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沅江的一些文化人，说起自己家乡的地域文化特点，都喜欢吟出“沅江水有梁与罾，沅田桑柘可蚕耕”这样的一句诗。做为洞庭湖畔的湖乡小城，渔猎田耕、养蚕绩麻曾是沅江先人们解决衣食温饱的重要手段，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古代沅江历史上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特点，自然是最贴切不过了。这诗句的作者是宋朝名相王安石，但他当时写这首诗，并不是专门描述沅江的风土人情的，而是为沅江李氏书屋所作。 历史上，沅江是一个偏居洞庭一隅的鱼米湖乡，虽然谈不上富庶，但是乡民们凭着打渔、种田、纺纱绩麻，就可以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好地方，就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只是历史上没有出过很有名望的氏族和人物。据明嘉靖《常德府志》、清嘉庆《沅江县志》等旧地方志书记载，古时的沅邑“地僻民稀，田低土瘠”，乡人“性怯懦，惧于争斗，湖汊为居，网罟是利”。在流寓沅邑的文人士宦看来，这是一个远离朝堂风化的湖乡僻壤。 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地僻民稀的地方，却在一代名相王安石的诗中，有一幢碧瓦朱甍的高楼华府。“诗书当前日开阖，冠带满坐相逢迎”，当年的李氏书堂，风流儒雅鱼贯出入，峨冠博带高谈策论，可谓是一时繁华、一时风雅。我不由猜想，宋朝的这位大政治家兼大文学家，会在洞庭西南一隅的沅江，为一间书屋诗情大发，说明这李氏书堂，可不只是一间普通的书屋那么简单。在我们几千年历史里，历来是崇文抑武，宋朝更是崇尚文官政治的典型朝代。一间藏书颇丰的书屋，既是文人士子独立的精神家园，也是一方乡土的文脉所系。在有宋一朝，在王安石宰辅下的华夏大地，这样的书屋、书堂，肯定是不少的。为什么单单只有李氏书堂这么幸运？这应该不只是李氏书堂的藏书丰富，而是因为这书堂曾有贤德高明的人蛰居。 带着这些猜想和疑问，我查阅《沅江县志》的姓氏源流考，想从沅江历史上比较有名望的李氏源流中，找到宋代李氏书堂的肇始线索，从而搞清楚这个被宋代名相王安石题诗的李氏书堂，始建于何人，遗址在哪里，终于何时，或毁于何事。 在《沅江县志》的部分姓氏源流考中，我查到有唐“安史之乱”时流迁沅江大垅田的琼湖镇李氏。对于这个记载，我感觉到非常的欣喜。我认为，王安石在宋时流寓沅江，作《沅江李氏书屋》一诗。大垅田李氏在唐时流迁沅江，在时间上，是契合的。且琼湖镇李氏是以官籍落业于沅江，相对偏鄙湖乡的土著渔樵来说，这可算是名门望族了。这就为李氏书屋的肇建，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因为旧时的官宦门弟，最重诗书传家。 对于琼湖镇李氏，沅江县志上没有再多的描述。我只有在网上继续查找，网上查到《益阳大垅田李氏嗣孙的根源》一文，称“大垅田李氏嗣孙，来自中唐时期的义陵公，以星沙太守官籍，从洛阳落业于沅邑四都团山子，即今日所称‘益阳大垅田李氏’。旧时简称沅江团山大垅田李氏。至元末陈友谅蹂躏洞庭，湘南公逃往江右，居于南昌丰城之赤塘胡芒。明鼎定后，湘南公命长子兴贵归籍，遂以湘南公为始祖”。 据史书记载，中唐时期，有着李唐皇室血统的义陵公，以星沙太守的官籍从唐都洛阳落业于沅邑四都的团山。义陵公之父，为义阳王琮，而义阳王之父曰纪王慎，为唐太宗第十个儿子，贞观二十三年，纪王慎实封千户，官居左卫大将军、荆州都督、荆州刺史、授太子太师。越王贞在武后时，联络诸王反武，纪王慎虽不肯同谋，亦受诛连下狱，纪王慎及义阳王琮均为武家兄弟所害，其余未子嗣，被流放岭南。开元四年，以年幼幸免于难的义阳王琮的幼子行休，请身迎柩至桂林，为父寻尸，招魂而葬。中宗李显复唐，为纪王慎三代平反昭雪，赐封行休为义陵公，为父守陵，后又封义陵公为楚南星沙太守。经历过几乎灭门大难的义陵公，虽复显贵，却以星沙太守的官籍，携子嗣隐居沅邑大垅田，一代皇族血脉，至是寂寂无闻。 为了找到传说中的团山大垅田。我到团山走家串户的遍访遗黎故老，但这似乎又是一个遗失了的地名，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由于在沅江团山没有找到大垅田这个关键的地名，我的沅江李氏书堂的猜想就一直搁置了。直到今年9月，在沅江民间艺术家协会张连喜先生的策动下，我和熊梦红、吴科等朋友一起再次启动团山大垅田李氏源流的调查。经多方寻访，我们终于在团山找到大垅田李氏的后人李官保老人，并在他家中查看了他收藏的《李氏五修族谱》关于大垅田李氏嗣孙根源的相关记载。而对于团山大垅田地名的说法，李官保老人笃定地说，大垅田不在沅江团山，而在现今资阳区张家塞乡，他们的李氏宗祠就在张家塞乡的大垅田村。所以，正如李氏族谱所记，“大垅田李氏嗣孙，来自中唐时期的义陵公，以星沙太守的官籍，从洛阳落业于沅邑四都团山子”。网上的团山大垅田李氏，是团山子大垅田李氏的讹传。 据老志书记载，沅江旧有十一都，马公铺到石屋肖家、碑石仑称河保，俗称四都。今张家塞三坪，东南至黄荆湖金盆山、杨武庙，西南永兴垸至赤公咀为郎保，俗称五都。而团山至琼湖镇为市保，俗称一都。所以，团山在旧一都的市保，而现今的资阳区张家塞乡团山子，是在旧五都的郎保。所谓义陵公以官籍落业于沅邑四都，则是现今的沅江三眼塘区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载上的误差？是因为沅江的区划在历史上一直迁播不定的原因吗？还是义陵公以官籍落业沅邑后，如沅江县志所载，又避安史之乱而迁往五都大垅田？这又值得认真的考证。 所以，我们可以以旧时沅邑十一都，来厘清一下义陵公一脉大垅田李氏在沅江的行踪。据《旧唐书》列传记载，义陵公祖父纪王慎为唐太宗第十子，贞观二十三年实封千户，官居左卫大将军、荆州都督、荆州刺史。唐时设置荆州大都督府（后改为江南西道），而荆州大督府在澄潭口塘（今大潭口，又称大潭村）设立军事驻点，大潭口在唐时沅邑十一都之龙保，俗称六都，从地理方位来看，大潭口在大垅田的北方，相距不过二十华里，现在的大潭村和大垅田村，是张家塞乡相邻的两个村。唐中宗李显复唐后，为纪王慎三代平反，并赐封义阳王琮（纪王慎第二子）三子行休为义陵公，为父守陵，后又封义陵公为楚南星沙太守。当义陵公封为星沙太守后，权相李德裕曾在楚南与之相会，义陵公会见李相的地方，就在沅江县邑西南二十里的大潭口，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李唐朝庭为了纪念被武家兄弟残害的纪王慎，而特意为之？ 至于义陵公及后代以官籍落业于沅邑四都或是五都大垅田后，在元末明初，中祖兆基公为了躲避战乱，携子孙逃到江西南昌府丰城县赤塘湖。明洪武时，兆基公一支再次返回沅邑大垅田始发地，至此开支散叶，源远流长。 为了探明大垅田李氏的源流，今年国庆假期，我和朋友驱车往张家塞大垅田村，找到了主修《李氏五修族谱》的李世奇老人，见证这位乡野民夫以一己之力，在倔强地守望、打捞故乡与家族的历史。在与朋友寻访的过程中，我觉得李氏书堂在哪里，何人所建，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找寻的过程中，了解到家乡历史的厚重、先人的智慧，我们正在赓续家乡的纤纤文脉，这才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再回到王安石和他的李氏书堂诗。据清嘉庆《沅江县志》流寓志记载，王安石曾游沅江并有诗。王安石游沅江，我猜想应该与沅江曾经的名宦唐介有关，虽然在志书上并没有提及。据县志职官志关于唐介的记载，唐介，字子方，由武陵尉迁沅令，建子民堂，性耿介，因议论当时宰相文彦博被贬，后却因文彦博的推荐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数与王安石榻前论事，不胜愤，疽发于背”。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唐介与王安石关系非常密切，可谓意气相投。所以，我猜想，唐介在与安相卧榻论事时，是很有可能提到他治下的沅江，提到他关切沅邑百姓的子民堂，也提到了传奇而神秘的义陵公，以及李氏书堂。听说王安石要游历天下、游历洞庭，他对安相说，你去看看饱受水患侵扰的沅江吧，去看看一代皇族义陵公和他的李氏书堂吧…… 于是，被矫时变法弄得众矢之的的安相，拜别了因激愤时事而发疽疮的唐介，心灰意冷地流落到了洞庭湖，站在沅邑大垅田李氏宗祠前拜祭了义陵公。一个是大唐天子血肉相连的至亲，一个大宋天子最倚重的股肱大臣。他们都曾见识过强权政治的力量，也曾依附这种力量，获得尊荣地位，从而梦想实现各自的理想和抱负。然而一旦这种力量不受控制和规范，甚至于被敌对的势力所左右，那么，其破坏力就成为了洪水猛兽，任你是皇亲国戚、权臣名将，都为之摧毁吞噬，成为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远离了强权政治的安相，在作诗兴叹时蓦然发现，有另一种超越权力、政治，甚至超越所有物质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实际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看似若隐若现、万千纷呈，貌似飘逸不定、可有可无，但它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得以传播开来，就有春风化雨、水滴石穿的力量。它，就是文化的力量。<br>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历史时过境迁，李氏书堂、义陵公一支的大垅田李氏都只能凭着志书、族谱的片言只语变得模糊迷离，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我们沅江这远离庙堂的荆楚南蛮水乡之地，有一座云集风雅、纠风乖俗的李氏书堂。有一支李唐皇族的后裔，毅然决然地选择远离皇家、远离迫害，直到唐李盛世的灭亡，经五代十国、宋元明初，义陵公与后嗣子孙一直隐居楚南沅邑，以家国的名义，创建李氏书堂，诗书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