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间高处

只是一叶红（拒私聊）

　　在福州市今年公布的《“3820”战略工程30年·30人》名单中，我欣喜地看到了已故的老主任“黄启权”老先生的名字，那样的醒目，那样的亲切。时光匆匆复匆匆，尽管他老人家离开已五年，但这座城市似乎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他用行动和文字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始终伴随着我们。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黄老这样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我常常这样想。

“半路出家，涉足文史。虽云浅薄，但不回头。”黄老先生曾经在书中这样自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背后，是老先生对故乡福州无以复加的挚爱和念兹在兹的无限深情。

1989年，黄老从福州市委办公厅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就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并兼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市方志委副主任、市博物馆馆长。在这之前的大半辈子，他一直从事的是宣传和秘书工作，是甘于人后的“无名英雄”。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造就了他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做到爱岗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到了新岗位之后，他把保护文物、保护文化名城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自己毕生的梦想去追求，搞调查、做规划、抓修缮，成为他此后的工作常态。

1991年4月，他和当时的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来《福州古厝》一书的作者曾意丹一起给时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信，提出保护福州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很快作了批示，福州文化名城的保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他是古厝保护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保护名城的过程中，他先后主持修复了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参与修复了华林寺大殿、琉球馆、戚公祠等。修复邓拓故居最让黄老记忆深刻：“那时，收回困难，拆迁困难，修复更困难。”彼时的邓拓故居产权复杂，年久失修，修复方案半年时间经过四五次修改再最后定案；又经过半年，按原貌修复了主楼，修整了庭院，恢复了自然景观，还把摩崖石刻、墨池和水井等古迹一一复原。其间，黄老不知操了多少的心。

　　对于福州的历史文物，他如数家珍。从介入时的略知一二到日后行家里手，这源于他勤学好问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一方面手不释卷，须臾不离砖头般厚的历史和方志典籍；一方面不辞劳苦地叩访前辈，调查文脉，遍搜族谱，触摸遗存，常常是东家进西家出，马不停蹄，风雨无阻。从花甲之年到古稀之龄，翻山越岭，他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上弄懂、熟谙地方文史和文物景点。“三坊七巷”是闽都文化的瑰宝，是福州的十大名片之一，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中名列前茅。黄老深深热爱这片土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足迹。他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访，一座房一座房地查看，深入调查和探究，这为他日后编纂八十万字厚重的《三坊七巷志》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他深知立法对保护名城的重要作用。因而，从1989年4月开始推动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经过8年多的艰辛努力、九易其稿，终于1997年元月经省人大批准，正式公布执行，使名城保护有了法律保证。

在福州文博界，黄老先生如同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其意志的坚韧，在对待史志事业的呕心沥血的无私和一往情深的奉献上，他是够我们学习终生的。

早在1979年底，黄老接受了撰写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王荷波传》的任务。当时国内留下的关于王荷波的资料，只有中国革命博物馆留存的200字左右。史料如此匮乏，却要真实地再现王荷波波澜壮阔的一生，其难度不言而喻。但是，他深知，如果能够写好传记，就能更好地弘扬英雄的可贵精神，以此激励后代，其意义深远而重大。从此，黄老简直是寝食不安，在史书报刊，只要看到有“王荷波”三字就喜出望外，不论是史料还是传略，也不论是报纸还是杂志，立即摘录下来。为了搜集鲜为人知的史料，他到处求教老同志、知情人、亲属；查阅档案不计其数，还向全国各地征集资料。在反复考证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以始终如一的文化立场、历史判断和批判精神，秉笔直书，八易其稿。功夫不负有心人，《王荷波传》获得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2年6月，黄老正式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20多年来笔耕不辍，他还被聘为福州市政府文化顾问，后来又担任福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福州市志》副总编等。清晨，他总是第一个到市博物馆上班的人，每天写稿和审稿都在一万字以上，就连国庆、春节长假，也舍不得休息或参加应酬。一生的曲折跋涉，化作书斋里的风静潮平。史志与他而言，已不仅仅是学问，也是一种生命状态，包含着博雅的趣味、活跃的好奇心和旷达明智的襟怀。

　　黄老先生常说，他生于风雨飘摇的“九·一八”事变之年，孩提时期，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几乎是在战火中长大的。因而，他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史编志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其存史、资政和教化的功能为世界所公认。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不重视、不传承、不发扬，则愧对前贤、愧对后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史志工作者，他甘于也乐于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完整整地献给平凡而壮丽的史志事业。

在漫长的岁月里，黄老保持了清白寒素的生活作风，无异于常在典籍中所看到的“寒儒”。其标志性形象：平整的衬衫、长裤，腋下挎一个背带弄得很短的半新的黑色包包，这行头，还曾被圈内的同仁调侃为像“收电费”的。

人生云水过，平常自然心。尽管黄老背负“闽都文史大家，福州活历史、活文化”的盛名，但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更像是一个脚下毫无台阶的一介平民。他一生致力于洞察人生要义，修成波澜不惊的境界。为人诚恳热忱，谦恭亲和，言语间少有锋芒。无论遇到什么，他总是云淡风轻地宽慰身边的人，绝不会给任何人压力。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黄老接触较多。每次一起参加评稿会或专家论证会，我都能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如果是到史志室开会，他就会习惯性地在会前先来看看我，拉着我的手勉励一番，鼓励我一定要多写。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他的脚步依然坚稳、轻快，像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笑起来样子像顽童，坦坦荡荡的，却带着一股睿智的风采。

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总能使我的各种疑问和难点一一得到解答，我从中得到的教益，尤其是一些珍贵的史料性的佳话，蕴古涵今，都是在书本上所不能得到的。每次与先生交谈，我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真诚而温暖的力量，那是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砥砺生命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一个人走向更高更远的精神境界，成为内外“温柔敦厚”的人；它会使你缭乱的人生在瞬间便都能平静下来，人在这个时候便觉得特别清醒，知道自己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

2017年7月，黄老因病住进了医院。病床上，他依然和时间赛跑，不打针、不吊瓶的时候，就埋头于总也看不完的稿子、写不尽的文字里。9月，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消息曾让我惊愕感伤、怅惘不已。一肚子的故事，挥洒不尽的见识，他人如何学也学不来的文字功夫，他把这些都带走了。多可惜，他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都没留下，他心心念念的《三坊七巷志》还没有来得及修订再版。

值得庆幸的是，黄启权老先生将他一生最为宝贵的精神留给了我们，他始终奉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理想照亮了后来人，激励一批批、一代代文人志士薪火相传，为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而努力工作，永不懈怠。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我也如一滴水，汇入这雄浑的大江大河之中。

人生代代无穷已，我们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但是，有些人、有些事值得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珍藏，有些精神、有些品格更值得我们在生活中无限地发扬光大。

站在时间高处俯视，生命就仿佛是一条蜿蜒无尽的大河，浪花飞卷，生生不息。透过记忆中黄老那瘦削的渐行渐远的矍铄身影，我看到了一片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