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富满莒沂边

姥爷

文/王学富

小时候记事晚，开始记事的时候姥爷已经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了。

姥娘去世于一九六〇年，时年五十五岁，所以三岁的我对姥娘没有什么记忆。姥娘没有留下照片，因此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姥娘是什么模样。我问过娘，她说姥娘娘家是东边的程家庄子，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姥娘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小时候，人家孩子都说走姥娘家，我却一直说上俺姥爷家。

姥爷家那村，据说清朝初年沈姓建立，故名沈家沟，后沈姓无人，村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大沈家沟建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山岭上，各家房子依地势而建，高低错落，朝向有正有偏，街道高低不平。姥爷家住在全村最低的地方，三面高北边低，全村的雨水在姥爷家门前汇合，经过北边的腊行坝，汇入下谭家沟村前的小河流入何家庄子水库。夏秋季节，经常发水，顺坡而下的洪水把门前冲出一个大大的“跌涡”。很长时间里，一条洪水冲刷形成的小河里，流淌着从西南岭上下来的涓涓细流。

姥爷家有三间西屋，两间小北屋，南面一间栏一间棚。大门口朝东，紧靠着北屋。大舅是生产队的当会计，二舅在小学当老师，都已经结婚生子。西屋比较宽敞，他们两家合住在里面。靠北一盘大炕，大舅一家住，二舅家住南里间。锅灶在中间，两家共用。二姨到县城当了工人，姥爷和小舅一块过，住北边的两间小屋里。过了几年，大舅、二舅都要了宅基地，盖了新房子搬出去了。西屋倒出来了，姥爷和小舅就搬进去了。两个男人过日子，吃的就简单了一些，以饼子糊肚为主，很少吃煎饼，因为他们不会烙。记得在姥爷家，吃过一次黍子面蒸饼子。黍子带皮磨面，蒸出来的饼子，黑皮的黍子皮星星点点，吃在嘴里还有沙拉沙拉的响声。姥爷家有一双黑色的筷子，说是“乌木”的，姥爷说是老一辈子传下来的。从那双筷子，我知道了乌木是黑色的。

姥爷家门口东面是一块不大的空地，南临一条小街。西邻居高高在上，天井比姥爷家屋顶还要高，站在院子里，姥爷家一览无余。在村里，像姥爷家一样情况还不少，也是那一带山村的一大特色。姥爷家西屋有一个后门，出入很方便。后门那边是一个夹道，是用来排雨水的，俗称“滴水”。高高的崖头，是与西邻的“界墙”。南面种着几棵山药，长长的秧子爬满了半个墙头，上面结着很多山药豆。山药豆生吃，黏黏的，还有点麻麻的味道。多以年后，我才知道，好吃的不止是山药豆，在地底下长的长长的，还有很多须根的块茎才是山药。

姥爷老兄弟俩，北邻是二姥爷家。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辈了，兄弟俩分家后成了当时的格局。姥爷家姓董，清乾隆年间从浯河（渠河）对面的张解迁来。张解今属安丘石埠子镇，在解放以前的几百年里，和大沈家沟一样都归莒州（县）。同村的程姓，来自浯河北的马头山，比姥爷家祖上来得稍晚一些，董、程二姓人口大体相当。李姓来自井丘，偏居东北二三里路的地方，独成一个七八户人家的自然村“后山”。后山李家与姥爷家一个生产队，那里有他们生产队的地。我去过几次。前些年，李家全部搬迁到了大村，“后山”这个全镇第65个自然村（全镇在册自然村64个）也就消失了。

小舅大我五岁，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去当了兵，属于总参通信兵，在陕西户县、周至等地驻防。之前去姥爷家，我该回家了，姥爷都叫小舅把我送去。稍大一点了，我自己能去能回了，姥爷还是不放心，依然叫小舅送我。从姥爷家往回走，先爬上一个山坡，经过墙框家西，走石匣庄里，到了东得水村东，已经走了大约一半的路程。每次都在路边石坑旁，找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歇一歇。旁边有一“破四旧”毁坏的山神庙，只剩下一块做工精细的碑帽躺在一边。小舅不大爱说话，我也一样，没有多少话头，一路上也没有多少交流。

小舅当兵走了，他的一些旧书被我翻腾了出来。那些书都是“文革”前的初中课本，是三舅以前用过的。三舅是二姥爷家的。二姥爷家六个女儿，只有三舅一个儿子。姥爷兄弟两家儿子排行，他排第三，所以叫他三舅。小舅排行第四，我们都叫他小舅。小舅是姥爷儿女中最小的一个，在堂兄弟姊妹十二个中也是最小的。三舅是沂水十中（后称官庄中学）第一届初中生，“大跃进”那年入学，又赶上困难时期，生活极其困难，依然坚持上学，很不容易。中学搬迁到了我村，就吃住在我家。虽然没有好的给他吃，能有热汤热水，比在学校生活是好一些的。那个年代，一个村少有一个初中生，一个公社也不多。三舅毕业后，当民办老师，后来转为公办，教了一辈子学生。那些旧课本上有一些繁体字，认读起来有些困难，但我对历史和地理还是很感兴趣的。北京“山顶洞人”云南“元谋猿人”，还有“九九歌”等，就是从那些课本里学到的。那些课本陪伴了我好长时间，弟弟妹妹们也都看过，只是没太爱惜，到处扔到处放，后来也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姥爷攒了几年的劲，砸了所有的旧房，在原来地基上盖起了三间新堂屋，并整修了大门、院墙、猪栏等，院子比原来方正了。那是为小舅结婚准备的。姥爷家住在山沟里，但是垒墙的石头却比较缺，所以盖房子，窗台以下用石头垒砌，其上则用马牙砂掺上一定比例粘土“打墙”。“土土墙”很结实，也保温，冬暖夏凉。那一带的村庄，过去家家户户都住那样的房子，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上学了，我也一天天长大了，假期里都去姥爷家住几天。姥爷性格温和，从不高声说过话，对我这个外甥也是如此，我也没见过姥爷生气的样子。老爷俩交流过什么，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但给我讲的垛庄王氏逸闻，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姥爷说，垛庄王氏迁来得很早，也是附近一个有名望的大族，垛庄石坟、吊棺以及它的故事，名闻乡里。砌坟石匠如何救出陪葬的童男童女，守墓人错失出一升“葫芦头芝麻”官的良机；用枪打下了“黑人黑马黑刀枪”，于是王氏出了一批铁匠，多达九十九支铁匠炉。垛庄王氏的轶闻，我是第一次从姥爷那里听到的。那是一个晚上，爷俩躺在他东里间的土炕上，姥爷不紧不慢地讲，我静静地听着。彼情彼景，就在眼前。

姥爷五个子女，三男两女，都叫他“大爷”。娘说，姥爷命里与儿女不合，叫“大爷”等于替别人家养孩子，彼此才相安无事。娘她（他）们叫二姥爷，不叫叔而叫“二大大”。我们那一带，过去父亲都叫“大大”，自己叔也叫“大大”，是姥爷家那村以南以北就是分界线，据说直到东边很远的胶莱河，都是这样的风俗。

姥爷生于九月初九重阳节，我的生日是闰八月初九。娘说要不是那年闰月，就和姥爷一天生日了。那时候，家里人口多，生活紧紧巴巴，娘也没给姥爷过过生日。孩子们大点了以后，娘在姥爷生日那天，带着一点好吃的去看望一下。姥爷很重视，把二姥爷、大舅二舅都叫过去，一起吃顿中午饭。两三个小菜，一小盆熬山豆角，虽然简简单单，但一家人聚一聚，啦一拉家常，都很开心，姥爷也很高兴。姥爷有腿疾，娘说姥爷小时玩耍，跳一不高的墙头，一个大人好意喊了一句：“好上点，不要闯着腿”。不料一语成谶，伤了右腿。虽然走路影响不大，但伤口却长年流脏水，还有异味，困扰了他一辈子。

我在公社基建营那几年，尤其是住下谭家沟那一段时间，去姥爷家的次数就多了。虽然上沟爬崖，路不好走，但离得近，还是比较方便的。姥爷那时七十多岁了，借住在别人家的房子里。他一个人过，家里也没有什么活，我就是把水缸挑满，陪他说说话。每次都是下午放工去，第二天一早返回，也不耽误上工。

姥爷一九八〇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那时我刚到外地工作，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在他“百日”坟的时候，我正好在家，陪母亲去给他上过一次坟，算是与他最后一次的“告别”。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成了老年人了，但梦里还经常去走姥爷家：转过一个胡同头，姥爷家大门半掩，似乎是等我回来。他的面貌，从来都不清晰；更多的是只看见他的背影，更没有过语言上的交流。突然想起，应该买点好东西给他吃，但不是找不到买的地方，就是有别的搅扰，每每未果，遗憾不已。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外甥是姥娘家的狗，喂饱了它就走”，这不是特指我一个“外甥”。但既然是俗语，说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已经亡故的亲人，不止姥爷一人。我的奶奶，我从小跟她吃跟她住，二十岁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我却从来没有梦见过她。与姥爷梦中相遇，或许是与姥甥同日而生的缘故，或许是姥爷说过的那句人们常说的俗语，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不是姥娘家狗，我是姥爷的亲外甥。

2021年12月19日于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