果他当时考入四川美院油画系，那现在很可能是与罗中立，何多岑，程丛林、高小华……等辈齐名的大腕级人物。然而命运的无常，实在可悲可叹。中国当时的这种录取标准按现在美国的说法应该算是生理歧视，是违宪行为，但这在咱们中国似乎是顺理成章。可以想象，在当年中国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不知有多少天才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多少明星提前陨落。

另一位 “喜剧性” 考生来自山区农村。我是在排队面试时见到此人。闲聊中得知他来自其边远山区，祖传石匠。见他随身带的两尊石狮，约有近来百斤，属于民间传统造型，但刻工精细。我见他五短身材，面像质朴憨厚，绝对是一个好石匠。我在农村时也曾拜师学了几天石匠，能打一些小石盆、猪槽之类，但经常体力不棣，最后自行淘汰。对这类身强体壮者，一直心存敬佩。这位石匠考生进入面试间不到五分钟就垂头丧气的走了出来。大家连忙问他结果如何，这位朋友两眼圆瞪，一言不发，双手提着那对石狮冲出了艺术馆大门。后来才得知，他除了那对石狮，再没有任何素描习作或其它作品证明他是可造之材。考官几乎没问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位石匠考生自视很高，本以为有一手石刻绝活，考上美院应该没有问题，对于美术学院招生所需的基本条件，他闻所未闻，难怪出师不利。虽然我对他的失利远没有象对我上述知青考生朋友那么遗憾，但对他那般对知识渴求的心情还是十分的理解和同情。

轮到我与考官见面时，年长的姓张的教授和他的年轻助教付先生（数年后我们成了哥们）对我没有刻意刁难，他们看过我的习作后，十分欣赏，只是怀疑得我这位七零级初中毕业生文化水平会不会有问题。随即把我叫到旁边的一空桌上，给我一幅油画印刷品让我当场写一篇评论小文。这篇即兴文章对我无疑是一大挑战。我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好硬着头皮，搜索枯肠、拼死一搏。我当时运气真不错，文章虽不是字字珠玑，也算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全部写完仅用一个小时。两位考官见这小伙子文章条理清晰，行文流畅，连连说好，当即给我发了准考证。随后的正式考试我也发挥得不错，每场考完都有考生围着看我在画板上完成的作品。我当时的感觉好极了。

考完不久我接到通知参加文化考试(全国统考)。考场设在离我所在小学不远的一所中学。三天考完后，我心里不太有底。毕竞自已上学时间太短，六八年进初中后几乎都在搞文革，只有三本课本：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本《工业基础知识》，还有一本《农业基础知识》。在学校又整天无法务正业，写大字报，跳忠字舞，搞文艺宣传队。自已真正的文化基础还是小学五年之中打下的。

考完后的几星期，我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如年。每天往小镇公社邮递员那里跑，象等候判决的罪犯，希望尽快有个了断。当所在公社在门前墙上张榜公布高考成绩时，我是第一个观众。见我榜上有名，开始一阵狂喜，但随后见每位考生都在榜上，才知那是张榜公布成绩，那时不象今天讲什么隐私，这成绩榜是供考生作志愿填报参考的。我见我成绩还算不俗，希望之火再次燃烧。如果能上分数线，下一步要等的是高考体检。仅隔数日，邮递员专门给我送来体检通知。 体检没遇到任何麻烦，这下，我以为快大功告成了。兴奋中的我整日浮想联翩，憧憬着校园的生活。但几周后我的几位画友都陆续拿到了通知书，我才知名落孙山的结局正等待着我。情急之中我去了市招生办了解情况，他们让我退而求其次，改选另外的学校。我想我已有正式教书工作，也算国家工作人员，进不了心仪巳久的四川美院或同级的艺术高校，我宁可来年重考。最后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多年后才得知，我考川美的成绩不俗，早已过录取线，但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父亲的家庭背景的我，政审占了下风。一位与我分数差別不大，但出身比我好的考生把我挤出了最终入选的名单，川美与我失之交臂。虽然，2004年我曾在那里任教半年，但那是后话。

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我，毕竞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作考前准备，能得到如此结局似在情理之中。我也只望下一年能考出好成绩。于是，我从上大学的黄梁美梦中醒来, 开始了我的第二轮冲刺。

再失荆州





在中国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官方的政策经常朝令昔改。这不，1978年的高考政策又有改变，国家为了保障有足够的中小学师资，规定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而师范艺术类的考生须参加全国统考，过了文科录取分数线后才可加试艺术专业考试项目。无形之中，比当年艺术院校的文化课考试的标准又高出很多，专业艺术院校的文科考试仅考文、史、政。数学和外语不在考试之列。我在那时唯一的能报考和合我心意的学校是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 (九十年代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2006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后改名为西南大学)。对于西南师范学院，我虽当时不知道国学大师吴宓曾执教鞭于此，但我曾在下乡时的县文化馆中见到过几位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的恩师苏葆桢教授。那是1975年，他们下乡 “体验生活”来到我下乡的仁寿县。我正好在县文化馆搞创作。作为追星族，我对其中苏葆桢教授的学养画品印象尤为深刻。苏教授在文革前就在国画界大名鼎鼎，他的水墨葡萄堪称国中一绝。我曾梦想如能从师于苏教授我将会是多么幸运！到了这七八年高考，如能考上西南师范学院也算是圆了我的旧梦。

然而好事多磨。我在那所农村小学教学任务负荷超载，每天排满了各类课程，放学后还给学生补课，办美术兴趣班，所剩时间无几，复习的条件十分恶劣。所幸我所在学区的党支部书记夫人也要参加高考，临考前两星期，沾她的光，学校给了我们这批教师考生们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我也因此有了珍贵的一周强化复习。高考复习的科目中我的文科基础较好，背功不错。但数学和外语几乎无法恶补。如果我没记错，77年与78年高考仅隔不到八个月时间。考前几天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母亲见我如此辛苦十分心痛，每天给我煮上两个鸡蛋补充营养。全家人和我的画友、师长们，特别郑地和岳彩云二位老哥给我强劲的鼓劲，他们成了我最坚强的后援队。

考场上，如我所料，文、史、政、地理等科考得很顺，数学不知所云地答了几道因式分解的题，几乎交了白卷。 外语的英语仅在单数变复数词题中我给所有的词加上一个 “S”。考完之后，我如释重负，我想我巳尽了最大努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败与否巳无大悲大喜的惶恐。我觉得自巳开始成熟起来。随后的成绩通知来后，不出所料，除数学和外语仅得十几分外，其它科目都考得不错。虽然如此，我的总分仍离分数线还差十多分。如果数学多拿上十多分，也不会有此荆州之失。事巳至此，我想有此第二次受挫，是否应该屡战屡败时急流勇退, 还是继续努力?

我的自信心让我找到了答案：我必须坚持，唯有坚持才有成功的可能。 就这样，命运之神把我追梦的高考努力推进到了第三阶段。

“金蝉脱壳”

转眼到了1979年，我的高考之路又平添异数。我任教的小学新来一校长，此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整日拉帮结派，在学校俨然一土皇帝。我当时年少气盛，不知在何处冒犯了这位校长大人，我逐渐成了他整治的对象，处处给我小鞋穿。我开始还没太在意，仍然潜心我的工作和高考准备。

由于有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我知道如果没有强化集中的复习准备，成功的可能性甚微。但有了这位新校长，我要想通过正常途径向学校请假复习应考，绝无可能。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太太)也是同一学校的老师，我们合谋，让我装病，以请病假为由脱产复习。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个 “金蝉脱壳”计划：我家的邻居是一位地区医院姓杜的内科医生，有着兄长之谊。他经常去农村巡回医疗，也去我所在的公社，我告诉了他我们的计划后，就与他商量好，在考前一月，他来我公社医院时，我装急性肝炎发作，由他给我开一张一月的病假证明，借此请病假逃跑。事到当天，刚好校长不在学校，由我女友搀扶着我去了医院，再扶去学校支部书记办公室交了病假条和医生证明。一转身，我溜之夭夭，一车去了重庆，投奔已先考上四川美术学院的好友关仁康和朱德富。朋友们见我“金蝉脱壳”计策成功，欣慰不巳，随即把我安顿在他们同学的宿舍，与先去那里已开始复习的老友曾高潮挤一张上下铺（曾后来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同室的川美同学有后来留校国画系的王世明教授和据说移民澳洲的蔡显敏老哥。仁康、德富和这二位室友每天有空都给我和高潮指导复习。就这样，我第三次冲剌前的备战拉开了帷幕。

川美一月



四川美术学院地处重庆九龙坡区的黄桷坪。当年的黄桷坪，一条破落陈旧的老街从校门前横穿而过, 街上除了几间艺术书店之外，几无任何艺术色彩可言（不过，三十年后的黄桷坪可成了重庆在全国名噪一时的 “创意一条街”, “涂鸦一条街”，目前正申报吉斯尼纪录。这是后话）。但一旦进入美院大门，你会发现在夹竹桃花丛中的美院生气盎然、另有一番天地，与墙外脏乱差的黄桷坪街道相比，美院俨然一片净土，充满艺术的芬芳之气。美院的学生宿舍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所有后来在中国艺术界兴风作浪的名家大腕都住在这三层楼的宿舍里。高小华、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张晓刚、杨谦、秦明、王川、朱毅勇……等后来的艺术大腕们都在这筒子楼中冲进冲出。如果说，我后来在艺术上有所造化的话，这四川美院复习的一个月让我获益非浅，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那段时间里，除了与高潮和其他考生朋友们一道画素描，水粉之外，平时一有空就钻到学生们的画室、宿舍，观摩美院同学们的习作和创作。特别是在四川美院首次的研究生考试现场观战，这考场的景象让我“心惊肉跳”地惊艳万分。七七级油画班的何多苓在考场中绝对出尽风头，他对形体和色彩超常的敏感和表现力非凡人所能及，他现场的写生把其他的考生的作品拉开了太大的距离。我当时真是看得目瞪口呆、血脉喷涌，算是大开了我的眼界。罗中立当时也参加研究生考试，但考的是国画专业。创作考得十分出色。 但我对他当时正在创作的《大巴山系列》油画更感兴趣。 罗中立画里那种泥土气息所透出的文化厚重感，让人们象喝老鹰茶那般，苦涩之中余味无穷。那批作品应该是他后来成名大作《父亲》的早期铺垫。在黄桷坪这方寸之地内， 我也算是这批艺术大腕们撰写中国美术史页的目击者。在那里，我一边紧张地作复习应考的准备，另一边则象海绵般地吸收着黄桷坪的艺术滋养，短短的一月时间让我对艺术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一月中，我的作息几乎同学生们一样，紧张而有序。练素描时将在美院能找得到的石膏头象，如“高尔基”、“海盗”、“布鲁斯”、“伏尔泰”……等全都画了个遍。画水粉色彩则将遍布美院妖艳欲滴的夹竹桃花尽收入画。我在美院的好友们除了给我们每天辅导外还将我们带进他们的画室，同他们一起画习作，像模像样地成了美院蹭课的准学生。一旦有空，朋友们还带我们去学校的图书馆读画册和拜访一些资深教授。其中曾因一幅《雨过天晴》而声名大噪的王大同教授曾经到过自贡文化館（当时叫群艺舘）开班讲学，我曾是该班比较出众的学员，他对我的印象很深，认为我很有潜质，当时就给我不少鼓励。去拜访他时，他很高兴，但埋怨我为什么不早些时候去找他。这之后，我也经常去他画室请他指点我的画作。有名师的点拨和其它朋友们的帮助，我的专业水准得到迅速提高，我也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冥冥之中，我预感这次考试我一定能够高奏凯歌。

川美王大同教授油画讲习班，王教授是居C位的手执团扇者，王教授身后即是郑地和岳彩云二位老哥，后一排左一是群艺舘主管美术的赖修儒老师。（摄于1978年自贡市群众艺术舘）

最后一搏

临考试前一星期，女友来电告诉我区文化馆的名额已到，文化馆长到处找我，如果马上回去的话，调到文化馆工作一定没有问题，让我作最后的决断。我知道我面临了我人生旅程的十字路口。权衡再三，回去固然会一路顺风，去文化馆作一个文化干部，搞一辈子自巳喜欢的美术应该是梦寐以求的好事，何况，这文化馆的职位也是不少美院毕业生就业的不错去处。但不知是命运之神的法力，还是我对上大学的贼心不死，我的直觉让我决定走一步险棋，放弃去文化馆工作的机会，孤注一掷，继续追遂自己的大学美梦。于是, 我让女友婉言谢绝了文化馆长的好意。

七九年的考试，政策又有改变，但这次改变对我很有利。其一，在职教师可以报考艺术院校。其二，四川美术学院和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联合向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招生，文化和专业考试由两院联合出题，不考数学，外语考试成绩仅供参考，不入总分，考生不参加全国统考。这新的政策对我无疑是一大好消息。 但到填报志愿时又面临选择。报考川美是我初衷，但当年四川美院的招生名额在全西南几千考生中仅收三十名，而且由国画、版画和其它专业平摊（没有油画专业）。成功的希望不敢乐观。西师美术系也招三十名，但先不分专业，进校两年后再自选主攻方向。两权其轻，背水一战的我为了稳妥起见，割爱了进四川美院的机会，填报了西南师范学院。待到正式考试时，我这位两次落榜的老考生这次可是从容不迫，有备而来。考场设在四川美院的大礼堂，地利人和之便让我考得十分顺畅。记得考命题创作的考场中，一位美院监考的老师，经常站在我身后见我作画，不时以赞许的目光给我鼓励。到了收卷时候，他又叫来其它几位老师来看我的作品，一时间不少考生也围了上来，我当时真觉得自己成了考场明星。现在想来，这位老师应是我的考场伯乐，他那赞许的目光至今还一直激励着我在艺术道路上过关斩将。

朋友们在四川美院教学楼前留影（1979年高考结束后）

照片中：王世明，川美国画系教授，余强，川美设计系教授，李树生，四川理工大学教授，朱德富，川美师范系教授

一波三折

考完第三天，所有考生被要求去川美附近的九龙坡区医院体检。不知是当时那位医生太负责，还是我装病装出真的毛病。医生硬说我肝区偏大，让我第二天凌晨再去医院复查肝功能。我当时的情绪一落千丈，我已无后路可退，连考三年，巳见希望的曙光闪现，难道会为此功亏一篑? 第二天清早，我去了医院，我向体检的医生介绍了我的情况，说得情切处，泪湧如注。这位医生见状连忙安慰我，并告诉我他家也有弟妹是下乡知青，我的处境他很理解。随后给我摸了摸肝区，验血也就免了，随手在体检表上填上了合格二字。我上大学后曾专门买了瓶好酒去医院谢他，但终不知他的去向，只有在内心感谢和祝福他 “好人一生平安”。

考完从重庆回校述职后，我低眉顺目，夹着尾巴做人，只字不提去重庆考试的事，但公社邮递员专程为我送来成绩通知书时将此事捅了出来，全校上下都知道我已参加了四川美院的考试，也知道我考试成绩不俗，平均都在90分左右。同事们在明里暗地都为我高兴，我也以这下应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那录取通知书早日来临。殊不知，我们那位土皇帝校长正愁无处下手惩治我时，我的政审表寄来了学校，这下校长认为给我颜色看的时候到了。不过, 当年的单位政审表必须由本人过目和签字，才能算数，不然，校长如果背地里把政审表寄走，我会死得很惨。当校长给我看他填的政审表并要我签字时，我一股怒气直往上窜。我见他在单位群众鉴定一栏中填下如此评语: “甘一飞同志政治学习不认真，不团结同志……” 里面全部都是坏话。如此一页政审表如果寄去西师招生办，我的结局可想而知。我当即拒绝签字，并让他解释群众鉴定的来源和依据，并暗示他如果借机整人，我会上告。校长被我顶得脸红筋涨，又无言以对。我的同室好友见情况不妙，怕我把事闹僵，劝我不要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不怕县官还怕现管，怕这校长脑羞成怒把我卡死。我想同事的建议很有道理，又去见了校长，并要求由全校老师作群众评议，再由评议结果作鉴定，同时我也交给他一份我写的自我鉴定。鉴定中我这样写到: “甘一飞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本职工作…….七八年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云云，用大话、空话、套话往自已脸上贴金，又让人无处找碴。我之所以敢走这一步棋是因为我在学校的确与世无争，与所有同事关系都处得不错，平时也乐于助人，七八年底我还被选为新长征突击手。这位校长真要把我往死里整，还很难找地方下手。另外，当时中央三令五申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严防地方官员乱作为的政策，也算给了我抗争的底气。我有理有节的举措，也给了校长一个下楼的台阶。他到底又没有抓到多少整我的把柄，评议会上又见教师们都站在我的一边，才顺水推舟，顺梯而下，放了我一马，最终寄走的政审表基本是按我撰写的自我鉴定填写。这一波三折的最后一搏终于接近了尾声。

“一飞冲天”

我在四川美院填报名表的时候留了一手，在通讯地址一栏中，我没有填我工作的学校地址，而填了母亲的住址，主要是怕校长会从中作梗，卡下我的录取通知。政审表寄走不久，我虽预感成功在即，但没拿到正式入学通知前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也常去邮递员处等这一纸黄榜。突然有一天学校办公室让我接电话，一拿听筒，那边传来母亲激动的声音: “儿子，你成功了……”。原来她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女友欣喜若狂，连忙告诉了学校的老师和我美术班的学生们。我立马赶回家去，平时仅一小时多的公交车程，一下子觉得走了一世纪之久。 没亲眼见到那正式的通知，我仍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一到家门口，母亲的一位同事见到我笑着向我母亲喊道: “嗨, 张老师、你的 ‘范进’ 儿子回来啦……”。我这才相信自巳真的黄榜高中了。 是啊，这从童年开始追逐的梦终于成了现实！当母亲拿给我那张盖着红印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意识到我生命轨迹的转折点即在眼前。

全家兄弟姐妹中，父母给我的取名时唯独没按家谱，而选自《韩非子》记载的典故：时在春秋的楚庄王曾为他为王三年不作为向他的谋臣辩称时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父母给我名字 “一飞”的寓意在这次似乎碰巧真的兑了现。 我这位社会最底层的另类，考上大学的感觉真的好象是一步登天、鱼跃龙门。我今天才明白，命运的转折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火花碰撞而成，所以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又云：”心诚则灵”。我应感谢命运之神，坚持不懈苦追了十多年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圆梦之时，1979年入校后留影于西师大校门

思绪如烟

前不久老友陈丹青辞清华博导事件曾引起人们对考试制度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其中涉及到中国教育如何更富人性，符合教育终极目标诸问题。而这些深浅层次的体制之争对我们当年这些饥不择食的老考生而言已经十分奢侈。三十年前我们求学若渴的心态非现在的考生们所能体会和理解。

在古代中国，帝制王朝再黑暗都还有一个科举制为士民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而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卑微如蝼蚁，只有任由当权者愚弄摆布的命运。特别象我们这类杜会最底层的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哪还有什么实现个人自由意志的可能。

现在回首静思，在这个曾经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还得仰仗于政治领袖的开明与否，被施予和被剥夺仅取决于当政者们的一时喜怒。 我们能赶上这趟高考末班车，还得感谢邓小平先生当年顺应时代潮流、恢复高考之举，不然，恐大学之梦难圆。

面对命运之神，感恩戴德之余，不禁仰天一叹，乐乎？悲乎……？

今天提笔将我的逐梦之旅赘述于此，也算是我这位社会最底层人士当年拼命挣扎的记录。只想借此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要有我们曾经历过的人为的坎坷崎岖；希望国家能确保有一个公平，科学、富于人性、择优取士的高考制度, 一个能充分发挥国民聪明才智，创造潜能和完善人性的教育体系，让每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编织美梦、追求理想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

2007年8月初稿于美国马里兰州月桂城

2022年10月再校稿于马里兰州静湾

此文是应华盛顿地区中文媒体为纪念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的稿约而作，曾连载于“华盛顿中文邮报”、“新世界时报”。国内有个好像叫“豆丁网”的网站有“盗版”转载。这篇2007年发表的拙作，后又改来改去，成了目前的状况。此文流水帐般的写法，很影响文章的可读性，还请读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