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刘正重）

法泉酒仙

父亲生于一九一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二零零六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母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卒于二零零六年农历正月初八日。二零一五年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编写了一本纪念文集，今年是母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借此机会，我把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有关父母的事迹整理成篇，以纪念二老的在天之灵。

父母出生的那个年代正值军阀混战，海原大地震和多年旱灾使得靖远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父亲七岁丧父，兄妹九人，由奶奶拉扯成人。在爷爷过世后由于当时家境困难，父亲兄弟小的时候就给永新二队附近的有钱人家打短工，稍大一点拉长工。父亲十四五岁就跟上四伯父六伯父干活“赶场子”，夏收前去沿河割烟，夏收开始给地主家拔麦子，从沿河到川里再到山上，一直干到秋收结束。四伯父拔麦子在北八乡是小有名气的，拔的非常快，他给地主家干活是“雁头”，挣双份工资。父亲小时候给地主放羊、放牲口、犁地、打碾粮食，农活没有难住他的。在民国十八年前后，父亲也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吃过榆树皮、苦子蔓根，在当时苦菜、蒲公英都是最好的食材。随着父亲弟兄年龄的增长，加上奶奶对家庭管理有方，家庭生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慢慢好了起来，并在东升二队新寨柯村买了一些地拉“吊庄子”。直到一九四八年父亲和二伯父、四伯父才到东升乡二队定居下来。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我的奶奶，她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我爷爷去世以后九个孩子当时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九个月，她当家做主把九个孩子拉扯成人，娶了八个儿媳妇、三个孙媳妇，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她管理的井井有条，而且日子过的一年比一年好。没有给儿子分过家，都是由“拉吊庄”自然定居分开的。是奶奶培养了她的儿子儿媳们崇宗敬祖，和睦邻里，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良好家风。这些好的家风在父亲兄弟和母亲妯娌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几个伯父以及父亲的吃苦耐劳和几个伯母以及母亲的勤俭持家是远近闻名的。

听母亲讲，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陕甘宁地区大旱，母亲七岁跟随我的姥姥、我大舅大舅妈(我的堂姑)、我的小姨、还有我的三爷三奶领着我的双胞胎叔父（我三爷和我的姥姥当时就是两亲家），九人一起逃荒要饭。从当时的论古(现在的永新）武家园社出发，一路沿门乞讨到大芦、河畔、郭城、榆中的贡井、金家崖等地，后又到会宁的四房吴任家岔、湾老社。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乞讨路上我的堂姑也就是大舅妈患病，加上两个叔父年龄太小照顾不过来，据母亲讲两位叔父穿粗布做的又破又硬的衣服，把腿上的肉都磨烂了。恰遇湾老社一姓刘的人家，看到这九人实在可怜就商量把我最小的叔父由他抚养，并给三爷三个银元接济给我舅妈看病。他们边治病边乞讨，到了西吉县平峰镇，舅妈的病不见好转，又没钱买药，姥姥只得把我小姨卖给一家姓马的回民，又得到几个银元。据母亲回忆卖掉小姨的那天早上他们七人是偷偷走的，小姨发现后哭着闹着喊妈妈，但生活所迫他们还是“狠心”地离开了。就这样他们一路讨要，从出发时的九人，走着走着成了七人，两亲家一个送儿，一个卖女，可怜至极。当时他们乞讨背着一个二号砂锅，一个瓦罐，两个碗，砂锅是用来做饭的，瓦罐是用来打水的。讨上熟食直接吃了，讨上生的还要弄熟吃，仅有四个灶具，艰难程度不言而喻。乞讨一年多回来以后一直没有找过我的叔父和小姨。直到一九六九年西吉县平峰镇我姨兄当兵填履历表，姨兄问母亲人家都有舅舅，我舅舅是谁家，小姨才根据当时的模糊记忆，叫人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是我三个舅舅的小名，地址是靖远县论古乡武家园社，当时永新乡邮政所一位赵姓的送信人，刚好认识我的舅舅并且知道小名，算是把信送到了。收到信以后舅舅知道小姨还在人世，就派表兄路志智弟兄两人沿当年乞讨路线，先到四房吴湾老社找到我的叔父也就是他俩的舅舅，后又到平峰镇找到了他的小姑，回来以后二舅赶着驴车去西吉县认妹妹，并接回到武家园给我小姨买了新衣服，就当重新出嫁了一回。小姨在马家也人丁兴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姨和姨兄也来过东升二队看母亲，每次来都背着锅自己做饭，因为他们回民不吃我们做的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和正旭二哥去看过小姨。知道叔父在世，父亲和另一个双胞胎叔父二人于一九七O年春去会宁四房吴寻弟，四十年后兄弟相见，场面可想而知，当时湾老社生活条件还不如二队，随后又把叔父的二儿子发银一家迁到二队，现在又迁到了兴堡川。叔父生七男二女，人丁兴旺生活也算富裕。

父母的一生是崇宗敬祖的一生。奶奶晚年是父母亲侍候的，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没有什么记忆，但我能肯定父母亲对奶奶一定是很孝顺的。父亲对先祖是很重视的，父亲年轻时每逢清明或农历腊月都要去石门硝水上老坟，后来因年岁大走路不方便，但每年清明或春节前要派哥哥和堂兄一起去石门上坟祭祖。父亲每年上坟都要亲自拓一些冥币，裁的整整齐齐。农村有春节前上坟的习惯，奶奶坟在二队山上，父亲在二队住的时候每年都要亲自去给奶奶上坟，那时没有条件买水果，但每次上坟母亲都会精心准备盘、炒肉、茶等。每年除夕晚上给先祖拜年叩头，父亲是必叩的，二队庄里有我几个叔父来家里拜年，给先人叩的第一个头父亲是必陪的。父母亲常说敬先人孝父母永远是不会吃亏的。

父母的一生亲仁善邻的一生。父母亲从我记事起很少与邻居发生口舌，母亲幼年跟姥姥学会了针灸技术，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她的手艺派上了大用场，谁家女人、小孩有病，母亲从不推辞随叫随到，给妇女灸月子病，给小孩扎马牙，给感冒一时不好的病人用黄蒿水洗等，从不记报酬。父亲手艺更多，铁匠、皮匠、木匠样样都会。除农业行外，会做针线还会一些简单的急救，谁身上什么地方受了刀伤或者碰破了，那时医院远且行动不便，父亲便把冷水噙在口中吹伤口止血；谁被狗咬了父亲把驴粪蛋放在狗咬的伤口上再用斧头脑儿在上面揉，伤口也就好了。当时的土办法用现在的医学也没办法解释，伤口不但没感染而且还好的快。

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女关心无比，从没有让我们挨饿受冻或者穿的破烂不整齐，即便是补丁衣服也是洗得干干净净，有好吃的她就要让儿孙们每人吃上一点。记得那时侯母亲锁的柜子里面有纸糊的盆子，放着核桃、枣子、梨，如果要吃她老人家会把梨按人头切成小块一人一块，核桃和枣子那时侯是不能吃的，只能当用物了。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以前，家族只要有人来找吃的，父母亲没多有少总要接济一些帮助度过灾年。村子里来了乞讨的到门上，父母总是要给上一点，幼年的经历使他们深知乞讨的苦楚。父母亲特别关心自己的兄弟姊妹侄儿侄女，只要有需求必须尽自己能力办到。住在五合乡柳沟村的远房侄儿侄孙，有时到二对供销点买日用品来家里，父母亲不嫌麻烦总要让他们吃过饭后才准回去。姑姑嫁给二队，和我们一个村子，只要家里做了好吃的必须叫姑姑、姑夫来吃，每年春节二队村有一个习惯就是从初二开始叫村里老人以及在外工作的吃年饭。姑姑姑夫是必叫的，有时还让我们套上架子车去接姑姑姑夫。邻居姓张的俩口子由于是地主成份在庄子里受一些人的欺负，父母亲对他们是特别好的，我们以五爸五妈称呼，经常来家里吃饭喝罐罐茶。据父亲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永新的叔父被抓了壮丁，父亲在二队听到后一直追到靖远县城东门上驻军的地方，看到叔父衣衫褴褛，且衣服上虱子多，就将自已身上的缠腰袈袈子脱给了兄弟，并给了身上仅有的两个银元。解放后叔父当兵回来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叔父有个特殊手艺，家里要是有事要用，叔父随叫随到。父母亲一生的仁慈在村子里面有目共睹，记得村子一户人家闹矛盾，他儿子哭着喊“我的个爸和妈，你们咋不象***的爸和妈呀？”

父母的一生是勤俭持家的一生。艰苦的生活炼就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和谋生的本领，不论是农活还是针线活以及农具制造等没有难住父亲的，甚至锅破了父亲也能钉上继续使用。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经常帮邻居钉锅补锅，为附近村庄的人熟羊皮缝皮袄、捻线织口袋、制作农具，父亲做的农具使用起来顺手省力。生产队时参加劳动，好多社员都喜欢用父亲制作的农具，犁、铁锨、木锨、木钗、榔头等。

父母亲由于是挨过饿受过饥寒的人，对粮食的爱惜自然不用说。父母亲把家里的一切也操持的有头有绪，他们常说“男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不怕耙耙没齿齿，就怕匣匣没底底。”还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时在二队庄子里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算是好的了。家里的余粮在当时也算多的了，房后面的窑里麦子糜子装的满满的，还不算豆类等杂粮。记得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年，天发暴雨，从老鼠洞里灌进了水，把窑里糜子弄湿了，拿出来晾晒，一百多平米的院子晾了厚厚一层，村里看见的人都非常吃惊。能贮藏那么多粮食除了节俭而外还要感谢自留地的那块坝地和房后面的自留地，光那块4亩多的坝地其中有一年糜子打了十八口袋，父亲当时感叹地说“这块地真养人”。父母亲一辈子农民，对耕地是有感情的，父亲犁地从不穿鞋，边犁还要用脚踩碎犁起的大土块，并且拣掉地里的草根，如果是冰草根还要拣回家用来搓绳。

那时生产队靠记工分分配，母亲一双小脚还要参加劳动，如果是薅地、搞夏秋收，母亲只能跪在地里干活，她老人家给膝盖上绑着一片帆布怕磨破了裤子。白天参加劳动挣工分，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母亲教会几位姐姐精于女工，做饭、做鞋、做衣服、剪纸窗花，农村女活是挡不住几位姐姐的。我和三哥、正亮、小妹没有少穿几位姐姐做的鞋，那时我们弟兄小的三个和妹妹每年过年都有新鞋和新衣服穿，能高高兴兴地过个年。

父母亲经营家庭上的精打细算，不管是吃粮吃水吃菜都一样。二队缺水，夏天只要看天要下雨，装窖的水路必须要扫干净的，那时庄子附近的路经常被我和三哥、正亮几个扫的干干净净。冬天只要下雪，房顶上、院子里、路上的雪必须要扫的装到窖里。家里院子旁有一块菜地，那里每年白菜、萝卜、葱、蒜、葫芦、韭菜样样都有，雨水好了还可以分给邻居亲戚们一些。

父母亲对家务的安排更是井井有条，一年四季只要下雪下雨不能干生产队的活，家里的活父母亲会早早安排好，搓绳、编背斗、撕毛、打褙子、捻线、扎笤帚、拔席子、打地埂从不让你闲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中午饭大部分在糁饭里和着洋芋或者玉米粒，晚上的面饭也一样，有时候不和父亲就会问母亲是不是又忘了，其实母亲想让我们偶尔吃顿纯糁饭是有意不和的，除非是家里来亲戚母亲才会不和洋芋的。在那个衣食匮乏的的年代，蒸的馍馍经常是黑白相间的，那时候吃一顿像现在的饭或者是纯白面馍馍除非过节或者来亲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年年天旱吃供应粮，为了补贴粮食短缺，每到秋季地里绵蓬黄了，我和三哥、正亮放学就去拾绵蓬，把籽捶下来炒熟磨上当炒面吃，当时应该家里有粮吃，但父母亲也要这样做。他们的理念是“家有存粮，心里不慌”，因为小时候把人饿怕了，家里必须存够全家人吃三年的食粮，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兴电上水后家里从二队搬到墩墩屲。

改革开放前家里经常缺这少那，免不了借别人家的。父母亲一直信奉随借随还，低借高还，再借不难。如果借的是钱，父母亲一直是只要有了抓紧还给人家，总怕长期不还人家惦记，从而使自己失去信誉。借的东西如果一时还不上，父母亲就要亲自说明原因。

父母的一生精于农耕的一生。父母及其长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加之父母幼年忍饥挨饿，所以对土地都非常重视，精于操作。二队属二阴田地，在生产队时父亲经常指导队里的生产，队长经常请教父亲。那时侯有自留地，父亲对自留地更是精耕细作，家里有一块地能浇上雨水，只要下雨有水流，我们必须去堵水浇地，所以那块地年年高产。父亲还懂得科学种田，等粮食熟了，拣长的高的穗大的另收作为籽种，同时还经常与黄河灌区兑换籽种。在农业行道父亲算是行家里手，不管是土地轮作还是犁种收碾，父亲都是高手，所以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年年基本上参加各生产队夏秋粮估产活动。农具制作一样都难不住父亲，农具使用父亲要求用完后必须擦干净，生怕泥土沾上生锈，影响使用效率。摞麦垛是个技术活，要是摞不好，遇到下雨天，雨水流下去麦子就坏了、出芽了，特别比较大的垛，二队全庄人会弄的也就三四人，父亲就是其中一人。打水窖、箍窑也是技术活父亲都会。父亲重视积肥，真正做到了勤积肥、多打粮，那时很少有化肥，自留地的高产与积肥是分不开的。

父母亲一直很爱惜农本，那时犁地靠畜力，父亲犁地来去不论是老桄子还是步犁都是自己扛着。家里养的驴，父母亲一直都是精心饲养，草要铡碎了喂牲畜，他们深知“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每逢过春节除夕那天，父母一定会给牲畜给些好的料也让过个年。家里养的草驴下个骡子交给生产队，生产队补助八百元补贴家用，那时的八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都不止。父亲对农时把握的很好，他熟知很多适合二阴地的农谚顺口溜：“立夏高山糜，小满透土皮”、“杏黄的麦子，白肚的豌豆，带花的荞”、“麦见芒，四十五天拉上场”、“虎口夺粮”、“人老一年，麦黄一时”、“麦死中伏”、“伏里的雨，锅里的米”、“清明前后，点瓜种豆”、“麦三十，豆八颗，好死的扁豆三两颗”、“针扎的胡麻，卧牛的谷”、“九尽加一九，耧铧满地走”、“歇地犁三遍，天旱也吃饭”，这些顺口溜也是父亲农业生产的依据。父亲从不误农时，每年开耧时都要蒸上盘馒头到地里上香化表祷告一下，以求庄稼丰收。庄稼只要熟了，父亲一直是即熟即收。记得一九七八年七月份自留地的麦子熟了，早上父亲让三哥给队里请假拔自留地的麦子，还没来得及结果下午一场冰雹全打没了，把父亲心疼的睡了一下午。一九八五年暑假，我回家帮收碑子湾种的甘麦十二号，下午去拔有点绿，早早回家了，父亲问咋来的这么早，三哥说还有点绿，结果等第二天早上去拔麦子时已经掉粒了。

父母亲的一生是重视读书的一生。父母亲都没读过书，但是父亲自学却认了很多字，能看戏剧本和小说。父亲很爱秦腔，时不时也能唱上几句，在父亲的影响下几个哥哥和姐姐妹妹都上台演过秦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奶奶也爱秦腔，家里的堂屋曾当过练戏的台子，演员练戏让奶奶看。虽然父母亲没上过学，但深知读书之重要。父亲在刚移居二队村子的时侯，村子里没有读过书的人，每年过春节写春联一直要拿到二十里外的磁窑去请人写。有一年临近春节大雪封路，姓李的两户人家由于提前没去磁窑写春联，只得用锅底的锅墨子抹在小碗口上，给红纸上印上几个黑圈，也算是春联了。母亲虽不识字，但她懂的道理比读过书的人懂的都清楚。我们弟兄五人，大哥因条件所限小学毕业，培训学习加上自学成为赤脚医生；二哥高中毕业，后取得本科文凭成为中学高级教师；三哥初中毕业，由于家里人口多缺劳力等原因没能继续上学；我和正亮高中毕业后上靖远师范，后分别取得本科文凭；我的四个姐姐和妹妹不知为什么都没怎么读书。现在父母的后裔大专以上学历72人，其中本科35人，硕士10人，博士2人。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有，也算是人才辈出。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村子里谁家孩子的生日她都记的非常清楚，记得一位堂哥因为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小，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三十多岁了来问母亲，母亲告诉了他的生日，他激动的边哭边说：“终于知道自己的生日了”。

父母的一生是严格教育子女的一生。父母亲历来对我们弟兄姊妹们从严要求，他们常讲对子女“给个好心，不要给个好脸”；“三句好话不如一个饿巴掌”；闲聊时讲“古今”中讲述做人、做事、做亲戚、识人的理念和道理，还经常用一些谚话教育子女，比如：“一言能惹塌天祸、话不三思休出口”、“独柴难着，独人难活”、“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成全别人方能成就自己”等等。在我们小的时侯只要做错事，父亲的批评是少不了的，有时还得挨上几鞋底。他们经常说“做人做事不能学XXX”，在我工作以后，父母亲经常说，你们是干公事的，咋干我不懂，但干的过程中人少惹，惹下人是你自己的；要多干事，不坏事，不误事。凡事做好安排还要亲历亲为，不要怕吃苦，有病死的呢没有干活挣死的；把自己看小些、随和些；领导就是炒豆子的，豆子炒熟大家吃，但锅烧坏责任就是你的。简单的话，却每句话都蕴含着很深很深做人做事的道理。

父母的一生是处事有方的一生。父亲经常处理邻里纠纷，帮助村里人分家等等，谁家有矛盾都会叫父亲去处理。记得一九八一年的腊月，由于我和正亮都上学户口迁出，庄里人要收回我俩的承包地，重新分配。在分地中村上有两人因收去的地分配不均吵了起来，立马有打架的阵势，这时父亲说：“怨就怨我的这两个娃娃，你们上的啥学嘛？不定定儿在屋里蹲着，在看让人家吵仗了”，分散注意力来处理问题称得上是处理问题的高手了，听到这话吵仗的人也不吵了，地也分下去了。

父母亲一直是先人后己不怕吃苦，能自己做的决不让别人做。家里养猪，筛猪饲料是非常呛人的，母亲一直都是亲自筛很少使唤子女。父母在干活做事上从无怨言，起早贪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凡事都安排的非常妥当。

父母亲的一生在年轻时确实是非常艰辛的，母亲十五岁和父亲结婚相濡以沫七十多年，真正做到了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生我们弟兄姊妹十人，要拉扯成人并成家立业，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更不要说那个年代。自从我工作后，那时候由于工作忙，加上出行条件限制，除了逢年过节外，很少回去看父母亲，现在想起来很是内疚。在父亲八十岁那年我们弟兄姐妹组织给父亲祝寿，也算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报达，在母亲八十岁那年我问过母亲准备给她老人家祝寿，母亲说“算了，每年给你爸过生日我也就跟上过了，没必要单独再过”。在父亲九十岁那年我们又组织给过了九十大寿，好多亲朋都送匾表示祝贺。在2005年冬季母亲好像知道自已要走了，多次给我们讲“我先去把那边收拾好，百天后叫你爸过去”。母亲是2006年正月初八寅时仙逝，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九十四天父亲病重，第九十七天父亲也走了。母亲还真的没有食言，百天内就叫走了陪伴她七十多年的老伴——我的父亲。

父母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值得后代永远怀念的一生。父母亲像一本书，记录着人生的艰辛和磨难，记录着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他们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后辈儿孙们敬仰和学习。

愿父母在天堂一切安好！

刘正重，196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在靖远县东升乡上埫小学，靖师附小，中共靖远县委党校任教。历任中共靖远县委党校副校长、书记，靖远县若笠乡乡长、书记，兴隆乡书记，中共靖远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县纠风办主任，靖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靖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二级调研员。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