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无限意，只在苦心中-我姥姥的故事

婉莹

我的姥姥是一个平凡又普通的人，但她却是我心中最伟大又非凡的人。 　　我的姥姥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两条腿走路的时候呈O型，不能走太久，也不能蹲下身子。 我的姥姥有个好记性，大小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姥姥更是个要强的人，凡事都想做到别人前面； 我的姥姥是个乐天派，家里常常响起她爽朗的笑声。童年 我的姥姥生于1942年春天，是东北地区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孩子，和年青的共和国一起患难与共，贫穷的家庭里养育着七个孩子，度过了缺吃少穿童年。 姥姥八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发热，全身疼痛，发生弛缓性瘫痪。将近一年的时间只能躺在床上，靠着家里大人的帮助和自己坚强的意志，不断努力锻炼身体，慢慢地才可以下地活动了，这场小儿麻痹留下极大的后遗症，两条腿严重变形——罗圈腿，而且永不可逆转。 想到曾经那个八岁的女孩子在东北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艰难前行，我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 慢慢的恢复到可以蹒跚走路后，家里人决定让姥姥上学。八岁的女孩走进新中国刚刚创办的女子学校。又因为腿不好，很多事情做不利索，在学校里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和欺负。此时唯有在学习上，她一直保持着特别优秀，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求学经历 小学毕业的时候，姥姥的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全家九口人从的“森林之都”长春来到了风沙肆虐的兰州，入学兰州第十中学。 读中学的时光是愉快的，姥姥因为学习优异加上普通话说得很流利，深得老师喜欢，善良的同学也跟她相处和睦，在半工半读中，同学们也常常会帮助她干活。 贫穷拮据的家庭无法支撑她读高中，就在这时班主任老师掏出自己5毛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的工资，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七拼八凑的交了学费。 姥姥在勤奋努力下完成了高中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兰州医学院。 大学 一九六一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姥姥的父亲完成了支援西北的任务，全家准备回迁长春。姥姥陷入了深深的两难境地：留下来独自怎么读大学；跟着家人回去又能干什么？前路漫漫，渺茫不知如何选择。 还是兄弟姐妹的鼓励和支持，同学们的帮助，让姥姥独自留在兰州，几件单衣，一床薄被，一摞书就只身进入兰州医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活。 刚一开学，就碰到了巨大的经济难题：配备白大褂和听诊器，还有学费，在六十年代，七十元无疑是一笔巨款，钱从哪里来？学又怎么上？ 又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帮他掏了15块钱，买了一个八成新的白大褂，一个远房的表姐送来一个崭新的听诊器，兄长和同学们帮忙凑齐了学费。 姥姥进入了医学院后践行医海无涯，对未知对生命始终抱有一份敬畏之心，认真学习专业知识，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次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席卷了整个的校园，所有的学生都开始了大串联。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苏州、杭州、武汉、北京等等。幸运的是，11月26日在北京遇上毛主席第九次接见大学生，“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毛主席的讲话冲击着，鼓舞着当年每一颗年轻的心灵。乡村工作 一九六六年毕业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姥姥也下到皋兰乡村开始当村医。当时医疗资源和医疗条件都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在农村，完全可以用“匮乏”这个词语来形容，农村人生病，基本就是靠拖、等来应对，“拖”就是拖延，根本不去管，任疾病自生自灭；“等”就是等待，等待“死神”的来临。 姥姥快速在那些破败不堪的土坯房里，因陋就简地建起了一个医疗室，同时也克服了内心因没有实操经验而带来的怯场和恐慌情绪，很快就把心思投入了看病治病当中。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又一切从零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看书学习、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好不容易掌握了基础的穴位针法，可村里人却不敢相信她。 终于在给一个被全身风湿痛折磨得走不了的老病号针炙治疗二周后，老人竟慢慢地能走了，这个直观效应才渐渐使村里人接受了姥姥的治疗方法。 爬坡上坎来到田间地头，为村民们普及防疫知识；疾病不论阴晴、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感染到农村人身上，姥姥就得冒着雨雪、顶着月色、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拖着残疾的腿为生病的村民治病。那时候的农村人都很穷，看病治病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需要多少钱，姥姥往往就会对他们说不收费了，其实却是自己掏出菲薄的收入来支付药费… 有资料显示：正是有了那代入乡村的医生，农村的一些传染病才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正是有了他们，农村的新生儿病死率才从30%降到了3.7%左右。 他们是真正医者仁心的医生。 职工医院工作 一九六八年姥姥回到学校等待分配工作了。同学们陆陆续续都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只有姥姥，因为腿不好，没有单位接受。一个人在学校待了三个月，苦苦煎熬。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跑外的单位：二十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找医生。负责人问：“还有毕业的学生吗？”老师说：“还有，就是腿不太好，你们要不要？”负责人说：“要。”这一下，姥姥终于有了自己的正式工作。 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职工医院，全盛时期的职工队伍也有上万人。刚建的平房医院里，晚上睡在土炕上，室外时不时还有野狼的嚎叫，条件是很艰苦的，姥姥充满了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的理想，坚强信念使她藐视一切困难。 在简易的帐篷和平房里，姥姥和同事们开始为职工、家属治病，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家庭和工作协调发展 一九六九年，姥姥和姥爷经同事介绍相识，都是大学毕业只身在大西北工作，很快二个年轻人组建了家庭。 姥姥上班的二十一冶职工医院也建起了小二楼，开始分科室，姥姥进了内儿科，工作也开始忙起来。她仍会身背药箱巡诊，为职工发药。节假日也不休息，谁家有事只要过来一喊＂李大夫＂，即使腿疼也会跑着去给大家提供医疗咨询、扎针开药方等，深受职工、家属和周边其它单位的人们欢迎。 当时的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她拿的是固定工资，病人多了只能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但她大都毫无怨言，就抱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为患者解除痛苦！ 一九八三年医院成立传染科，随着经典传染病逐步得到控制，病毒性肝炎、肝病的诊治成为传染科医生主要的工作内容。这时姥姥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当她做为骨干抽入新科室时她没有推脱。由于有潜在职业风险，诊治同样是“冷门岗位”，只要病人需要，姥姥从来都是义不容辞。 为了攻克肝病治疗难关，姥姥经常自己试验新药，全然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危。还运用自己中医理论知识，研制中西药结合技术进行治疗。 很多肝病病人刚刚发现的时候，往往情绪非常低落。这时，姥姥跟他们交流就要像朋友一样，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待病情、对待生活。在她的帮助下，很多病人通过药物控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姥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工作了整整十一年头，见证了传染病防控手段的不断进步，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了传染病的困扰，过上幸福的生活。 姥姥在传染病防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用实际行动默默回应着医院的期望：建设祖国，保护家园。 　　姥姥的人生就是厚德载物施仁术，大医精诚济苍生的真实写照，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