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司马迁墓地的2个新路标

张崇发

走向司马迁墓地的2个新路标

张崇发

看到这个标题，关注司马迁是山西河津(龙门)，还是陕西韩城(夏阳)人的人们，可能会惊喜，当然有人也可能认为我是″标题党″，故弄玄虚。

不过，请你耐心把下面的长文读完，就可能得出与我的标题一样的结论。

好，让我先把找到2个新路标的过程说一说。

司马迁像

　　

最近，我在网上用“美篇″形式，发表了《乡野奇人李志贤》等3篇文章，文中提到李志贤本家侄子李思殿。

1982年，李思殿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这年，李思殿曾到我当时工作的北京军区宣传部（八大处）找我，送李志贤写的关于探讨司马迁生地的信件和他写的《见闻录》。之后40年，我与李思殿无联系。我只听说李思殿发展很快，曾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现在是山西大学全职教授，承担着几个國家级课题。

前几天，李思殿看到我网上的文章，便主动与我建立微信联系。两人聊天中，我们谈到：要搞清楚司马迁是否生于河津，最可靠的方法是，找到司马迁墓，发掘后用墓内文物来证实。

我告诉李思殿：早些年，我读过一个河津人写的文章，说司马迁墓在辛封村西南方，一张旧河津地图，也标有司马迁墓的位置。由于“沙压十八村”，司马迁墓可能被滚滚黄沙压在西沙岭下。

我记得河津中学的地理老师田世英，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沙压十八村”，也许写到司马迁墓的地理位置。但我找不到田世英老师的文章了。

李思殿是个有心人，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让我告诉田老师文章的标题、发表时间、刊物名称等，说他可以想办法查找一下。

遗憾的是，我只知道作者是田世英，发表时间大约1961——1963年，而刊物名和文章标题全不知道。

李思殿便请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肖珑研究员想方设法找。肖研究员曾在山西大学图书馆任馆长，对图书和数字化网络管理极端负责任！因我提供的查找项目太模糊，肖研究员接受委托后，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找啊找，最后终于从上海市图书馆郊外的一个藏书库里，找到田世英1964年发表在《学术通讯》上的文章《山西省河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然后做成微信电脑版，发给了我。

我先在电脑上阅读了一遍，觉得就是我要找的文章。然后，我使用手机图片“提取文字”功能，把文章由照片变成文字，并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排版。从文章中，我虽然没有看到司马迁墓的记载，但看到了田老师考证“沙压十八村”的珍贵文字，还意外地看到我的姑表姐夫李耀祥，曾写过一本《乡土旧闻》，田世英写文章时做了参考。李耀祥年轻时是山西地质考察队的成员，也许他在《乡土旧闻》中写了司马迁墓在哪里。只可惜，表姐夫已去世多年，不知他儿子手中是否保存着《乡土旧闻》？

我认为，以《山西省河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和《乡土旧闻》提到的“沙圧十八村″为突破口，寻找辛封村当年被沙圧的方位，就是走向司马迁墓地的2个新路标！

　　《山西省河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作者田世英，1958年——1964年，从国家教育部下放到河津中学，教地理课。1958——1964年，我正在河津中学初29班和高7班读书，是田世英的学生。当年，田老师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在学校曾借来看过。许多年后，田老师回到北京，我因写作需要，想找到这篇文章参考，便给田老师写信。他说时间太久了，不知放到家里啥地方了。

　　没想到，40多年后，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山西大学全职教授李思殿，却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肖珑研究员想方设法找到了。

　　在此，我呼吁全国所有关注司马迁生地、研究司马迁生地的人们，尤其是山西河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河津史志研究会的有志者们，请你们读读田世英老师6O年前在河津工作、生活时写的这篇实地考证文章，也找找李耀祥的《乡土见闻》，从“沙压十八村”打开思路，从今日的河津西沙梁一带，寻找“司马迁墓”大体位置。一旦有了方位，立即给河津市政府打报告、给河津市政协写提案，让政府从“充分利用河津历史文化名人之故居、墓地、遗址的巨大效应，大力发展河津旅游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并由政府出面，主动、积极的与山西省文物局沟通，争取为“发掘司马迁墓”立项。一旦立项、拨款、启动发掘程序，“司马迁到底是不是河津人”这个历史难题，就会在司马迁墓发掘后，找到答案。

山西省河津地区

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

田世英

本文阐述的地区主要是山西省河津县。万荣县西北部，乡宁县西南部，跟河津县相毗连，在农业发展上有连带关系，亦略述之，故名河津地区。全文分地理面貌概况、古老的耕作区、汉唐时期的粮仓之一、解放前耕作条件的蜕化和结束语五部分。

一、地理面貌概况

未谈历史农业地理以前，先概略地介绍一下本地区解放前的地理面貌，以便分析研究。河津地区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及其大支流汾河相会的地方。从这里西渡黄河，便是陕西省韩城县，自古是秦晋来往的咽喉，汾河流域西入关中的主要津隘所在；解放后计划修建的侯（马）西（安）铁路，也是经过本区通到西安的。就地质构造方面说，本地区是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所产生的块状断裂下陷而成的汾河地堑的一部分。由河津县治北望龙门山，断壁削立，崖面清新，足证断裂的时期距今不远。断裂沿线，泉水潺潺，自古为本区农业发展提供了水源。据近人研究，这种“下沉运动最近仍在继续进行”①，而且是汾河新构造运动中的“强烈下沉区”②。地震频繁③，往往是剧烈的。1959年夏季的震动，河津县治北面的崖壁崩塌，九龙头古庙的墙垣倾倒，乃是下沉运动继续进行的有力证据。就地貌方面说，本区是汾河地堑最低平的一部分，也是山西省最

低平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在海拔400米左右。地面普遍堆积着深厚的沉积物；然各地的情况井不完全一致，细分之，可划为四个副区：

（1）黄河河槽区：在本区西部沿边。北起禹门口，南到汾阴睢遗址④，黄河两岸第一阶地之间，本地称为“黄河槽”。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最宽处达12公里。黄河主溜部分时而偏东，时而偏西，水面一般宽度仅及河槽宽度的1/4~1/8。河槽大部分是泥沙沉积的洲渚滩地，最大的一块叫葫芦滩。遇到夏秋水大时，往往汪洋一片，洲渚尽没。耕地不及总面积1/15，而且常有“没有成熟，黄水漂没”之害。

（2)黄沙岭区：黄河河槽以东，北起清涧湾，南抵汾河沿岸，是南北长达15公里，

东西宽约5—7公里的沙丘区，本地称为“黄沙岭”。“禹门口，风常吼”①，尤其冬季，西北风猛烈，黄河河槽里淤积的泥沙，水退乾燥，被吹到第一阶地上，便形成了沙丘累累的黄沙岭。沙丘逐渐向东移动，太阳、连伯、峻岭、西辛封等村的良田沃野，一部分被掩埋，一部分成了土壤瘠薄的“沙土地”。除边绿地带种花生、栽果树外，绝大部分沙丘累累，弃置无用。

(3）汾河河槽区：汾河两岸河漫滩和第一阶地到第二阶地的交界处，本地称为“汾河槽”。这是本地区最低平的地方，河漫滩的高度在海拔330米左右，第一阶地比河漫滩高5—6米。夏秋时期，遇到黄河水位高涨，汾河的水往往溢出两岸，顿成水乡泽国。河水含沙甚多，约为12.5%，每年送入黄河的泥沙达5，690万吨。地下水位高，第一阶地的水井当春季干旱时期，井水面离地面仅六、七米。这里的土壤大部分是盐碱土，天气晴朗时期，盐碱外泛，不少地方象结了重霜一样。耕地不多，主要分布在第一阶地；广大的河漫滩大部分地方生长着盐蒿、芦苇、藿菜等耐盐碱的植物。

(4）南、北高（平）原区：从汾河河槽区第一阶地南、北行，爬过陡坡，便到了高出第一阶地60—80米的第二阶地，本地称为“汾北高原”和“汾南高原”，实际上是两块高平原，高度均在海拔400米上下。地面坦荡，平铺着深厚的古代沉积黄士。在黄土母质上发育成的褐色土，石灰含量丰富，呈微碱性反应。经过劳动人民长期耕作，肥力较高，是现在本地区主要的棉、麦产区。只因年降雨量较少（年平均降雨量为438毫米），年变率又大，地下水位低，灌溉事业不发

达，容易发生旱灾，特别在春季最常见。汾北高（平）原以北是龙门山地，汾南高（平）原以南是孤山和稷王山地，分属乡宁、万荣和稷山三县。

二、古老的耕作区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黄河滩地的荒废，黄沙岭的扩大，汾河槽的盐渍化以及南北高（平）原的干旱，对本区农业发展都是不利的。但就历史上看，这里却是我国农业兴起最早的地区之一。远在采陶时期（约当公元前2000年以前），汾河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就在本区东南面相距甚近的稷王山②。这虽然是传说，但也表明本地区的农业兴起很早。古冀国建都在本区东北部的冀亭③，祖乙迁耿的耿，不少历史考据学家认为在本区的耿

乡①战国时代建立的皮氏城，在今河津县治的西面。这些古都出现在本地区，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当时这里的农业经济一定有了相当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屡犯皮氏②，出师借口虽多种多样，争拿这块农业发达的土地确是重要的动机之一。农业兴起的早，固然和依山傍水，地形坦荡，土壤深厚有关系，而最重要的还是劳动人民在数千年前治水工程的胜利为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按《禹贡》九州，本地区属冀州。《禹贡》里说：“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是冀州境治水的几项主要大工程。治水工程完成了，自然“西河之东，东河之西，水土悉平”③。所以“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水患”④是可以想见的，其所以“未闻水患”和上面所说的治水工程是分不开的。这就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水灾消除以后，人民便有了条件在这土壤深厚的原野上种植。据历史学家研究，那时候中国北部的气候较现在湿热⑤，对于栽培作物是很有利的。此后，在治水的基础上，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兴起灌溉事业。这又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三、汉唐时期的粮仓之一

前汉都关中，粮食不够用，“用卒六万人”，“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因为路程远，且“更底柱之艰”，所以“败亡甚多而烦费”，很不经济。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官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足见本地区所在的河东郡，不仅粮食足用，而且有余以济京师。河东郡守番系更大胆地许诺皇帝，如果本地区

进一步发展了汾河、黄河的灌溉工程，那末，不仅“底柱之东，可毋复漕”⑥，连三辅、弘农、上党、太原诸郡的谷也不用籴了，仅本区所产就可以滿足京师之用而有余。由此可见，当时本区农产量是相当富足的。到了唐朝，粮食产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基地之一。开元二年，就曾在这里建立了“龙门仓”⑨。以解放前夕本地区的条件看，汉唐时期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基地之一是令人莫解的。然就当时的耕作条件分析，不仅并不偶然，而且完全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农田水利事业空前发达和耕地面积广阔。

先说汉朝本地区的农田水利情况。据汉朝历史记载，本区最早的大规模灌溉工程，是前面提过的河东郡守番系建议修筑的汾黄灌溉工程（一称番系渠）。《前汉书·沟洫志》里说：“穿渠引汾，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耎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据当地传说和灌溉地区推测，这个工程的主渠分布在今日黄沙岭的东部边缘。从汾河下游开渠，绕过皮氏城下，经西辛封村，北达清涧湾，南过汾阴睢下，直通到蒲坂下的黄河，以灌溉黄河东岸的“故尽河耎弃地”。番系渠的渠道相当宽阔，事隔数百年，到了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依然看到“故渠尚存”①。从番系渠分布的地区和灌溉面积分析，渠成前，今日的黄沙岭还是一带低平的“故尽河耎弃地，民茭牧其中耳”的一部分。不然，皮氏城下干渠的水隔着一带相对高度15——20米的黄沙岭，怎么能灌溉“故尽河耎弃地”？如果干渠偏在黄沙岭以西，那末，灌溉面积大为减少，决达不到五千顷之数。再从“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推测，这一片“故尽河耎弃地”的土壤是相当肥沃的，决非今日的飞沙可比。据此，可以断定汉朝时代的今日黄沙岭区，并非沙丘累累，而是一片低平的、土壤相当肥沃的沿河草地，番系渠修成以后，这片草地和河漫滩都成了耕作区。虽然，修渠前番系忽略了黄河主溜的东西摆动问题（也许在番系以前黄河主溜东西摆动的幅度不大，没有现在显著和频繁），“数岁，河移徙，渠不利”，但是“久之，河东渠田废。”可见这里的渠田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渠田废了以后，依然没有让它荒芜，给与善种水田的越人，在这里种植水田作物。越人耕种，虽然没有渠田的收获量大，但是总比较洲渚林立，沙丘累累，白沙茫茫的滩漠好得多。

汉朝以后，在三国、晋、南北朝、隋和唐的五个朝代中，河津地区的水利事业以唐朝最发达，灌溉南、北高（平）原和汾河槽区的水利工程，几乎全是那个时代修建的。山西农田水利事业大规模的活动，就历史记载的主要次数统计，两汉统治的427年（前206——221年），共有四次，平均107年一次；三国、晋、南北朝和隋共历397年（221年—--618年）共有六次，平均每六十六年一次。到了唐朝统治的289年（618—-907年），共有三十二次，平均每九年一次，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朝代的大数。从这些数字对比，更可看到李唐对山西水利事业的重视。而河津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所以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河津地区离当时京都长安不远，是李渊的老地盘，又是一个古老的产粮区，当然会引起李唐王朝的特别重视。李世民即位以后，本地区便兴修了瓜谷山堰（亦称瓜峪渠）、十石垆渠（亦称石瀘沟）、马鞍坞渠②和遮马峪渠③等灌溉工程。《山西通志>载：“瓜峪渠，县北三十余里，紫金山麓，西距遮马峪十里有奇，悬崖峭壁，水由石罅

出。″马鞍渠在“马鞍坞山下，西距瓜峪三里，古树根下孔大如斗，清水出。”遮马峪渠“距县西北三十五里……由山峡出。”由此可以看出，瓜峪、马鞍和遮马三渠的水，都是从北面山地流出的。它们的水源都是来自龙门山断层作用形成的断裂泉。从“孔大如斗，清水出”字句估计，当时泉水是相当丰富的。因此，这三个灌溉工程的灌溉区相当大，北起各峪口下的冲积扇，南到汾北高（平）原的中部，都可以收到灌溉之利。除了上述引泉水灌溉以外，唐朝时代还在瓜峪、遮马峪下修了许多道引“浊水”浇地的渠道。所谓“浊水”，即雨后谿谷水涨，因势导往田间的山洪。今日汾北高（平）原上存在的许多“涧”，如大涧、西长大涧等，即为当时引洪的主要渠道。浊水浇地的区域比泉水灌溉的地区更大。就浊水浇地留下的痕迹估计，汾北高(平）原的绝大部分都曾引浊水浇灌过。深厚的沉积黄土层，肥沃的褐色土壤，坦荡的地形，再加上劳动人民引泉水、浊水浇灌，农产品的丰富，自不言而喻。赵宋王朝建立，对于本区的文物制度有不少摧残变革，但对于瓜峪、遮马、马鞍等渠道特别重

视，“竖二碑刻石图，置县厅”①以示永远遵办。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三个灌溉工程的重要性。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又据《山西通志》附《唐书地理志山川图》，该渠在河津东南，汾河两岸。它是汾河槽区引汾水灌溉的主要水利工程。而“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就足以表明当时这条渠道的收益很大，所以称为十石垆渠。因此，开元二年李唐王朝便在这里建置了龙门仓②。这固然是引水灌溉的成就，也反映了汾河槽地区的土地是肥沃的。如果当时象解放前一样，一片盐碱地，即使灌溉事业再发达，也不能达到亩产十石的标准。此外，汾南高（平）原南部孤山山麓，泉水也相当丰富。唐初在这里置万泉县，就是为了利用泉水发展农业，而建治命名的③。

四、解放前耕作条件的蜕化

如果把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的内容作一比较，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河津地区的耕作条件在蜕化。蜕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而且是时起时伏的过程，很难明确指出具体从那一年起。然就总的形势看，唐朝以后开始走了下坡路。先说灌溉工程的废弛。番系渠早已荒废，不必再说。亩产十石的十石垆渠，唐朝以后的历史上也漠漠无闻，不知什么时候被汾河冲积的泥沙埋没了。灌溉汾北高（平）原的瓜峪、马鞍、遮马三渠和引浊水浇地的渠道，北宋时尙能承袭唐代衣钵，但仅限于消极利用，没有进一步发展。渠道年久失修，再加上山区的植被破坏，一遇猛

雨，山洪暴发，不仅渠堰溃决，破坏了灌溉系统，而且冲毁了大片良田。如元朝至元和大德年间，遮马峪渠浇干涧的一支，因为“猛雨冲断，水落下亭”④，长期废置不能利用。再如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西长大涧“由于山水暴涨，崩入黄河，冲为大沟，深几百尺”⑤，破坏了几百顷良田沃野。山地区植被破坏的另一结果，加强了迳流，水源失去涵蓄，泉水大为减少。由于水道系统紊乱，泉水减少和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争水浇地，纠纷时起，更加大大地破坏了灌溉事业。历代地方官吏虽有修补渠道的活动，实际目的大都是沽名钓誉，剥削民财。到了解放前夕，汾北高（平）原上仅有南午芹、北午芹、固镇、西磑、刘家院等十多个村落可以灌溉，比唐朝时期的灌溉区缩小了将近三分之二。汾南高（平）原上的“万泉”地区，本是多泉之地，也成了“万泉无水”，“宁叫客人吃个饃，不愿客人喝杯水”⑥的缺水地区。关于黄沙岭地区荒废问题，前面曾经根据番系渠分析过。在汉朝时代，那里是一片相当肥沃的低平地方。即使沿河一带有黄河形成的自然堤，所占面积也是不大的。唐朝贞观年间，曾在今日连伯村南，

建立高祖庙①，以常理推测，唐高祖的庙宇决不会建筑在荒凉的沙丘地区。可见在唐朝时代，黄沙岭还没有形成；即使有之，面积也不会大。据当地区传说，黄沙岭是明朝年间，韩城人偷烧了苍头村附近的镇风塔，狂风大作，黄河槽地区的泥沙乾涸后，席卷而来，昼夜之间埋没了十八个村落，形成大大小小的无数沙丘。这是神话式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是，这个传说却说明了这里多风，而且多大风。不然，决不会在苍头村附近修镇风塔。同时也说明了黄沙岭是由黄河淤积泥沙，被风吹到黄河东岸形成的。黄沙岭埋没了一些村落确有其事，当然不会是昼夜之间。直到现在，沙丘下还可发现破砖烂瓦，沙丘下的土壤，依然可以看到耕作施肥的痕迹。前述唐高祖庙即为沙丘埋没，后人另在连伯村北面新建一座，并立碑记述明朝中叶庙宇和村落被埋的情况。这块石碑至今尚存。被埋没的村落，计有许梁村、三里村、巴家洞、孝感等十八个。今日河津县湖潮村和万荣县丁樊村、薛超村冯姓人家，都是在黄沙岭形成过程中，受到风沙威胁，于明朝弘治年间由孝感村（今废，约在今太阳村以南）搬来的。③从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黄沙岭的形成或扩大，始于唐朝以后，盛于明朝。为什么会始于唐朝以后？这和黄河的

沙量有密切关系。因为到了唐朝以后，森林、草地遭到剧烈破坏，灌溉事业废弛，黄河所含泥沙自然跟着增多。黄河流出禹门口，到了本地区以后，地形突然开阔坦荡，水面增广，坡度大减，水流缓慢，大量的泥沙便淤积下来。到了冬春，水落沙露，猛烈的西北风从禹门口经常吹来，沉积的泥沙干燥以后，随风飞舞，堆积到黄河东岸，便形成了沙丘滚滚的黄沙岭。葫芦滩地在李唐时代是黄河的重要渡口所在地，驻有重兵把守。当时的双营镇，据说有七条大街，数百户人家。双营镇的四周分布着将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村落，③后来由于黄河主溜部位时而偏东，时而偏西，渡口他迁；同时，由于泥沙淤积过甚，主溜河床提高，一遇夏秋洪水暴涨，庄稼没有成熟即被漂没，居民便逐渐转移到别处去了。据调查，今河津县三迁庄、东窑头、西窑头、峻岭、太阳、吴家关等村的许姓、柴姓、吕姓、周姓人家，都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因黄河水涨，洲滩淹没，由葫芦滩迁移来的。清末民初，定居人家虽寥寥无几，但水退滩露时期，河津、荣河（现归并万荣）、韩城县劳动人民仍有不少远从数十里以外前来耕种。由于田界淹没和统治阶级挑拨离间，时常发生争地纠纷。④再加上闫锡山统治时期民不聊生，也影响了滩地耕作。从以上可以看出，葫芦滩地原是一片可耕之地。黄河主溜部位东西移动和泥沙淤积虽然是促使它荒废的原因，然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挑拨，使劳动人民不能很好的利用，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最后再说汾河河槽区的蜕化。古冀国的都城冀亭、祖乙迁耿的耿城、战国时代的古皮氏城、汉朝时期修建的汾阴城和后土祠，都在汾河河槽区。足证当时的汾河槽决不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唐在汾河两岸修十石垆渠，亩产十石，也说明了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的。明朝薛瑄的《汾上春行》诗里说：“清风信马踏春酣，汀草萋萋陇麦胼，正是暧风鸣鸟日，水村花坞似江南。”①文人的笔下，虽免不了夸张，但是陇麦、水村、花坞确是事实，这表明当时的汾河槽是相当富足的。关于汾河泛滥并形成灾害的记载很多。“祖乙圮于耿”，“元皇庆初，旧县为河所圮”②都是被汾河泛滥冲毁了的。“夏秋水势独大，两岸滩田每当成熟之日骤被漂没”③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因为流经本地区的一段汾河，曲流特多，河水大的时候，尤其当黄河水量大的时候，受到顶托，排泄不便，很容易泛滥两岸，形成水灾。但当水退之后，土地依然可以耕种。土壤的盐渍化问题，历史上没有见到记载。据乡人传说，土壤泛碱是最近一，二百年的现象，而且是“一阵好，一阵坏。"

“一阵好，一阵坏”的现象和汾河泛滥有关系。因为每泛滥一次，既有沉碱，又沉积了一层冲积土压碱。比如1929年汾河泛滥之后，出现了好转现象，麦子亩产一百五、六十斤，棉花亩产一百二、三十斤。七、八年以后，盐碱外露，又一年一年的坏起来了。1943年汾河又一次泛滥，土壤好转，但不几年又转坏了。汾河槽的土壤为什么会盐渍化？也许和耕作制度有关，但主要的是地下水位提高。河津县治西南三里许有一口古井，据说是光绪年间开凿的。当时，水面离井口约五、六米，现当春季干燥时期只有二米左右，夏秋季节，几伸手可及水面。地下水位提高的原因，当然和断层下陷有关系，但这一因素决不会变化如此迅速。拙意以为还是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淤积，禹门口以下的黄河床提高，汾河水排泄不便，而提高了汾河槽地区的水位。到了解放前夕，这块古老的耕作区，汉唐时代的粮仓，竟蜕化成饥饉连年的灾荒区。蜕化的原因虽多种多样，总起来说有两大类：自然的和社会的；但归根到底还是唐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造成的。唐朝及其以前耕作条件所以比较好，一方面由于那时候森林、草原还没有全被破坏，水土流失，山洪暴发，河流含沙量并不严重；另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候的黄河流域，尤其中游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所在，统治阶级为了剥削，也还肯注意农田水利的兴修。唐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封建王朝受到东南财富的吸引，对于农田水利便不象以前那样重视了。加上唐以后数度论为战场，和植被严重破坏，促使耕作条件迅速蜕化。直到解放以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劳

动人民开展了植树造林、挖渠打井、修坊培埂、改良盐碱土等一系列的改造工程，蜕化的趋势才有了初步好转。

结束语

从以上历史地理事实可以看出，本地区农业生产的盛衰，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农田水利的发达与否，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本区西临黄河，汾河中贯，南北山麓，泉水潺潺，水源是丰富的。汉唐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农田水利事业虽昙花一现，但毕竟限于封建社会制度，不久便衰退了。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才有可能让丰富的水源为农业生产服务。解放后修建的二机台等引黄河水灌溉南、北高（平）原的水利工程，已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规模太小，今后应当建立强大的发电站，加强汲水量，让南、北高(平)原的农田都得到灌溉之利。南、北山麓的泉水是丰富的。只因解放前统治阶级不加治理，泉水被砂砾掩埋。大跃进的1958年，万荣县的劳动人民在狐山脚下掘出了二十多个泉眼，而随着找泉、修渠、蓄水运动的继续开展定能做到“水无涓滴不为用。″

从以上历史地理事实还可以看出，本区耕作条件的蜕化和黄河有密切关系。党提出“根治黄河水害，发展黄河水利”的伟大规划，具体到本地区也是非常适当的。因此，改造本区耕作条件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以治黄规划为纲；本局部配合整体，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精神进行工作。古老的耕作区，将成为现代化的大农场。汉唐时期的粮仓，将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棉麦基地之一。这是一幅光辉的前景，而且为时不远定要实现。二十多万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正在为实现这幅光辉的前景而战斗！

(本文承河津中学一部分师生提供材料、河津文史馆个别同志提供意见和山西大学地理系宋云辉同志绘图，谨致谢意。)

文字:张崇发

照片:李思殿、张崇发、网络

制作:张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