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邻居谭嘎哥

高原随想

　　我居住的村子，过去是非常贫穷的，土改时划成分，连地主都没有，仅有一户被划为富农，谭嘎哥便是这富农家的大公子。

　　文革的后几年，我大哥在学校参加了红小兵，回家用木头自制了红缨枪，和一群小伙伴成天练武，梦想保卫国家、收复台湾。自认为武艺高强了总得找地方释放，于是他们便相约去富农家去“偷”桃子。富农谭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岗上，门前是生产队成片的玉米地，田坎上有一排高大的桃树，稀稀拉拉的几个桃子正待成熟。

　　大哥拿着红缨枪，带领他的红小兵队伍穿过宽阔的玉米地来到桃树下。“偷”桃正式开始，这分明是抢不是偷。突然传来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声音：“你们好好摘，不要把树掰坏了。”他们听到这声音，吓得飞也似的逃回家。其实说话的是谭家的一个老妇人，大约是谭嘎哥的奶奶，家里的青壮年白天都去生产队劳动了，家里就这八十多岁的老人看家。即使有革命的理由，即使有红缨枪壮胆，但“偷”桃也并非理直气壮。

　　后来爷爷知道了这事，狠狠地批评了大哥他们。爷爷说谭嘎一家人就靠勤扒苦做，靠口吃徒攒，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殷实一点而已，靠劳动致富不是什么丑事。从那次后，大哥就从未摆弄过他的那把红缨枪。大哥一生积极进取，平和善良，也许就始于爷爷那次教育。

我八岁时，我们搬家到了另外一个生产队，单家独户住在一个山坳里，第二年，刚结婚的谭嘎哥在我家的斜对面修了两间房子，他们成了我们最近的邻居。

　　谭嘎哥身材矮小，因家庭成分的原因也没读什么书，不过他老婆部嘎姐却身材高大撩亮（撩亮，土家语：能干、泼辣），两个都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们刚来时，都小心而又低调，我每天上学都会从他门前经过，见面总是叫声“谭嘎哥”，“部嘎姐”，他们也总是热情的回应。

改革开放后，他家终于摘掉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还是因历史的原因，他家分得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家里的土地部嘎姐一个人就可以种出来，谭嘎哥便当起了泥瓦工，最初也就是就近搞一些小事。

97年，我要在镇上建房子，因自己没时间管，便想找在镇上做大工程的从四川来的一个姓牟的包工头搞双包，他说我的事情太小，他带来的人支付不起工资，他承包后要找本地的人来做。他找的人就是谭嘎哥。

　　谭嘎哥一直想在建筑上搞出点名堂，多次求教于四川的牟师傅，这也是牟师傅找他的原因，我的房子就成了他的第一个作品。 谭嘎哥当时对建筑什么都不懂，加之文化程度低，什么事情都得去问师傅，一次楼梯梯步装模，刚好师傅不在，他老是装不好，最后还是我自己绘图，并亲自动手帮忙才勉强完成。因他对成本的核算没底，他特别计较小事，能省则省，有时不能省的他也想省，因此我常常和他发生一些小冲突。我搞得很疲惫，本想让自己轻松一下的，却反而让自己焦头烂额，我那时很后悔答应让他来做。

房子终于建起了，虽然在细节上有诸多的不满意，但结构上还是没问题的。后来算账时都能相互体谅，他不会算账，很多完成的工程量他都算掉了，我便给他一一补上，最后顺利结账办了交接。后来听人转述，说他经常对别人讲，说我虽然要求严了点，但我并未亏待他，还说，正是因为我的严格，逼着他学了很多东西，让他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

他不会算账其实暗中也吃了不少亏，一次，他给某单位建了一个铁塔的基座，呈不规则六菱形，对方给出的体积他一直有疑问，但自己不会算所以一直结不下来账。他来找我，我绘了一个图，用几何方法算了出来，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还有疑问就叫他直接来找我。这次，他顺利地结了账。

这些年，谭嘎哥的建筑生意越来越红火，经常看到他骑个摩托车忙忙碌碌的身影，家境也慢慢好了起来。姑娘出嫁了，儿子也安了家，还给儿子修了两层楼的小洋房。本该是好过日子的时候了，然而在大前年，我突然听到部嘎姐患了肝癌的消息，据说在城里医院花了不少钱，治不好，从医院回到了家里。再过大约二十来天，又听到部嘎姐病故的消息。

拆了伴的谭嘎哥还是经常出去给人修房子，只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孤单和衰老。也就是在这之后，我经常听到说他儿子和儿媳迷上了赌博的事，起初我也没大在意，农村在农闲时，打打牌，娱乐一下也坏不了什么大事，他儿子还多次找我借钱，每次都是说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理由，我也每次都给他借，他也从未违约。直到有一天，谭嘎哥找到我，叫我再不要给他儿子借钱，说给他们借钱不是帮他而是害他。由此我才知道他儿子两口子打牌已经陷得很深了，不仅输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谭嘎哥在我面前说得是老泪纵横，他说不明白，如果哪个家里多怀了个娃，分分钟就有人找上门来，但这些打牌滴打得天昏地暗，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却没得人来管哈。他六十岁不到，本来就不高的身材更加伛偻，显得格外苍老，之前到处当包头的那种风光已荡然无存。

　　他儿子再来找我借钱我便真没给他再借，还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教训了他几句，尽管知道没用，但还是没忍住。再不久，就听说他儿子已离家出走，小两口也闹了离婚。

我老婆在镇上开有一家移动通信代理店，谭嘎哥常常到这里办理充话费等业务，之前来办业务往往都是办完就走，常常还打电话帮忙充话费。但自他老婆死后，特别是他儿子出走后，每次来办完业务都还要讲一会儿话，有事无事都要站一会儿才得走，店里营业员埋怨说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其实我知道，他这是孤单。有时遇到我在家里，我便给他泡杯茶，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聊一通。

　　去年的一天，老婆给我打电话来，说谭嘎哥死了，我大吃一惊，毕竟他六十岁都不到，虽然精神面貌因家庭的变故不太好，但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老婆说他昨天还到店里坐了三四个小时，哪知早上就听说他去了，估计是脑溢血，很快。我赶忙在单位告假，从城里赶回老家。他儿子还没赶回家，他儿媳和周围的邻居在帮忙安排后事。农村办丧事往往都当喜事来办的，但这场丧事却只有唏嘘和感慨。

前不久，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听说谭嘎哥的儿子已经离婚，儿媳在家种了一年烟叶，烟一卖完就又出去打牌去了，已读初中的孙子常常是无人管无人理。他姑娘在镇上开了一家夜宵店，她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仍在艰难谋生，从她的身上，还能看到谭嘎哥和部嘎姐勤劳的身影。

　　因身体原因，我多年不曾宵夜了。那天我仍约了几个旧友到谭嘎哥的姑娘那里去宵夜，不为别的，就为照顾一下她的生意。

在觥筹交错的热闹氛围里，当我端起酒杯，眼里浮现的却是谭嘎哥部嘎姐勤劳而又善良的身影。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天会发生什么。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