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痕共产国际的尘封档案

铁风

　　父亲乔国桢烈士共产

国际的档案卷归国记

父亲乔国桢烈士自1938年4月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至1945年7月30日病逝于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反动军阀盛世才的牢狱中，前后近八年的时间中的行止信息极少，而且多有不确定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经多方调查求索，但收获甚少，一直是一段大空白。直到进入21世纪。我们得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全部解密，公开对外开放的信息后，我们就托请有关朋友帮助在俄罗斯查询一下乔国桢的相关活动信息。终因不知道父亲在苏联共产国际治疗、活动时期所使用的化名，而无从着手，没有结果。

直至2020年国庆节之后不久，由于李晓云同志（瞿独伊之女）在朋友圈发出一张贺子珍、杨之华与4位中国男同志于1941年在莫斯科的合影照片，其中有4位中国同志都未注明姓名。

但李晓云询问其母瞿独伊时，独伊老大姐明确指认出他们分别是陈昌浩、李博士（李景春）、乔国桢和贺诚。李晓云就标注在照片上重发到了朋友圈。

我看到这一信息，非常兴奋，立即与晓云同志联系上了。在我们相互探讨这张珍贵的照片过程中，晓云问我是否知道乔国桢在苏联活动时期使用的化名，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乔国桢传》的文章中，记载着他曾使用过十多个化名，但不知道哪一个是在苏联使用的。 没过几天，晓云同志告诉我《乔国桢传》中众多化名中贺凝极有可能就是乔国桢在苏联时期使用的化名。因为她搜集到他奶奶杨之华1941年9月从苏联带队回国途中写给共产国际领导的一封感谢信手迹，信中一共所列同行五人，有四个人都对上了，只有何凝一人没有对上号。现在看来何凝极有可能就是你的父亲贺凝，但她不能肯定，本想问其母亲独伊，但此时独伊大姐的意识已很模糊，不能确认。我当时即告诉她，我可以肯定乔国桢就是与杨之华妈妈和独伊大姐同行回国的。 因为在我少年时代，大约1953年前后，我曾经在北戴河疗养院看望过杨妈妈，她就当面告诉我她是和我爸爸乔国桢一起从苏联回国的；
后来在2010年前后，我在新疆冤狱难友及其后代的聚会初次见到独伊大姐，她也明确得对我说，她是同乔国桢一同回国的，对他印象很深。
这样我和晓云同志一致确定信中何凝就是乔国桢，在苏联使用的化名贺凝，只是俄文的音译不同而已。 对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从杨之华致共产国际诸领导的感谢信，解读贺子珍与杨之华等人1941年在莫斯科的合影》作出详尽明确的考证与记述。此文也获得晓云同志的首肯。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与李晓云的联系更加频繁，在此过程中我也向她提出过请求，请她帮助搜寻父亲乔国桢在共产国际治疗活动的资料。晓云夫妇一直将我所托记在心中。 大约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吧！在他们母亲瞿独伊老大姐仙逝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的孩子告知我李晓云已查获得爷爷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她担心我年纪较大，身体不好，经不起这个消息刺激，而没有直接告知我。 我得知这个好信息后，就立即与她通电话，表示高兴与感激。她简单的告诉我，她是通过在莫斯科的友人查获到贺凝（即乔国桢）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并已拷贝成光盘，档案资料还很多，只是因为当时全球疫情复杂，通航不便，没有邮寄。需要等有人回国之便带给我们，让我静心等待云云。我听了又是一翻惊喜与激动。 这样又等待了大概一个来月。今年1月20日早上，晓云夫妇电话告诉我，他们上午将来我家送乔国桢的档案资料。 这天还下着小雪，同生开车，与晓云一起来我家送资料，我和慕鸿在家静候。10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到了，我们迎至家中，四人欣喜重聚，共述俩家的情谊。 晓云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次查询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经过。这次他们委托的查询人所提供的是档案的光盘拷贝。 晓云、同生是有心人，担心我家所用的是无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于是来之前便将光盘转存于U盘之中。到我家一看，我们所用的电脑果然无光驱，晓云便亲自动手，帮我将U盘中的档案资料全部转存入我们的电脑之中，同时也将光盘留给我们作纪念。 此时，保存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中贺凝（乔国桢）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拷贝终于回国到家。 原始资料共80余页，主件三件均是乔国桢（贺凝）的中文手迹：
一、乔国桢写给徐杰（陈谭秋）的个人履历书，徐杰又交给乔国桢亲自带至莫斯科转呈共产国际；
二、贺凝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请求红色国际救济总会援助在北平日寇监狱中服无期徒刑的郭宗鑑、丁子诊二同志；
三、贺凝用中文填写的共产国际个人履历表（俄文表格）。我们乔国桢的子孙后代将永远珍藏、研读，继承发扬爸爸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乔石

2022年6月23日初稿

2022年8月30日清写稿

　　新疆昆仑历史记忆研究中心编

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