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仁风慈雨

童年的记忆

一

近段时间，不知何原因，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我，老爱回忆往事。尤其是自己的童年，好多小时候的逸事，会不经意地浮现于脑海中，且显得很清晰。于是，有了写写儿时生活痕迹、成长经历的想法。这种愿望随着一天过一天，变得越来越强烈，迫使我静下心来，凭着记忆及真情实感，不加修饰的撰写出以下的文字。

二

既然是回忆，就得从有记忆的时候说起。细思起来，儿时有记忆的最早时间应该是1970年，自己五岁的时候。那年代，国家的生育政策鼓励多生多育。在我记忆中，三十出头的母亲那一年生了第六个孩子——我最小的弟弟。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处于承上启下、“最不要紧”的排位。当时家境不是很富裕，父母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在外奔波，顾不得孩子们。只有在感冒生病的时候，才得到父亲的一点抚慰——父亲会把手心按在我的额头上，试探一下身体有没发烧，并温情的问道：“是不是很难受？想吃点什么爸爸给你买……”这时的我，虽然浑身酸痛无力，可心里是暖暖的。我从小大部分时间都是由两位姐姐照顾大的。

幼龄时小孩的思想就像一张白纸，你灌输什么样的理念，它就形成什么样的意识。记得那时，宗族里的几位叔叔常逗我说：给女人（指姐姐们）帮洗澡，让女人抱是很“羞”的事情。说者以为是开玩笑，可听者信以为真，我便经常拗着不让姐姐帮洗澡，每到傍晚冲凉时间，都要让姐姐追着在庭院满地跑，然后被强抱回来，按在“腰子盆”（似腰子形状的椭圆大铁盆）里泡着洗身子。还有，平时去哪走累了也不让她们抱，甚至牵着手都不行。

到七岁上了小学，不敢同女同学讲话，在课室安排座位时也不肯跟女同学同桌。大人给我开的这种玩笑，让我产生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心里，使我在整个小学阶段，体会不到男女同座时，在课桌中间划“三八线”等所带来的好多童趣，还怯于参加男女同学混搭的晚自学小组，缺失了不少童年生活的美好情景，这便削弱了成年后我与异性交往的能力。

由于从小性格上有了这种缺陷，进入青春时期，受荷尔蒙的作用，虽然内心萌生与女性交往的欲望，可就是不知如何相处。与女孩子呆一起，很不自然，感觉拘束，还没开口说话，脸就涨得通红。为此，好几次让我失去了与心仪的女生情感进一步深入的机遇，最终害得我三十来岁才得以结婚。

三

我所上的小学是府城第三小学，其座落在古城绣衣坊巷尾的西侧。学校的前身是“晏公庙”，由清末明初开办的一间私塾发展而成。占地面积二十多亩，印象中整个校园分成东西两大区域，东高西低，大门在东边绣衣坊街边，门口的两侧是教室。东边区域中，中间设有一个篮球场，余下的空间错落有致地种植许多郁郁葱葱的树木。在大的树荫底下，分布有七、八张用泥土砖头砌成的光滑水泥面的乒乓球台。东区的南边和北边也是课室，东西区域相连地带显眼处，建有两个墙体宣传栏。

从东区域下个斜坡，便是西区域中的一椭圆运动操场。操场的南面有个泥土筑成的高台，台的后边是老师办公室；操场的北边是老师宿舍。整个校园风光自然，景色宜人。

一年级时，由于我中规中矩，木讷寡言，表现得像个乖乖仔，第一批就加入了红小兵（少先队员在“文革”期间的称呼），得以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到秀英码头参观当时还在使用的货运火车，并坐上火车头，行驶了一单程。那时的我感觉多么自豪！

小学时的老师，留给我的形象都比较和蔼可亲。尤其是随我们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朱老师，像母亲般地关怀着我们。每学期末都一个不漏地到学生家里走访；还有4至5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对我们可谓尽心尽责！可惜，当年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门办学”的年代，学校没要求学生学习太多的文化课。算术课只学些加减乘除的算法；语文课一、二年级时学学拼音，认识些汉字，到了三、四年级，要求我们写“革命性”很突出的，如“批林批孔”内容的诗歌（其实是顺口溜）。我们大都从报刊或学校的宣传栏上抄来当作业上交。有时还要求我们把诗歌抄成“小字报”，贴在课室的内外墙面上。别的班也是这样要求，这就形成了“小字报”满校园粘贴的一道风景！

按当时的教育方针，学校主要是以“学农”为主，小小年纪的我们，一星期就有两三天是出外劳动的。不但要“学农”，还需“学工”，当时连小学都派驻了工人阶级的宣传队——工宣队，监督指导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他们相当于现在政府单位派驻的“监察委”。“工宣队”要求每位学生自制一杆红缨枪，随时准备参与“阶级斗争”。为了增强学生纯结的劳动人民本色的思想，“工宣队”每学期都要请来“贫农张大爷”作忆苦思甜的报告，然后，集体吃“革命菜”（用水清煮的野菜）

整个小学阶段，除了学会种甘蔗、花生和播种插秧等农活，就是在学校或放学后进行各种花样的玩耍：下午上课前或课间，在室外的水泥光面的乒乓球台“打波”；同学之间分成两派“打脚战”（斗拐）；玩“算盘子”、打玻璃弹珠。放学后，用“Y”字型的树枝结上橡皮筋做成弹弓，到树林里打蹲在树枝上的小鸟；沿街路捡各种带有图案的烟纸盒，拆开后叠成三角形状，用来互赌输赢——平放于地板，人也趴在地上，轮流用手掌使劲拍打“三角纸”，谁先把其拍翻过来就算赢了对方；我最喜欢玩的还是陀螺。首先是制作：选一根材质较好的、大小适合的圆木棍，锯下长约七、八公分的一段，然后用小刀把一头慢慢地削成圆锥体，在锥顶尖端打进一坚硬的铁（钢）钉，把钉头磨尖，这样，便制成了一个满意的陀螺。玩的时候，用绳子一圈圈缠在陀螺表面上，然后抓住线的一头将陀螺迅速甩向坚硬的地面上，使其旋转起来。如果是比赛，那就同时扔下，看谁的旋转得久，就算谁取胜。

童年所能玩的东西还很多，娱乐的方式五花八门。

四

自打进入小学，生长的烦恼也跟随而来。记得上一年级时，有一次在操场上体育课，与一位同学闹矛盾，在纠纷过程中，被对方往肚子上打了一拳。因为我个子小，又有点胆怯，不敢回击，只得作罢，自个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弱则思变”，过后渐渐地有了寻找“保护伞”（现在的时髦说法）的想法。我观察到班里谁当“一王”、“二王”，并想办法与其相好。现行说法就是“巴结”领导。

家宅后庭刚好种有一杨桃树，虽然是颗古树，都长有寄生物了（听长辈说已有百年），可还是长得相当茂盛，四季都生着累累的硕果。我便时常摘下些熟透了的、且味甜汁多的杨桃，献给“大王”、“二王”。这种行为按现在可说是“贿赂”领导了。此外，我还通过带同学回家，一同观赏我储存在床底下的几小箱“公仔册“（带有图画的小人书）的方式，与多数男同学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整个小学阶段，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基本上由自己处置。早上定闹钟按时起床，早餐吃什么，母亲和两位姐姐都是顾不上我的（姐姐都在读中学），只能拿着母亲给的早餐钱，到街上“四牌楼”买吃的。

我每每早些起床，然后沿绣衣坊（小北门），走上“北门头么坎”便到了忠介路。在现今培龙市场入口的西侧，有一专门卖早餐的门店，记得店铺的招牌是“粉作主”。这里卖的早餐很实惠，品种也多：有自家制作的粉块切成条形煮成的粉条汤；有腌面、海南粉；还有粥、油条。我一般喜欢吃粥：一碗加了一调羹肉汁的稀粥卖两分钱，如再舀进一勺儿肉末，价钱就升到五分钱。我偶尔嘴馋时就吃了肉末粥，但大多数是吃两分钱的，因为母亲每次给的是一星期的早餐钱，得盘算着用。

往忠介路东向走二十米，即草芽巷口的斜对面，还有一间叫“大众”的饭店也有早餐出卖。可那家店比“粉作主”高档，吃的东西较贵，我们小孩自己是不敢走近的，下这样的馆子，只能等到周末父母带着才得进。

家里的中餐和晚餐，因孩子多，母亲都是拿来六个小碟子，像我们现在吃单位食堂饭一样，把肉菜平分到碟子里给我们（这项工作后来由二姐承接）。

一般是中午饭时，就炒好了一整天的肉菜，中午分了吃剩下的，就拿一个带把的竹筐盛着，高高地吊在厨房大梁下悬着的挂钩上，到了傍晚，又再分来食晚饭。

学校离家很近，从小路窜过去还不到200米。我有时感到嘴馋，下午第一节下课后的课间，便匆匆跑回家，冲入厨房，拿来一张凳子搭在椅子上，这样就能站得高，得以解下装有肉菜的箩筐，然后大口吞咽了几块三层肉，并装饰好肉面，重新吊回原处，满足地跑回学校上第二节课。有时脸上嘴油油的，忘了揩，这形情正如老人常说的口头禅：偷吃不懂擦嘴巴。

由于小时常偷肉吃，养成为“肉食动物”，害得我到如今这把年纪了，每顿餐无肉都咽不下口饭。

五

在我童年时代，除了白天进行各种花样的玩耍，傍晚吃了晚饭，我也像其他同龄的小孩子一样，喜欢到府城街上的电影院转悠。虽然没钱买票，可总是要想着法子混入影院内的。

古城里有两个电影院，一个是忠介路东边街头地段的府城电影院。影院连着的是水果商店和五金商场，其街对面是百货公司，这一带形成了古城的商贸区，平时比较喧哗。碰上电影院有新片上映，一天从早到晚滚动着放映七、八场，使得影院门口处，着急等待入场的与观后兴奋出场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热闹光景。这时候最容易趁机混入场子了。我们一般是跟在不相干的大人后面，手轻轻的扯着其后衣角，装作是被大人领入场的，这样子骗过了守门的检票员，便能成功入场。进去了看电影，我们也是提心吊胆着，生怕巡场的查票员逮住而被拽出去。尤其是中场休息时（按惯例，影片放到一半都会中场停歇十分钟，这期间会同时有几个工作人员进来加强巡场验票），我们都要假装到卫生间屙尿，藏在厕所里，像躲猫猫一样，避开查票员。

还有另一个影院，座落在中山路北头往东的拐弯处。这里本来是大型琼剧院，主要供演海南戏（琼剧）。可琼剧不是常有演出，于是，平时也会放映电影。这里放影片时想要没票混入，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从剧院后头一墙之隔的“肥皂厂”爬过去。这种方式，白天不行，天刚黑放第一场时也有困难。因为工作人员看得紧。要等到晚一些的场次才有机会。围墙有一米多高，对于我们小孩攀爬是有些危险的。那时候就有一个与我同年级的男生，爬上围墙跳下时跌倒撞到了头，脑震荡留下了后遗症，成年后还有点呆傻。

童年生活印记最深的一件事：放暑假后的一天晚上，我在“肥皂厂”围墙边，守候到九点多钟，等到放映最后一场时，才有了机会爬进剧院观看了片子。电影散场后，我走出剧院，行在街道上，路上有点寂静、冷清。我可能是困了的缘故，懵懂中走错了回家的方向，不知怎么样行到文庄路与城东大道（今琼州大道）相交的叉路口处。路口旁的电线杆上挂着一盏路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有好几只“姑忙”（海南方言的读音——金龟子）在围着灯飞舞。我看着这飞虫舞了一阵子，又鬼使神差的往叉口的东向走下了个斜坡，坡下是条小土路，路的两旁杂乱地种些花草树木，景色显得有点荒芜。没有路灯，可在满月的光辉下，路没显得太黑。我循着土路往前走了一小段，觉得环境越来越陌生，感到自己是迷路了，心里有些慌张。我停下脚步，迟疑了一会儿，正当这时，看到不远的田野边走出一位老伯，肩上挑着一担子好像是豆角类的蔬菜，向我这边过来，我也迎面向他走去。老伯抬头忽见我时，有点惊诧的表情，开口问我道，“阿侬，这么晚了，你是到哪里去？”我怯怯地回答：“回家，回城内。”他便温和告诉我：“这里是下洋村，你走错方向了，要往回走，上公路……”

说到下洋村，我自然想起放暑假前还来过这地方劳动——种花生。此时此刻的我，神志已被惊醒过来，按着老伯的指引，我硬着头皮，凭着记忆，跟着感觉走，最终在三更之后寻到了家。进了家门，看到哥哥已熟睡在庭院杨桃树下的地铺上（热天不下雨时，我们都喜欢露宿在房屋外过夜），我也拉出一竹席，赶快躺平睡下。天亮醒来，一切如常，没人知道我昨夜的行踪，只是我仿佛做了一场噩梦！

童年的往事还可忆起许多，譬如：大热天的周末中午，三、五个伙伴到美舍河上的洗马桥嬉水，从桥墩上跳下较深处的、湍急清澈的河流，让水顺然把自己漂到浅滩处；暑假或寒假时，喜欢到草芽巷的姥姥家，从房屋后院爬上古城墙顶面放风筝；每年春节大年初三，父亲都要带着我们一家人，坐公共汽车到海口公园附近的大同里二姑妈家拜年，然后到公园内的动物园观看各种有趣的动物。还有……可是，我想在这里述说的只是给予我深刻记忆的，且影响到我成年后的性格、情感认知的轶事。并以此祭奠逝去的久远的童年时代！

六

60后这一代人的童年既快乐，也有痛苦。在“文革”那种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别的一代人。我们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得自我思考、想方设法解决，可以说是在“野蛮”地生长着。因此，成年后思想较独立，生活能力强。从小不断地受到的各种挫折，锻炼了我们的忍耐性跟意志力。可是由于父母放手太早，童年成长中缺乏引导，导致心理上有许多缺陷。尤其是情感上缺乏父母给予的爱意，造成了不够自信的性格。即使是出社会后事业有所成就，生活安稳，可内心还是感到时有不安，遇事爱往负面想，多愁善感，忧虑重重！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们60后的童年生活，在那社会动荡，物资匮乏的年代，心灵多少都受过创伤，内心会有点自卑情结。因此，不说是一生，起码可以这样说——我的半生都在治愈我的童年！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这句谚语中可知，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我们年轻一代的为人父母者，一定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并从我们60后这代有缺憾的童年生长经历中，悟出好的教养方式：在当今社会和谐，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大好环境下，陪伴孩子走过关键的童年时代，给予孩子满满的爱，建构孩子的安全感与自信力；还要用心进行正面说教，养成孩子好的品行和生活习惯；同时，在生活中让孩子经历适当的挫折，锻炼其意志力和自控能力。这样，孩子长大后，就会幸福地说——我的一生有我的童年来治愈！

2022年10月7日

写于府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