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页岩油田拓荒 --难忘我的父亲罗蛰潭

老温

作者　　罗润田

我与父亲分离已七年有余。其间，旧宅已迁，往事已逝。然父亲留下的戈壁沙石一盒，窗前兰花一株，却未曾变过。时值父亲节之际，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寄出。

科研路，一生奉献

我的父亲罗蛰潭先生，四川乐山人，1919年11月18日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凭着对地质的热情执着，探寻伊始，便是一身之重，一生之长。

父亲与科研的缘，结于他的书生意气。父亲的求学之路.漫漫而修远，他却坚定立下了上下求索之志。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应召赴昆明做了一年多援华美军空军翻译。1944年为更多与母亲的交往，再读母亲当时在学的重庆大学并再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而后，他于1948年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与俄克拉荷马大学石油学院继续钻研深造石油开采工程。此时，父亲的满腹学识，已为他的今后一生奠定了似乎无忧的生活与丰满的前途。

父亲出国留学前与母亲在重庆大学的留影。

　　奈何家国情重，奉献心切，在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美国的父亲毅然做出了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于1950年，响应周总理“知识分子回国”的号召，毅然决定，和当时的一千余留美学人一道，分别乘上了归国的航线，背上救国的行囊。一路辗转，颠簸澎湃，和其他意气风发的留美学人一起，将整个自己投入了祖国的怀抱。他建设新中国的一腔热血，首先在重庆大学涌动。重大因他回来新建立了探矿系并聘他任系主任，由他主讲石油地质和石油开采课程，并在重庆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石油钻采专业。

父亲与科研的情，植根于栋梁壮志。“热情”与“奉献”二词，是父亲科研情怀的精魂。他的热情，流淌在荒远的油田；他的泰献，纵横在塞外的戈壁。科研探索中，父亲不畏艰苦，将自己的灵魂赤诚交付。他的担子之重，责任之大，让他一头扎进其中，不成不归。正应了这样一句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犹记当年祖父病危，向来孝顺的父亲远在新疆却无法赶回，由于新技术的攻坚需要，坚持在他所在克拉玛依油田，坚守着一名科研人员的职责与使命。纵有万缕牵挂，只得一一寄与漫天黄沙。艰苦的条件，换来突破性的累累硕果；动荡的时代，换来他一句云淡风轻的“能成就了科研，真好”。

父亲留美是在位于当时美国石油中心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学习的石油开采工程。他是50年代的中国一千多回归青年中唯一学习石油开采的学人。1950年回国后他曾任北京石油学院油田开采系主任。可惜好景不长，在57年的反右运动中，和其他90%以上的留美学人一样，超一千回美学人被打成了右派，有人去了北大荒劳改，他被驱逐出北京石油学院，转派至成都新建立的成都地质学院工作。他回国后毕生研究的是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浓稠油层开采，如页岩油的开发技术。60年代初期，为提高大庆油田的稠油开采困境，他开创了当时国际上最新的二氧化碳注水驱油技术探索，成功提高了大庆油田后期的开采难题。文革初期，再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拓展他研发出的稠油开发技术。在克拉玛依油田出油大获成功，并在刚开完庆功大会后的第二周，他就被强行抓回成都地质学院参加对他的批斗大会，批判他在美国留学学习资产阶级的采油技术和抗战期间应征担任美军援华翻译抗日的罪恶。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尽管父亲已经被多次批判关押，并有近一年的在天回镇农村劳改，他仍抽空针对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稠油开发难度大、采收率低的问题，继续不懈探索，结合了全新的注水驱油和火烧油层新技术以提高地层温度降低稠油粘度强化开采的思路，开创了国际领先的我国稠油火驱加注水压驱的强化开采新路，为祖国建设急需的石油资源提供了最大的资源。 父亲于80年代末在自己书房里的留影。

　　与中东石油不同，页岩油是美国70年代以后以及现今的最主要石油来源，美国目前超70%的石油是来源于页岩油。巨大的油气需求，使美国倾注全力开发页岩石油。美国目前在南方和北方的页岩油开采最红火的关键技术就是注水驱油，在60年代时期，此方法仅是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观念，开采应用尚未开始。而父亲在60年代中期就在大庆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研发成功了注水压气的全新稠油开发技术，为新中国石油贬乏的年代提供了宝贵的浓稠原油开采来源。新疆油田刚开采成功不久，文革在全国展开，成都地质学院发函要召他回校接受批判，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在他离开前及时召开全油田嘉奖大会，为他激活我国当时最大油田之一的克拉玛依油田的极大功劳颁发大奖。在当今的四川和西南地区，主要的石油来源也都是页岩油，传统采油技术无法应用，必须采用他的团队开发的以上现代采油技术才能开采出油。所以父亲在我国提高石油开采能力方面的贡献是卓有成效，在技术上也是不落后于美国石油开采技术的成功人士。

父亲在90年代初期在四川石油学会年会时与其他学会领导人的合影（中间的蓝衬衣白发老人）。

　　文革期间，父亲首先是被背上他做翻译期间留下的美帝军用水壶和穿上美空军绿色卡其军裤（美军飞虎队及运输队在云南四川与日寇战斗，前后约牺牲300余人，抗战结束回国时他们留下了所有军用生活物资，免费送给了中国随军服务人员和当地民众），被挂上“美军少校翻译官”的牌子，游街卡车上还搭载了家里的上海产红灯牌收音机作为“通美联络电台”在学校游街。然后又关了牛棚数月交代罪行。工资扣发仅每月发18元生活费。

一年后他被送成都北郊的天回镇劳改（当时美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约一年，经常到成都北门梁家巷担粪水回天回镇。虽是成都平原，但去北郊的路也是微微上坡，两个粪桶，近200斤重的挑子，近20里路的微上坡路程，非得不停的换肩，艰苦爬涉历时数小时，才能挑到生产队。对一个60多岁，以往以动脑为主的老人，的确是一个很艰巨的“再教育”。记得一次放假回家，我正关门在厕所里，他进门以后，一句话没说，一个人进入厨房，打了约半斤白米，在约30公分的铝锅里煮不到十分钟，煮了一大锅稀饭，一个人大口吞粥，几分钟吃得干干净净以后，才再进屋看家里有没有亲人在家。让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尽管岁月艰难，父亲的爱国之心和科研努力却一直没停。如前所述，即使是接受“再教育”期间，他和新疆的联系仍然未断。 70年代末，父亲开始探索从微观研究油层的物理性质，开创了油层物理研究方向，和国内多个油田一起，开始油藏异常高压研究，他再提出了用异常高压预测油气分布的研究思路…… 一个又一个璀璨的科研成果，正是他一生奉献的写照。

育人恩，一生栽培

　　何谓师者? “教书匠”是也。短短三字，是父亲对自己的铭刻，亦是父亲对我们的鞭策。

1957年底，父亲从北京石油学院被开除后就开始在成都地质学院 (即现今的成都理工大学) 执教。期间，父亲一直实践着他的锦言：“教师，至少要有超出学生六倍的知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后，才能举重若轻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父亲文革后期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的留影。

　　父亲的课堂，抑扬顿挫间，便是一场风云的吐纳，一生积淀的释放。他是成都理工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可喜的是，他的“教书匠”精神又培育出了另一个“教书匠”---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我学知识、考大学、做教师，一路行来，都缺不了父亲的激励。周围人常说，我的父亲是位“惟有读书高”的人，他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对每个子女尽心竭力的栽培上。“做老师不能落后于时代”，我在成都理工大学三十年的英语教学生涯，无时不秉承着父亲的言传身教，我后来也担任了成都理工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在我们几个子女中，在父亲的督促和培养下，我的兄弟们分别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和成都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学者。父亲对我的影响也体现在我对自己一对孪生女儿的教育上，我的两个孩子分别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也算自己没有辜负父亲对孩子“做人一定要有学识”的期望了。

父亲是学识上的师者，更是人生的师者。他育学校的读书人，更育自己的家人。父亲给我的感动，源于他一身的浩然正气。父亲的字典里，从没有“以公济私”四个字，“公”便尽己心相付，“私”便凭己力而为。犹记得，我评副教授时，父亲任届时理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了凭自己的能力，不因父亲的关系受人非议，在答辩会上，我提出让父亲回避我的答辩。父亲立刻爽快回应道，“是，我是该回避!”说罢便果真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了。没有一步登天，却让我牢牢记住了脚踏实地。父亲退职后，学校提出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誉称号，他非但没恃以自傲，还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由，将这一荣誉让与他人。父亲对权如是，对钱亦如是。无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是申请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经费，即便对待宠爱至极的我，父亲也从没因为私事，动过一分公家的钱。

父亲骨子里的君子气节，培育了代代学子，也感渡了一堂子女。

父女情，一生羁绊

父亲是我的严师，亦是我的慈父。父亲膝下五个子女，唯有我一个女儿，因此，对我这个女儿的偏爱，是兄弟们体会不到的。

　　父亲年轻时，尽管奔走在外忙科研，却始终不忘给我礼物。其中，有从日本远渡重洋带回的八音盒，有从上海出差带回的姜黄色皮包，还有为我的双胞胎女儿从国外买回的连衣裙……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盒黄沙。那是1965年，父亲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带回的戈壁滩上的黄沙，沙石间，有新疆的“仙人指”茁壮成长。“戈壁条件之严峻，仙人指仍然存活”，父亲的一句话，深深扎进我心里，在分外艰难的日子里，这盒沙仿若在我心上开出了一朵小花。如此厚重，如此激励，如此甜蜜。

父母晚年曾去加拿大协助我哥哥攻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母亲当时已诊断出癌症。这是父亲和母亲在多伦多公园里的最后留影。

　　父亲老后，成了一位慈爱、风趣、随和的老爷爷，我也一寸不离地常伴他身侧，陪伴父亲在理工北苑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六年。他从前一身的倔强执拗，至此纷纷褪去。他为小孙女换起了尿布，将喂奶时间、注意事项一一写在一个小本子上，一如当年科研般认真。渐渐地，我的两个女儿也长大了。她们生得普通，父亲却溺爱至极，他常说:“在我眼里，我孙女就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漂亮的!”可是，老顽童亦要面对老去。九十高龄的父亲病后，兄弟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孝，而我选择了和大哥一起，在成都理工大待在父亲身边，照看他的生活，担起照顾父亲晚年的责任。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上，十点十分，最后一响礼炮鸣完的一刻，父亲在华西医院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我在他耳边轻轻说道，“你看，祖国都在为你送行呢。”或许，他一生奉献的赤子之心，祖国看到了，回应了。

父亲曾说，他去世后，去看望他只用带上花。于是，年年岁岁，我都将鲜花撒在重庆大学后面一块大石处：那是他和母亲恋爱的地方。他的骨灰，也洒在了嘉陵江的河水里，飘扬兮，一如他的姿态；芬芳兮，似觅他的踪迹。

2017年5月，我从理工大的北苑搬到东苑。难念旧忆，于是我留住了沙石一盒，父亲最爱的兰草一株，让它们和我们一起在新居生活。因为在它们的身上，尽是父亲的身影。

记于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