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石杂志发文介绍我的版画藏书票作品，藏书票——-纸的宝石、值得你拥有

陈雅丹

“一本没有贴上藏书票的书就好似被人丢弃的婴儿。所有爱书之人都应拉近与藏书票的距离，视书为宝，尊重它，珍惜它。毕竟，贴有自己藏书票的藏书和其他那些副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几句由子安翻译的比利时版画家塞维林（Mark Severin，1906—1995）的论断可谓经典，值得爱书之人细细品味。

名为“在南极”的藏书票（入藏中国美术馆）

大海星辰，从心所悟

今夜很静，一切不请自来，汹涌澎湃。一些细小如玻璃碎片般的小东西，窸窸窣窣、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越过窗外的电闪雷鸣，从缝隙里陆续钻进来，围绕着坐在小小台灯边的我，打转转……

一切都刚刚好，我正要开笔，写静谧的和今天一样的夜晚，写小鸟喳喳叫的早晨和昏昏然斜靠在床沿上正在读着的书。我要写的，并不特指哪一本书，也不是书里的哪个主人公，而是书以外某种不可言说的珍贵东西，它陪伴了我一生。

这个伴我一生的“小朋友”，名叫“藏书票”。藏书票除了和我交好，也是书籍的好朋友。我爱书，也爱藏书票，还爱书和藏书票之中所具有的那些美妙高贵的东西。

我常说，真正的藏书票艺术品就像是一颗小小的闪闪发光的宝石，又像是一面面小镜子，折射着创作者的心灵。于我而言，它们是我闲暇得空时喜欢把玩的“小玩意”。我自知创作水平远没达到期望的高度，但却因此意外地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人，比如作家草明、姚雪垠、严文井、邓友梅、阮章竞……阮章竞先生写《漳河水》，写得是多么的好啊！那么恬静、干净、透明，一下子把心儿都照亮了！和作家交朋友，便常常能遇见好的书，所得到的无形滋养是怎么感谢也不为过的。

为阮章竞所作的藏书票
名为“宝林爱书”的藏书票

曾记得，我去见姚雪垠先生，他指着门楣上方挂着的“无止境斋”四个大字对我说：“生活无止境、知识无止境、艺术追求无止境，就以此为题，为我做一枚藏书票吧！”我便以汉代流传至今的图案纹样做了两枚藏书票。打这以后，我就常去看望他，他也喜欢和我天南海北的侃，并为我题写过册页的封面“雅丹南极行”。有一次，我问他：“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八十呢？”他很快得意地接下茬：“因为孔子没活到八十岁!”“那八十岁是怎样的呢?”我追问着。“更深刻!”他大声地回答。可是，那是怎样的一种“更深刻”的境界呢？我没有追问下去,他也没再往下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已经八十五岁的李宝林，他回道：“我要八十五岁而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如今，我自己也八十岁了。我的状态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会充满活力地走到最后——因为我停不下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还有许多探险家朋友。他们都是从网络上沿着寻找我那地球物理学家父亲的足迹，找到我的。他们当中，有登珠峰的伤残转业军人寒啸，有“4×4老男孩汽车俱乐部”的成员，还有穿越南极的秦大河院士和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等。有的见过面，有的没见过面，但他们都是那么的勇敢、优秀！我们谈起共同喜欢的主题便会兴趣盎然、沉浸其中：我因他们而想起自己英年早逝的亲爱的父亲。我羡慕他们年轻，常常因为无法一同前往探险而深感遗憾。

为白羽所作藏书票

人生就是一场探险、一场旅行，无论你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都要有探求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勇气。我常说，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带上一本书出门去旅行”，从初中起就读过许多名著——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古人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不知不觉中仿佛多活了好几辈子。我喜欢前往世界各地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和那里的人与自然交流。这些阅历，使我知道未知世界是多么浩瀚无垠，而自己如此渺小，徜徉其中何其美妙！生命短暂，但我来过了、努力过了，看过了沿途许多的美丽风景，至于有没有成果，那都不重要了。

为源子玲所作的藏书票

我愿如李可染先生在勉励自己的图章里所说的“七十始知己无知”那样，做一名“白发学童”。我不耻下问，因为与时俱进能学到很多新的有趣的东西。

过去的一切，渐行渐远。但那人、那事、那些美好却留下了，如影随形。我愿永远在路上。远方，大海星辰在召唤。

为王仿子所作的藏书票

名为“穆桂英”的藏书票

名为“丹丹的书”的藏书票

关于书与藏书票的漫笔

最美妙，莫过于出门去旅行，带上一本书。

当你愉快而坦然，背上背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大步行走在旅途上尽情感受生活时，书则带着你进入另一种精神之旅。

这是两种不同的旅行，却又缺一不可。古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是很深奥的。

谁能说在我们艰辛跋涉的人生之路上，不需要那可以滋补心田的可爱的书呢？书是那样的朴实而美丽：合上它，只小小的一本；打开，却无比丰润。排在一起，或是摞在书架上，书都具有一种简朴而有分量的美。

当年便有人担心：书将被现代化的电脑磁盘、光盘所取代而成为历史。直至今日，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杞人忧天”。

名为“雅丹和两只企鹅”的藏书票

书是不会消亡的。它会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永远生存下去。像在暖气、空调普及的时代，老诗人臧克家却依恋着火炉，恋着它闪着火红的光，恋着它“噼啪、噼啪”的声响，恋着它所带来的那份冬夜的读书之乐。捧一本书，躺在随波逐流的小舟上；抱一本书，靠在深秋温暖的老树旁。这样的情怀，在电脑边是无法找到的。

有了书，才会有藏书票。藏书票寄托着读书人的情怀，标榜着读书人的品格，显现着读书人对书独有的爱。那一份爱，是完全不同于世上任何一种爱的，好的藏书票就是具有那么一种谁也无法替代的美。

名为“河马爱书”的藏书票

名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藏书票

设计家为藏书家专门设计的藏书票，属于一份认识与问候，是“专属于你”的一份情。方寸间的一幅画面，帖在书的扉页上，像一小扇窗口，更像一颗闪亮的宝石，这珍贵的点缀，总有着那么一股可爱的“文气”。

藏书票、书与读书人之间的种种故事，体现出文化。而文化包涵了人类有关艺术、情感及思想方面的各种表述形式，使人们能从现实的枷锁里解脱出来，达至心灵自由。

一面面小镜子

如果说水墨画是我常发表的作品，那么藏书票则纯粹属于“个人的宠物”——对于我来说，藏书票记载着生活情感，像是一面“心灵的镜子”，足以与友人开展一番肺腑交谈。

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更加显示出内在的魅力，令人回味、联想、沉思。那或许曾是美好的友谊、清新的诗，又或许是一段人生旅程上难忘的别样时光。

为姚雪垠所作的藏书票

那躺在一本大书上酣然入睡的女孩，是我孩提时代的写照：它使我回忆起小时候仅有的两本翻烂的带给我无数欢欣的小书，回忆起炎热夏天的中午，微风中无数彩色的梦……

那一组南极题材的藏书票，使我回想起1986年奔赴南极长城站写生的日日夜夜；想起那潜移默化召唤我去南极探险的早已故去的父亲；想起给我藏书票、托我带给南极长城站的八十老翁李桦老师——当我把三十多位版画家为长城站专门刻制的藏书票送给南极考察队员，那是多么感人、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

在那最为浩瀚的白色大陆上，我最喜欢的是企鹅。于是，我刻制了与企鹅作朋友的藏书票，以表达对它们的喜爱。

为严文井所作的藏书票

为草明所作的藏书票

“无止境斋”藏书票就是多年前为作家姚雪垠先生刻制的那两枚，将汉代石刻的局部纹样略作调整，改为抽象图形，象征着宇宙万物循环不已、永无止境。启用唐代的富丽色彩，营造“国风”境界，也符合姚老文学家、史学家的身份。

严文井先生的书票，是用一个“井”字变化而成的。井口形状的美丽图案，昭示这口井犹如孩子们喜爱的万花筒，可以幻化出无数美丽的景象，借以象征儿童文学作家的丰富内涵。

作家草明女士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她羸弱的身躯中，好像蕴藏着无穷的力。她说，她喜爱小毛驴和骆驼，缘因它们默默承担、任劳任怨，然而又是不卑不亢的样子。于是，我为她刻制了小小的红骆驼。

作家邓友梅先生，是我在瑞典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认识的，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听我介绍完了藏书票之后，很感兴趣，说自己的书斋名为“壶斋”，并热情地寄赠好多他收藏的鼻烟壶画稿供我参考。于是，我就创作了这幅“壶斋”藏书票送给他。

为邓友梅所作的藏书票

也许有那么一天，当这些朋友翻开自己的藏书，会再次看到我为他们创作的藏书票。这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藏书票，承载着美好的祝愿，倘若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愉悦，那我就很满足了。

黄永玉先生的“记号”

回想起2013年，黄永玉先生90岁的时候发来请柬，要我去万荷堂参加他的生日庆典，并去国家博物馆看他的“黄永玉90画展”——那么多巨幅的色彩艳丽的画和雕塑，着实让我敬佩不已！

这使我想到了当时在作家出版社当美编的学生曹全弘，他设计的精装版黄先生作品《比我老的老头》,护封和精装封面都是红色的，非常精美，特别是里面还有一张黄先生亲手绘制的藏书票，使我爱不释手。

犹记得出版之前，曹全弘问我能否在《比我老的老头》里贴上一张藏书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如果这枚藏书票能由黄先生自己来设计，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全弘担心黄先生不给画，以我这个学生多年来对黄先生的了解，认定老人家是性情中人，若是创意好，必会痛快地答应下来。

果然不出所料。当向黄永玉先生提出请求时，黄先生当即欣然命笔，一气呵成画了一个人学着小狗可爱的样子，在墙角“做记号”，还很幽默地题了一句话：“借出的书，走失的狗，惟愿认得路回来！”这枚藏书票的创意别开生面，凸显“记号”两个字——记号，就是藏书票的最主要功能。黄先生表达的是一位爱书人的心情：贴上藏书票，为书做个记号。

书籍有了藏书票，就像孩子有了妈妈。将来，不论谁借了你的书，翻开书，书票就会时时提醒他：这书是某某某的，别忘记还给他啊！

名为“敦煌印象”的藏书票

名为“梦回楼兰”的藏书票

回想起来，我和黄永玉先生认识都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在中央美院版画系时，刚从香港来到北京的黄先生三十几岁时的样子。有一次，班里让我找黄先生借烟袋当教具，他特地绕道回家，推开面向版画系的自家狭窄小平房的后窗户，把烟袋递给我。那天他叼着大烟斗，笑呵呵地对我这个小女孩说：“别丢了，这可是明代的哦！”是啊，和黄先生的这份真情永远不能丢，他是我们学生的榜样，我们的骄傲。

黄永玉先生，我们喜欢他的坦诚机敏、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爱憎分明。衷心祝福这位近百岁的老人家健康快乐，艺术生命之树常青！

耄耋之年，心系环保

我从小就特立独行。在妈妈所给予的宽松自由氛围地呵护下，我成长为一位既有浪漫情愫，又顽皮敢于冒险的艺术家。似乎在我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位永远长不大的勇敢少年。

名为“sara”的藏书票

老师黄永玉说我“个子最小，走得最远”，漫画家华君武也幽默地叫我“大探险家”。

我15岁上中央美院附中，决心献身艺术做个苦行僧，便给自己推了个光头变成“小男孩”。这事儿惊动了附中、美院前后十届师生，以致今天还有人叫我“小男孩”。

1986年我44岁，遵从内心的召唤，硬是挤进了南极考察队，以编外队员身份去了南极中国长城站，并留下壁画《三个太阳》。这事儿曾引起轰动，使我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赴南极写生进行艺术活动的画家。

为申奥成功所作通用书票

为奥运体育专集所作藏书票

再后来，通过不懈的努力，在新疆朋友的帮助下，49岁的我沿着父亲陈宗器七十年前走过的路，两次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一次是纵穿，一次是横穿。风尘仆仆的过往，真可谓风餐露宿、历经磨难。当我乘着212吉普车翻越两个陡坡，终于穿越大漠来到罗布泊南岸时，回望昔年大湖“罗布淖尔”，泪水充满了双眼——控制不住的情愫，为我那辛劳一生的父亲！

回京后，长达八个月的个展酝酿，主题敲定“环保”。我父亲那代人在野外考察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条件非常艰苦。父辈们出生入死走向西部，都是为了这片土地能更加美好，可罗布泊如今却荒芜了，这使我陷入了沉思。

1998年，黄河入海口一年有三分之二没有水，北京缺水、西安缺水，许多城市都缺水。那一年，中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已经高达262万平方千米，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在艺术上的构思，却使我成为了一名环保志愿者，并于当年8月举办了“98陈雅丹穿越时空之旅”。这是我的第一个环保主题画展，大概也是中国最早的环保主题画展。

名为“雅丹在罗布泊 ”的藏书票

名为“穿越时空去见父亲”的藏书票

两年后的2000年夏天，我应邀作为“永远的罗布泊”公益广告的主角与艺术顾问，再次来到罗布泊。在空气温度40摄氏度，地表温度70摄氏度的条件下，我参与拍摄了两条环保公益广告，并抓紧时间在高高的雅丹地貌顶上，种下了具有象征意味的三棵树。每棵树上都写着“愿罗布泊绿树成林”的祝愿——希望在这干渴无水的荒漠里，远远走来就能看到这小小的充满希望的绿。

2006年，我拟写的环保主题长文《水·绿色·人》发表于《人民日报》并获奖。

感谢上苍，使我有机会两次来到生命的禁区——罗布泊。感谢父亲，是他给了我“雅丹”这个名字，召唤我，把我引向这块荒凉的土地。这使我仿佛看到了70年前的父亲，与他有了一次难忘的心灵相会：我感到一种深沉、悲壮、更具责任的力量似从父亲那里回流到血液中。

面对空气污染问题，我深感忧虑，总想做些什么。2012年到2017年，为了环保，已经七十多岁的我倡议发起“保卫蓝天·蓝丝带行动”。我拟写了策划书在“雅丹小屋”公众号平台发布，并四处联络电动车、共享单车和各地朋友参加，还请我的学生岳昕（知名设计师，2016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获得者）精心设计了“蓝丝带行动”专用字体，印制了蓝丝带，用以宣传环保、保卫蓝天。

今年我80岁，仍然步履不停地欣赏着新鲜事物、注重新的感受，精神生活依然饱满。从追求画面之美到追求天地大美，我心中那个少年一刻也没停歇。去看我的艺术吧，那些追求美好的画面，早已把珍珠般的泪滴、宝石般的灵感和美玉般的心地，化作笔触、色彩与构图，来描绘，来寄托，来诉说，来映照星河！

陈雅丹

1965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委会委员，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组委会执行主席，系中国第一位赴南极写生进行艺术活动的画家，亦曾两次穿越生命禁区罗布泊，成为我国“第一位纵穿罗布泊的画家”。

1986年—2019年，曾在中国美术馆等处十七次举办个展，作品入选三、六、七、九、十届全国美展和“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全国展”，藏书票被德国古登堡印刷术博物馆、日本早稻田大学收藏，水墨画被中国美术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文化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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