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的强大朋友圈有感

天山雪莲

　　朋友不在多，在于交心。人过之天命逐渐懂得取舍。闲时看书，读到苏轼的朋友圈到底有多强大，不禁感慨！

是呀，在宋朝的文人中，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结交朋友最多的人。他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一视同仁，倾心待之。

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有他待之为友，和待他为友的人。但是“相遇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很多至交好友，随着人世变迁，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终至消失。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终究难敌岁月消磨。人生总无常，无论是谁，都只能陪你一程。

际遇不同，不必相伴。

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故乡》，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两个人年纪相仿，闰土管他叫“迅哥儿”，带他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三十年后，再次重逢。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老爷”。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

岁月在变迁，我们都在变化。曾经的朋友，曾经的友情，也会一点点模糊掉。曾经的“拖家带口来相见”，慢慢就变成“渐行渐远渐无书”。

苏轼和沈括也是这样。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上班，谈论诗文，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变法。两人的生活轨迹南辕北辙。沈括在京城，深受王安石器重，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富国强兵。苏轼在地方目睹民生艰难，到处讲新法的弊端。沈括去杭州巡查，看望苏轼。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年好友，与他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自己讽刺新法的诗，也都拿给他看。

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沈括是新法的先锋，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身份已然对立，好友变成了敌人。回京之后，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上告朝廷。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苏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几乎丢掉性命。而沈括这位大科学家，也留下了一生的污点。

后来新党倒台，苏轼路过润州，沈括心中有愧，亲自接待，以延州石墨相赠。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字里行间客气异常，早已没了当年的亲密。

人是一种环境动物。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境遇，塑造着不同的人。当我们在时间线上分开，彼此踏上不同的旅程。不同的际遇镂刻着不同的人生。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很多时候，这一刻，就是友情的终点。

三观不同，不必相融。

我们总说三观不同。到底何谓三观不同？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不同。你站在良知一边，他站在赢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你努力是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为做人上人 ，这是人生观不同。夏虫不可语冰，三观不同的人，连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况是做朋友呢？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锄草。看到地上的金子，华歆高兴地去捡，管宁不为所动，继续除草。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管宁割席”的由来。

志同为朋，道合为友，三观契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一旦三观产生差异，再也无法相融。

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事。”言笑无忌，其乐融融。然而时移势迁，两个曾经的知己，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而且他生性淡泊，对官位也没有那么大的热心。章惇不然，为了权位，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苏轼无法接受，与弟弟苏辙一起把章惇逐出朝堂。

后来旧党倒台，章惇得势，登上宰相宝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一次次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三观契合，哪怕是相隔千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当三观不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匆匆岁月，各奔前程。

量交之友，不必请进生命。

刘峻在《广绝交论》中说：“谋而后动，毫芒寡忒，是曰量交。”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这就是量交。你有利用价值时候，他是你最亲密的伙伴。一旦失去价值，你就是他交易的筹码。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入仕之后又都在凤翔任职。张璪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年纪轻轻扬名京城，人脉很广，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于是刻意结交苏轼。苏轼为人耿直，官场上、生活上都不太明白，张璪对他多加照顾。苏轼与陈希亮不和，张璪居中帮他化解冲突。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稼说》送给他，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张璪回京之后，借着新法的东风，左右逢源，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

元丰二年，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阻碍了他的仕途，威胁到了他的官位。他烧掉了《稼说》，并亲手设计了“乌台诗案”，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张璪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古人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而非利益。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

苏轼还有个同僚叫赵君锡。

苏轼刚入政坛，高太后对苏轼恩礼有加。赵君锡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于是到处夸赞苏轼，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他自己也顺势高升。几年之后，风向有变，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他迅速改换门庭，为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苏轼信任他，托他办事，他转身就把苏轼卖了。后来更是亲自上阵，攻击苏轼，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

曾国藩说：与好利者共事则已必受累。和喜欢利益的人交朋友，一定会被牵累。他们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朋友。

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写道：“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要早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

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

人来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缘分使然。人这一辈子，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如果注定要走散，不如心怀感恩，不负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