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帝座的阴阳选举

安立志

通往帝座的阴阳选举

文 \ 安立志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109）译文很拗口，意思很明确，中国没有历史（“非历史”），要说有，也不过是王朝的循环、毁灭的重复。

对中国的看法，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马克思把中国称作“活化石”和“木乃伊”，当然有道理。假如把1789年作为时间点，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而此时78岁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还陶醉在“十全武功”的自慰里。乾隆皇帝弘历与美国总统华盛顿同年逝世（1799年）。国人总以为，乾隆皇帝是古人，华盛顿是今人。人们从不思考，乾隆皇帝是终身皇帝，而华盛顿却是民选总统，而且拒绝再次连任。

（袁世凯剧照）

尽管中国是循环的王朝、重复的毁灭，但改朝换代的方式却是多样的，除了家族世袭与外寇颠覆之外，皇位的轮换有胡亥式、刘邦式、曹丕式、李世民式、赵匡胤式等等，唯独没有选举式，选举式是袁世凯创造的。正如袁氏马仔电文所示：“粤稽前代国家更新之际，无论出于礼让或行征诛，均各有历史上之事实展进沿袭而来。而此次国体问题，乃由人民倡之于依法之请愿，复由人民成之于立法之定程，不特吾国历史所未有，抑为世界历史所鲜闻。”（《袁氏盗国记》，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年，页134）诚哉斯言！不过其中的伪造民意、操纵选举、愚弄民众，亦为世界之恶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虽然短命，毕竟有过共和实验。及至袁世凯洪宪复辟，也不敢公然废除共和，他不得不伪托民意，不得不假装选举。袁世凯急不可待，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并举。为了1916年1月登基，他没有耐心等待原有程序，于是批准成立国民代表大会，履行推戴皇帝的变通机制。

袁世凯一开始就在欺世惑众，他的选举是一套阴阳机制，明的一套，暗的一套，一厢挂羊头，一厢卖狗肉，一厢是公开的、合法的，一厢是隐蔽的、非法的，其马仔电告各省，“关于解释法文者用明，关于运用方法者用密”（同上书，页124），黑箱操作，暗室作业，在国家层面淋漓尽致地为婊子立牌坊。
在明处，袁世凯指令“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决定国体、推戴皇帝的总机关，办理一切相关事务，并用该局名义发布文告和指示，并命令各地把这些东西，刊载报端，大肆宣扬，极力标榜此举出之民意，完全合法。这样的运作是挂羊头，与选举没有关系。在暗处，由朱启钤等人组成“十人团”，他们才是决定国体、操纵选举的操刀手，这些人以“皇上股肱心腹”自居，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由他们密电地方官员，传达“主座”（袁世凯）命令，按内定步骤操纵选举程序。 这套阴阳机制如同太极图，黑白同在，明暗并行。他们向各省发出密电，“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选举事务总机关”，明面上，“不失法律之尊严”；暗地里，“力求事实之便利”。（同上书，页117）他们再三强调，“事务局屡次通电纯系官样文章，万无拘泥，转生妨碍。……但求表面与规则吻合，而内部运用只要操纵得宜，便可放手办去也。”（同上书，页128）该局要求对其所有指令文告，广而告之，但不要当真，官样文章只是“假戏”，不可“真做”。暗地里则要求，“私人函电所陈办法，自当格外稳妥”（同上），有关选举事宜，地方官员尽可“因时因地，便宜办理”，不可向“事务局”请示，因为“一以电询，转不能不依法答复，将不免发生窒碍”（同上书，页126），以免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只要能达目的，尽可不择手段，表面公开选举，实则纵容舞弊。

选举代表。据唐在礼（时为袁世凯亲信，曾任总统府军需处长、参谋次长）回忆，在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之前，首先要在各省区选举“国民代表”。候选人名单是内定的，大多为袁氏亲信所提议之在京官员，然而却按籍贯分到本省去选举。当然，也为各省官绅留出少数名额作补充，这就是候选人名单的基本样貌。于是，责成各省照单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页184）1915年9月10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要求，投票之前，应“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年，页2）足证唐在礼所言不虚。如何保证候选人的可靠性呢？“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范我驰驱。”（同上书，页6）对候选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在选举时，“能就范围”，“范我驰驱”，反之，就可采取强制措施。

选前控制。唐在礼是“十人团”之一，他回忆说，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500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页186）“选举国民代表场所设在监督所在地（即各省官衙）。……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页7）以下要求更细致，“应于未投票之先，……遴选妥员，分途联络，……将应被选之人开单支配，各成一组，而礼貌之间无损于威，酒醴之劳无伤于财，必使下之身心乐为上用，而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袁氏盗国记》，页139）殷殷叮嘱，无微不至。总之，要候选人驯服听话，绝对顺从。这样的接待与宴饮，显然带有收买与威胁性质。时人揭露说，“此次国民代表虽已压迫选举，而于既举定后惟恐被人利用有碍帝制，特由袁氏私派亲幸分布各省，随地收买代表，凡花酒冶游之资，无不任意挥霍，故1993人竟得1993票，一律赞成君主，亦金钱运用之力也。”（同上书，页111）选举之前的馈送与宴饮，当然是收买，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当然要顺从人家的旨意。

选举标的。作为伪造民意的两大事项，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中国应行何种国体，推戴谁当皇帝，表面上是由代表投票来取舍与选择的，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事宜都已内定，代表只需走个形式，官方电文明示，“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页2）很明确，不是让代表就共和与君主作出选择，而是必须赞成君主政体，代表的选择只能由官方来决定。决定国体只能遵照官方指令，推戴皇帝更是目标专一。袁世凯的马仔们电令各地，“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再三强调“此45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同上书，页10）这哪里还有“选”与“推”的味道，只是定向背书、指定膜拜而已。

选票设计。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在共和、君主二者之间，被剥夺了共和选项，这在选票设计上得到体现。官方就选票设计提出具体方案，既“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应即于投票纸决定国体字样之下长方栏内印刷‘君主立宪’四字，并于‘君主立宪’字样栏下，加印直行圆形两圈，各国民代表依法所写之‘赞成’与否字样，即于此圆形圈内各写一字，以免形式参差。此项投票纸既系用以依法决定国体，关系甚巨，拟请通用玉版宣纸加功印刷，其中印刷之文字圈线，一律改用朱色，以昭典重。”（《袁氏盗国记》，页131）本来要求，“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则写‘反对’二字。”（同上书，页130）然而，官方很快反悔了，他们“特别声明，如果赞成‘君主立宪’者，即依法于投票纸上亲写‘赞成’者姓名，并亲写‘赞成’字，俾符征求正确民意之本旨。”（同上书，页131）“反对”者呢？电文未提。根本不会出现反对票。

操纵选举。10月25日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投票既是记名式，谁投什么票不难查明。为保万无一失，除了选举前的谈话、宴饮与发钱之外，在投票阶段，仍然实行了极其严厉的监视。各省为圆满投票，通往票箱之路，军警林立，让代表们从刀丛枪林中通过，气氛阴森恐怖。继之官员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要代表慎重从事。投票场所，监视严密，虎视眈耽，稍有交头接耳，即遭大声呵斥。即以四川为例，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1支，墨盒1个，点心1盘。笔杆上、墨盒上甚至点心上均刻有“赞成帝制”4字。主持人宣布投票后，众多监视人员手指墨盒，连声催促“写”。一见有人犹豫，便厉声喝斥“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柄拉得哗哗响。（《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41）前有金钱收买，后有刀枪胁迫，众目睽睽之下，谁敢投票反对？

计票结果出来了，袁世凯的马仔们兴奋地宣布，“全国国体投票，全数主张君主立宪，并全数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是国体大定，帝位有归，内外臣民，同深庆幸，尤希广行晓谕，以定人心。”（《袁氏盗国记》，页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