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

秋月

三婶太寂寞了，多年来，她孤身一人。三婶常年住在我们家院子下面的一排窑洞里，院里住的几家人先后有了新地方都搬出去了，一字排开的五个旧窑洞仅住她一个人。我们的院子是三婶家的窑顶。闲暇时，三婶每天不止一次会来我们家里串门聊天，我们院子里的人和三婶熟的如同一家人。

从外表看来，三婶是个不太讲究的人。个子低，肤色黝黑，圆脸大眼，花白的头发总是盘在后脑勺，别着一个椭圆形大黑发卡。身着农村老妇人那个时代穿的偏襟旧黑上衣，中式大裆裤子的白裤腰常会露出两三寸宽的白道，成了全身黑的一个亮点。短腿的三婶走路的特点是鞋底几乎不离着地，人没看到时就能听出她走路的声音来。

三婶善良、朴实、开朗、健谈，每天看起来总是乐呵呵的。听三婶说，她十六七岁时嫁给了我远房的三叔。娘家在东面紧临黄河岸边的山里，有二十余里山路。三叔家境贫寒，但三婶和三叔很能合得来。三十年代，正值兵荒马乱，三叔家里有兄弟三个，两个哥哥结婚成家后都有了多个孩子。三叔结婚不久，三婶还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女。那年遇到征兵，按当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兵役法，父母让三叔当了红军。谁知，还不到二十岁的三叔这一走，再也没有了音信。三婶在家苦苦等待着、牵挂着前线的三叔。三年、五年、十几年过去了，当兵的三叔还是没有回来。那些年里，性格刚强的三婶，在孤寂无助中，十分思念丈夫，整日以泪洗面。

三婶知道，当年和三叔一起当兵出去的人，经过九死一生的战争考验，到建国后，活下来当兵人大都立功受奖，提干授衔。可三婶再也没有等来三叔的一点儿消息，三叔好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三婶也知道，当兵打仗牺牲在战场上的人村里也有，但他们的家里人都能知道打仗未归的亲人牺牲在何时何地。像三叔这样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在人间蒸发了一样的，周边村子里还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三叔阵亡的确切证据，三婶也自然不是烈士家属，国家给三婶没有任何抚恤金。然而，人们都能看得出来，三婶心里永远有一个在外出去当红军的丈夫，那份红军家属的自豪感伴随了三婶一生。她像战士坚守阵地一样，就这样熬着，盼着，几十年始终不愿离开三叔的这个破旧不堪的家。

儿时的我记得在六十年代，三婶常常端着饭碗来我们的院子里串门，吃完饭的碗放在院子的磨盘上，三婶便会给孩子们说古道今，她讲旧社会穷人的苦，也说新社会的好。看得出她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给孩子们更多地讲现在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大家都有土地种，有吃有穿。三婶还说，以后人们都会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幸福生活。坐在炕上还能看北京城的毛主席哩。”三婶说得一套一套的，孩子们听的还是半信半疑。有时说到从前的事，三婶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过去的红歌来：

“太阳出来满山红，受苦人盼的是毛泽东。。。。。。”

“鸡娃子的个叫来狗娃子咬

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哟回来哟嗬了。。。。。。

你当你那红军呀我劳那个动

咱二人的那一心一意闹那个革命。。。。。。”

三婶唱着唱着总会溢出满眼的泪水。

三婶虽是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妇女，但她思想先进，思维敏捷，极易接受新事物。在集体化年代里，三婶常会被村里选为贫农代表，去公社和县里参加一些会议。每次回来，她都激情满怀地当起了村里的义务宣传员，给村里人讲上面的新政策新举措，还有她知道的新人新事。

三婶大公无私，关心集体是人所皆知的。那时，在生产队里她已有一大把年龄了，还当起了生产小队的妇女队长。凡是队里劳动、开会等集体活动，她除自己带头积极参加外，还经常动员其她妇女参加。遇到损害集体利益的，特别是偷盗队里东西的人，她总会当面阻止，从不留情。那时，到了夏秋季节，园子里集体的一大片红枣树红到了树梢，让去沟里挑水的人看了都眼馋。有人便会乘机偷摘队里的红枣。三婶住得离园子最近，还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哪个偷队里红枣的人都难逃出三婶的火眼金睛。

三婶也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点事，三婶总会去关心和帮助。有年夏天几岁的堂哥被蝎子蛰了，痛的大声哭闹，家里人谁也没有一点办法。住在院子下面的三婶上来了，用沾水的肥皂在红肿处反复摸揉后，又用冷水毛巾敷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蝎子蛰了手拨拉。。。”一会儿，堂哥的哭声没有了。

那时村里人多，事也杂，村里的大人孩子有病，夫妻吵架，邻居不和，凡谁家有了急事难事，三婶会出现在面前，评公道，讲理性，用她独特的方法开导与化解矛盾。有时遇到悲伤的事，三婶也会和当事人一样泪流满面地哭起来。

五十年代初，有一个李姓的男人进了三婶的家（村里人叫他李功）。李功的家在黄河的对岸，是个老实巴交、厚道善良的农民，他个子不高，驼背，眼睛常像兔子一样红红的。他与三婶共同生活了几年，两人生下了宝与虎两个儿子。几年后，李功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回了黄河对岸的家。此后，三婶依然过起她一个人的独居生活。其实，三婶并不是铁石心肠，她只是不愿离开三叔的这个家。孩子不在身边，三婶常惦记着他们，也不时会去看他们。平时有了好吃的总给她的宝儿和虎儿留着。

有一年，三婶家的梨树结了一些好吃的大梨子。秋天，三婶把摘下的梨精心存放在院子下面的土窖里。那时，村里的所有小孩子都饿得慌，刨开三婶家的土窖，吃完了她存放的梨子。三婶发现后，生气地在村里大骂，还找上偷梨孩子的大人，说这些梨是她特意留给儿子治咳嗽用的，说着说着三婶哭了。几家大人们商量后要给三婶一起赔钱，让她给儿子在集市上再买些梨，三婶还是执意不要赔的钱。

三婶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过到六十年代。

那年，公社来了一个身材高大，脸上布满木刻般的皱纹，但精神矍铄的冯姓老红军。他与三叔一样，是在三十年代就出去当兵打仗的军人。出生入死几十年，在解放前，被部队提拔为师级军官。据说在一次战斗后，不知何故失去了家中的妻儿。此后，冯老神经失常了。在部队疗养多年后生活还能自理。部队这年将冯老安排在公社。他是老红军，是大功臣，在公社里不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上面只要求地方照顾好冯老的一切。

冯老戎马一生，为人耿直，生活俭朴，是一位特别受人尊敬的老红军。

文革前的那年，冯老走进三婶破旧的家。红军“遗孀”和老军人在一起（村里人都认为三叔是阵亡而没有被找到的烈士），日子过得还是那么俭朴。冯老工资待遇很高，但他生活节俭到从不愿意多花一分钱，他常会把自己存的钱接济给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老俩口吃的依然是粗茶淡饭，穿的还是一身破旧布衣。

老两口志同道合的日子过得和谐而安稳。三婶同过去一样做着她想做的事。冯老走村串户当起了义务理发员，只要有人需要理发，冯老就带着自己的理发工具随时随地免费服务。冯老还有杀猪宰羊的技术，逢年过节给村里人义务帮忙。但他帮人做好事，做完即走，从不接受人们对他的回馈。时间长了，村里人也都习惯了他的这种无偿服务。有时，冯老还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但他的劳动是随意的，来去完全自由。

在冯老七十多岁时，还给多子女的堂哥抚养一个小女孩，吃喝拉撒全由他独自承担，老年的他用自己的全部爱抚养了这个孩子，直至孩子上学。

平日里，冯老很少与人说话，但人们常见他独自站在院子外硷畔上，静静地向远方凝神看望很久很久。每到此时，村里的人谁也不去打扰他。也许这时的他想到了战火连天的过去，想起失去生命的妻儿。。。。。。

九十年代初，七十多岁的三婶身体远不及从前了，她腿脚不便，视力越来越差，很少能走出自己的家门，生活难以自理。她的两个儿子，多次要接她回去，可固执的三婶依旧守着三叔的那个家。

那年春天，三婶做饭时，柴火从灶火口掉出来，燃着了她的棉裤，目光呆滞的三婶没有一点觉察，当身上衣服全燃着时，奄奄一息的她已经无法自救。村里人把昏迷的三婶送到离家二里路的公社医院，但为时已晚。

在家里苦苦等了六十多年三叔的三婶就这样永远地走了。三婶走后，孤寂的冯老被侄儿接回了他的老家。

从此以后，属于三叔的那个窑洞再也没有人居住了。

人不是生来就伟大，而是平凡中见伟大。三婶、三叔和冯老都应该属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