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他娘

刘宏民

　　国民他娘就是我娘。国民是我大哥的名字，“国民他娘”是我父亲对我母亲的称呼。因为排行老大，大哥的名字被多喊了好几倍。父亲这样叫母亲，引得不少人跟着这么叫。比如隔了一条路的老华奶奶，当了几十年大队支书的叙伯，还有我按照村里的辈分该叫爷的许多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都不叫我母亲的名字，以至于我长到十来岁才知道母亲叫袁香，还是一位嘴碎的婶子开玩笑问我：“老袁香搁家没有？”她平时没个正经话，见我们小孩子不骂不开口说正事，经常说“大那蛋，上哪儿去？”云云，很多，我们背地里都叫她“骚嘴”，不过不敢让她知道，她知道了一定骂得更厉害。自从知道母亲叫袁香之后，我就避讳说“香”这个字。我母亲的名字肯定不说，在学校，同学们有叫某某香的，从来不叫她们的名字；生活中，吃到好吃的食品也不怎么说“香”，甚至听到别人说起“香”字，竟然有牙硬的感觉。

村里的乡亲们叫我母亲“国民他娘”，各有各的原因。老华奶奶在辈分上比母亲高一辈，年龄却比母亲小一岁，长幼为序排班肯定不现实，叫名字又张不开口，索性跟父亲一样称呼我母亲。据说在大哥之上还有一位叫做“婵”的姐姐，在三岁的时候生了病，被石桥邢庄的“邢先儿”打一针就失了性命，母亲那时险些疯掉，后来有了大哥之后才慢慢平复，之后母亲的名字由“婵她娘”变成了“国民他娘”。老华奶奶嫁到我村比我娘晚，也许就不知道母亲有过“婵她娘”的名字，或者知道，但终是把我娘叫成了“国民他娘”，至今她老还健在，善良了一辈子，只是不再喊“国民他娘”了。

老支书王正叙算是跟我家有很深的渊源了。他小时候家里穷，整天饿得受不了。那时的我家里有田地，有时候用得上短工，他就上门做短工。他比我父亲大八岁，却与我父亲有一辈子的交情。他做了几十年大队书记，因为一条腿略有残疾，被称为“拐子叙”，是我们肖旗乡响了几十年的名书记。肖旗乡有名的支部书记有好几位，磁趴岭的“拐子斗”，潘庄的“拐子叙”，张五庄的史广聚，七里营的老相，都干了几十年，积攒了名气。我父亲做过生产队长，副大队长、副业社负责人，好像短时间做过大队会计，似乎也有些名，认识的人也有不少，光干儿就有五个，本村外村的都有，加上母亲的干闺女，干亲戚十来家。叙伯与父亲交好了几十年，他孙子是我大哥的干儿。想来都是旧社会就打下的交情基础吧。他也叫母亲“国民他娘”。像他这样比父亲大却叫“国民他娘”的人，在母亲还没有成为“婵她娘”“国民他娘”之前是不是叫母亲的名字，现下以及以后是考证不出来了。

我家的辈分在村里是最普遍的，比我大小20岁的，基本都是平辈；二三十年前，能让我称得起爷的固然是极少数，能称我为爷的也极少，想是因为各家世代相传的人口繁衍速度差不多。村里是讲秩序的，辈低者不叫辈高者名字，嫁入的妇女随了丈夫的辈分，不该叫名的不会叫名。故而，辈分低的或同辈儿年轻的，都叫母亲某嫂子，某婶儿，某婶子，某奶奶，等等。同姓的族人，则因父亲排行老五之故，称母亲五母，五婶儿，五奶，等等。父亲的几位族兄怎样称呼母亲，有的我根本没有听过，有的好像也叫“国民他娘”，还有的叫“他五婶儿”。

本家的爷奶、伯伯伯母以及乡亲中的长辈，称母亲为“国民他娘”，想是出于对父亲，对母亲的尊重。

回想母亲的过往，最显著的是干活儿不惜力。村里通电后队里安装电磨，承接本队本村甚至外村的磨面任务。她那时有四五十岁，是磨倌，扛起盛着粮食的栲栳往磨里倒，外人看起来很轻松，不知她每晚回家后浑身散架似的累；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磨坊，仍然活力四射一般。她去世两年后我遇到在县里工作的一个叔，得知她因几种内科病离世后还感叹道：“您娘跟铁疙瘩一样结实的人，咋会有恁多病？”不信似的。

我村处在交马岭上，地面广大，可用于种庄稼的田地多，岭地洼地各占一半，每人划地超过三亩。收过小麦，不定哪块留下深麦茬，哥姐们上学去了，我大概在跑着玩，母亲抽空就下地薅麦茬，用于烧火做饭。一箩头一箩头㧟回家，终于积少成多，头朝里根朝外垛成了一垛。秋天里，生产队的烟叶打过、炕完了，烟头上新出的嫩芽也能长半大，打下来也能炕，母亲抽空领着姐姐遛烟叶，炕炕卖掉，青或黑色的品相，也增加了收入。捡回的豆秆轻易不舍得烧，烧的是烟柴、玉米秆、玉米芯，还有干树枝，配合煤火做饭，过了一年又一年。

岭地盛产红薯，生产队里分的红薯干，存放于浮棚上或红薯干圈里，红薯存在野地分得的窖里。不拘谁遛来的红薯或者从窖里取出的红薯，母亲会连夜洗净，用蛤蟆蝌蚪擦子的反面，磨擦成稀糊，然后过出粉、滤出渣，一做就是大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能吃到油煎的凉粉和配了葱姜煎炕的红薯渣饼，味道都极好。一年间，母亲调配着粗粮和细粮，加上随机做出的小食品，总能使粮食接搁住，吃到下年的新粮下来，不似有些人家，在新粮下来之前要借粮。这是大家都承认母亲 “会过”的重要原因。

回想我家里我这一代人并没有饥饿的记忆，许是得益于潘庄人少地多的地利，许是得益于六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发展的天时，或者最主要的是得益于父母勤劳的人和。

母亲去世后父亲独自在老家生活了八年，“国民他娘”的称呼伴随着母亲去了。父亲固然不用这词，连“您娘”这词也基本不用。八年里，父亲几乎没有向我提起过母亲，我几乎不帮助父亲回忆母亲，也不说关于母亲的话题。其实我心里一直想听父亲谈谈母亲的旧事。这些旧事，在他只是旧事，在我们后辈人这里就是珍贵的资源。父母一辈子很少吵嘴，相处的技巧应有可取之处，但父亲不说，我便不问，免得引起他的难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小心中，我失去了关于父母的很多故事，一直引为遗憾，在父亲也过世后，尤为强烈。

父亲和母亲留给哥哥姐姐们多少回忆、什么回忆，我不知道，然而于我，父亲外出带回的一块烧饼样的牛肉，母亲用红柿拌炒面剜着吃的开心，以及母亲举起栲栳为大磨添粮食的情形，母亲强行把蒸肉倒进我稀饭碗里的固执，还有其他的记忆，有时会一阵一阵地涌来。仿佛过电影，历历在目，又像穿成了烟线，在眼前萦绕，飘忽不定，挟带着“国民他娘”的称呼，要越飘越远。

谁的过世的亲人不是这样呢？纵有一些事迹，也终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融入无穷无尽的宇宙，消失了，或者与天地一样，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