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3

程利群

記憶～～3

差别

说到读书，几乎每个人有相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故事。

宋埠镇西门饭店街相邻的程家墩，算得上是举水河与刘杰士河冲积平原的“小汉口”的近郊。在五、六十年代，与宋埠镇街上相距不到一里，但在读书上是有很大的差距。

宋埠镇实验小学是当时麻城县仅有的两个实验小学之一。（另为县城的城关镇实验小学）

我小时有时路过该小学时，从不敢进校门，只是在外探头窥视片刻，怕被人训斥，对这所学校心里给予了许多美好的想象。

我们垸里与我年龄相近的有20余人，好像只有不到5人在此校读书，其中自家的堂弟：名：兴顺就读于该校。（其实他家兄妹六个，只有排行三的他就读该校）可见叔父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

终于在一次暑假有机会和堂弟一起进入这所在我认为“殿堂”般的学校，教室是一排排的、宽大的体育场（那时未铺水泥），栽种了绿化带、有黑板报（未见过，后知道的）。教室窗明亮洁，一排排条桌和板凳有序，心里有作梦般地羡慕。

那时我们垸大部分孩子就读于离垸子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农村小学。该校开始没有正式校名，先在何家祠堂、后杨泗庙小学，最后正式名为：李胜小学

我与这所小学是有“缘”的。我小时无人带，大哥就经常带（或背着）我上学，由于那时称为何家祠堂小学，学校是自备桌、椅、板凳。

自备的“桌子”有椅子没有靠背、有大板椅没靠背、也有条桌、条柜，高低、宽窄不等；座的就五花八门，由于“桌子”的原因，凳子高矮、宽窄也不等；过矮的用厚实的“青砖”当凳子，天凉时垫上破布等。

大哥带我到学校，上课时他把我放在没靠背的板椅下面，时而在板椅下睡着了。久之，垸里的大人开玩笑，说我是“祠堂的儿子”，言下之意，把学校当成了“家”一样。

用现在的话，学校间的“硬”件有差距；那么“软”件又如何？在小学读书时也为儿时，在我就读李胜小学时，同学间没有什么好玩的，比较盛行的是用木板自制的乒乓球拍，在学校唯一的一个“乒乓球桌”排队，“六个球淘汰”规则打乒乓球。

唯一的一个篮球是由带体育的老师保管，只有体育课时“抱着球跑”。

这时，堂弟：兴顺常常有弹的钢珠、把废电池灌盐水，把电池装在一个小木盒，用手电筒的灯泡前后接通，在玻璃片上用毛笔画上图片，放幻灯片、“扇”“洋人牌”等等，玩的“花样”和“品种”明显多于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软”的差距。

1969年的9月份，因文化大革命停课的学校恢复，按照年龄和文化大革命停课时推算，我该上初中了。

初中开学了，喜悦心情的我发现学校的同学绝大多数为宋埠镇实验小学来的学生。虽然我现在与他们共处在相同条件的学校，但我认为（现在的说法）他们的知识面要宽些、兴趣广泛些，如拉二胡、京胡、手风琴、吹笛子、吹口琴等等；打乒乓球、蓝球的水平在当时有大开眼界的感觉。

由班主任老师推荐，同学们选我为斑长。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当有“最高”或“最新”指示发表时，学校是要组织游行庆祝，作为班长要带头领呼庆祝的口号，但我没有这个胆量和表达能力，正在节骨眼上，一位同学高呼口号接了上去。这是见识和素质上的差距。

由于我读小学四年级后因黄胆肝炎休学、后文化大革命停课的原因，实际上是小学四年级后读初中，进校后，我深感数学、化学、英语等跟不上，（语文因我断断续续地看我大哥、二哥的初中的语文书，语文还可以）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我告诉班主任老师其原因：小学只读了四年，通分、约分、公约数都搞不懂，能跟上就算不错的了。从实验小学来的同学功底扎实，尤为有几位同学，数学一点就通、英语一教就会。佩服！我则受限于小学未读完的“瓶颈”。

一晃一年半了，按照要求，我们班要进入高中，那么我只有一年半的初中的学习生活。

由于当时的政策高中不能考大学，初、高中后（城镇户口）要“上山下乡”，农村户口回乡劳动。上大学是通过“上山下乡”和回乡劳动的表现，由当地“推荐”上大学。

读下去受限于成绩基础的“瓶颈”；回乡劳动靠表现好获得“推荐”只能是梦想，因我大哥、二哥参加工作就有一定的“照顾”性。在这进退两难时，母亲也在不地“唠叨”（与我年龄相近的都在挣工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自愿；又不得以的离开了学校。

小学读了四年、初中一年半，没有一张“毕业证”，如果凭“证”我算是什么教育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各自不完全相同的处境，其经历是有差距、其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在后续的四十余年的工作中，虽从名“临时操作工”到供销，后较长时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深感受限于这个“瓶颈”和太短的无“证”学习期的“羁绊”。

六旬后，时尔回想起这些“差别”，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自身努力的欠缺性，应证了“少壮不努力”，老来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