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朝鲜战争情怀

山之雨/吴鹏

　　我的父亲吴金峰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他1942年参军，加入新四军一师一团二营五连，在激烈的战火中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营文化教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他荣立了二等功。回国后他被抽调至总政文化部工作，历任文化部助理，解放军文艺社编辑、副总编、副社长。1983年离休后他不忘当年朝鲜战场上的那些战友，仍致力于研究朝鲜战争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问题，孜孜不倦地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未来战争献计献策。

朝鲜战场三次遇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战争年代部队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做好了随时献出生命的心理准备。自参军后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战斗数十次，能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他说自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尽管没去见过马克思，但在战争中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仅在朝鲜战场上就有三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刚成立的新中国应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犯，保卫新中国安全，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派出志愿军奔赴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作战。这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他已被提为营教导员。

1950年11月父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由于部队是从中国浙江地区紧急调动，未来及换发冬装就进入了朝鲜。而这一年他们碰上了朝鲜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部队占领阵地后，由于御寒的冬衣难以运到，在露天的阵地上，战士们躲无可躲，只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甚至拿毛巾把脸包起来，但仍无济于事，许多战士手脚被冻坏，不得不截肢。

　 部队入朝之初，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昼夜行军令他们既紧张又兴奋。一天部队还在向南行进途中，突然出现几架美国飞机向他们飞了过来，并向他们的行军纵队投下炸弹。在紧急疏散的号令中战士们纷纷跑向大道两侧卧倒。呼啸的炸弹就在他们身旁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过后父亲发现自己的耳朵已被震得听不见声音，爆炸掀起的泥土成片地砸落在身上，当他抖落掉身上的泥土站立起来时，看到左边的一匹战马已倒在一片血泊里，而右边的一个小战士由于卧倒动作稍慢也被弹片夺去了生命。

第四次战役中，部队接到转移阵地的预先号令。父亲与团首长提前去勘查地形，确定部队的行军路线和阵地部署。他们在一处三叉路口的大树下摊开地图正认真进行现地对照和情况分析，发现空中有一架飞机飞过，那是美军一架没有武器的侦察机，他们未予理会。而就在他们收起地图刚离开那棵大树时，一架美军轰炸机突然临空，径直向这棵树投下了炸弹，他们飞快跳进路边水沟中隐蔽，爆炸腾起的巨大烟柱瞬间就把那棵大树全部笼罩，待硝烟散尽，刚才还卓然挺立的大树已轰然倒塌，炸碎的枝叶散落一片。原来是先前过去的那架侦察机已为这架轰炸机提供了目标座标，致使他们险些葬身火海。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敌我之间战线胶着，双方均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一次父亲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发现有一可疑目标，为进一步弄清目标性质，他摘下望远镜想交给身后警卫员再确认一下。就在他转过身的一瞬间，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鼻尖飞过，击中了身后的警卫员，致其当场牺牲。很明显，这颗子弹原本是冲着他来的，而他不经意的转身动作竟使亡者易位。虽然父亲幸运地避过了这三次险情，但与死神之交的经历已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由于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无畏，率领部队胜利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父亲被授予二等功，并荣获朝鲜军功章。

深入研究志愿军战俘问题

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是二战以后中美两国军队的直接对抗。战争中互有惨重伤亡，也有大量官兵被对方俘获。在抗美援朝作战的前四次战役我军被俘人员并不多，而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却有大量人员被我军俘虏。但在第五次战役后期，由于作战指挥及通信等方面失误，我志愿军中线一个师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后许多指战员未能突围不幸被俘。这次失利导致志愿军被俘人数大量增加，最终达到二万一千余人。

抗美援朝战争后，父亲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53年4月,他曾参加总政文化部组织的采访团,对英勇回国的抗美援朝被俘伤病员进行过采访。这些被囚禁的英雄们在美军战俘营中冲破美蒋劫持压力，高举爱国旗帜，反抗美军和国民党特务虐杀战俘暴行，浴血奋斗坚决回国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以后他虽未再接触这方面工作,却听说被俘者回国以后,大部都被开除党籍军籍, 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心中一直疑问。

1983年,父亲从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出于对朝鲜战争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心中所存疑虑，他对志愿军战俘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研究。为了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费到志愿军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通常先是带着介绍信到当地的民政与公安机关查寻档案，根据线索逐个找人面谈。有时为找到偏居一隅的归国战俘，他常常不辞辛劳，下到偏辟农村，沿着乡间小路登门拜访。每次出发，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调查的脚步踏遍东北、山西、湖北和四川等地。近三年的时间内，他当面采访了一百多名回归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又在各地公安局中收集到数百人的自述与申诉材料。在走访中他经历过非难的白眼，但更多的是有公正之心的人为他提供方便，使他感受到人民群众内心的善良和实事求是的心声。

通过调研，父亲清楚地认识到战俘问题是在朝鲜战争后期被美国作为向我施压和争取最大利益的筹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对战争行为进行规范。特别是在20世纪后，世界上已经有了公认的战争法则,制定了禁止生化武器、禁止虐待俘虏、禁止以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非战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规范。按照《日内瓦公约》与国内际惯例，战争之后交战双方应相互交还全部战俘。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军基本遵循《日内瓦公约》，要求战俘按军衔高低担任战俘营各级管理职务，但我军人员由于完全不知国际上关于战俘的有关协议，几乎所有被俘指挥员均隐瞒身份，谎称自己是“士兵”、“伙夫”、“挑夫”而使战俘中的国民党败类有了可乘之机。

在朝鲜战争后期，美国为在政治上打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开始蓄意利用战俘问题向中国抹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美国代表高声说：共产党的战俘们“已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愿回到共产党那边了，宁死也不愿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以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 于是，一场围绕战俘问题的严重斗争开始了。多数志愿军战俘要求回国，美方却抛出所谓“甄别”手段，声称要按战俘的“意愿”送他们到大陆或是台湾。

为达到目的，美军远东情报局从1951年6月起就先后从巨济岛战俘营中刻意挑选志愿军中的战场投敌分子、原国民党军官及暗藏在我军的特务和少数变节分子三百余人送到日本东京进行培训，之后又送回战俘营安插到各级管理岗位，并默许这些败类成立所谓“警备队”，对坚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施行坐水牢、电刑、火烙、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等酷刑，制造白色恐怖。为逼迫战俘们到台湾，他们还强行在大部分战俘肢体上刻写“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字样和国民党党徽。

战俘林学甫原是成都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中断学业报名参军。在战俘营他不畏强暴，坚决表示要回大陆。这些毫无人性的败类竟用尖刀当场刺进他的胸膛，并丧心病狂地剜出鲜血淋沥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威胁其他战俘说“这就是要求回大陆者的下场”。面对美军及其随从的罪恶行径，战俘们开展了宁死不屈的斗争，他们在战俘营升起用红药水和奎宁涂染制作的五星红旗，高唱战歌，用热血身躯与美军的机关枪和坦克博斗。到最后有7000余人坚决返回了祖国，而被国民党特务威逼和美军裹挟到台湾的有14000多人。另外，在斗争中被美军直接和借走狗之手杀害的志愿军战俘有240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父亲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对战争也有了更深的感悟，深刻认识到战争是极端残酷的生命博杀，对参战双方整体来说通常有胜利或失败两种结局。但对参战的个体来说却有三种结局：或是凱旋，或是牺牲，或是被俘。即使对最终取胜的一方来说也并不是所有战斗都是胜利，也非所有人都会凱旋，战斗中遭受挫折时没有战死就有可能被俘。他们的命运通常由不得自己选择。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因各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因而，在如何看待战俘问题上也应该实事求是。

呼吁树立正确战俘观

通过几年的深入调查，父亲采访的笔记已写满五十余本。为了整理这些资料，他不顾年大体弱，执着地开始学习使用电脑，让孩子们手把手地教他开机，关机，并努力学会用手写板来进行文字录入和文字处理。日复一日地在电脑前工作，使他腰腿和肩周都出现了毛病，甚至两次患上中风，但他经治疗后仍坚持一笔一划地将战友们的口述一页页地整理出来。北京的盛夏虽然干燥，却也高温，在房间内静坐仍流汗不止。为避免汗水浸湿写字板，他每天把毛巾裹在胳膊上不停地写作。

通过对材料的整理与深入思考，父亲深刻地感到这些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都是怀有赤诚之心爱党爱国的优秀战士，他们被俘之后仍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堪称是囚牢中的英雄，他们的被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他曾抽取志愿军战俘资料42人进行研究统计，发现被俘原因可分为：因负伤丧失战斗力23人,占一半以上.作战时误入敌阵而仓猝被俘4人,拼杀至阵地失陷力竭被俘7人,掉队遇敌或在医院中陷敌被俘6人,这些都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此外,有投敌者1人,放弃任务逃离阵地后遇敌被俘1人。这2人是真正畏敌怕死,政治不合格者,但仅是被俘人员的极少数，那种以偏概全地推论所有被俘者都是畏缩怕死者是违背事实的。

这些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每个人都是饱经磨难拼死而归的，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起初的热烈欢迎与精心照料之后，接蹱而来是极“左”的清算与严酷的审查。之后，他们大部分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军籍，在回到工厂或农村的几十年中不断遭到意外的坎坷。他们难以找到工作，背着叛徒的罪名遭世人唾骂。他们的档案大部都被放到各地的公安局，每人都在被监视中生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他们恶梦的开始，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的军人是不能被俘的，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屈服、怕死、投降或叛变，就是耻辱和人民的罪人，甚至被怀疑是敌人派回来的特务。

父亲认为，这种战俘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党开始闹革命与敌作战时，面临的敌人万分强大而凶残，红军战士万一被俘，蒋介石的国军就残酷逼迫被俘者投降叛变，带领着去剿灭红军。被俘者如果坚贞不屈，那就必定经受酷刑，直到就义牺牲。而如果叛变，他就成为红军最危险最可恨的敌人。那时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从蒋军手中放出的被俘者，一般地说，必是叛变了的人。因而红军中形成一种共识：宁死不当俘虏，当俘虏可耻。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个思想已形成为解放军的顽强作战的优良传统，也逐渐形成为社会共识。

但随着战争样式与对象的发展变化，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被俘问题已成为面对未来战争不容忽视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忠勇如关云长，爱国如文天祥，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并不能说他们是先失节后就义。在我军的革命历史中，忠诚如方志敏，也先被俘后牺牲。决不表明他巳失节。因而一定要改变无根据地一律贱视被俘者的习惯论点。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父亲终于整理完成80余万字的的调查报告，并根据他的居住地位于北京安德里北街而特意将这部调查报告定名为《安徳舍笔记——四百多位抗美援朝被俘者的自述》。调查报告对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们如何在战场上被俘做了真实的记录，揭露了美军会同国民党特务剥夺志愿军战俘人权，残酷虐待、伤害与屠杀战俘的真像，并翔实地记述了这些志愿军战俘如何与敌进行不屈的斗争以及归国后的遭遇。在深入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他秉笔直书，将所了解的情况直接向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和军委首长汇报，为战友们的不平遭遇大声疾呼，建议进一步为7000余名归来的志愿军战俘落实政策，改善生存条件，并提出要引导社会逐步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战俘观，要根据现代战争的实际和国际通行作法为战俘问题确立适用的法规。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发生了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的虐囚事件。为了揭露历史上美军就有迫害虐待战俘的恶行，父亲根据他的调查材料写出《美军战俘营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文章，深刻揭露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曾残酷虐待志愿军战俘，被《参考消息》刊载，成为揭露美军违反国际公约一贯迫害战俘的罪证。

多年后，他的《志愿军战俘访谈摘编》被《解放军文艺》杂志刊用，并被评为2013年全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二等奖。他说：“我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要认真研究与接受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正确地看待与处理战俘问题，这也是做好未来战争准备的重要一环。”

父亲认为：首先，应教育与训练我军的官兵永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论在何种不利的形势下，包括在失利的形势中，也永不服输战斗到底。即使一时被敌打垮、打散，以至被俘的条件下，也能自动集结，重聚重生，自觉地按党的路线方针继续与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其次，应从现代战争情势出发改革我军旧有的战俘观念。今天，我军面临的战争从作战的对象、规模、力量，以及作战的任务与性质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的许多观念与规章巳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过去我军历来在战前忌讳讲被俘，以为损害士气，这是符合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情况的。但现在新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国防军，将主要面对与外敌相争，要求我们战前就必须让参战者不仅对牺牲，而且对被俘都要有所准备，以便必要时知道如何继续斗争。

其三，应研究制订关于战争中军人被俘的新规则，新条例。规定允许与不允许被俘的界线，规定什么是叛，什么是过，什么无过，什么有功。既提倡有中国特色的气节观念与情操，也要为军人被俘制定法律，并考虑与日内瓦国际战俘协定接轨，使之成为与敌斗争的武器。教育部队懂得被俘的必具知识，万一被俘能够继续斗争，争取胜利。

2010年，父亲把他多年调研与思考的志愿军战俘问题笔记及他所写的诸多研究报告、文章、材料等全部整理上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不仅让这些记述着事实与鲜血的材料与历史永存，而且为后人继续研究与完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素材与依据。父亲今年已经九十八岁，在纪念抗美援朝作战七十二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他长寿安康活过百岁。

（2022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