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事如云烟

阿金

第三章 懵懂少年

成长在七十年代的人非常特殊，我认为那一年代是一个历史的夹缝，之前的六十年代“文革“，后面的八十年代“改革“，这两个年代都很激荡。七十年代夹在两者中间，看起来既没有六十年代那样高亢激昂，也没有八十年代那样豪情万丈，它好像是一个过渡期。之前最激烈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八十年代发生的一切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

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我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我生活的这年代是一个喘息的、缓冲的年代，也是孕育着未来的年代，在七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最富有浪漫色彩的青春经验非常值得留恋。

那年代我上了公社的初中，每天都要走十多里鸟不拉屎的山路，还要经过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早上六点我就得起床，先在家里做饭、煮潲、喂猪食，还得一边做作业、背诵课文。七点一路小跑去学校，八点准时进教室。那时的初中学校是一个李家祠堂改建的，四条门一关，迟到的学生就得站在校外，接受老师的跑步训练或罚站蹲马步。

我第一次进百岁门中学，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刚进门我就被这个祠堂的富丽堂皇惊叹不已。

进祠堂门前有一条田埂，竟然是条蜿蜒的青石铺成的石板路，石板用很大很长，宽厚不一的条石铺成，中间毫无缝隙，几百年岁日沦桑，路面依然平整，路人的脚板将原本粗糙不平的条石磨得光光溜溜，呈现出种种印迹花纹，这一历史年代的石板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人世间悲欢离合。古人没有修水泥路的智慧，但路的硬度堪比现代的沥青路面。

祠堂青砖灰瓦的外墙、庄重的门楼、走廊上雕龙画凤的檐柱。门口有双石狮把门，仰望，大门牌楼高耸挺拨，上有彩龙腾空欲飞，画中神仙踏云驾雾。二层是木楼房，二楼四周都有走廊，楼面用木板造成。刚进大门是前厅（现作厨房），厅上是戏台，现在用木板隔成数间作为我们的宿舍，再进去是天井，天井，可以使祠堂疏风透气和采光，使其更加明亮；两侧有通向正厅的走廊，走廊两侧的木板上雕刻了许多的花花草草，快进正厅时有两根雕刻了栩栩如生荷花的荷花柱。在正厅的梁柱上有许多我叫不出名的雕刻，幅幅都那么生灵活现的。行过走廊就到了正厅，这里并没有那么多壁画，似乎缺乏了古色，但屹立着的两条石柱却很有神气，很宏伟，高有六米，上下两端却雕刻得很精致，有许多祥云缭绕在其中，整个大厅就显得古朴而又雄伟。从正厅旁边的小门进去就是后堂了，天井两侧是看戏的厢房。现在改成了四间教室和教师住房。戏台屋檐上瑞兽呈祥，戏台四周彩绘苏武牧羊、桃园结义等戏曲故事。天井是露天的，现在用作集会的小操场。进去是后厅，没有楼面了，显得很高很威严。听说以前这里叫享堂或祭堂，之前还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每到清明，族人从四面八方回来扫墓，祠堂里杀猪宰羊，请乐队戏班，每天三四十桌人吃饭，要热闹十多天。这个宗祠现在用作学校，好像很协调，九个教室，三百多学生，三十多个老师住在里面，还很宽松。

　 我每天要在学校搭中餐，自己带米和菜去，放在一个饭盒里。一到学校先把饭盒交给厨房，中餐时拿回教室去吃。一个学生每期交搭中餐费四块钱，那时我家依然很穷，为了节省每期一个人的搭餐费，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和我哥共一个饭盒（饭盒是煤矿工人下井时带的大铁长盒，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10厘米高，装一斤米的饭绝对没问题的）。我还把这种舞弊的做法告诉李爱华扣唐平元，让他们也这样做。可有一回，碰到了一个较劲的团书记李本权，他来厨房清查，认定我们捣乱了，他也不说什么，只要我和李爱华把那盒饭端进厨房里，守着让我俩把两大盒饭吃完。李爱华牛高马大，吃两个人的饭倒没问题，不一会功夫，一大盒饭就见底了，但我个头矮小，精瘦猴尖，哪能吃那么多呢，又不能让他知道我蒸饭作假的事，不然得补交四块钱，还要通报批评，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吃起来，可后来真的是吃不下了，边吃边把饭拨到地下去，李书记冷嘲热讽地说我：“你家那么富啊，把饭拨到地上去啊，你嘴烂了啊，等下把掉地上的饭检起一起吃进去昂。“此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的刷刷滴落出来，后来竟然委屈得泣不成声了。也许他看我真的可怜，就放了我那一回。但在我一生中，我都清楚记得那一次受戏弄的情景。让我既恨又怨，初中最后阶段，学校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极不情愿见到那团支书而迟迟不愿意入团。

我只在初三最后一期才寄宿学校。全部寄宿男生就住在那个戏台上，听人说以前祠堂是摆死人的地方，常闹鬼，这样，谁还敢晚上乱跑，晚上好多人要撒尿，不愿意下楼去，都撒在阁楼上，对着墙壁解决后一直流到舞台下，一到出太阳的天，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臊臭味。臭虫跳蚤遍地都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晚上睡觉不痒不痛才是不正常的呢。

那时，宿舍生吃菜都是星期一各自从家里带去的，有些家庭条件好的、贵气的学生，星期三家里会搭些菜来。我家本没什么吃的，想要星期三搭些菜来那是奢望，也从来没有过的事。那时我星期一所带的菜一般都是从坛子里挖出的酸豆角、酸辣椒，有时连炒一下都做不到，更不用说用什么油了，好多次，一到星期三的时候，我所带的菜瓶里都浮出一层厚厚的白雾来，酸臭酸臭的，我都不敢打开瓶盖，但还得要吃饭，我就用筷子头从里面酹一点盐水，勉强可以吃完未来的三天。有时我的同桌唐平元和堂兄李立新看到我这副样子，辛酸之余，他们会匀出一点菜夹给我。只有此时，我才感觉自己有掉进天堂般的甜蜜，因为他们家的菜都是用猪油炒过，香喷喷的，而且里面还有些肉丝或者鱼腥味。

那年头，我对鱼肉的渴求远胜于现在我对洋房、洋车的渴求！那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今后有肉吃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了。至今，我都喜爱吃豆腐干炒肉， 也许，就是当年的梦想成真了吧！

苦难依然围绕在我身边。刚进初中，我家五兄妹都在读书了（我母亲七年生了我们兄妹五个），尽管学费不多，小学一年级一学期两块五，初中每期也不过十来块，但家里五个书包，而且都是吃货，没劳动力。家里只有我母亲一个人的工分，和我父亲还是二十多块钱一月的工资，家庭开支远远入不敷出，根本不能维持这一大家子的基本生活保障。吃、穿、用、住比以前更艰苦了。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爸从外面买来一些木料，自己做了一些泥砖，买了些瓦片，和我三伯一起，在原来的房子后面加了两间小房，一间用作厨房，一间用作卧室。多少花了一些钱，使本来桔据的生活更是雪上添霜了。

　　一家七口住在两间房里，一共三张床。我和大哥都十三四了，还得睡在一起，小弟妹三个一张床，他们经常尿床，过不了几天满屋子里臭气熏天，苍蝇、臭虫、跳蚤，虱子是我们家的常客。特别这种体虱，令我讨厌至极，它们主要生存在人的衣服中，大多集中于衣领、衣缝、裤腰处。被虱子咬后会奇痒无比，忍不住用手去挠，很容易挠破受到感染。尤其是在冬季穿着厚厚的棉衣，虱子更是活跃。每天脱掉衣服钻进被窝，我妈就会翻检着衣服捉虱子，这已成为一种常态。听着“咯嘣”“咯嘣”的声音，看着满指甲盖的鲜血，有种报仇雪恨的感觉。有时虱子太多，干脆用牙去咬衣服，“喯儿”“喯儿”响个不停。据说有的大人还会脱下衣服，放到碾子上去碾，以达到消灭虱子的目的。每逢出太阳的天，我母亲会把所有的被子、衣服搬到太阳底下暴晒，还在衣服、被子缝里抓跳蚤，每当这时，我都会围拢去帮着抓蚤子，有时看见衣服缝里成群结队的虱子时，我的心都起出了鸡皮疙瘩，我会使劲的挤死他们，有时实在太多了，就放在煤油灯下去烧，“啪啪啪“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也许比当年林妹妹喜欢听撒扇子的声音更惬意，更爽快。有些蛋花无法处理干净，便把衣服或者被子放在茶枯水里去浸泡，过一会后，水面上会浮出一层麻花。

生虱子，最主要的就是卫生条件不好。在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衣服很少换洗，这就给虱子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尤其是冬季，一冬就一身棉袄棉裤，基本能把虱子养肥。这东西还能传染，一个得了，跟他密切接触的基本也该生虱子了。常常是一家人都有虱子，或者是在一起住宿的人都能够互相传染。记得以前有个说相声的，曾提到过虱子：“我这人心善，逮住个虱子不忍心杀死，怎么办？看前边有个大胖子，唉，塞他脖领子里”“你这叫心善啊？你这叫缺德……”，逗人一笑。“虱子多了不咬人”, 那是人们无可奈何的话语。干一天活来, 早已累的够呛，顾不上虱子的叮咬，就己进入梦乡。那个时候人都很穷啊！人穷就显得志短，思想更是陈旧，没办法，就让虱子任意姿行，所以这也是“穷生虱子富养膘”的真正含义了。

为了生计，我母亲做起了一些小本生意来。

先在家里开了一个豆腐作坊。每天出完集体工后，回来作豆腐，一直到深夜才能忙完，我那时一般帮着浇火、磨豆子、压豆腐。第二天清早我娘就要挑出去卖豆腐。家里所有家务活都得由我完成。

后来我母亲又做烧酒生意，兼做酒并药生意（用艾叶，细芯合在糯米里发酵而成）。做酒是辛苦活，从做酒饭到熬出酒，每一步都要花大力气。做酒并药，也不知道我娘从哪里找来的偏方，制出的土并药出酒量多而且香甜可口，价格也比别人家的便宜许多，因此，附近村落的人都来我家买这种酒并药，一时生意火爆，还吹捧我娘聪明能干，勤劳善良。后来，此配方我娘只密传给我。

我母亲单薄的身体就是从做酒时垮下去的。那年，我母亲得了严重肾炎病。每次，看到我父亲用手去压我娘的皮肤，陷进去很深且泛白，很久才复原，就得知肾炎严重，我都伤心不已，面对母亲苍白的脸，浮肿的皮肤，我们都无能为力。去医院治疗花了不少钱，都没效果。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家里条件宽裕了，我爸逢赶场就去街头买老鸭，不是单只买，而是整笼鸭都买回来，逼着我母亲每天一只鸭，才把我母亲肾炎病彻底根治，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就更加重了我家庭的负担，这些年，需要我帮忙的事就更多了，清早起来我要帮忙把缸里的水挑满，把所有的锅清洗一次，还要帮着烧火，做家务，到快七点的时候我才能吃饭上学，一路我都是小跑，而且走路还得拿出我的课本来复习一下要背的课文。下午要按时回来，帮着装酒槽和喂猪、清理场地。晚上还要帮着做米酒发酵的事。一整天我都得忙乎乎的。

初二那年，我家准备要在一个小山头上建造房屋。这下我要做的事更多了，几乎在家根本就没有读书的时间。光挑屋基就花了我们一年多时间，我妈出完集体工后，就在工地上挖土，我爸回来后要做的事更多，他自己学做石匠，一边挖屋基础的土，一边去山里打石头。

说起挖屋基的事，真是苦煞了我那可怜的父母啊。开始挖上面的土还很容易，越挖到下面去，土硬度越大，不能用一般的锄头挖，我爸就买了几把洋锅锄头，一点一点的挖，有时碰到有石沙土的地方，锄头都挖出火星来，还会把洋锅锄头齿挖弯。我爸白天上班，晚上他就赶回来，和我妈一起借着星火把一天耽误的工事补回来，一般都要干到晚上十二点后才回去睡觉。手打成疱，脚磨出血，嘴皮干裂，皮肤粗糙，眼冒金星，头发沸燥，他们都不当一回事，一段时间后，手再磨成茧，手臂也抬不起来了，腿脚不能伸缩，一觉醒来浑身酸痛，有气无力，爬起又躺下，站起又坐下，但是工程不能停下，他们还得继续劳作着，一幅当年愚公移山的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院子里的老年人，男男女女四五个，有事莫事总爱围着我父母挖屋基地，还变着花样地说出一箩筐的鼓励、表扬、赞美、夸张的话语来，诸如：肖陂冲你屋是第一块招牌、你家人聪明、能干、善良，老人们偶尔还步履蹒跚，来帮着挖土装土，这让我父母像打入了鸡血样奋发前进，让我父母像铆足了发条的闹钟样永不停息。

要让那座山挖开。挖的功夫比挑的事要难得多，但要挑出这些土也费了我父母不少精力，先是一担担的挑，后来肩膀实在担不动了，就想起用斗车运的办法，我爸向煤矿工人借了两台斗车来运土，省了不少的事。但是还是没有用肩挑那么方便，所以大部分的土还是挑出去的。那一时期，我爸在学区搞扫盲专干，去单位上班也很自由，所以一般都是有事才去走一次，匆忙的就回来继续挖土。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挑出了一块屋基地了。最高处有六米多，宽度大概30多米，深度包括前面用土填的至少也有二十多米。7500多方土，都是一锄一锄挖走、一担一担地挑开的，一个伟大的工程，让多少老人赞叹啊！一年来我父母比以前更瘦了，也晒黑了不少，仿佛一下老了十多岁。我读书回来，也不能闲着，做饭这样轻松的活再也轮不到我了，由我弟妹完成了，我要做的就是挑土、挖土。记得当时我的背膀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上身赤膊在太阳下劳动，根本没有一点肉色，黑煤炭似的。而且长期没有营养补充，长得面黄肌瘦。本来矮小的身材更不像人样了。我去学校的时候，大家再不叫我的名字了，都叫我“灰脚猫肉“。挑着超负荷的重担，我每次都是精疲力尽，几近崩溃。当我挑不动的时候，我爸就痛骂我，说我是一个废人。还说如果读书考不上大学的话，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半残废“。现在想来确实也是很有道理。

挑完了屋基地，又要自家做红砖，当时我哥承担了全部做红砖活，我只是一个帮手。我一放学回来就得在太阳下帮着端砖、做砖、和泥、挑水。也学会了做砖的技术，我一次可以同时做三个“三六九“四个“二五八”规格的红砖，一天也能做七八百块砖呢。半年时间我俩做了三万多块红砖，但一场大雨冲倒了一大半，辛苦换来失败，那种失落感让我年幼的心泪奔了好久。做完红砖后，又要请人装窖、烧窖、出窖，这种技术活我帮不了大忙，院子里隆田叔很在行，我跟着学到了许多东西。

太阳下暴晒的感觉只能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汗水和着泥水直往裤管里钻，时间长了，屁股下会积聚过多的盐分，屁股珠子会肿胀起来，生痛生痛，连走路都很困难。那种烈日下劳动的强度，可不是一般的、一个十五六岁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我多次在劳动中中暑昏倒过，但醒来后还得继续劳动。

红砖倒了，得做泥砖来补充。我爸从田地挖出一块地来，用水浸泡几天，加些稻草，和些牛粪，再用牛来回踩泥，成浆糊状后，一担一担挑到田基上，倒入泥砖盒里，使劲用脚踩实，踏平，把砖盒轻轻拉出，一块重达三四十斤的土砖做成了，太阳下晒干成乳白色，码好，盖上稻草，就可以挑回去建房了。碰到下雨天，所做的砖又会前功尽弃。这种砖很实用，盖成的房屋会冬暖夏凉，隔音防火，坚固耐用，使用一百多年都不会变形。

经过两年日夜奋战，一切准备就绪，请人把房子砌好了，但屋顶的桁条和椽皮还没有着落。

当时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没钱买桁料和椽皮，我父母就去金洞林场，求助我大姨父，他当时在林场做场长了，想了许多办法，帮我家弄了些杉树尖尖作桁料。这些杉树尖尖，有些是林场，间树间出来的，有些是大树截去有用的木料留下的尾木，这些木材大都是作柴火出售，烧木炭用的，价格都很便宜，让我爸检了个漏。但椽皮太贵，根本买不起，我爸妈正在犯愁，后来我爸在林场转了一圈，在锯场旁，发现了一堆杉木边皮，仔细比对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央求我姨父：卖给他作屋顶椽皮！我大姨父耸了耸肩、瞪着一对大眼睛、拉长着一张笑脸，死死盯着我的父亲大声喊道：你是穷疯了吧！那是一堆柴火，没人要的东西，你竟然想到建房作椽皮用，肯定用不上的，不能要，不能要，就是送给你，运费都不划算。在我父母执意要求下，最终还是把一堆废柴装回来作建房椽皮用了。

别人都说：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但这话对我父母根本不管用，应改为：贫穷激发了人的智慧！

一堆废料是装回来了，但要把二指大一小块、不足一米长的边皮钉到屋顶桁梁上，难度真的很大，请人工肯定不划算，也没有人会做，因为自古从没人这样做过，全仗我爸胆大，独自一人把五间房、287平方的边皮全钉好了。其间，我及大哥，正科表哥帮了一些忙，只做用钉子加固工作（钉子比正常建房多了一倍多）。

用树边皮作屋顶椽皮这一独创，也只有我爸想得出，几十年来，我再没看见谁家这样钉过椽皮，真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2022年9月我回去翻新房屋，加盖红瓦，师傅们掀开旧瓦片，见到整个屋顶，被钉得乱七八糟、像老和尚百纳衣样的椽皮时，都摇着头，叹为观止，脱口说了一句：难为你老爸了！为盖红瓦，只得掀掉原来所有椽皮，用十字木作红瓦框架，还替换三十多根桁条，工程量和用料都比人家多了一倍。

盖瓦也由我们几个完成的。盖瓦也是门技术活，先要从一堆瓦里选出优质瓦作槽瓦，稍差的作盖瓦，槽瓦第一块头朝下，其余都要头朝上，盖瓦全部头朝下，要从檐口边往上盖，碰到权皮不平整的要加瓦片垫平，盖瓦一定要稳固，不然风吹雨打、猫抓老鼠都会把瓦弄散，槽瓦更有讲究，要仔细检查，水路一定要通，盖不好槽瓦，水就会倒进屋内，复查都没有办法。主梁上的瓦更难加固了，不但要两边加瓦，瓦面上要用红砖和石灰浆压实，不然一出状况，整个瓦面都会往下滑去。

新房子建好后，全家都很开心，但欠下了一屁股债，真的应了我二伯当年说的一句话：莫钱何必把脚跨那么宽，建那么宽的房，看你今后如何收场。

接下来的苦日子更加变本加厉了。吃“红锅菜”的日子已成常态，穿别人不要的衣衫已成习惯，全家人都饿得尖嘴猴腮，面黄肌瘦。我更成了“农不农，怂不怂”的典范了。

为挣些小钱贴补家用，我二姨建议在我家开一个代销店。货由我爸从十里开外的地方一担担挑回来，我放学后，一般由我负责做家务和守店的活。期间，我学会了用纸包白糖的活儿，这活儿看似容易，但要包得四面棱角清楚，没有真功夫是包不出来的，我娘包出的糖果最漂亮了，四方登登，棱角分明，高贵华丽。我包出的糖果也让院子里的人赞不绝口。我还学会使用算盘做加减法的技术，当时，我的口算能力相当不错，但我用算盘算数比我用笔或口算快多了。

到初三的时候，我家又做起擀面条的生意来了。这也是一件辛苦的活儿，有许多的程序。首先要和面，把面和的不硬不软，要注意面与水的数量比，经验丰富了就能掌握，用力地和，和到面筋光滑透亮。再在案板上放上面粉，拿起擀杖，用力压面团，慢慢的压，把它压成饼，能包住擀长了，就再滚动擀子，使它像开车倒车一样。擀成片了，再放到擀面机里，通过多次的挤压。用擀面杖将擀好的圆面片卷起,一层一层地将面片叠起来，象折扇子的折法，中间也加些面粉。再换擀面机的刀片，就能切出一根一根的面条了。凉干就可以拿出去卖了。这其中压面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摇动擀面机更要费力。后来我家又买回了一台柴油机代替手工摇面机，就省力多了。

　擀面、卖面的活儿，我都做过。记得我卖面的时候还闹出许多的有趣的笑话来。那时卖面是“称称麦子称称面“，就是说一斤麦子换一斤面，再加每斤二毛钱的手续费。所以挑出去多少斤，回来也有一样重。我那时的个子不是很高，一头挑着面，另一头在箩上放一个啵箕，在啵箕里装麦子。在下一个田埂的时候，突然萝撞到田脊上，把啵箕里的麦子倒了些到地上了。我不知道怎么做，老远有做农事的人就大声说，倒地上可惜了，要捡起来啊，于是我弯下腰，硬是把田地上的麦子一粒一粒地捡回啵箕里　。有些麦子掉进土坑里，我用手挖出来摸掉土灰放进啵里，没想到，围过来许多看热闹的人。

每年的大年三十是去市场卖面的最好时机。我连续三年在这个时节，挑着一担八十多斤的面条，去十五里路远的包圣殿市场去卖。遇到好年成，踩着箩筐卖，连碎面都被人买走，但有一年生意谈了，在市场里没有卖完，我就沿着东村岭，双江口，车元一带，走村窜户地叫卖，一直把全部面条卖完，到晚上六点多我才回到家里，家人都在焦急地等我回来吃年夜饭呢。

那时候，我家饭堂中央挂的是毛主席像。两边墙上张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知道苏联是老大哥，美国是纸老虎。

我从上中学那天起，就知道自己的一个最大目标是为了考上大学。为了高考，我们学习，我们上课，我们上晚自习。

那时没有电灯，我们就用煤气灯照明，想起那时用煤气灯的岁月，还留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呢。每到上晚自习前，我班那些成绩好的、会发煤气灯的同学，不辞辛苦地摆弄着那神奇的灯，我们都会围在旁边，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这种灯与家里煤油灯不是一个原理，不是用灯芯自然吸煤油而燃烧的，而是在煤气灯的底盘上安装了一个抽气装置，应该是利用加压的空气将煤油雾化并与空气混合燃烧，类似于打气煤油喷灯的原理，通过明火点燃纱罩上的油气，实现照明的效果，而那个易碎的灯泡则是利用焰色反应来增加亮度，这种灯的亮度至少相当现在室外太阳能灯，足足可以顶一个100瓦的白织灯泡，很刺眼，不能用眼睛去直视。但是当碰到这种灯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失望。很难维修的，马上去找物理老师邓祥元老师，他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煤气灯的疑难问题，还给我们讲解煤气灯发光原理，什么气化，液化知识都是那时候接触到的。

那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学习的主旋律就是考上好的大学。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记得我初三那年，国家刚恢复高考不久，我院子里好多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在想着参加高考，甚至还只有认字基础的兄弟也想着参加高考。我有几个堂哥，每天出完集体工后就聚集在一起讨论书中的知识，记得还为不认识的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如：“老挝“二字有一个大兄认作“老爪“、一个认作“老过“。我当时也分不清是谁对谁错。只知道他们在努力学习，都想参加高考，考上好的大学，跳出农门。

好在，我们的学习压力没有当时的中年人那么大，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压力。虽然高考比现在要严格得多，录取率也低得多，但大家没认为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喊着：行行出状元，去罗马的路千万条。这得感谢时代，那时候的老师还不像现在这样凶狠，父母也不像现在这样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一毕竟我们有兄弟姐妹，我们不行了，还有望子成龙的希望。而现在的独生子女，压力来自四面八方。除了读书，就什么都不要参与，也不要关心，真正是时代的“骄子“。

在中学的时候我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记载的是每天的感受和生活，把自己的忧虑和不如意都写在那上面。小心的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空间里，防范着每一个人。但又按捺不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故事和心情。

第四章 走出大山 苦苦求学

上高中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进城。

我总也忘不掉，在我去县城读高中时，父亲送我的那一幕：父亲和我同时收拾行囊，同时来到家乡的汽车小站，给我买了一张价值一块八毛钱，去祁东的车票，就返回上班了。我爸在送别我最后一刻，只说了一句：今后的世界将属于你的了，你自己去闯荡吧！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啊，我还不知道祁东在哪一个方向呢，怎么也得要送我到祁东吧，但父亲说完，头也不回就匆匆离去了，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又收回去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沿途欣赏着路边的风景，心情还很愉悦。时间也过得很快。在祁东横马路的站台下的车，下车后，我真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在站台那摆放着的一条长长的木凳子上坐了一会，环顾四周，很少有人在走动，旁边有一间低矮的房子可能是售票的地方。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大叔模样的人走过来，我急切向他打听去二中的方向，于是，我挑着一担用麻袋装好的行李，向西而行，边走边打听去二中的路线，记得在一个转角的地方，找了一个伯母形象的妇女问了路线，她讲了许多，七弯八拐的地名，我一点都听不明白，只问清了大致方向。大概二三里的路程，走走停停，走了近一个多小时。幸好，一切都感觉新鲜、好奇，即使挑着行李也不感觉很累，一边走，一边寻思：父亲真是狠心的父亲，送都不送我一下。可后来发生的事，终于让我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是想要我自己去面对新的生活，我一到学校，老师看我能单独来学校，就问了我许多家里的锁事。也许缘于此，在选班干部的时候，老师要我做了团组织委员，这就奠定了我在读书阶段当班干部的基础。后来一直做到副班长、班长。我的性格也在此时逐步成熟起来了。

在高中读书期间，父亲常教导我“学习要高要求，生活要低标准“。这也成就了我一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父亲怕我在学校里饿肚子，每次都从家里炒些熟面粉搭来，让我泡开水充饥。为了鞭策我努力读书，父亲还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经典语录，“读高中，不能上大学，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半残废了“。每每想到在家里挑重担，而无法承受之时，我都会不自觉的勤奋学习了。

进入高中，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在这里，我结识了永生难忘的朋友。朋友圈也从以前农家子弟族上升到富二代、官二代等贵家子弟族，还和我以前仰视的舅表姐、表弟分到了同一班级，刚开始多少有点自渐形刿，渐渐的感觉都很亲切，大家都亲如兄弟姐妹。

学校生活也比我家里好多了。那年二中食堂新来了一个堂长叫张也良，他办伙食很有一套，除把我们交的生活费全部用完外，还把上年余下的伙食钱都给我们吃了。我们谁过生日了，还有生日餐吃呢。平时我们都有三个菜一个汤，八个人一盒饭够我们吃饱了。在学校每餐的生活都比家里过年的还好，所以第一个学期我回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人都惊奇我的变化了：个子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也胖了许多，皮肤也比以前白嫩了些，甚至连说话的嗓音都变了。

到第二学期的时候，可能我发育得较快了，热量需要得更多，我有些吃不饱了。在学校走廊里有一个卖面包的老婆婆，喜欢叫我买她的包子吃，那包子做得实在太好吃了，甜甜的、香喷喷的，软棉棉的。老远就能闻到她那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每次都让我忍不住要去看看。她的的面包种类很多，有肉包、糖包、馒头、卷子。形状各异，长的方的椭圆的...我喜欢她的肉松面包，松软的面包中间放着可口的猪肉松，咬一口下去就再舍不得放下。每次买了一个包子在手里，我舍不得一下就咽进肚里去，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品味着那微微酸甜的面包香味，越咀嚼感觉越香甜。那时每个包子要五分钱，一天能吃一个面包，那是我最奢侈的零食了。现在，每每回味那时的面包，都忍不住满嘴的口水，很想再吃到那种面包的味道。好多次，我想再寻找到那种感觉，可不管是在当场的试尝品，还是买回家的面包，都有一股浓浓的香精味，而且吃完后还感觉肚子不是很舒服。那有那时的面包的味道纯香，柔软绵滑呢！读书的时候，我们听说卖面包的老婆婆，用卖面包赚来的钱建造了一栋好大的房子，现在想来，即便是微利，只要做得好，也会赚大钱的啊。

　　在二中的岁月，我确实尝到了人间还有美味。但是长期养成了吃苦的习惯，我觉得吃什么都有味，我对细小味觉差异从来都不敏感，别人说鱼头鱼尾味道不一样，猪肉不同部位的口味也不尽相同，我总不以为然。后来有人评价我对吃的观念是：除了桐油干狗屎，什么都能吃。

高中第一年，我交的学费和生活费才一百块，年底结算的时候，还给我退回四块钱。平时不需要再交什么杂七杂八的学杂费。那时的办学是多么的清纯和高尚啊。

我在高一的时候，最喜欢听蓝正兴校长给我们作报告了。他那纯正的普通话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灵，还有他深入浅出的事例能激起我勤奋向上的热情。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那样亲切、感人。每次听完他的报告，我都要回来写一篇很长的日记，以表明我受到感染，要努力学习的决心。他真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还记得他在那年的春节晚会上，他和高而和副校长一起，表演了一个相声节目，是以他肚子里的词汇量为题材，高校长每摸一下他的肚子，同时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出一个动听的词语来，那优美的形态和恰当的词语让人捧腹大笑，最后高校长摸了蓝校长肚子问“你有几个孩子“。他回答“独一无二“。我记忆犹新。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深，如果说我有偶像的话，蓝正兴校长就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偶像了。

高一那年，我的身材也变化很大。父母亲考虑到，我不能再穿别人穿过的、或别人不要的衣服了。春节期间，请了我院子的贺隆根裁缝，给我做了一套我一生中第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新衣服。是青包的西服，裤子有一点小喇叭。第一次穿在身上，自我欣赏了好久，在心里也思想斗争了几天，想：出去见到熟悉的和不熟悉人，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时，我该如何去应对？终于，我还是不敢同时穿上这套衣服和裤子出去，先穿裤子出去走了几天，后再把新衣穿上，因为我怕太显眼了，会在别人的闲话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穿新衣赏时我都习惯低着头走路。说白了，我很怕羞、更怕被别人议论。这也许就是我一生的劣根性：只穿固定地的几件旧衣服，如果穿上新衣服给熟人看见，感觉浑身很不自在， 我是不敢穿出门了。我一生中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敢把自己打扮得太亮丽，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苦命，我的形象从来都没有得到别人首肯过的缘故吧。这些年，我的一些朋友总劝我，买些贵重的衣服穿，可是我总不放下我的劣性心态，即使买了也不会立即穿在身上，压在柜子里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拿出来穿一下，这不仅仅是我很小气的缘故吧。我一生注定是以朴实的形象存在于这个世界，似乎与世无争的个性分不开了。

漂亮和潇洒从来与我无缘。我承受不了别人对我穿着上的注意和赞美。这就是宿命。

我们的宿舍是一座旧式四合院，低矮潮湿又不太通光。但是我们宿舍十二个同学都很友好。记得有一个同学经常患病卧在床上，连上课都不能坚持去教室，许多次都是我们轮着帮他打饭，他的床边经常是一堆一堆的口水，我们见了有些不舒服，但是没有嫌弃的想法，偶尔还帮忙用煤灰把他床边的痰水扫干净，后来这个同学读完一年后就回去了。还有一个叫刘学林的同学，有一天晚上突然阑尾发炎，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我们叫上老师深夜把他抬到医院，他的家长没有来，那晚由我一个人守在医院的床边，到天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冷，没有办法，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四处跑动才沒有受凉，度过了那难涯的一个夜晚。

那时尽管我家很穷，身边总是没有零花钱。但是对待比我困难的同学我很同情。记得有一个彭姓同学家里父母都病了，经济很困难，我听说后很想帮他，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后来我偷偷把五斤粮票塞进了他的书桌里，他很惊奇地发现了这笔意外之财，也没有过多的声张，我心里很开心，但到现在我都这个秘密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高一我都在好奇和兴奋中轻松度过，到高二的时候，我才想到要读点书了。我班读书的苗子真的很多，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能赶上他们，我不断地摸仿别人的读书经验，但照别人的经验用到我身上就不灵验了。好多会读书的人，只注重书本。他们平时做的题也不是很多，但是每次做题，都要争论得不可开交。特别在一些物理问题上，我常看见刘景云、刘武民、彭伟民、肖军信、匡京龙、彭中华等同学有许多争论的问题，而我很少有机会能和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在考试前，他们总要把书本从头到尾读一篇，那怕是注释的内容也不放过，更重视其中的例题和习题。我还是用起以前在初中读书时的经验，用好我的草稿纸。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常常。也许我的智力水平就只要那么高，一生也只有做一个平庸的人了。

高二学校的劳动任务多起来了。学校的大小卫生都是我们自己完成，那时我们搞卫生的认真程度现在都无法想象，要把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玻璃要一尘不染，水沟里的水要能洗得手和冲得脸，墙壁上不能有一点异物，路上有一片树叶都要捡起来。那年，我班还承担了一个重要劳动任务，就是要把后山的一个池塘的淤泥，用桶挖出来。我们排成长队，接力式地把装满泥沙的桶传到塘岸，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才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那次我的脚被玻璃划伤过，包扎后继续参加劳动。还有几个城里的同学先不敢下池塘，说怕蚂蟥，后来看到我们干得很热火朝天后，也一个个脱掉鞋子跟着下来了。到期未的时候，我们高二年级参加建设育贤学校的队伍了。我们每天下午最后两节课，得去砖窑里帮着挑红砖。这活儿可是我的强项，我每担可以挑十八个红砖，来回如飞。让好多同学刮目相看。那年，我们还至少捐赠了两块钱，修建育贤中学，我捐的钱是最低档次，只出过两块钱。听说一中的曾郁古老师捐了一万块呢，后来校长由他做了。那时的一万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高三了，我们的学习更紧张了。我的班主任曾晓林老师（带完这一届就做行政领导了，做二中教学副校长后退休）是一个很负责的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他经常把我们作为自己的亲兄弟样对待，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我班全体同学都把他作“恩师”对待，到如今，只要班级同学有群体活动，都要把他拉上，似乎没有曾老师就没有我们的主心骨。他对我们这些班干部也很信任，我们尽心管理着班里大小事务。校长高而和教我班化学，对我班很关注，记得快毕业的时候，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学校后山照相，上晚自习迟到了几分钟，他拦着我们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你们是想留下一时的纪念，还是终生的纪念，要留下一生的纪念就得活出个人样来，不然回到农村去，同学间还有什么往来呢“。我们听后都很愧疚。从此我们学习的决心更大了。

但是到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刻，我心理上出了一点差错，导致终生悔恨。高三的时候，我当上了班里的班长，所以我要做的事也多起来了，当同学们都在发愤备考的时候，我还在做些抛头露面的事。比如，老师安排我坐在后排，便于管理班级事务。最重要的是便于记载同学们的缺勤情况，所以有同学迟来，我都要看看是谁来了，有时可能盯得时间长一些，我都不经意了。后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有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曾姓女孩子，可能她青春萌动得比我早。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去班主任曾老师处告了我一个阴状。在一个班干部会后，曾老师叫我留下，先让我看了看他对班上同学高考的预测表，还好老师把我列入了能考专科学校的行列里，我想能考上大学就行了，管他是专科还是本科了，只要不是中专那一列就好。随后老师和我摊牌说话了，说同学啊，现在是高考紧张时候，你千万不要分心啊，有一个曾某的女同学在我这里反映你，说你在她经过的时候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让她有些不自在，也影响了她的学习心思。今后为了你们两个的前途，一定要远离视线。好好复习啊同学。

我的天啊，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准备什么，就被青春重重的撞痛了腰。说实在的那时我真的还没懂什么事，更不知道人间竟有爱情二字存在。我是一个土包子出身的农民，还有谁会光顾我的领域呢，更何况那时的我，在学校上的形象是一个“灰脚猫肉“呢，我无地自容了，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班主任办公室的。只记得整个下午我都在伤心流泪。到晚自习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叫上了我最好的同学张文生，陪我去二中的操场散步，把我一脸的苦水都倒给了他，他温和的劝说着我，说这不是我的错。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和他努力的辩解着：我观看每个同学的眼光都是一样啊，我是为了记下谁迟到我才看一眼该同学的，我用我自己宝贵的时间为班级奉献，到如今落下个如此狼狈的下场，这不是让我走投无路吗。我从此消沉下去，无心功课，看到同学我都想躲起来，总以为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别人会把我作为异类排斥。更不要说再为班里做什么工作了，大概如此一个多月，别人都在埋头复习，可是我一直生活在这种阴影压抑中，度日如年地过完了一个多月。大考让我得到了悲惨的结局。全班52个学生，大学、中专都考了四十多个，可是我落榜了，让好多人都大跌眼睛啊。我气愤至极，回家第一次喝了一瓶啤酒，这让我父母也跟着我伤心了好几天。一切都是那样自然的过来了。只有再复读一年，可祁东二中的“高才生“到六中去复读并没有得到器重，我只感觉他们都把我视为垃圾、异类、糟粕。我此时除了和雨癫子、再癫子等一起疯外，再没有其他路可走。一年后我勉强进入了衡阳师专。也算圆了一个大学梦吧。